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理解马克思学说及其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思想史上，或许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理论像马克思学说那样在其逝世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持久、尖锐的争论。争论各方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随着时代的转换，实践的发展，究竟怎样才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样一个旷日持久、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拟从方法论上探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路。
一
科学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需求。这一需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是“改变世界”和“使全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由实践赋予活力，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并获得当代主义。正因为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世界主题的转换，对马克思思想的传统理解必然受到巨大冲击，科学理解马克思的问题必然会日益凸现出来。
马克思学说所内涵的唯物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作肯定理解的同时，包括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一生都坚决“反对树立教条主义的旗帜”，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坚决反对把他的理论绝对化。他正是在解决社会实践提出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的自我反思与超越。勾勒这种自我批判、反思和超越的思想轨迹，必然提出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的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践之于理论，犹如闪电先于雷鸣。实践的发展必然也会对马克思学说的传统理解提出重大挑战，要求对之作出相适合的科学理解。这首先是因为实践的发展使人们在理解马克思时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新思考的呼声日益迫切，作出这些新思考又必然引起对已经创立理论的重新反思，从中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新的内容”。同时，实践的发展也为人们突破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解的历史局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认识的客体，必然与认识主体处于矛盾之中，而认识主体在对之体认的过程中，又不能不受到自身所处时代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这种制约规定了对马克思理论理解所能达到的深度、广度、侧重点及其历史局限。因而当实践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后，必然与传统理解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既要求突破原先对马克思传统理解的历史局限，同时又为这种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
由上可见，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个时代中的研究者如果不从过去传统理解的历史局限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第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史实表明，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他那些隐藏着新思想萌芽和作为自己“思想实验室”的手稿和笔记在其逝世之后的披露问世，引起世人的惊叹并成为争论焦点，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也随着争论深入而自然发生变化，因而马克思也不断地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诠解，这就不能不把如何科学、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课题一再地提出来。
长期以来，人们是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的解读来理解马克思的。然而，随着马克思的遗稿、手稿和笔记的发现与整理出版，马克思的研究者们无异于找到了新的理论矿藏，人们仿佛有了一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感觉。
本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于1932年用德文第一次以节录的形式（略去第一片断）发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西方马克思研究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接马克思“第二次降世”的热潮，引发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震荡，产生了持续至今的青年马克思（代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代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不是用青年马克思否定老年马克思，就是用青年马克思消解老年马克思。一向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对此有如下一段论述：“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注：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页。）
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第一个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部分手稿（四个核心笔记），又在西方掀起了一场迎接马克思“第三次降世”的热潮，从而在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中继“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争后，引发了“晚年马克思”及其与“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关系之争，其思想的主流是把“晚年马克思”看作是向“青年马克思”的复归，以否定“老年马克思”。
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在上述研究历程中开辟了两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领域，各自取得了一定的合理成果。然而，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弱点——不是把马克思“三次降临人世”割裂开来，就是把其中某一观点从其整体中孤立地抽取出来，然后根据需要把它放到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中与之相关的某一部分中作相应的评析，从而难免落入理解的误区。这说明，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学说也是马克思“三次降临人世”必然提出的要求。此外，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问世的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问世，也同样引起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讨论。
第三，史实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甚至在它形成之中）起，就一再面临被曲解的命运。为此，马克思本人也早就不断捍卫自己的学说，要求不遭歪曲。例如，有人试图把他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曲解为万能公式，马克思对此愤怒地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恩格斯晚年也针对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思潮，全面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出上层建筑不但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还发人深省地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的“三次降临人世”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要求，必然导致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问题的提出。
二
科学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其重要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理论探讨的批判性，清理对马克思学说的各种曲解，其中最主要的是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在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中总是退回到被马克思早已解构的形而上学对待理论的旧思路上，以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的理论，只从片断中看到其真理绝对性的一面，而看不到其真理相对性的一面，进而把它视作终极真理而成为衡量一切（包括实践）的标准。从总体上看，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克服似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力戒对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和体系等作僵化死板的曲解。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启示录。相反，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宣告了所谓终极真理的理论构设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任何真理只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条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页。）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是失误于此，认为只有无条件地固守其范畴、原理、规律、观点，才能理解并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它就把活生生的充满内在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和内容，曲解成经济决定论、曲解成人类历史发展必须要经历一整套线性固定模式等等这一系列抽象的公理和教条。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二国际教条主义者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
