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过程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本刊曾撰文分析了实际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建立了实际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注：参见《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朝，第35页。）。在此，将运用实际经济增长动态模型所提出的基本原理，对我国50年来实际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进行实证考察，说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在长期中的趋势特征、周期性变动及增长类型转换的过程。
一、对实际经济增长动态模型的修正
由于“实际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还仅仅是一个理论模型，所以为了对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轨迹进行实证考察，还应对前述的理论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正。
（一）均衡GDP的变动
在差额GDP模型中，我们借用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人均收入的概念。实际上，我们模型中的均衡GDP同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人均收入有不同的意义。
首先，在我们的模型中，均衡GDP是指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人均GDP。它既包括维持生存的需要，也包括在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必须达到的某种生活质量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从事基本社会活动的需要。因此G[，0]是超过维持生存水平以上的某一人均GDP水平。当人均GDP降到G[，0]时，人均积累为零，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均衡GDP等于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人均消费水平。
其次，前面的分析，假定G[，0]不变，实际上G[，0]是变动的，并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生活资料范围将不断扩大，质量将不断提高。
由于G[，0]呈上升的趋势，在按前述“差额GDP增损模型”计算各年的dg和g中，应扣除G[，0]在各年增加的部分。如果把G[，0]增长的部分表示为U，那么边际差额GDP即dg和差额GDP即g的表达式应修正为：
dg[，t]＝ASP·V·g[，t-1]-dP·v-U（1）
g[，t]＝ω·g[，t-1]-dP·v-U （2）
（二）差额积累倾向ASP的变动
在基本动态模型中，假定差额积累倾向ASP不变。但在实际经济过程中，ASP是不断变动的，并对差额GDP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
首先，差额积累倾向ASP的变动取决于差额GDP的水平。随着差额GDP水平的不断提高，差额GDP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ASP越高，差额投资AI的数额越大，继后时期的差额GDP增量dg也就越大。
其次，人口增长制约着差额积累倾向ASP的变动。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增长率越高，一定时期的边际人口dP的数量就越大。即使人均消费水平不变，也会使差额GDP中用于消费的绝对量增大，从而制约着ASP的提高。
（三）差额投资边际效率V的变动
在基本动态模型中，假定边际差额GDP同差额投资之比不变，即差额投资边际效率V不变。但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V的变动。如：技术进步、资本与劳动力配置的合理程度、劳动者的技术素质、资本—产出比率、劳动生产率以及投资的方向和性质等。从实际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人口增长也是影响V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尤其是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长，会影响资本的分散化程度（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4年，第83-87页。），从而引起V值的变动。人口增长越快，资本分散化程度越高，差额投资的边际效率越低。
（四）投资性质的影响
投资性质可以分为劳动弹性投资、非劳动弹性投资和中性投资三种类型。劳动弹性投资是指新增加的投资比同量的原资本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非劳动弹性投资是指新增加的投资比同量原资本吸收更少的劳动力。中性投资指新增加的投资与同量原资本吸收的劳动力相等。资本的劳动力弹性的大小同V的高低有一定的联系。资本的劳动力弹性大，意味着生产的技术构成较低，从而V也相对较低。虽然我们还很难通过现有的统计资料来区分投资的性质，但是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外延向内涵性扩大再生产的转变，非劳动弹性投资将不断增加。
（五）单位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量v值的变动
在差额GDP增损模型中，假定单位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量v值不变，边际人口对差额GDP减损的绝对量dP·v的变动主要决定于一定时期边际人口dP的大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v值是不断上升的。决定v值变动的最直接因素是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增加一单位边际人口对差额GDP减损量就越大，从而v值也就越大。
