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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9)01-0082-06
1990年春，当西方反华势力蛮横干涉中国内政，采取所谓制裁中国措施的时候，邓小平对此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P357-358)这里不仅以感人肺腑的爱国激情，自觉运用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来观察国际上的动向，而且从中引出一个极富创见的关于史学功能的观点，即把历史教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开拓了一个广阔而重要的领域，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贯彻的。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代有修史、提倡信史的史学传统，同时又有倡导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使史学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反对割断历史，把正确对待历史，正确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并把它视为一个成熟的、郑重的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毛泽东关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的名言，代表了共产党人对待历史所取的正确态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要懂得历史，直接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是对史学功能的深化和创新，也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而重要的现实舞台。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历史，主要是指近现代中国历史。要懂得历史，不仅指要对广大群众和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在他看来，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深刻理解和懂得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一部近代史给中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痛苦教训，即落后就要挨打。这至今仍然是一个民族在当今世界生存和发展中不能回避的。多少有识之士都对此提出过睿智的警告。五四时期鲁迅就说过：“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P370)毛泽东也以耐人寻味的警语提出中国的“球籍”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P370)他深刻总结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指明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就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开辟了使中国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富强的坦途。毫无疑义，懂得历史和历史所蕴含的经验，特别是近代中国用血泪所凝结成的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动力。
历史教育是生动的、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列宁曾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3](P579-580)它是促进民族觉醒、凝聚、奋飞的巨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之中，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所表现的悲壮历程，使它更具有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力量。中国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现在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代史而无动于衷，依然麻木不仁，就很难说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邓小平强调历史教育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就包含着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他把历史教育看作是认识中国国情，学习优秀传统，激发爱国和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一个民族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外屈从的心理。中华民族具有不畏强敌、不惜以死维护国家尊严和独立的高贵品格，历史上出现的万千爱国者都体现了这种足以垂范后世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把历史上维系国魂的民族气节同自觉的爱国主义理想相结合，坚贞不渝地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冷眼傲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采用封锁、孤立和制裁等手段的威胁，他借用老子的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指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正如邓小平所说，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事实证明，“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1](P329)他坚定而明确地表示，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上就表现了这样的原则立场。1982年他针对英国方面关于1997年以后还要“继续管理香港”的表示，坦率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指出，如果1997年中国还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P12)1989年，当美国某些政要起劲地以所谓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P331)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1](P332)在这里，他把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尊严，把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提高到了国权、国格的高度来认识，有力地揭露了那些霸权主义者一再鼓噪“人权”的真实目的。应当说，只有深切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交织着屈辱与抗争的近代历史，才能真正懂得维护国权国格的极端重要性。国格意识是高尚的人格意识的升华，是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有责任帮助广大青少年更多、更好地懂得一些历史，把邓小平倡导的化做他们美好的情操。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确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想信念，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这种理想信念，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支撑，使他们善于吸取历史经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华民族在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能够做到历经磨难而不衰，应当说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相关联的。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的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被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也，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是深化了。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容，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像爱国诗人屈原，虽身临厄运，仍萦萦于天下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煌煌唐诗中，也透露出这种鲜明的人民性，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读了这样的诗篇和用心用血写成的名言警句，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流传至今的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故事，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以身许国、以死报国的千古佳话，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流传至今。正像陈毅元帅在示儿诗中所写的“国家若有难，汝当作先锋”，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应当说，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槃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民族入侵，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凌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鲜明，成为团结对外、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国内黑暗势力的统治，也决不屈服于国外侵略势力的压迫。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各族人民总是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家园，维护国家的统一，血染山河，宁死不屈，没有丝毫奴颜媚态，有的只是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这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都有鲜明表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让侵略者丧魂裂胆，感天动地的活剧。面对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要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中国人决不言放弃，中华民族不会亡！千千万万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仆后继。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到邓世昌黄海血战的惨烈；从三元里乡民抵抗侵略者的顽强战斗，到义和团健儿与八国联军的殊死拼搏；从不畏强敌、奋起抗击外国洋枪队、常胜军的太平天国运动，到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他们的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耸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铭记在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间。
在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终于彻底破产。但近代爱国斗争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曲折的发展过程，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就拿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在中国的历程来说，旧时代的爱国主义难免受到历史的局限，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同忠君的思想相联系的，使爱国抱负难以施展，结果这位民族英雄却被流放充军，义和团也遭受清政府的愚弄和出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同明确的民主主义理想相联系的，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后来的结局表明，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只有当爱国主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结之后，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爱国主义的理想，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才得以逐步实现。