（二）克服脱离实践、 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本本”信奉的“本本主义”倾向。
作为实践的科学“头脑”、“精神武器”和“伟大认识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贯彻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始终以实践为理论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强大生命力，与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仔细倾听实践的呼声，不断地以理论指导实践，再由实践加以检验和修正，并在回答实践提出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科学地创新。唯有如此，它才能始终充满蓬勃的生机，实现自己的学说使命。正是出于上述考虑，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属性，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创立的新哲学。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同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把它仅仅看作是绝对真理的抽象公理。他们只是从“本本”和“原则”出发，推演出现实生活的答案。然而，任何理论在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面前都是简单的、抽象的和贫乏的。这就在本质上割断了马克思的理论同社会实践的有机联系。为此，列宁针对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坚决批判第二国际教条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从实践出发，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规律的探索，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三）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探索中， 纠正只重前人而忽视同时代人的片面性。
恩格斯在谈到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时曾深刻地指出：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必须注重研究一定的理论来源。因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以其前人和同时代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为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列宁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80页。）；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教条主义式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往往只看到马克思对其先驱者理论学说的扬弃，并使之局限在形成时期，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其产生过程中、而且在其以后的每一步发展中，都批判地吸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果。他们用这种狭隘的眼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必然对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影响持简单排斥、简单否定的观点，从而使马克思的学说日趋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其实，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并存的各种理论学说，都是对特定时代社会发展新情况所作的理论反映，因而就一般意义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实践的历史性、方面性和层次性，决定了理论多层时空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并存的同时代人的各种理论学说是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不同折射率的折光，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尤其是它们关注和提出的问题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
（四）在对马克思理论“原本”的解读上， 克服只作寻章摘句并加以主观主义解读的倾向。
“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实质和活的灵魂，从纵向上看，集中体现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之中；从横向上看，集中体现在其各个部分、范畴、原理和规律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从纵向和横向的辩证统一的总体上看，集中体现在其有机体的总体性上。所以，只有坚持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坚持“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等原则，才能对马克思的“原本”精神实质作出科学的解读。那种仅仅满足于“全面”而“零碎”地到“原本”中寻章摘句，把其中的一个个部分、范畴、原理和规律从其有机整体中抽取出来，当作解决现实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和一般公式，反将最终使马克思的理论失去其“改变世界”和“使全部现存世界革命化”这一最根本的特点和功能。
从理论深层上看，导致这一倾向的原因是：研究者忽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同样也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作为普遍真理既有“确定”的方面同时又有“不确定”的方面，而是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只看到和肯定它绝对真理和“确定”的方面并加以夸大，没有看到或否定其相对真理和“不确定”的方面，以一种“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取代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辩证思维模式，从而在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的初衷。所以，不扬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科学理解马克思的。
三
科学理解马克思学说，其关键在于运用正确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正确虽然不能完全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但只要依此锲而不舍地去探索，不断地反思和超越，定会取得丰硕的理论果实。反之，如果研究方法不正确，虽殚精竭虑，也似缘木求鱼，甚至南辕北辙，最多开出一些“不结果实的花”。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方法论在科学理解马克思中的关键性作用。
（一）歧义性和统一性辩证统一的方法
如前所述，本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如巨石击水，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热潮，在“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争以后又相继出现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名目繁多的马克思主义，从而给人们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认为：“马克思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作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所以，“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注：《马克思主义者》，第39页。）
毋庸置疑，对马克思的理解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歧义性和差异性，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客观的、共同的、统一的马克思的存在。对此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问题在于既不能把任何虚构、附加和随意解释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其全部著作和言论机械相加的总和。为此，要科学理解马克思，走向统一的马克思学说，就必须区分作为认识客体的马克思和作为认识主体的“我”对认识客体马克思的理解这两个概念，而不能用后者取代前者。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体系，取决于它本身的科学性，并不决定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否则就必然走向唯认识论主义，把统一的马克思推向彼岸世界，而其对马克思的理解则只能是通过理论家的三棱镜中所看到的、歧义丛生的马克思。
（二）“真理是过程”和“真理的全面性”辩证统一的方法
在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时，必须运用“真理是过程”的方法，从动态上考察这一理论体系是如何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贫乏到丰富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进而把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或每一阶段的思想放到这一过程中加以研究，既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又看到它的历史前进性，从而具体地看到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性是一个过程，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僵死的、静止的、没有趋向和没有运动的，而是一门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科学。只有从动态中解读马克思的原本，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理解。
