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变迁与集体安全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大国论文,集体论文,未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抗了40余年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缓和，随之而来的是两德的统一、海湾战争的爆发和迅速结束、苏联东欧军事集团的解散和苏东国家的剧变，以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对立为标志的冷战彻底结束。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国家安全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安全观也正在改变。单一的国家安全观正在被综合安全观所取代。令人感兴趣的是，集体安全思想在冷战结束初期一度重新兴起，甚至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集体安全思想及其载体——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的走向和前途如何，以及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有何影响。
一、后冷战时代集体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军事威胁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在日益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世界上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多种多样的跨国安全问题只能靠国家间组成的集体力量才可以对付。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边和集体主义的兴起，这不仅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结果，也是安全概念扩大化的要求。安全内容变了，国家的对策也要变，国际关系也要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在面对后冷战时代新的安全问题时，寻求集体或多边而不是单边的安全机制的帮助和支持。（注：J.Ann Ticker,"Re-visioning Security",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day,ed.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194.）这就是后冷战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较少军事性而多经济性的”，对付这种挑战的手段是“较少单边而多合作性的”，“需要承担明确的或隐蔽的责任和包袱”。（注：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Treverton,"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in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ed.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Treverton(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2),p.16.）
冷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在处理一些国际安全问题时倾向于多边合作与集体行动。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国际政治中大国之间合作的动力不断增强，并且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冷战结束改变了美苏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长期对抗局面，治愈了安理会多年来的半身不遂状态”。（注：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这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1991-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合作。
冷战结束给集体安全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历史上，人们对集体安全思想褒贬不一，主要是在集体安全的概念上有分歧。后冷战时代就集体安全未来的争论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争论直接与安全概念的扩大和集体行动的发展趋势有关。
第一，集体安全概念中的安全是什么样的安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集体安全被认为是针对国家间正式的战争，尤其是针对国家使用武力对外侵略的问题而建立的。它的核心是禁止国家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或至少限制使用武力和使用集体强制措施制止侵略。然而，有人认为，这种安全观并没有包括所有的可能性。联合国宪章中所说的“和平的威胁”也没有明确指的是“正式的国家间战争”。对和平的威胁是多样多样的，尤其是在安全概念不断扩大的今天，集体安全所要维护的安全范围是不是也要扩大？
第二，是为了谁的安全？本世纪以来，集体安全的主导概念是加强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建立在主权和非干预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合法秩序。威尔逊强调集体安全是要保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自决权。可是，如果强调国家主权，那又怎样避免使集体安全组织成为某些国家维持现状的手段？又怎样应付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源呢？由于后冷战时代国家相互依赖性的加强，国家安全密不可分。集体安全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国际安全问题，还可能是国内安全问题。
第三，集体安全概念中的“集体”指的是什么？传统的集体安全观认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成员国应具有普遍性，成员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确保集体的力量足够大于侵略者的力量，降低权力政治和均势体系下的危险。但是这样的集体安全会被认为是结盟的另一种形式，也可能导致一个小集团利用集体的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也有人认为，只有地区性集体安全才会有效，因为这样的集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冲突的根源和本质，有对付冲突的动机，更易取得共识。20世纪末，随着地区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全球性集体安全显得力不从心，在某一地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
第四，什么形式的集体？人们一直认为，集体安全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强制维护和平，它的“中央”机构并不威胁国家的独立和自治。但是也有人认为，集体管理军事力量是走向一种共同的政治制度过程中的一步，因此，后冷战时代欧洲和平已经很稳固，这为建立欧洲联邦创造了条件。
第五，怎样对待集体安全体系中的集体行动的强制性问题？集体安全思想形成以来，人们普遍将强制性集体行动看成是对付侵略者的最后手段。在此之前，尽力通过道德教育、政治谈判和协商、外交斡旋等办法解决国际争端。使用强制性集体行动既不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初衷，也不是其最终目的。后冷战时代联合国在一段时期内经常采取强制性集体行动，这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一超多强”的局面有关。美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扮演着“超级警察”的角色，同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主要的国际安全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合作。所以，集体安全强制性集体行动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集体行动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机制遭到破坏，集体安全体系也就成为大国推行霸权的工具。