（六）创新的作用
在基本的动态模型中，没有考虑创新的作用。但在实际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将不断发生，其效果同增加投资一样，可使生产能力提高。因此可以把创新看作一项新投资的注入。
二、我国差额GDP及其相关变量的测定
我国现行的人口和经济的实际统计资料，不能直接用来描述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且，前面所分析的“动态模型”还仅仅是个理论模型，其中某些变量还难以在实际中直接应用。因此，我们根据模型中提出的原理和原则，对有关变量加以测定。在此，仅提出几个主要变量的测定方法。
（一）起始年份差额GDP[，1]的测定
我们把1952年作为分析的起始年。首先，用当年的GDP除以当年的平均人口
=1/2（P[，t-1]+P[，t]），求得当年按人口平均的GDP，即G[，t]=GDP/。以此测定的人均GDP，是当年实际生产的人均GDP值。由于它不是差额GDP，因此不能直接用来描述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轨迹。其次，用1952年的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起始年的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均衡GDP，即G[，0]，然后根据差额GDP模型的基本公式：g=G[，t]-G[，0]。
（二）各年ASP·V·g和ω·g的测定
在前述动态模型中，ASP·V表示人口增长率为零时的差额GDP增长率，ω表示人口增长率为零时的差额GDP增长倍数。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来确定ASP·V·g和ω·g。首先，用各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量除以上一年的平均人口，得到各年的ASP·V·g。然后，用各年的ASP·V·g加上前一年的差额GDP得到各年的ω·g。用这种方法求得的ASP·V·g和ω·g的值，既能反映在边际人口为零的条件下，差额GDP的变动，又能综合反映差额积累倾向ASP和差额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动。因此，可以实际描述各年差额GDP变动的过程。
（三）各年均衡GDP及其增量U值的测定
均衡GDP即G[，0]是逐渐上升的。应从各年的差额GDP中扣除G[，0]增长的部分U[，0]。因G[，0]的提高是以劳动生产宰的提高为前提的，故各年的U值可以用上一年的G[，0]乘以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获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总体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为了使理论分析更接近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过程，我们把我国50年G[，0]的变动过程分为两个自然阶段。从1952年～1990年为第一自然阶段，从1991年～2001年为第二自然阶段。把我国G[，0]的变动过程分为两个自然阶段，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我国不同阶段G[，0]水平及变动幅度的不同。这不仅有利于描述各阶段实际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同趋势和特征，而且能使我国50年差额GDP的增长过程更具逻辑的连续性。
（四）差额GDP减损量dP·v的测定
dP·v表示每年人口增长对差额GDP的减损量。它决定于各年的边际人口dP的数量和单位边际人口对差额GDP减损量v值的大小。各年dP·v可以按照下列简易公式求出：
dP·v[，t]=[（G[，t]·p[，t]）/p[，t-1]]-（GDP[，t]/p[，t]）=（GDP[，t]/p[，t-1]）-G[，t]=∑G[，t]/p[，t-1]-G[，t] （3）
（3）式中的∑G[，t]为t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G[，t]为t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p[，t-1]为上一年的人口规模；∑G[，t]/P[，t-1]表示边际人口为零时t年的实际人均GDP；dP·v等于∑G[，t]/p[，t-1]与G[，t]的差额。
用这种方法测定的dP·v不仅反映了人口增长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同时，包含了v值上升的因素。因此，可以实际的表示各年差额GDP的减损量。
（五）起始年以后各年的差额GDP和边际差额GDP的测定
因各年的ASP.V.g和ω·g都只能用间接的方法确定，故不能完全按照公式（1）和公式（2）来测定起始年以后各年的g[，t]和dg[，t]。各年的差额GDP和边际差额GDP可按下列调整后的公式获得。
dg[，t]=ASP·V·g[，t]-dpv-U
g[，t]=ω·g[，t]-dp·v-U
各年的g[，t]和dg[，t]都是通过各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量求得的，故已排除了价格变动的影响。
（六）实际经济增长速度R[，T]、R[，2]的测定
拟用定基增长率R[，t]，和环比增长率R[，2]两个相对指标来表示实际经济的增长速度。
定基增长率是各年差额GDP同起始年差额GDP之比，即：
R[，t]=g[，t]/g[，1] （4）
（4）式表示了差额GDP从起始年到，年增长的速度。主要用于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分析。环比增长率是各年差额GDP增量dg[，t]同前一年差额GDP之比，即：
R[，2]=[（g[，t]-g[，t-1]）/g[，t-1]]×100 （5）
（5）式表示差额GDP逐年增长速度，主要用于实际经济增长的短期分析或周期性分析。
（七）差额GDP增长倍数ω和人口增长倍数α的测定
