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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在研究商业周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工作的时间比欧洲人多出将近一半左右，但在1970年代的时候却相反，美国人工作的时间少于法国人。为什么不同国家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如此之大？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供给为什么会发生相反的变化？70年代与90年代相比，美国和欧洲的劳动供给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殊荣由一个挪威人和一个美国人共同获得。这两位学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1977年和1982年分别合作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的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并为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位美国学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金融顾问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无意之中，普雷斯科特在研究商业周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工作的时间比欧洲人多出将近一半左右；但在1970年代的时候却不是这样，那时正相反，美国人工作的时间少于法国人。为什么不同国家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如此之大？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供给为什么会发生相反的变化？70年代与90年代相比，美国和欧洲的劳动供给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同税制对劳动供给具有不同的影响
经过研究，普列斯科特发现，对劳动市场发挥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因素是税制，即在劳动供给发生如此重大变化这个现象的背后，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税率变动的结果驱使的。
1993～96年欧洲大陆国家的税率比1970～74年提高了很大幅度，与美国相比，欧洲大陆堪称是高税收国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0.52以上，意大利高达0.64。于是，劳动供给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距就非常接近，平均起来也就是每周相差1～2个小时左右，这是由于高税收压抑劳动供给激励的结果造成的；假设，如果他们延长工作时间并能够额外多提供100欧元产出的话，但却只能额外多得40欧元的消费，近60欧元都直接或间接地纳税了，于是，劳动供给就自然很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税率最高，劳动供给所以就最低。但是比较起来，在1970～74年由于税率很低，均在0.52以下，所以劳动供给就必然较高，劳动的实际供给与预测供给之间的差距也就自然很小。普雷斯科特认为，欧美之间劳动供给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主要是由税率的差异性造成的，它进而对劳动市场的正常运行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失业津贴的性质等许多方面都带来了某种“制度约束”。
那么，如何解释美国的现象呢？美国在1970～74年和1993～96年这两个时期的劳动收入税率都是40％，没有任何变化，更没降低，但劳动供给却增加了10％左右。普雷斯科特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主要是由家庭主妇参与市场的结果导致的；而家庭主妇参与市场的激励主要来自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这次税制改革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她们走进市场后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边际税率，从而促进了家庭从单职工向双职工的转变，进而增加了美国的劳动供给。
现收现付社保制度的惟一出路
1.现收现付制不可克服的缺陷
普雷斯科特将上述税制对劳动供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延伸用到对养老制度的影响的分析。根据他的观察，美国目前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累制的社保缴费可以看成是某种性质的储蓄，当前的社保缴费与未来的退休收益由此紧密地挂起钩来。从本质上讲，积累制社保制度的缴费是一种“边际税率性质的储蓄。”但是，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美国社会养老制度中几乎没有什么“边际储蓄”的因素，即使人们想在劳动力市场上多提供劳动也几乎不能为其未来退休带来什么太大的收益，激励因素十分有限，不利于增加社保制度的总收入。这是现收现付制不可克服的一个重大缺陷，也是美国社保制度的一个致命弱点。
第二，退休者的实际退休津贴价值低于其当初的社保缴费。普雷斯科特计算的结果是，上个世纪美国的贴现率是4％，实际工资增长率是2％。由于这两个系数非常稳定，所以，按照这两个系数来计算，美国人退休的给付现值就只有社保缴费现值的1/4。
第三，美国社保制度中退休给付计算公式中累进税的因素太多，对劳动供给的激励十分不利，所以，在现实中必然会导致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即退休夫妇中双职工家庭获得的退休津贴与单职工家庭条件下相比其水平过低，显得很不合理。
第四，由于税制的某些缺陷，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保制度中退休津贴的构成里有很大一部分易受到所得税的影响。
第五，还是由于税制的原因，对许多退休者来说，当年的应税劳动收入对其未来退休津贴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太小或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二者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2.完全积累制不可替代的优势
普雷斯科特在分析了现收现付制的缺陷之后，将之与完全积累制进行了比较，在对产出、资本/产出、劳动供给、人均消费、社保隐形债务/净产出、福利收益等六个方面进行计算以后发现，稳态下的两个制度里，积累制具有现收现付制不可比拟的优势。
表1给出了现收现付和完全积累里两个不同融资制度各自稳态条件下的比较情况：完全积累制稳态下的劳动供给比现收现付制高出11％，消费高出17％，“终生消费等式”即福利收益高出9％；其他也都好于现收现付制。
表1：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之间各项指数的比较：
制度类型 产出资本/产出
劳动供给 人均消费 社保隐形债务/净产出
福利收益
现收现付制100
2.77100
100
4.62 100
完全积累制123
4.91111
117
0 109
3.改革方案的具体建议与设计