这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在反侵略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近代史上有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反侵略斗争是英勇的，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写下了一页页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民族痛史。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更为惨烈、严重的抗日战争，由于这时有了新的进步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全民族的发动，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完全彻底的胜利，一洗我们民族的百年屈辱。继而又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生动说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使爱国主义精神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近代中国提出的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这两个基本要求，它就会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阶级和政党。无论是封建阶级的开明派，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用他们各自的思想理论武器，为此作出了种种尝试和努力。这种尝试和努力，从客观上说，都是要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在西方列强已经控制中国、并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情况下，近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近80年的奋斗，特别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探索，才找到真正的救国真理。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所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也是西方的“代议制度”，希望通过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改变中国的面貌。李大钊在政治上对这种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4](P93)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感慨，“一代华声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5](P917)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P455)这确是道出了这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这时，李大钊经过深沉的观察和思考，发出了“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呼声，这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予正确的回答。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在他的带领下，成长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7](P1471)正因为这样，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我们要通过历史教育，使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要有这样的历史自觉，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同历史发展的要求取同一方向。
崇高的理想信念会铸就人的真、善、美的灵魂，会撑起人生一片天，会让年轻的雄鹰在蓝天下翱翔。人的一生能做到无愧于祖国，无愧于生活，这是人生的骄傲和幸福。我们不赞成人生目的的个人主义取向，不仅是因为这种目的的自私性，而且也在于它对青年成长十分不利。我们并不否认个人主义也是一个动力，但这种动力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自私使人目光短浅，利己使人心胸狭隘，这种人往往小有成就就骄傲自满，止步不前，稍有挫折就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以个人为中心考虑和处理问题，不可能建立和谐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只是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损人利己，无所不为；这种人缺乏高尚的人生目标，难以抵制各种诱惑，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容易滑向自己成才愿望的反面。这些表明，个人主义不仅妨碍和扼杀人的感情、理性和才华的全面发挥，而且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现实中不乏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与此相反，一个青年如果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操，胸怀祖国伟业，心系人民大众的命运，自觉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就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就是“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这样的人能够高屋建瓴地审视社会和人生，树立起正确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方法和途径，在集体中追求卓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进取精神；他会志存高远，有远大而崇高的奋斗目标，胜不骄，败不馁，百折不挠，乐观进取；他无私利之心，有助人之诚，形成有助于人才成长的融洽互助的友爱集体，在集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奉献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都是自己选择的。今天的青年，不但要继承爱国主义的传统，而且还要同历史发展的要求取同一方向，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中奏响实现人生价值的进行曲。100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追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将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得到实现，今天的静有幸亲身参与这一伟业，把个人的抱负融入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事业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高尚、更壮丽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吗！
三
当今青年成长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虽然在总体上说是有利于青年成长的，但存在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也是严重的，不容忽视的。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再泛滥，对青年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极大的侵蚀作用。要懂得历史，使青年具有明辨是非、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是青年成长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即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历史当然可以重新评价，但必须合乎实际，真有道理。如果离开了历史研究的这个绝对要求，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这些年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是这种唯心史观的典型表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他们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
他们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这种理性的光环，他们就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的话语权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同理性思考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他们所谓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主要有以下两点，而这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否定革命，而把改良主义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改良主义“抓住了由前现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这是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我们知道，改良是在保存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它的某些局部进行调整，而不触动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只是局部问题，恰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制度。那种企图保留这个基本框架而进行局部改良的办法，是不能把中国引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所有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改良努力都失败了，都不能挽救垂危的中国，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其二，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经过这样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有人说，如果没有康、梁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还有人说，西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中国今天也就现代化了。这真是历史的天方夜谭。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反复指明：“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的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8](P1080)毛泽东考察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指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所以毛泽东认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9](P131-132)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上述可以看到，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确是一种“范式”转换，不过是转换到旧史学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老路上去。这绝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在历史观上的复旧。公正地说，他们比旧史学还不如，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玩弄历史。
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但从政治上看，这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前些年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后，有的观众反映，“周围稍有史学基础的朋友，都说不忍再看下去了。”而对一般观众则不然了。令人痛心的是，一名高三学生就《走向共和》发表的帖子中竟然出现了“敬佩李鸿章”的言论。这种历史观所造成的影响难道不应该深而思之吗？而对于这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难道不应该加以辨析和澄清吗！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说明治史、懂史、用史的重要性。他又说：“灭人之门，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0](P22)这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深刻说明，指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系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而且对我们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煞。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1](P161)然而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一个民族的精神被矮化、丑化，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否定、抹煞，这个民族还能立得起来吗！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从歪曲革命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必然会把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必然会摧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历史依据，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决不可掉以轻心。
应当看到，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市场有所扩大。其实，革命低潮的出现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是直线的，暂时的挫折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值得警惕的是，因为低潮的出现，革命队伍里有人会因此而惊慌失措，丧失信心，甚至另找出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形势紧密相关的。
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重大挫折之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各项方针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像邓小平所预见的，国内外都有这样的势力，要利用我们改革调整之机，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进行理论误导，制造思想混乱，以实现其“改向”的目的。以“告别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作为同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主张相呼应、相配合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
当然，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我们要记住：“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尽管是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12](P82)因此，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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