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
案例行动研究的原理、价值与步骤
摘 要： 伴随着知识论的发展，案例研究汲取了整体主义哲学的新理念，与行动研究汇合创生出具有整体性和建构性的案例行动研究。案例行动研究分为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关系式案例行动研究以及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关注个体知识从书本性获得发展为经验性获得。关系式案例行动研究关照知识分享。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强调知识创造。案例行动研究超越知识普遍性、创造实践性知识的方法包括基于实践的研究问题提炼，基于情境的研究过程循环，以及基于理论的研究结果反思。引介案例行动研究将为国内质性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创新与开发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 案例行动研究；认识论考察；本体论解读；方法论探析
进入20世纪，人们的知识观和知识生产方式悄然发生改变，案例研究恰是这一变革的产物之一。哲学认识论的实践转向、逻辑实证主义的诸多挑战、现代知识社会的创新建设，都逼促案例研究持续革新和发展。据此，人们开始倡导“行动研究、行动学习和案例研究的整合”[1]。目前，兼具理智传统和实践关怀的行动研究与案例研究汇流，“案例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case study) 应时而生并得以发展与应用。为此，系统考察和及时介绍案例行动研究，将为国内质性研究和行动研究范式的革故鼎新提供有益借鉴。
一、原理：走向实践知识的认识论考察
案例行动研究是案例研究和行动研究历经世纪漂移与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二者汇流表现出案例研究和行动研究朝着有关对象的知识不断前进和逐渐接近。案例研究指以提供描述、检验理论或构建理论为旨归，针对某一情境下的特殊问题，选取各种量化和质性方法，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的过程。[2]行动研究是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进行集体自我反思的探究活动，[3]力求提高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增强对实践的理解以及改善实践的条件。
(一)行动研究：追求知识的科学性
行动研究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印刻着科学主义之烙印，追求知识科学性和普遍性。行动研究之父勒温(Lewin K.)指出，“这绝不意味着，这种急需的行动研究在任何方面科学性不强，抑或低于社会事件领域里的纯粹科学所要求的”，“这种‘基础的社会研究’将必须包括理论分析的数学和概念问题。它将必须考虑到大大小小社会团体，必须包括描述性事实发现的全部范围。最为重要的是，它将必须包括社会变革中的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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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是护理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但难教难学是一直困扰着生物化学教学的难题。多年来，众多同仁也是不断思索探讨，不断学习新的理念，不断尝试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时代在进步，技术手段不断发展，学生群体不断变化，既不放弃传统，也要与时俱进，才有可能达到教与学的效果最大化。
与教育方面密切相关，19世纪初以来，首先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教会组织。但从1887年起，由西方人创立的正式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政治、科技、史地、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后者成为维新派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洋务运动中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出版的科技译著，以及19世纪末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促进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阶段二包括撰写结构化日志和开展深度访谈(in depth interview)。首先，按照“质性分析的国际泰斗”约翰·克雷斯韦尔(Creswell J.)提出的日志结构，[18]合作研究者从“描述”和“反思”两个部分，撰写日志。接着，开展深度访谈，旨在深入探究日志中某些重要的记录。具体为，阶段一的访谈被分解为“研究现象”和“使合作研究者熟悉研究问题和掌握探究自身经验的方法”。阶段二的访谈聚焦于前者，即以对话的形式，专业研究者和合作研究者共同建构研究结果，或称“参与式意义建构”(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这种建构过程并不会终结，而是持续展开。对所获数据进行连续分析，能对研究过程进行纠偏，形成关于研究案例的新观点和新问题。因此，SIPI的结果永远不是“最终的真理，而是不断循环的(相互交织的)阐释”。按照SECI模型，在关系式案例研究中，合作研究者与专业研究者通过观点讨论、经验分享和交流等互动性手段，整合模糊知识，使隐性知识社会化(socialization)，进而创造知识。
(二)案例研究：超越知识的普遍性
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的质量问题随着该方法的逐步推广而浮现。马歇尔(Marshall J.)从一般化的研究过程出发，提出评估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的质量，至少考察“调查目的”“研究方法”“意义建构”“理论化程度”“反馈处理”“写作理由”“结果表征”“研究循环”以及“与他人的联系”等。[15]瓦尔(Wall T.)则从具体的反思阶段着手，建构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的质量框架。“自我反身性”要求研究者沉浸现场，能够敏锐地洞察并质疑自己的目的、行为和策略及其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并辨别不同的认识方法，经验的、表达的、命题的抑或实践的。“过程反身性”指“由行动和反思，或数据收集和分析构成周期”“包括基本原理、方法和策略并用扎根语言表征的参与者框架”“对观点、解释和声音进行三角测量”“对证据予以质疑和探讨”“数据和调查饱和”“参与者验证与确认”以及“敏感到某个历史背景并置于其中进行分析”。“结果反身性”指明确的认识论视角，清晰的研究原理、方法和策略，鲜活而简洁的事件描述，合理连贯的故事结构和情节，详细的研究背景和参与者描述，新颖的知识以及研究的推广程度。[16]