ASP·V可以通过ASP·V·g除以上一年的g求得，所得的结果加1，即可获得各年ω。人口增长倍数α=1+r，r为人口环比增长率，即r=[（P[，t]-P[，t-1]）/P[，t-1]]×100，用各年人口环比增长率加1，可得到各年α。
（八）差额GDP减损系数β[，Ⅰ]、β[，Ⅱ]的测定
因β[，Ⅰ]=dp·v/g
故各年的β[，Ⅰ]可以用中dp·v/g求得。β[，Ⅰ]表示了边际人口增长把差额GDP压向零的程度。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保证差额GDP不被压向零的条件是：
0＜β[，Ⅰ]＜1
只要0＜β[，Ⅰ]＜1，就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小于差额GDP的“增加”强度。在0＜β[，Ⅰ]＜1的限度内，β[，Ⅰ]的值越趋向于1，人口增长对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就越大。β[，Ⅰ]的值越趋向于0，人口增长对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就越小。
因β[，Ⅱ]=dp·v/dg
故各年的β[，Ⅱ]可以用中。dp·v/dg求得。β[，Ⅱ]表示了边际人口把边际差额GDP压向零的程度，反映了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差额GDP增长的条件是：
0＜β[，Ⅱ]＜1
β[，Ⅱ]＞1或β[，Ⅱ]＜0都表明dP·v大于dg，都意味着人口增长对dg的减损作用大于差额人均投资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注：差额CDP减损系数β[，Ⅰ]、β[，Ⅱ]小于零的情况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g、dg为负值，二是dp·v为负值，在这里把第二种原因视为特例。）在β[，Ⅱ]＞1或β[，Ⅱ]＜0两种情况下，差额GDP都没有增长，都没能实现实际经济增长。在0＜β[，Ⅱ]＜1的范围内，β[，Ⅱ]的值越趋向于1，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就越大。β[，Ⅱ]的值越趋向于0，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就越小。如果β[，Ⅱ]的值等于0，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完全消失。
三、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趋势特征
对我国50年来差额GDP及相关变量进行实证考察，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特征。
按上述方法测定的我国历年的G[，0]（均衡GDP），g（差额GDP），dg（边际差额GDP），dP·v（差额GDP减损量），差额GDP定基增长率R[，t]、环比增长率R[，2]、差额GDP减损系数β[，Ⅰ]、β[，Ⅱ]、差额GDP增长倍数ω和人口增长倍数α等主要变量。
将各年差额GDP和R[，t]，移到坐标图上，就得到了实际经济增长率曲线（如图1，图2）。
图1 实际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曲线
图2 差额GDP的运动轨迹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经济年鉴》（2000）（2001）（2002），《中国统计年签》（2000）（2001）（2002）中有关数据计算。计算中扣除了物价因素的影响。
实际经济增长率曲线R[，t]曲线和差额GDP曲线清楚的描绘了我国50年来实际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展示了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特征。
（一）实际经济增长的“V”形运动轨迹
差额GDP在50年的经济运行中，因差额GDP减损量上升和G[，0]的提高而表现为从波动下降转为波动上升的变动轨迹。并在从1974年到1987的14个年份中，差额GDP都呈负值，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看，1952年～1960年，R[，t]沿着缓慢上升轨迹波动运行。1961年以后，实际经济增长率R[，t]沿着下降的轨迹波动运行，1973年跌到零水平线以下，1983年下降到最低的谷底，而后转为上升，1988年R[，t]从零水平线以下上升到零水平线以上，并开始加速上升。从总变动趋势看，在1952到1983年的32年中，主要表现为R[，t]的波动下降趋势；在从1984年到2002年的19年中，主要表现为R[，t]的波动上升趋势。实际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由下将转为上升的转折点出现在1983年。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长期运行轨迹，在50年的时间序列中表现为“V”形趋势特征。
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的“V”形运行轨迹，同人口增长的长期态势存在明显的规律性联系。用人口环比增长率r的变动趋势和实际经济增长率R[，t]的变动趋势相比较，可以清楚地表明我国人口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历史变动面上的规律性联系。
与实际经济增长率R[，t]的“V”形变动相对应，在50年的历史序列中，人口增长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和80年代后期的三次高潮。90年代初开始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不仅人口增长率的长期趋势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长期趋势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人口增长率曲线的上下起伏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振荡曲线也形成鲜明的反差。1958、1959年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骤涨伴随着1960、1961年人口增长率的骤跌；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人口增长率曲线形成的巅峰映衬着实际增长率曲线形成低谷。人口增长率和差额增长率在长期趋势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对应性，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作用，说明了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同人口增长态势的规律性的联系。