二、大国因素在联合国维护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结束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实践的分水岭。在二战以后的四十多年间，联合国因受制于两极均势体系而无所作为，尤其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形成的大国均势使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大国一致原则成为一纸空文。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势头有增无减。在后冷战时代，新的均势逐步形成并顺利运作，在这种形势下，集体安全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要看大国关系如何演变。
海湾战争是集体安全体系中大国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海湾危机期间，安理会表现出空前的一致，其主要原因是美苏关系进一步改善，苏联不想充当伊拉克的“后台老板”。另外，其他几个大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利益一致。安理会中的大国一致原则就是在全球局势总体缓和的形势下实现的。
不过，这次大国合作除了有大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特殊背景外，美国的作用不可忽视。美国在这次事件中充当了“警察头目”的角色，它利用国家实力向安理会成员国频繁施加压力，最终得到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的权力。美国虽然拿到了“尚方宝剑”，但掩盖不住集体行动中的大国强权政治色彩。“海湾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促进美国霸权的一次演习”。（注：Mohammed Ayoob,"Squaring the Circle:Collective Security in a System of States",in Collective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ed.Thomas Weiss(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3),p.52.）海湾战争为美国取得主导世界的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不仅赢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还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实力达到了顶峰。在后来的联合国集体行动中，它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就更为露骨。挟“战胜国”之余威，美国先后在索马里、海地、波黑等国家和地区“代表”国际社会维持和平。众所周知，在去年的科索沃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保护民主和人权”战争完全是一场违背联合国宪章和侵犯别国主权的游戏。从后冷战时代联合国解决地区冲突或国内冲突来看，大国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大国关系复杂、利益相互交织的地区，大国的干预只会起到消极作用。
海湾战争以来的大国合作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是联合国成功的条件。但是，这种大国合作也具有偶然性。从大国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实力是最重要的，而实力是均势角逐的基础。在均势体系仍不稳定或者说倾向于“天平”的一端时，大国合作只能是权力均势的“副产品”，而不是集体安全的最佳表现。
三、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走向与世界新秩序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大国关系得到充分调整的机会，新的国际秩序将在大国均势的解体和更新过程中逐步形成。许多人在勾画未来的国际秩序，有“多极权力均势”模式，有“单极主导型”模式，有“和平地带与动荡地带”模式，有“全球村”模式，有“文明冲突”模式，有“两极复归”模式，甚至有“三极地缘经济”模式等等。（注：Robert E.Harkavy,"Images of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Orbis,Fall1997,pp.569-590.）虽然模式五花八门，但它们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新的国际秩序仍在重建之中。从近些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新的国际秩序有以下几个主要和明显的特点。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在总体国际形势稳定与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冷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平分和主导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国际关系，尤其是世界强国和地区性强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国的地位和角色在国家实力的兴衰对比中不断转换。与一战和二战后的大国关系调整不一样，这次调整并没有伴随大国间的危机和冲突，可以说是在平静和稳定的气氛中进行的。当然，国际形势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中东问题长期未决、一些非洲国家内战频繁、朝鲜半岛危机、科索沃战争、车臣危机等，这些国际安全问题有的涉及到不同大国的国家利益，但它们并没有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大局。大国关系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挫折，国际形势总体上仍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
第二，在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合作大于冲突，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共同点突出。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从冷战刚刚结束时的大幅波动和动荡式调整转变为和缓、稳步、深化式调整。
90年代初，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剧变，国际关系发展的“情绪化”色彩很浓，西方国家大有不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搞垮“誓不罢休”的念头，因此，国际关系的调整并不一帆风顺，大国关系曾多次发生重大危机。后来，大国之间纷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冷战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带有军事同盟的色彩，往往是针对第三国的；而如今的“战略伙伴”关系绝非是针对第三国的，“它反映了大国之间在寻求新的双边关系时都希望有一个比较高的定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全面性。（注：郭隆隆：《1997年国际形势中的五个“突出”》，《国际展望》，1997年第23期，第3页。）
大国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并且逐渐深化，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因素。经济的全球化是大国关系持续改善的基础。另外，后冷战时代综合安全、国际安全、共同安全概念的提出和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为大国提供了更多的利益交汇点。除了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还存在大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外，在一些“跨国界”问题上，诸如经济、环境、人口、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军事安全问题，为大国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同时，这些问题还可以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