在阶段一，专业研究者通过启发式访谈(elicitation interview)，获取有关案例现象的数据。启发式访谈的提出者是凡尔麦什(Vermersch P.)，杰出代表人物是佩蒂蒙让(Petitmengin C.)。一般而言，访谈法面临着观察和反思的难题，具言之，研究者观察参与者并从其身上获取数据并阐释之，存在一定难度。同时，佩蒂蒙让指出，除非参与者对研究现象和问题兴致勃勃，甚至将其转化为自己关心和探索的议题，否则，反思就是无用功。因此，启发式访谈法的价值在于，使合作研究者参与访谈报告中经验的分析，提炼为合作研究者和其他案例关涉者所能理解的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交流术语，逐渐从边缘参与者转化为真正的合作研究者。当他们熟悉研究问题并产生研究兴趣后，便进入阶段二。
第二代案例研究整合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田野研究和量化研究，形成了以使用详细的过程来分析数据的归纳方法论。尹(Yin， R.)在此基础上，转化实验的逻辑并引入自然探究法，与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巧妙整合。自那以后，许多研究者采用案例研究并撰文发表。案例研究开始朝向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发展。正如巴顿(Patton， M.)所主张，与其必须遵循非此即彼的研究范式，不如采纳选择的范式。选择的范式拒斥方法论的传统观念而提倡将方法的适切性原则作为判断方法论质量的关键标准。案例研究一定意义上解决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分歧。[6]即便如此，案例研究的历史合法性、过程规范性和结论普适性仍被诟病至今，[7]质性研究者苦苦探寻着解决之道。
(三)案例行动研究：走向知识的实践性
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者将案例研究与行动研究联系起来并非偶然。[8]案例研究融入行动研究，在深化整体主义行动研究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身。案例研究和行动研究能够整合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具有互补性。
第一，以近代哲学及其二元论预设为基础的案例研究，在消解主客二分、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行动研究基于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假设，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解决方案，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良好契机。整体主义将具身性(embodiment)视为克服主体二元论的重要依据。科学实证主义简单地将世界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把认识活动直观地理解为主客、心物之间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或客体对于主体心灵的契合关系；整体主义则更为关注媒介的作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首次将身体概念置于中心地位。身体既是客观世界的，又是行动主体的，是促进二者勾连的媒介。梅洛·庞蒂揭示了世界与身体之间的交错关系，通过“身体的意向性”实现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的统一。
第二，案例研究不单纯是理论建构的过程，还涉及某种社会现象，深受文化、观念以及情境的影响。因此，客观性问题成为始终无法绕开的关卡。问题纠缠的根源在于逻辑实证主义和权威自然科学的影响。在这一视角下，客观性意指以客观的机制来获取知识，比如研究过程不受特殊利益的驱动或不受研究者个人偏好的影响等，强调价值分离、价值无涉、价值中立。行动者网络理论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其奠基者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B.)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实验室研究，实现科学知识研究由关注事实及其结果的阐释到知识生产过程研究的转化。客观性并不意味着超越时空的绝对性，它在科学实践中生成，具有历史情境性。
阅读推广的品牌传播，就是以品牌带给读者的核心价值为原则，在品牌识别的整体框架下，选择相应的传播方式，将特定品牌推广出去，在目标读者中建立品牌形象，并最终促进阅读推广活动的发展。意义是让读者了解和认知这个品牌以及品牌带给他们的价值。
式(27)表示利用r1处粒子速度并结合式(26)反演粒子速度时，同时考虑了波传播过程中衰减因子和波数的影响，而式(28)则没有考虑衰减因子的影响。
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是实施优质行动研究的先决条件。[12]万事万物有其存在的形式和运动规律，即存在方式。个体在认识世界时，存在方式内化为思维方式；在改造世界时，思维方式又外化为行为方式。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外部世界的存在方式相互联系。因而，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是人们对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外部世界存在方式对二者的影响进行批判性调查，并形成探究意识和能力的活动。个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即为研究案例。托伯特(Torbert W.)指出：“行动研究将学术带入生活。人们作为组织的或家庭的成员，而不是作为科学家，对自身精神的、艺术的、对话的活动进行探究。”[13]根据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模式，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是知识创造的关键，因其通过比喻、反思、类比以及模型等方式，运用明晰的概念和语言，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即知识创造模型的外在化(externalization)过程。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使个体的知识从“书本性获得”发展为“经验性获得”。