当然，不排除统计误差的存在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精确性，但仍能说明我国差额GDP与实际经济增长率R，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运行中呈现的趋势特征。
（二）差额GDP减损量不断提升
从1952年～2003年，我国边际人口对差额GDP减损量呈逐渐增大的趋势。
1953年～1977年，差额GDP减损量年均3.43元；1978年～1989年，年均3.28元；从1990年以后，差额GDP减损量上升的速度更明显加快，1990年～2003年，差额GDP的年均减损量为8.60元。
dP·v的变动，直接决定于边际人口dP和单位边际人口对差额的减损量v的变动，而v的大小又与一定时期的消费水平有关，在v或消费水平不变时，边际人口的数量越大，dP·v的值也就越大。如果边际人口既定，消费水平越高，dP·v也就越大。1978年以前，由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较小，边际人口dP同差额GDP减损量之间的变动关系表现的较为明显，在边际人口较大的时期，dP·v一般都较高。如1964年～1973年，年平均边际人口为2000万人以上，dP·v也相对较高。在边际人口较小的时期，dP·v一般都较低。如1958年～1961年，年平均边际人口只有301.5万人，1960和1961年还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相应地，这四年的dP·v很低。1961年的dP·v也为-1.82元。这说明，1978年以前，我国边际人口的变动同差额GDP减损量的变动有较强的相关性。人口绝对量的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绝对作用很大。
我国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绝对作用增大的原因，在1978年以前主要是由于边际人口的增长，而1978年以后，主要是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1978年以前，在差额GDP减损量较高时期，边际人口的数量一般都很大，而同期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却很慢。如1966年～1973年，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78年以后，差额的减损量dP·v明显提高，各年边际人口明显降低。但同期的消费水平都提高很快。这说明，我国差额GDP的减损机制已发生变化。1978年以前，差额GDP的减损主要以边际人口的增长为主要机制，1978年以后，开始向以提高消费水平为主要机制的方面转化。
在差额GDP减损量dP·v逐渐增加的同时，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均衡GDP即G[，0]也在不断提升，并在1988年以后明显增加了提升幅度。在dP·v与G[，0]双重提升的挤压下，边际差额GDP在27个年份中都是负值，使边际差额GDP的平均水平极低。从1953年到1990年的38年中，平均每年的边际差额GDP只有0.32元。从1953年～2003年，差额GDP的年平均增量也只有3.9元。可见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是低水平的。同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相比，特别是同近20年采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相比，更能反映出实际经济增长的低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高水平之间巨大的反差。
（三）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居高不下
差额GDP的“减损”作用和“增加”作用的对比关系，表明了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这种作用强度，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
（1）人口增长对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即把差额GDP压向零，使实际经济增长水平绝对下降的程度。
（2）人口增长对边际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即把边际差额GDP压向零，阻滞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上升的程度。
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作用强度的大小，可用差额GDP减损系数β表示。
β[，Ⅰ]表示了把差额GDP压向零的程度。在0＜β[，Ⅰ]＜1的限度内，β[，Ⅰ]的值越趋向于1，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就越大。β[，Ⅰ]的值越趋向于0，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就越小。如果0＞β[，Ⅰ]或β[，Ⅰ]＞1，则表明差额GDP的“减损”强度远大于差额GDP的“增加”强度（注：1961年β[，Ⅰ]＜0是由于人口绝对减少造成的，应视为一种特例。）。我国β[，t]值的变动，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越来越趋向于1，甚至在1968年超过1而高达1.59。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β[，t]在绝大部分年份都小于零，说明这一期间差额GDP的减损强度大于增加强度。1988年以后，β[，t]值才逐渐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表明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差额GDP“增加”的强度才从总体上已超过“减损”的强度。
