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江淮论坛》杂志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及安徽省哲学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于1997年10月27—31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近70名专家赴会，会议收到交流论文60余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社会发展理论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兴起及动向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自90年代开始，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国理论界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鲍宗豪教授（上海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经历了：（1 ）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2）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发展的转变； （3）从被动依附型向内联发生主动型发展的转变；（4）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到全球发展的转变。
王均甫教授（中共河北邢台市委党校）以时间为线索，把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毛泽东从总体上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第二阶段，邓小平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次革命；第三阶段，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邓小平遗志，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
张雄教授（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较为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1）拓展出一批新兴的交叉学科，如发展经济学、 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生态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等；（2）翻译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社会发展理论著作和论文；（3）社会发展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如发展思想史的脉络从学理上得到初步梳理，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与深化，理论视野进一步拓宽；（4 ）在对一些传统课题研究深化并赋予当代内容和当代意义的同时，新的研究课题适时地被提出来，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诸如社会发展的主体化、发展的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发展、信息化社会发展等问题；（5 ）社会发展专题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如社会转型问题、历史的转折、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文化传统、发展与现代化等专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6 ）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走出一条理论联系实际，把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成果变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领导决策思想、决策方案的新路子。
在总结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鲍宗豪还进一步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5种动向：（1）从学术界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视；（2）从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探讨到社会发展理论的专题研究；（3）从社会发展的定性研究到社会发展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4 ）从社会发展的宏观研究到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5 ）从对社会发展的理论探讨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二、关于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
研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最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会代表以极大的热诚，研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
张金根副教授（广西桂林空军高炮学院）认为，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 ）坚持了社会发展的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的辩证统一；（2）坚持了社会形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 （3）坚持了不同社会制度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4）坚持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与可超越性的辩证统一；（5）时代新、 实践基本新、概念范围新、思想观念新、理论境界新，是当代最新的发展观。
周若辉副教授（中共湖南株州市委党校）在分析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哲学意蕴时指出：它遵循着符合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以及其他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肯定了以社会规律为基础的唯物的主体性理论，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它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科学的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为造就一代新人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
方永祥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还从剖析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命题出发，指出“可持续发展”是邓小平对“发展”的发展，邓小平正是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观察并揭示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三、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自西方发达国家在本世纪7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研讨会代表们讨论的重点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鲁世山（合肥炮兵学院）认为，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给“可持续发展”所下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的定义（亦称布兰特定义）是合理的，但必须对这个定义作进一步的剖析：（1）该定义中提出的“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 不仅看出了上下两代人、前后多代人的持续发展关系，而且也内在地包含了“当代人”的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首先解决好当代人内部的人与人之间满足其发展需要的矛盾的基础上，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解决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代际矛盾；（2 ）该定义中所说的“能力”，其含义最为根本的是指人类的实践能力，它不仅包括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能力，更包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能力。
李业杰副教授（中共山东济南市委党校）也认为，这个定义是经典性的，至今仍无出其右。因为它是在当今社会发展的困境中形成的，是人们反思传统发展模式、面向未来重新探索的产物，它抓住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即人类未来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把握住了人类与自然这一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
宋俊义、邹林副教授（阜阳师范学院）认为，该定义体现了人类哲学的主体观、辩证统一观、整体观、长远观与实践观。它始终把人置于发展的主体与核心位置；它确立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和谐相处的观念；它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环境共同发展的整体发展观；它体现了当代人的需求与后代的利益及人类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
李继武副教授（蚌埠坦克学院）则具体分析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又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一方面，人是以自然界的各种特征为基础或由自然界赋予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各种属性也只有通过人的各种特征的综合才能给予充分揭示、实现和圆满完成。
2.可持续发展与熵理思维方式
苗启明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提出要把熵理思维方式引入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建立一种以熵原理为基础，以人类物质活动导致的人境系统的熵增加为思考方法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以熵理思维指导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1 ）大大压缩人境系统中的人的数量；（2 ）通过科学技术和自然界之间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变换关系，改变对自然界的无限获取的掠夺态度，不要提“资源优势”；（3 ）发展高度的社会协调力，自觉组织我们赖以生存的人境生态系统。
王利耀研究员（安徽省社科院哲学所）则持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在考虑发展问题时，不能只采取熵理思维方式，不能只看到经济增长会造成熵增加，不能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道路。因为宇宙中有两种趋势，与熵增大趋势（混乱趋势）同时存在的，还有某些特定系统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地球就是这样一个系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有几个不同的思考角度：（1）认清熵增加的不可逆性， 在发展经济时注意环境保护；（2）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要特别注意在保证环境代价可以得到补偿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3）把培养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放到第一位；（4）反对发达国家转嫁和输出污染。