二、价值：基于主体间性的本体论解读
根据任务的性质，可将案例行动研究分为第一人称(first-person)案例行动研究、第二人称(second-person)案例行动研究以及第三人称(third-person)案例行动研究。第一人称案例行动研究指个体的自我反思，第二人称案例行动研究关注对话，第三人称案例行动研究指超越个体和研究双方，涉及更多个体的多案例行动研究，因此，它们又被称为个体化(personal)案例行动研究、关系式(relational)案例行动研究以及组织型(organizational)案例行动研究。[11]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知识，三类案例行动研究分别凸显着知识习得、知识分享与知识创造的价值。
(一)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知识习得
第三，案例研究被广泛质疑其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9]传统案例研究者坚持“划定案例边界”[10]，这种观点导致了知识预设的窘境，而行动研究通过实践重新划定边界，实现知识生成。案例研究实现了获得隐喻向参与隐喻的跨越，并能捕捉案例所在情境的复杂性或动态性，生成合理的研究假设、验证旧理论或创建新理论，指向知识创造。然而，在向知识创造隐喻跃进过程中遇到障碍。于是，它与偏向系统化知识创造的行动研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结合。
木工机械行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产品个性化，制造商要在和批量生产相同的周转、盈利能力和效率限制下交付定制产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汉诺威国际林业木工展览会的参展商将在2019年5月展示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LIGNA展会是国际木工行业的创新市场，此届展会涵盖了以下三大主题：
反思是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案例研究整合行动研究后区别于传统案例研究的主要特点。在有关案例研究实施过程的表述中，并不涉及“反思”。反思即人们以自我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它使人们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并产生新的见解。反思并非卜数只偶，而是源于对生活经验的怀疑和批判。早在20世纪30年代，杜威(Dewey， J. )便把“反思”视为一种专门的思维形式，即“反思性思维”。它包括“困惑、犹豫和怀疑”的思维状态和“调查、挖掘更多事实以证实或证伪已有信念”的行为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面对和经受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困惑和干扰，不能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在已有经验和知识不能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寻找和评断排除困惑的其他可能的解决路径。杜威把反思分为六个阶段，即暗示、智能化、假设、推理、验证假设以及得出实证性结论。[14]从文献看来，人们遵照或根据实际改选以上六个阶段来开展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
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度不高 针对机械电子工程本科生开设的机器人学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学生熟悉机器人技术发展概况及其在生物生产、仿生机械、特种机器人等方面应用的具体案例，掌握基本构成、工作原理、动力学分析、传感控制系统等基本知识[4]。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积极性不高，认为内容多、难度大，不易理解，特别是对运动学中矩阵的变换，运动学、动力学等理论的推导分析，产生消极态度，久而久之，导致失去学习的兴趣。
知识具有普遍性是科学的基本前提。后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标准观点开始持有怀疑之心。20世纪初兴起的人类学反对自然主义认识论坚持进行田野研究和使用参与者观察法，以解构关于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传统话语。
(二)关系式案例行动研究：知识分享
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促使人们探究自身对事物价值的认识和判断。虽然反思方法“也就是一般人内心反思时所习用的方式”，人们对它并不生疏，但是，跳出自我审视自身，犹如关山阻隔，往来不易，“因为一般的成见妨碍了我们去把握它”[17]。为克服反思方法的困境，因应于案例研究的发展，通过对话、参与和协作建立对事物的共同看法和分享知识的关系式案例行动研究应运而生。由此，实践参与者转化为“合作研究者”(co-researcher)。当所研究的现象的当事人恰巧对自身的这一经验感兴趣并愿意投入研究时，这类实践者即为“合作研究者”。
“第二人称现象学深度研究法”(second-person in-depth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以下简称SIPI)是关系式案例行动研究的主要方法。采用这种技术，研究者改变过去从实践者身上攫取研究数据的做法。相反，合作研究者观察自身的经验，并与专业研究者分享之。专业研究者辅助合作研究者，持续激发他们对研究问题的兴趣，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空间。SIPI包括两个阶段：提出研究问题的启发式访谈阶段和共同建构意义的记录和对话阶段。