β[，Ⅱ]表示了边际人口把边际差额GDP压向零的程度。反映了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在0＜β[，Ⅱ]＜1的范围内，β[，Ⅱ]的值越趋向于1，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相对较大。β[，Ⅱ]的值越趋向于0，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相对较小。β[，Ⅱ]=0，表明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完全消失。如果0＞β[，Ⅱ]或β[，Ⅱ]＞1，表明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相当大。
从1953年～2003年，β[，Ⅱ]大于1的年份有5个，β[，Ⅱ]＜0的年份有25个。在50年中竟有30个年份的β[，Ⅱ]值大于1或小于0，表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从总体上说是很高的。由于差额GDP减损的绝对量dP·vs伴随消费水平的上升呈上升趋势，β[，Ⅱ]值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将长期存在，将是阻碍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
总之，我国50年来实际经济增长的趋势特征是：差额GDP的低水平波动下降转为低水平波动上升的“V”形运动。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实际经济增长已面临着新的突破，开始出现向高水平稳定上升转化的势头，但在短期内这一基本的趋势特征还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四、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
在50年的时间序列中，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表现为超高速上升与跌落的交替运动。从差额GDP环比增长率R[，2]=（g[，t]-g[，t-1]）/g[，t-1]的变动看，数据排列的上下起伏现像十分明显，实际经济增长率总是首先沿着某个方向连续上升，而后又显示出急剧下降，表现为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
（一）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的判定
西方经济学家在判定经济周期时，一般以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的波动达到一定程度为依据。如果借用西方经济学判定经济周期的方法，可以把差额GDP作为实际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以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达到一定程度为依据，来判定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同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差别和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故只要环比实际经济增长率R[，2]为正数，就都可视为实际经济增长。增长率R[，2]在零以下为负增长。凡实际经济增长率R[，2]呈上升趋势的时期都视为增长期；凡增长率R[，2]呈下降趋势的时期都视为下降期。把从增长期到下降期的波动过程作为一个周期，并把增长率R[，2]从一次波谷到下一次波谷作为划分周期的标志。那么，本文所判定的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至少包容了一个增长期和一个下降期。
根据以上对经济周期含义的限定，考察我国1953年～200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R[，2]的变动情况，则50年的历史连续面，已是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足够的展示区间。
从1953年到1978年，R[，2]的波动出现了五次，分别为：1953年～1957年、1958年～1962年、1963年～1968年、1969年～1973年、1974年～1978年。从1979年到2002年，波动出现了四次，别为1979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2年。从1953年～200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R[，2]为正增长的年份有24个。增长率表现出极大的伸展面，在100％以上超高速上升的年份有7个。负增长的年份有26个，其中增长率在-30％以下的超高速跌落的年份有8个。
如果把实际经济增长率R[，2]在时间序列上的规律性排列，作为实际经济增长上下循环变动的形式和间隔，由此而形成的波动趋势可以被认定为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那么，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虽然，严格的统计数据要求删去自然灾害或政治因素影响过大的年度，但外生变量作用过大的年度并没有改变增长率波动的一般形式，只是沿着实际经济增长的固有方向加强了向波峰趋势和波谷趋势变化的速率。
（二）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一般形式和特征