与此同时，必须运用体现“真理的全面性”的方法。因为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亦在于它是对认识对象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的辩证总和。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是对立的统一，所以要取得对马克思理论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辩证认识的总和，必须对其各个范畴、观点、原理和规律的对立统一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实质和各自在总体中占有何种地位。任何把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部分或方面夸大为整体的做法，均无法做到科学理解马克思。因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注：《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最后，还要把“真理是过程”和“真理是全面的”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符合原貌的总体性的研究，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
（三）部分与整体辩证统一的方法
长期以来，还有一种倾向：人们在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时，往往把马克思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其有机整体中抽取出来，再抽取出下一层次的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把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再把唯物史观、认识论、辩证法等从马克思哲学中分别抽取出来的做法），这在一定的阶段与范围内是必要的，但认识必须深化，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难免受视野的局限，使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为此，有必要再把研究的思路倒过来，把马克思理论各个部分放在其有机整体中加以研究。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因为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哲学（关于世界观的一般原则）是“头脑”，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解剖而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因此必须运用部分与整体相结合的方法来科学理解马克思。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看，这是因为：（1）部分与整体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没有一个部分能够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和起作用，作为有机整体的一个器官，只有与整体相联系、并受其制约和规定，才有意义；（2 ）部分的质在量上的机械总和并不反映整体的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的质制约、规定着部分的质，使之也具有整体新质的属性；（3 ）整体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直线的和单向的，而是结构性的和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正是这种辩证关系才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得以成立；（4）部分与整体的区别是相对的， 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但不能对这种转化作形而上学的理解；（5 ）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辩证的，必须把握其中决定性的部分，以便对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剖析；（6 ）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可作空间（横向）和时间（纵向）之区分，然而在实际上这两者又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由上可见，正确运用部分与整体的方法，是科学理解马克思学说的重要途径。
（四）理论观点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方法
几乎马克思的每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剧烈的争论。论战各方似乎都是从马克思理论出发，各以其中观点为据而相互对立。这一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争论各方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理论探讨的表层，没有从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论出发来理解马克思。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认为，衡量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理论观点。应当讲，他的这一见解是富有启发的，因为具体的理论观点总是在一定的方法论下取得的，方法论的正确与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具体理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及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时，必须从其著作的整体上（具体理论观点和方法论辩证统一）来对之作出理解和评价，认识到方法论的根本转变和发展，能从特定的角度标志具体理论观点的根本转变和发展。
此外，马克思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也必然经历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走向新的世界观的，从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在旧的理论观点和新的合理的方法论撞击的基础上，必然要产生出新的观点和方法的萌芽；新旧观点和方法的矛盾的出现、发展和解决，推动着马克思先后经历了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三次思想的决裂，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世界观，创立马克思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他的思想也同样处于不断地反思和超越之中。所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论证他的整个一生理论的完全一致性；反之，只有运用具体理论观点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方法，对他各个时期的理论作整体分析，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的每一次转折，既不错把量变当作质变，也不错把质变当作量变，从而尽可能达到科学的理解。
（五）“我们走近马克思”和“马克思走近我们”辩证统一的方法
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对马克思的科学理解，同样不能超越时代，而是需要进行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即从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各关系出发，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把当代人的思想任意附加到马克思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要“我们走近马克思”。为此，必须把马克思理论的概念、范畴、原理、规律放在其得以形成的具体的历史联系、历史前提和历史条件之中，研究它们产生发展的思想史的联系线索，即揭示各个范畴、概念和原理、规律之间形成的先后次序和内在逻辑联系，既确定它们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又确定它们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这是科学理解马克思的必要条件之一。
所谓“马克思走近我们”，是指每一个时代的研究者总是站在各自时代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这就决定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永远敞开着的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使后人能够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来科学理解马克思：既看到其发展的历史前进性，又看到其发展的历史局限性；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依据实践的新发展来检验马克思的理论，扬弃已经过时的论断和观点；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从头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把现实实践和理论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上升到应有的高度，从而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理论中科学理解马克思；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时代对马克思的理解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而只能是其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环节和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走近马克思”和“马克思走近我们”虽然是一对矛盾，然而又是对立中的统一，只有把它们辩证地结合起来，在矛盾的每一方中规定和把握另一方，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
当然，科学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远不止以上五个方面；而且这五个方面也是融为一体的。需要突出强调的是，要真正做到以上五点，其前提是坚持列宁所说的“观察的客观性”，在研究中做到“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面对“自在之物”本身；按照马克思的本来样子去认识马克思。唯有如此，才能逐渐地、日益深入地进入到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科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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