按照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理论，这种科学取向的行动研究即技术性行动研究(technical action research)。它主张行动研究者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强调一线教师遵照外来专家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产生预期结果，注重运用科学工具来观察行动过程。[5]其目的在于辅助实践者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形成研究能力。
案例研究的产生得益于人类学的发展，在这一百余年中，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代案例研究诞生于20世纪初。田野研究的出现和医学、社会工作以及心理学对个体的描述，即案例工作(case work) 或案例历史 (case history)，催生了案例研究。第一代案例研究的发展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之手达到了高峰。第一代案例研究的式微和第二代案例研究的兴起，与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之间的针锋相对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严谨性、科学性和客观性著称的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导思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攀亲，力推实证主义思想及其量化研究方法。调查、统计、民意测验、实验以及准实验等被热捧为科学研究方法，而案例研究则被批判为充斥着意见的非理性方法。这场研究方法论的论战迅速引发了两种文化的分裂：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20世纪50年代，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学派解体，但自然科学方法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行其道，引起一些哲学家的不满。直至60年代后期，在研究者努力弥合实证论和解释学之间鸿沟的过程中，萌生了第二代案例研究。
技术取向(technical interests)是人类对习得知识的兴趣。它所促进的知识通常是以科学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ledge)。这种知识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但它受制于技术理性，一味地强调操控与预测，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因素。因此，工具性知识虽然在现代技术世界中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作为唯一具有合法形式的知识。其他知识，例如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意义的理解，不能通过实证科学来实现。
(三)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知识创造
个体化案例行动研究致力于构建自我批判的框架和获得经验性知识，关系式案例行动研究则将不同的信念结合起来，并通过对话和协作活动，达致知识分享和相互理解。然而，行动研究不仅追求个体发展，更要彰显普惠价值。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发多案例大型行动研究工程，而不是单个案例项目。[19]
首先，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要创造或支持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一系列有机联系的事件。每个事件的意义及其建构都是更广事件流的组成部分，而非自给自足的整体。社会运动来源广泛，涉及多个范围的主题。因此，为启动社会运动，必须具备一定规模的研究资源。同时，正如社会运动没有单一的中心，多案例大型行动研究工程也没有类似的中心，研究资源以分布式的形式存在和应用。其次，多个案例可被看成是一系列的试验，它们之间遵循复制的逻辑，使用多案例的目的在于进行反复验证，即每一个案例都可用来证实或证伪经由其他案例得到的推论。多案例研究方法使得理论和数据间紧密联系，理论形成的过程则“扎根”于数据。在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中，使用嵌入式研究设计，虽然较为复杂，但这种设计有利于归纳出更丰富、更可靠、普适性更强的理论模型。最后，寻求其他来源帮助，比如地方政府，这样，不用完全依赖于资金就可提高规模。多案例大型行动研究工程应该兑现它们向资助者的承诺。[20]
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通过SECI模型，实现小组内、小组间以及组织间隐性知识的“外在化”“社会化”“组合化”(combination)以及“内隐化”(internalization)。组织型案例行动研究的知识创造源自个体，并随着群体的扩大，超越小组和组织的边界而不断螺旋推进。
三、步骤：创造实践知识的方法论探析
案例研究的实施包括启动、案例选择、研究工具和程序设计、进入现场、数据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比以及技术研究等八个步骤。[21]行动研究是由计划、行动、观察以及反思等四个基本步骤构成的螺旋循环的过程。以行动为导向的案例行动研究，改造案例研究的通用步骤，创生了“行动蕴藏价值”(values in action)的过程模型。其中，“将实践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实现研究过程的螺旋迭代”以及“开展学术性反思”，是案例行动研究区别于案例研究而创造实践知识的关键环节。
(一)基于实践的研究问题提炼