把各年R[，2]值每三个年份进行移动平均，求得R[，2]移动平均值，（见表1略）。其目的是为了排除两个周期之间的小的波动，并消除某些偶发因素的影响，突出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一般形式。
从按时间序列排列的R[，2]的变动可以看出，在50年的历史区间内，我国已经经历了六个完整实际经济增长周期。增长率的波峰分别是1959年前后、1970年前后、1975年前后，1981年前后、1990年前后，1994年前后。波谷分别是1962年前后，1972年前后，1978年前后，1987年前后、1991年前后，1998年前后。1999年～2003年，正在经历第七个周期的增长期。
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已经历的六次完整的周期波动的情况看，其周期波动至少显示出以下六个特征：
（1）已展开的六个实际经济增长周期的波长为4～10年，平均长度为7.3年，既不同于10年左右的尤格拉周期，也不同于3年左右的基钦周期，更不同于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周期。同国内一些学者测定的平均长度4.6年或5年的经济周期也有区别（见表2）。
表2 六个“实际经济增长”周期状况
周期
年度 时间跨度 R2移动平均值（％）
波峰 波谷 波动幅度
Ⅰ
1953-1962 10年 1959年， 38.8 1962年，-37.3 76.1
Ⅱ
1963-1972 10年 1970年， 93.0 1972年，-62.0155.0
Ⅲ
1973-1978
5年 1975年，398.8 1978年， -5.8404.4
Ⅳ
1979-1987
9年 1980年， 31.8 1987年，-85.4117.2
Ⅴ
1988-1991
4年 1990年， 63.3 1991年， -4.3 67.6
Ⅵ
1992-1998
7年 1994年， 97.3 1998年， -9.5106.8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经济年鉴》（2000）（2001）（2002），《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2002）中有关数据计算。计算中扣除了物价因素影响。
（2）实际考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起落过程，从波峰到波谷落差最大的是1975年～1978年，达403个百分点，超过我国经济波动的最大振幅（按社会总产值计算的我国经济波动落差最大的是1958年～1961年，为66.2％）。实际经济增长落差最小的是1990年～1991年，为67个百分点，超过我国经济周期的最低振幅（我国经济波动落差最小的是1978年～1981年，为8.5个百分点）。六次波动的平均振幅为153.2个百分点，超过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振幅（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波动振幅为23.1个百分点），见图3。这一现象说明丁实际经济增长周期作为经济周期的一种特殊形态，同经济周期的区别所在。同时也表明了人口、维持基本生活标准的G[，0]、差额CDP减损量的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性的波峰趋势和波谷趋势的强化作用。
图3 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
（3）周期波动的幅度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超高速上升有极大的相关性。凡实际经济增长率出现超高速上升的时期，都会有一个极大的落差相随其后。R[，2]一旦超过30％，波动就在所难免，一旦达到或超过50％，则毫无例外地会引起实际经济增长率曲线的剧烈振荡，并在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4）实际经济增长率R[，2]的波动，每次轮回一般需要经过四个阶段。这一点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中表现出的阶段性十分相似。这四个阶段分别是：增长率R[，2]的缓慢上升阶段，加速上升和波峰阶段，缓速下降阶段，加速下降和波谷阶段。然而，由于我国六次实际经济增长周期的轮回，表现为上述四个阶段的不同组合，从而构成了R[，2]周期性波动的四个不同类型。
一是缓速上升、加速跌落型。第二、五次周期，实际经济增长率首先经过几次小的波动，低速上升到波峰，尔后急转直下，跌入低谷。波动的振幅很大。
二是加速上升、加速跌落型。第三次周期波动表现为从波谷直接加速增长到达波峰。又加速下降跌入谷底的直接衔接。波动的振幅相当大。
三是加速上升、缓慢下降型。第六次周期波动表现为从波谷一直加速增长到达波峰，尔后经过几次小的波动，低速下降到波谷。
四是缓慢上升、缓速下降型。第四个周期，表现为实际经济增长率R[，2]缓速上升和缓速下降的结合。首先从波谷低速上升到波峰，然后，又从波峰缓慢下降到波谷。波动的振幅较小。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的四种类型，共同的本质内容是实际经济增长由波谷到波峰，又由波峰到波谷的循环往复。这四种类型不过是其本质内容的具体化，它形象地、客观地表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并非是无规则的，而且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周期存在明显的差别。
（5）如果按照“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的分类来进行观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的一般形式为“古典周期”型。其突出标志是周期波动不是表现为增长速度的快慢，而是表现为增长方向的逆转。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波峰和波谷，围绕着零水平线上下波动。在各个周期中，波谷年份的差额GDP的绝对量明显低于前期，边际差额GDP为负数。实际经济增长率R[，2]＜0。