第三，大国关系调整仍在进行当中。在每一次国际格局大转换过程中，大国关系的调整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完成，因为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兴衰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只有大国关系框架形成和稳定下来后，新的国际格局才能建立。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一直处于调整当中，目前正处于“历史性大变动的延续时期或纵深发展时期，很可能要延续到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直至大震动冲击的影响逐步淡化、消失，大变动告一段落，新的平衡建立起来”。（注：陈启懋主编《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现在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处于“一超多强”的局面，有的人认为国际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而有的人认为目前仍是“单极”时代。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大国关系的调整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大国间的综合实力对比仍在不断变化之中。与大国关系调整和国际格局仍在转型期相对应，地区性格局也没有建立。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地区。美俄欧三边关系仍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欧洲安全格局正处于一种过渡期”。（注：张耀《勉强的合作、深刻的分歧—试析“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关系基本文件》，《国际展望》，1997年第11期，第4页。）东亚地区的中、美、俄、日四边形格局更不稳定，中日、中美、日俄双边关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调整只是暂时到位，随着它们之间国家实力的变化，这种调整可能继续到21世纪初至20年代。
第四，大国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呈现分散化和稳定的均势特征。虽然这个特征不明显，但是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在大国关系中起作用的因素趋于分散化，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人权”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后移，并且这种情况有望继续下去。大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非常重视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强调实力、均势的作用，这使得大国关系围绕实力运转，以实力搞关系。大国关系处于良性互动当中，双边关系不断改善，而且是相互交叉的。从理论上讲，这种大国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均势关系。只要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国际形势将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一旦这种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发生严重问题，势必给国际社会带来危险和不安。
总之，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大国关系的好与坏决定着世界秩序的和平与动荡；反过来讲，世界秩序稳定了，大国关系也会好转，如果世界秩序遭到破坏，大国关系也会因此出现波折。目前看来，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走向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双边和边多关系进一步改善，安全合作趋势进一步加强。这种国际形势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集体安全（联合国）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前后，联合国的作用不断上升，尤其是它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后冷战时代的集体安全体系重新寄予了厚望，希望它能够在后冷战时代同时扮演“仲裁者”和“执法者”的双重角色，实现宪章制定者的初衷，真正起到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作用。
集体安全在后冷战时代的复兴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国际格局发生新旧变化时，尤其是在伴随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人们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感到失望，幻想用一种新的体系取而代之，这时，集体安全思想就会兴起。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思想主导一切，不管是初期的美苏两极，还是后期出现的多极化趋势，都没有摆脱权力均势思想的束缚。冷战体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体系，其中地区性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不断，也曾发生过世界战争的危机。（注：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虽然冷战并不是以世界战争的形式结束的，但它带来的战争恐惧感并没有在人们的心头消失。理想主义乘势抬头是国际格局大转变的结果。
这次集体安全思想的兴起与以往有所不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是在人们深受战争折磨的情况下成立的，世界大战是它们走上历史舞台的契机。后冷战时代集体安全思想却是在无世界大战发生的情况下兴起的，同时在冷战结束前，就酝酿着兴起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的解冻为联合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不仅美苏两国和解的势头不减，而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五大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冷战开始以来所没有的。尤其是在海湾战争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出现了少有的一致，是集体安全思想复兴的历史契机。
这次集体安全思想的复兴持续时间长，实践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大国关系持续改善和国际形势持续缓和。如前所述，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均势关系，这种均势关系对集体安全发挥作用是有利的。目前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均势关系正在形成。
虽说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总体上仍是无序的，但是无序中有序，有序在无序中发展，理论上也可以归结到权力均势与集体安全的关系上。后冷战时代仍是一个两者并存而起作用的时代，新的国际秩序有赖于两者协调发展。不过，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关系是决定因素，权力均势的作用有可能增强，而集体安全能否受到削弱，要看这种均势的消极作用有多大。“联合国的复兴得益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性，一旦大国间出现矛盾，联合国中前些年积累下来的和气就会在一夜之间一扫而光”。（注：Robert.Wright,"Bold Old Vision",The New Republic,25 Jan.1993,p.23.）科索沃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
联合国作用的上升与否在于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两种形式的政策和手段能否持续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否会严重影响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国家安全。（注：参见 Arnold Wolfers,"Collective Defense and Collective Security",in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d.Arnold Wolfers(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182.）只要大国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种均势的合作就会大于冲突，协调多于摩擦，从而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发挥有效作用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反，如果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缓和势头出现逆转，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那么，联合国就有可能回到冷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