发现和提出学术问题是衡量科学研究质量的关键标准。问题是开展案例行动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从案例研究的定义可知，它指向研究者的问题，而非实践的或组织的难题。然而，行动研究剑指实践问题。因此，吸纳了行动研究方法论的案例研究，特征之一是研究问题的转变，即解决与实践者切身相关的而非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22]文献指出，案例反映了多种背景和既定事实。研究者应当去挖掘、梳理、理解和评估这些情境所面对的困难。学术问题应具有研究价值和意义，对于研究者现有的能力和条件而言是可行的，问题表述简洁明了，以及能够证实或反驳已有的研究发现，丰富已有的或提出新的发现。因而，在案例行动研究中，首要任务是合理地将实践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第一，精准聚焦问题。与中文“问题”相对应的英文表达有三种方式和层次，分别为issue， problem和question， 可以分别译为“问题”“疑问”和“提问”。例如，“中小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不彰”体现了理想的德育目标与现实的德育教学之间的“疑难问题”，成为一个“疑问”；而“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教育”则是“研究提问”。第二，明确问题类型。一般而言，研究问题分为描述性问题、关系性问题以及因果性问题。由于行动研究是整体主义研究范式，因此，行动研究的问题也包含文献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问题。[23]在描述性问题中，研究者扮演“目击者”角色，通过观察等方法，描写某件事，回答“是什么”问题。在关系性问题中，研究者利用统计分析来探索两个或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回答“这些变量之间如何联系”问题。在因果性问题中，研究者用实验法探讨因果关系，以确定一个或多个变量是否导致或影响一个或多个结果。第三，正确表述问题。研究提问的表述有PICO(population，intervention，comparison，outcome)或SPICE(setting，perspective，intervention，comparison，evaluation)模式。[24]即研究问题需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情境、研究视角、干预措施、多种措施比较、干预结果或结果评估等要素。
由图3可知，提取温度在60～70 ℃时，随温度升高，羊肚菌SDF得率持续升高；在70 ℃时达到最大值；当温度在70～100 ℃时，随温度升高，羊肚菌SDF得率显著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温度过高破坏了SDF分子结构中的氢键，导致其得率降低[17]。因此，最适提取温度为70 ℃。
(二)基于情境的研究过程循环
行动研究的蓬勃发展使“实践者成为研究者”的理念日益被学界所认同。霍利(Holly， M.)等人指出，行动研究实现了“从研究教师到协助教师研究，到与教师合作研究，再到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实践者自主研究”的转变。[25]这种转变正体现为行动研究融汇了并改造着其他研究范式，比如案例行动研究。要实现行动研究精神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案例行动研究必须超越传统案例研究单向度、平面化的研究过程，而使研究螺旋循环、迭代上升。实践者开始认识到，以生产论文和著作为旨归的传统学术研究未能满足他们在实际工作情境中的需求，正如勒温所言，“除了书本之外，不能产生其他东西的研究明显不足”[26]。行动研究由情境分析、事实调查、概念化、制订计划、执行计划、更多的事实调查或评价等若干步骤构成、螺旋上升的研究活动。为了不把行动研究精神仅仅视为某种前瞻思考和先进理念，案例行动研究者在案例研究实施过程中嵌入行动研究螺旋过程，外来专家和实践者合作、观察、讨论、探究等。
(三)基于理论的研究结果反思
开展学术性反思是案例行动研究的关键环节。[27]它指当实践者意识到自身信念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从纷繁复杂中抽身而出，以恰当的站位概览问题，把握其基本性质和属性，并设法通过改革来消除因这种矛盾而产生的不适感，使自己的价值观和想法得以落实。学术性反思分为描述、反省和批判三个阶段。[28]第一阶段，描述指实践者在研究者的辅助下，暂时悬置自己的已有思想，客观地叙事自身的行动和感觉，形成文本，并分析故事的语言、内容以及意义。按照行动科学的理论，第二阶段，反省指实践者反省已有标准或所信奉的理论、案例情境以及个人意图。“反省已有标准或信奉理论”指将科学知识和观点、道德和价值标准以及审美真实性和创造性与阶段一的叙事进行比对。“反省案例情境”指分析某个案例情境的历史发展和构成要素，理解该情境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实践情境的共性。因为情境是动态发展的，所以还需辨别这些变化和特征如何影响真实的实践。这种分析能够产生应用知识。“反省个人意图”指对行动意图进行反思性分析。它使人们洞察到意图对实践及其过程的作用，产生实践过程的知识，包括意图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决策的性质等。从反思到批判阶段，旨在变革无效实践或完善低效实践，从实践中创新。批判自身的实践，解决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案例行动研究学术性反思的第三阶段。它指论述在前一阶段已经被发现的信念与实践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研究者与实践者合作，找出需要变革的实践问题。此阶段需要自我解放和集体解放，以真正地理解自己和他人，进而使实践发生变革，生成解放的文化。[29]
案例行动研究是行动研究走向整体主义的明证。对案例行动研究进行认识论考察、本体论解读以及方法论探析，不仅深化了人们对整体主义行动研究的认知和运用，而且对国内外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质性研究范式和行动研究范式的创新提供了崭新思路。案例行动研究是一种新兴的行动研究范式，许多问题仍然有待挖掘与探究。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行动研究三重迭代螺旋模型建构研究”(GD18YJY01)、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课程行动研究知识创造的机制、方式与策略”(2018M630958)和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17SK16)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8]MOXLEY D，ALVAREZ A.，GUITERREZ L.，et al. Action research，case study，and community practice[J].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2003，11(4)：1-10.
[2]EISENHARDT K.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532-550.