（6）从总体上看，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振幅趋于减缓。从各周期波动振幅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入90年代以后，实际经济增长波动的振幅有逐渐收敛趋势。这一令人心慰的趋势，在图3中表现为在前四个周期，增长率的波峰处在远离零水平线的上方，波谷处于远离零水平线的下方，呈明显的双向分布特点。从第五个周期开始，增长率的波峰与波谷虽仍以零水平线为轴上下波动，但已开始由双向分布向零水平线上方扩展。这意味着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一般形式已出现从“古典周期”向“增长周期”转化的基本态势。
五、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类型的转换
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运动轨迹，不仅表现为由差额GDP的低水平波动下降向波动上升转化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表现为差额GDP在零水平线以上的波动上升；20世纪60年代表现为差额GDP在零水平线以上的波动下降；20世纪70年代表现为差额GDP在零水平线以下的波动下降；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差额GDP在零水平线以下的波动下降转为波动上升；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表现为差额GDP在零水平线以上的波动上升。在50年的时间序列中，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增长类型的转换过程。
（一）实际经济增长类型转换的机制。
根据实际经济增长率R[，t]的各种可能的运动轨迹，以及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在各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我们把实际经济增长类型划分为五种状态：
（1）如果实际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几年或十几年）一直沿着β[，Ⅰ]ω-α，R[，t]＞1的轨迹运行，称为稳定增长类型。R[，t]的年平均值在2以下，视为低速稳定增长，在2-5之间为中速稳定增长；如R[，t]的年平均值超过5，视为高速稳定增长。
（2）倘若实际经济增长是在ω＞α，ω＜α，R[，t]＞1，R[，t]＜1的交替过程中实现的，称为波动增长类型。R[，t]的年平均值在2以下，视为低速波动增长，在2-5之间为中速波动增长；R[，t]的年平均值超过5，视为高速波动增长。
（3）实际经济增长如果一直处于ω=α，R[，t]=1的状态，意味着没有实现实际经济增长，也没有出现下降。称为“停滞”类型。
（4）实际经济增长如长期处于β[，Ⅰ]＞ω-α，R[，t]＜1状态，称为“衰退”类型。
（5）实际经济增长如长期处于ω＜α，β[，Ⅰ]＜ω-α，R[，t]＜0的状态，称为负增长类型。
一定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究竟属于哪种类型，并如何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一种类型，主要决定于ω、β[，Ⅰ]、α三个变量的对比关系及其变动。
已知ω=（1+ASP·V），ω的高低和变化取决于差额人均积累倾向ASP和差额人均投资边际效率V的高低与变动；β=（1+r），β决定于人口增长率r的高低与变动；β[，Ⅰ]=p·r·v/g，β[，Ⅰ]的大小主要同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和差额GDP水平有关。ω、α、β[，Ⅰ]三个变量对比关系的变动最终可以归结为人口增长率r和经济增长率ASP·V的对比关系的变动。因此，我们把人口增长率r和经济增长率ASP·V对比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实际增长率R[，t]的运动轨迹的变动，视为实际经济增长类型转换的主要机制。
（二）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类型转换的过程
考察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先后经历的不同的增长类型的转换过程，是为了具体分析ω、α、β[，Ⅰ]的变动对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类型转换的影响，说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向高速稳定增长类型成功转换的条件。
1.低速波动增长类型向“衰退”类型的转换
我们把1953年～1960年的实际经济增长过程归属为“低速波动增长”类型。在这一阶段，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沿着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1或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1的轨迹运行的，R[，t]变动于0.93和2.37之间，R[，t]的年平均值为1.43；ω值变动于0.97至1.53之间，ω的年平均值为1.23；α值变动于1.00至1.025之间，α的年平均值为1.02；β[，Ⅰ]值变动于0.003至0.105之间，β[，Ⅰ]的年平均值为0.066。表明这一阶段的差额GDP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即ASP·V＞r，ω＞α；投资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大于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即β[，Ⅰ]＜ω-α。1960年以后，实际经济增长经历了从从低速波动增长类型向“衰退”类型的转换过程。增长类型转换的结点发生在1960到1961年。