普雷斯科特认为，他提出的这个改革方案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福利改进的方案，既可解决转型成本，又不至于使第一代人受损。为此，他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降低税率。降低税率是社保制度改革配套措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向完全积累制过渡的一个前提。
第二，全面改革(社会保障)工薪税制度。完全取消目前实施的12.40％社保工薪税的现收现付制度，替而代之以8.7％工薪税，实行完全积累制。
第三，在过渡期内，人们有权利在两个并行运转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即或是选择继续留在原来制度里维持一切不变，或是有权选择享有从40％降到31.3％的劳动收入税率的待遇并将其“节省”下来的劳动收入的8.7％转为其个人社会保险工薪税。
第四，建立个人账户系统，将8.7％完全缴至个人账户。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运营完全由政府负责；政府对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收益率仍维持在4％左右，这是当前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投资收益率，仍是可行的，不需进行任何额外的转移支付。
第五，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应允许低收入人群多缴纳工薪税，可以超出8.7％以上；配偶之间的纳税问题可以另外设立一个方案，即他们每人设立一个独立的个人账户，其工薪税可以在2个账户之间平分，而不得设立混合的“家庭账户”。
普雷斯科特对社保改革的理论贡献
从普雷斯科特这篇论文和其他文章来看，他对社会保障论理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用税收理论重新评估社会保障两种融资制度的前途：现收现付制的出路只能向积累制过渡
普雷斯科特从研究税率对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出发，进而延伸到了劳动供给弹性对社保制度的影响。普雷斯科特对某些工业化国家劳动供给弹性进行的估算中发现，有些国家的弹性非常大，大约是3，这个系数与测度商业波动周期的系数几乎完全相同。劳动供给弹性系数大对社保制度改革来说是一件好事，否则，社保制度就必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两难选择：或是提高当前工作的年轻一代人的税收水平，这就势必降低他们的福利收益；或是削减退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但这势必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劳动供给弹性的大小与税制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现收现付制的社保缴费(税)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较强的边际因素，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退休津贴的支付困难会越来越大，但资金来源渠道的扩大绝不能指望和依靠提高缴费税率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采取降低边际税率的办法。因为在现收现付制下，单纯依靠增加社会保障工薪税(即社会保险缴费)提高税率并不能增加收入，所以就不可能弥补其资金缺口。
2.用“时间一致性”重新定义公平概念：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思维定势
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一个重要经济学贡献在于他将“时间一致性”的分析方法运用到社保制度改革的研究之中，一举改变了经济学在社会保障研究中对公平概念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定势。
从“时间一致性”的角度来分析，真正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是积累制，而不是现收现付制。在对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这两种模式的评价中经济学家们对它们各自优劣特征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分歧，分歧大多集中在利弊权衡与偏好取舍的争论之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形成的共识是：在老龄化面前，前者在融资方面其财政可持续性较差，但公平性较好，因为其再分配作用较大；后者的特征正相反，即财政可持续性较强，但缺点是公平性较差，因为它几乎不具备再分配的功能。
3.用边际税率方法重新审视两种社保融资模式的本质：边际因素的有无和多寡是衡量制度优劣的关键
在全球范围的社保制度改革中，如果将经济学家分为支持私有化改革即赞成积累制和反对积累制这两个阵营的话，普雷斯科特的学术主张和研究结论无疑属于赞成积累制的学者，属于两大阵营中支持积累制的一员。但是，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演绎过程以及对这两个制度的本质认识却是独特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从税收的角度看，如果将社保制度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的话，那么，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这两个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税制的区别，前者是非边际性质的税制，而后者则属于边际税率体系。
显然，在普雷斯科特那里，税制的不同、边际税率因素的多寡甚至有无，是决定这两种制度各自解决时间不一致性的能力的关键，是能否“烫平”税率日程表的关键，因此是衡量制度优劣的一个关键，此为其一；积累制是边际税率的体系，它在当前缴费与未来收益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精算关系，而现收现付制则不可能，此为其二；建立起精算关系的边际税率体系对当前可提高劳动供给弹性以增加劳动供给，对未来则可将权利承诺性质的退休资产变成边际性质的退休资产，就是说，不同性质的税制决定了不同性质的退休资产，此为其三；能改变退休资产性质的制度只能是强制性的储蓄制度，即人们现在的支付行为对未来是一种储蓄的性质，而不是纳税时性质，此为其四。
4.用“时间一致性”和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个人账户的作用：体现社会公平和个人福利收益的基本根据
从历史上看，个人账户制度诞生于企业补充保险(企业年金)，是企业补充保险的一个制度基础和运行载体，这是私人市场的事情。在实践中，将企业补充保险的私人部门因素首次引入到社会保障这个公共部门的是1981年的智利。20多年来，个人账户问题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是一个重要主题，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国家的学者和改革实践已经把引入和建立个人账户作为一个重点和难点。可以说，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个人账户的文献汗牛充栋，比比皆是。但是，普雷斯科特开历史之先河，将“时间一致性”的独特角度引入研究之中，运用边际税率的方法，对个人账户的性质和作用重新做了解释，把这项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他从一个崭新的独特角度使人们对个人账户的本质特性开始重新审视与肯定，为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拓宽了疆域，开拓了视野，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5.“时间一致性”的本质所解释的是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它改变了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对社会保障计划的思维模式