3.可持续发展与转移式发展。
韩民青研究员（山东省社科院哲学所）认为，完整的发展战略应包括初级战略与高级战略。初级战略实质上是一种调控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一种调控战略，因而是初级战略。高级战略，又叫开发战略。新的发展境界不是传统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简单扩展和延续，而是一场新文化革命、一场根本的转变。所以，开发战略从文明形态的转变上看，实质上也就是转移式发展战略。只有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转移式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当代人类走出困境和进入新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对于建立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转移式发展战略，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王永正副教授（中共四川泸州市委党校）等人认为这一观点有道理，说明了人类社会、自然界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当人类具备了走向太空的能力，就可实现发展的转移。但大多数代表（如王利耀、张雄、鲁世山等）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可持续发展包含了转移，转移式发展主要是指人的实践工具、实践方式的转移，而可持续发展所说的“能力”，就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实践能力，这当然包括作为实践能力重要内容的实践工具、实践方式，因而在可持续发展之上再提转移式发展就没有必要。
4.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
林坚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包括政府调控行为，科技能力建设和公众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科技技术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公众参与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础。
鲍宗豪指出了科学决策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认为：以经济、社会、环境的整体协调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决策，（1 ）不仅可以避免决策实践中各种非理性因素对决策模型的干扰、冲撞，还可以在更宽泛、更持久、更长远的意义上获得理论与实践支持；（2 ）能避免各种有损“整体协调发展”的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地方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3 ）能引导人们从一时一地一业的繁荣发展走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鲁世山则分析了精神文明建设对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可以塑造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观，建构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伦理道德观，还可以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文化支持。
方维荣副教授（中共安徽省委党校）还提出了从国情出发，通过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与会代表还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其他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吕露光高级讲师（安徽建工学院）认为发展是哲学命题，社会发展是哲学命题，但可持续发展不是哲学命题，而是经济学命题，因为发展本身无需分持续与不持续，它本身就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与此相反，苏国红副教授（安徽机电学院）则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哲学命题，因为哲学讨论问题应面向现实，可持续发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类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方面的矛盾，这正是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这种见解反映了大多数代表的观点。
四、关于社会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邓小平理论所阐发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只有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与会期间，代表们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陈祥明副教授（安徽电力职工大学）认为，社会的文明与全面进步，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还应该包括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能涵盖“制度文明”。没有制度文明作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推进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制度是一种社会资源，在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包括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合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时，要注重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他还对“制度资源”从三个方面作了界定：（1 ）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可以配置的，可以自然地生成，也可以继承、引进、杂交和创造；（2）制度作为一种资源，是可以再生的， 即生产出符合自己本性又超越自身状态的新的法则、规则、规范，以及新的制度、观念、理论、体系等；（3）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和物质、文化资源有一个如何合理协调、优化配置问题，有一个成本效益问题。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物质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共同支撑。三种资源优化配置，三大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他的这种观点，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
张华金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还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我们与国外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不同之点，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内涵和本质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领会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正确解决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他还指出，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命题的是江泽民同志。
五、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张雄从凸显哲学风格的视角，提出了深化社会发展研究必须重视的8个问题：（1）当前要特别注意哲学学科在众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优势与定位问题；（2 ）要注重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拓展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视野和深度；（3）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社会分析方法、社会发展思想史的研究；（4 ）要注重从经济学的切入点直面当代社会发展问题；（5）要注重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研究；（6）要注重社会发展理论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框架的建构工作；（7 ）要注重社会发展中的典型案例研究和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层面的研究；（8 ）要大力加强邓小平社会发展哲学思想的研究，加强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性研究和邓小平方法论研究，通过哲学、发展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多视角整体地透析邓小平理论，揭示其总立场、总精神、总理念。
鲍宗豪强调了要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必须要注重发展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方法论的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立足于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把发展实践中的问题提炼上升到理论层次。不联系实际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没有意义、没有出路；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跨学科研究方法、群体研究方法，从而产生出一种综合效益。他还认为必须要加强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
与会代表还分析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研究上的不平衡、重视程度的不平衡（重经济指标、轻社会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平衡；对社会发展研究，各学科相互沟通、合作不够，哲学的抽象有点空洞、乏力；哲学社会科学对自身理论价值的实现问题，还比较多地囿于传统的思考研究模式；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还有距离等。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与会代表认为有必要成立“全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会”，通过这一组织形式集合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领导者，实现哲学工作者和其他学科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两个结合，使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更好地为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服务。会议委托北京、上海和安徽的同志着手进行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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