从1961年～197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R[，t]从1.70下降到0.14，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沿着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1或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1的轨迹运行的。在这一阶段，ω值变动于-0.18至3.21之间，ω的年平均值为1.33；α值变动于0.98至1.03之间，α的年平均值为1.02；β[，Ⅰ]值变动于0.03至1.59之间，β[，Ⅰ]的年平均值为0.44。表明这一阶段投资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小于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即β[，Ⅰ]＞ω-α。尽管这12个年份的实际经济增长是沿着R[，t]和R[，t]＜1的轨迹运行的，但这一阶段R[，t]的年平均值只有0.68。故这一阶段的实际经济增长属“衰退”类型。
2.从“衰退”类型向负增长类型的转换
1972年以后，实际经济增长在波动状态中由“衰退”类型又转换为负增长类型。
从1973年～1987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一直在零水平线以下，即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0。实际经济增长先是沿着只β[，Ⅰ]＞0的轨迹下降，1983年跌到-1.56；而后又沿着只R[，t]＞0的轨迹上升，1987年达到-0.48。ω值变动于-7.13至1.27之间，ω的年平均值为-0.48；α值变动于1.00至1.02之间，α的年平均值为1.01；β[，Ⅰ]的绝对值变动于0.04至5.81之间，β[，Ⅰ]的年平均值为5.2。表明这一阶段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远大于投资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即β[，Ⅰ]＞ω-α。这一阶段的实际经济增长属典型的负增长类型。
3.从负增长类型向低速稳定增长类型的转换
实际经济增长的过程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负增长之后，于1988年使R[，t]回升到零水平线以上，越过“衰退”类型，完成了从负增长类型向低速稳定增长类型的转换。
从1988年～1993年，ω值变动于4.29至1.52之间，ω的年平均值为2.27；α值变动于1.00至1.03之间，α的年平均值为1.01；β[，Ⅰ]值变动于0.32至0.06之间，β[，Ⅰ]的年平均值为0.19。表明差额CDP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即ASP·V＞r，ω＞α；投资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大于边际人口对差额CDP的“减损”作用，即β[，Ⅰ]＜ω-α.在从1988年至1993年的6个年份中，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沿着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1的轨迹运行的，但R[，t]年平均值为仅1.34，故这一阶段的实际经济增长属于低速稳定增长类型。
4.从低速稳定增长类型向高速稳定增长类型的转换
在从1994年～2002年九个年份中，实际经济增长率一直沿着R[，t]=ω[，t-1]（1+β[，Ⅰ]/α-ω）-α[t-1]（β[，Ⅰ]/α-ω）＞1的轨迹运行，R[，t]变动于8.08和1.14之间，R[，t]的年平均值为6.19；值变动于1.76至0.99之间，ω的年平均值为1.27；α值变动于1.00至1.01之间，β[，Ⅰ]的年平均值为1.01；β[，Ⅰ]值变动于0.037至0.176之间，β[，Ⅰ]的年平均值为0.047。表明这一阶段的差额GDP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即ω＞α；投资对差额CDP的“增加”作用大于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即卢β[，Ⅰ]＜ω-α。因此，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在1994年实现了从低速稳定增长类型向高速稳定增长类型的转换。
从1952年～2003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经历了从“低速波动增长类型”到“衰退类型”，从“衰退类型”到“负增长类型，”从“负增长类型”向“低速稳定增长类型”，从“低速稳定增长类型”向“高速稳定类型”的四次类型转换过程。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类型转换的过程证明：在人口增量对差额GDP的减损量不断上升、维持基本生活标准均衡GDP幅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实际经济增长类型的转换，同ω、α、β[，Ⅰ]三个变量对比关系的变动有着很强的规律性联系，并最终决定于人口增长速度和差额CDP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的变动。实际经济增长实现高速稳定增长的先决条件是：首先，差额CDP的增长速度必须总是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差额GDP增长倍数ω必须总是大于人口增长倍数α，才能保证实际经济增长一直沿着R[，t]＞1的轨迹运行。其次，在β[，Ⅰ]＜ω-α的前提下，ω超过α的数值必须足够大，以保证差额CDP增长率R[，t]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因ASP的提高往往会遇到一定时期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限制，V值的提高显得更为重要。而V值的提高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产出比例的降低为主的增长机制为前提。故实际经济增长从低速波动增长类型向中速或高速稳定增长类型的转换，主要依于从增加投入为主向提高投资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