从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角度看，经济政策的设计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这些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不仅体现在或应用于包括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设计在内的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还包括作为公共政策的社会保障计划的设计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一致性”的本质所解释的就是几乎所有公共政策领域的“长期稳定性”问题，社会保障计划自然包括其中。
所有上述情况下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难题必然要影响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人们的预期。税率和税制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而对社会保障积累制的要求等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都体现了“时间一致性”对其所做出的具体解释。可以说，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对制定社会政策和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社会保障融资难题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它奠定了经济政策的社会公信力与政治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对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模式设计和改革进程所应该产生的潜在影响必将显现出来。
6.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第一，如何看待增加劳动供给和就业机会之间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几乎是“无限”的劳动供给，一方面是存量有限的就业机会，在这个矛盾面前，如果单纯地将注意力放在各种形式的提前退休上以解决当前的就业压力的话，从长远看，无疑是将矛盾推向了未来。如果换个思路，从劳动供给和税率改革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似乎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税收改革上；于是，有关提前退休的某些观念就需要改变，甚至得到逆向的思维结果，例如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等。据有关报章披露，劳动社会保障部正在考虑类似问题。这个思路对于未来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来说，显然是考虑到“时间一致性”问题的一个体现。
第二，如何看待当前社保缴费比例和税收比例与劳动供给的关系问题。仅从社保缴费比例来看，四项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等合计已逼近(有些地区已超过)50％，如果再加上其他法定税收，总体税收水平已超过美国等，接近于欧洲。“劳动收入税收”的这个比例显然太高，无论是单位部分还是个人部分；其结果一是具有抑制劳动供给、压抑供给弹性和为失业率增加压力的潜在作用，二是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将某些困难与问题推向了未来。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一个趋势，降低以后的福利收益的增加会充分体现出来的。
第三，如何看待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之间比例的关系问题。普雷斯科特边际税率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现收现付制这个相对“独立”的体系靠自身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单靠提高其缴费水平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困境的；只有将之转型为以个人账户为核心的边际费率性质的养老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融资难题，才能具有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才能增加激励机制，才能提高GDP，才能减少社保制度转型成本。在个人和单位的28％缴费中，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是11％，东三省试点中从11％降到了8％。但是，从长期改革的目标来看，这个比例显然是太小了，边际因素太少了，因此，财政风险就肯定太大了。个人账户(账户养老金)比例的逐渐扩大与现收现付制规模(最低养老金)的逐渐缩小，这才应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惟一根本出路所在。
第四，如何看待社保基金的投资主体与投资模式问题。普雷斯科特提出了资金交由政府管理和4％收益率的设想。美国社保基金投资的名义收益率半个世纪以来几乎都在6-9％以上，“普雷斯科特模式”提到那个4％是实际收益率(扣除通胀率后)；美国的这个收益率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市场利率，而“新加坡模式”的收益率是经过中央政府“管理的”，含有财政“暗补”的成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利；除了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投资主体上是完全一样，“新加坡模式”与“普雷斯科特模式”都是由中央政府即实行中央集中投资的模式。
“普雷斯科特模式”给我们的启发是，在目前条件下，我国个人账户资金交由中央政府投资管理基本是可行的，或说只能采取由中央政府集中统一投资的模式，而不能实行“智利模式”分散型的个人投资模式。甚至，在中央集中投资前提下，即使“带进来”少许“新加坡模式”的因素也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是目前惟一选择，是适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的，符合参保人目前投资素质的现状的。在这方面，某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瑞典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