[3]KEMMIS S，MC TAGGART R.，NIXON R. The action research planner：doing critical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M]. Singapor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14.
[4][26]LEWIN K. 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46，4(2)：34-46.
[5]王攀峰. 行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4.
[6]JOHANSSON R.Case study methodology[EB/OL]. [2018-06-23]. http：//www.psyking.net/htmlobj-3839/case_study_methodology-_rolf_johansson_ver_2.pdf.
[7]刘洋，应瑛. 案例研究的三段旅程——构建理论、案例写作与发表[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5(2)：189-198.
[9]魏峰. 从个案到社会：教育个案研究的内涵、层次与价值[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6 (4)：24-29.
[10]巴特利特， 维弗露丝， 田京， 等. 比较个案研究[J]. 教育科学研究， 2017(12)：23-29.
[11]HOPKINSON C. Using poetry in a critically reflexive action research co-inquiry with nurses[J]. Action Research，2015，13 (1)：30-47.
[12]HEEN H. About feelings in action research：an experiment in first-person inquiry[J]. Action Research，2005，3(3)：263-278.
[13]REASON P，TORBERT W. The action turn，toward a transformational social science：a further look at the scientific merits of action research[J].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 2001，6(1)：1-37.
[14]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 姜文闵， 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5]MARSHALL J. Living systemic thinking：exploring quality in first-person action research[J]. Action Research， 2004，2(3)：305-325.
[16]WALL T. A framework for judging the ‘quality’ of first-person-action-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work based and integrative studies(WBIS)programme[EB/OL]. [2018-05-21].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64958.pdf.
[17]倪梁康. 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83.
[18]CRESWELL J.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M]. London：Sage Publiactions，2012.
[19]GREENWOOD D. Action research：unfulfilled promises and unmet challenges[J].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2002，7(2)：117-140.
[20]GUSTAVSEN B.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ingle case[J].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2003，8(1)：93-99.
[21]EISENHARDT K.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532-550.
[22]鲍银霞. 实践者研究的特征、价值和发展要求[J]. 课程教学研究，2017(7)：16-22.
[23]陈思宇，曾文婕，黄甫全. 人工智能时代教学行动研究抽样技术的三大基础[J]. 电化教育研究，2018(11)：13-20.
[24]KHODABUX R.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research questions[J]. Nursing Times，2016，112(3-4)：16-19.
[25]HOLLY M.，ARHAR J，KASTEN W. Action research for teachers：travelling the yellow brick road[M]. 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Education，2005：14.
[27]乔亚利，李臣之.教师实践性知识自主形成机制的个案研究[J]. 课程教学研究， 2012(10)：32-38.
[28]KIM H. Critical reflective inquiry for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nursing practice[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1999，29(5)：1205-1212.
[29]左璜，黄甫全. 教师作为知识主体的解放[J].课程教学研究，2013(6)：5-11.
作者简介： 陈思宇，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陈沛玲，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集团)文理学校教师；黄甫全，华南师范大学价值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G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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