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体育与古代希腊体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希腊论文,中国体育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古代希腊产生了灿烂的运动竞技文化，而同期的中国商代却不能产生，其原因何在，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一、中国的商代与希腊迈锡尼时代的特征；二、商代的血缘机制与希腊的非血缘机制的不同影响；三、商代巫文化与希腊的神文化的不同作用。
关键词 中国商代，古代希腊，古代体育比较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各个方面考察似乎都有产生希腊那种体育运动甚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条件。中国有过强力崇拜，有过武士之风，有过以武相犯……有过一系列类似于荷马时期和期巴达城邦开展体育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条件，然而，即使是这样，中国却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合格的体育赛会，更不用说类似于希腊的那种成熟的体育盛会。
中国远古时期的所谓体育，总是与日用伦常联系得过于密切，始终未能演化成一种形式化的体育游戏。中国的体育总是处在“准体育”的状态，它没有合格的“立法”形态，一直没能走向成熟，始终与军事、医学和宗教（主要是巫术）搀和在一起，从来没有高于过其它文化形态。
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千万个因果链中到底缺了什么环节，从而使中国的体育不能有如希腊的体育那样凌驾一切？
1 中国的商时代与希腊的迈锡尼时代
由于世界上最典型最合格的体育只诞生在古代希腊，所以研究其它地域的体育就不能不参考希腊的历史和条件。这是体育研究尤其是体育史研究中的基本原则。
希腊是一个后起的文明古国。埃及和巴比伦对她的影响难以估量。地中海上的一个叫做克里特岛的地方，就是沟通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之间文明交通的重要桥梁。有了克里特岛上的文明开化，才后有了希腊半岛的文明崛起。
大约在公元前2500—1400年时期，克里特岛上就有了辉煌的海上文明。期间，随着海盗的猖獗、破坏和岛上的不断地震，以及希腊半岛居民的来往，克里特岛上的文明逐渐向北部转移。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在地中海的东北角出现了一种叫做爱琴海——迈锡尼的希腊文明。在这个文明时期，舞台上唱主角的已不再是克里特岛人，而是希腊半岛上的希腊人。
从大量考古材料来看，这个时期的希腊人便有了体育的萌芽。“从克里特的艺术上看，似乎他们是欢愉的民族，没有受到阴沉的迷信的很大压迫。他们喜欢斗牛，斗牛时女斗牛士和男斗牛士一样地表现出惊人的绝技。斗牛是宗教的仪式，……斗牛者属于最高的贵族”。在迈锡尼文化时期的艺术中还有很多海上搏击、赛车、赛跑、拳击等形式的造型表现。迈锡尼文明是希腊文明的早期形态，其中包含着希腊体育的大多数胚胎。
在东半球在中国，与迈锡尼文明相对应的是中国商代文明。商代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长达600 年之久。就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商代是中国文明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时期。夏代虽有很高的文明，但却没有可以识别的文字系统。由于有文字的帮助，商代的文明情况就便于了解和研究。其中与体育有关的各种东西也因此而宜于把握。
商代社会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征，对后世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对体育的发展、形态、规模、速度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几个突出特征就是：畜牧发达、武备发达、商业发达、文化发达和宗教鬼神发达。
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但商代的崛起者们，却不是地道的农民耕者，而是生活在今天山东半岛和河南东部地区以畜牧为主的游荡民族。这和希腊文明的崛起者们是海盗、商人不完全一样。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商朝才一再迁都。迁都历来是政治变迁的重要表现，那么，商朝为什么一再迁都？原来他们的反复迁都就与其游牧生活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水草”是一切游牧民族的生命根据，是他们的能量来源。经济学家傅筑夫则认为这种迁都现象是商朝由游牧向农业过渡的一种表现，是改变肥力以追求更大收获的一种努力。
郭沫若认为：“畜牧业比较发达的部落，武力都是比较强盛的”，而且“畜牧业的发达为商人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并开始使用奴隶奠定了基础”。商代的早期是典型的游牧社会，且在其反复的迁都和征讨中显示了无比的“武力”。这就是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武力”基础和雄健特色。
商代的确是一个武备发达、战事频繁的社会阶段。
在商朝武丁时期，商朝曾大规模举兵出击位于今天山西和陕西的土方和鬼方以及内蒙古河套以北的游牧民族部落。当时武丁征战，每次用兵都在3000至5000人之巨，用三年时间取得了胜利。后来又大举用兵与西北骑兵“人”进行战争，所征兵力“一次竟达13000人之众”。 商朝末朝，长江下游一带的夷人强盛起来，时而骚扰内地，武丁之后的武乙举兵南征，打退东夷的扩张，并俘虏了“亿兆夷人”。
由此可见，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开始时期，商代的战争格外繁多。这种频繁战争一点也不比同期希腊的海上战争逊色，无论是人数、规模和残酷程度都是如此。中国的兵书所以问世很早且战略思想也早就成熟，便与连年战事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大约到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倒塌了。希腊半岛的宫殿和城堡毁于大火，大火是由侵略者点燃的。侵略者不是别人，正是从北面南下的一支名叫多利阿的游牧民族。这支游牧民族就是后来斯巴达邦居民的祖先，他们英勇善战，威武不屈，构成了希腊文明中军事与体育中的最重要力量或成份。
荷马史诗中所记载的内容大概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故事。这是希腊的第一次真正伟大的胜利，也是希腊文明的真正发端。从此，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和爱琴海上的迈锡尼文明便彻底地移植到了北部的希腊半岛。
为什么北部的希腊人要去进犯迈锡尼文明时期的海上敌国？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通过对史诗的研究发现：“《伊里亚特》说得很明白，特洛伊城之所以被毁，原因是特洛伊人拐走了希腊的妇女”，“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是一支健壮而又野蛮的雅利安人，……他们之所以和特洛伊人打仗，原因是他们对这种拐掠妇女的事极为恼火”，“克里特人绑架了或拐走过青年男女去当奴隶、斗牛士，竞技者，或者作祭品。他们同埃及人公平贸易，但他们可能还没有了解到希腊蛮人增长起来的力量；他们凶暴地同希腊人‘贸易’，结果引起干戈，玩火自焚。这个分析是相当深刻和富有启发的。希腊人的第一次伟大的成功，就是来自于这次复仇式的讨伐。希腊人的所有价格观念，因这次巨大的成功而永远地树立了起来。英雄崇拜、力量崇拜、体育竞技便都是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
希腊人取得了这次胜利之后，便真正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了自己肉体的力量。这样，军事与体育的紧密结合便从此真正开始。这就是希腊体育的真正开端。
2 商代的血缘机制与希腊的非血缘机制
商代一朝，能支撑600来年之久， 就与商朝民族的强大军事力量密不可分。在接二连三地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商人也一样初步体会到了某种“力量”的价值。意识到了力量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并开始了最原始的英雄崇拜。然而，商人的英雄崇拜，远不如希腊人那样单纯专一，而是同时夹有浓郁的“祖先崇拜”。可以讲，商朝是一个既有英雄崇拜又有祖先崇拜而且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历史时期。其所以如此，盖与商代社会历史中的“血缘机制”有关。由此可知，商朝又是一个以血亲氏族关系为基础的历史朝代。这种浓烈的血亲关系，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周朝、春秋战国以及全部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商朝人崇拜的都是本氏族内部的“英雄”，由于血缘机制的作用，这些英雄又历史地构成了后人的“祖先”。这与同时代的希腊的英雄崇拜完全不同。希腊人的英雄崇拜中不包含祖先崇拜的意味。这与希腊的人口构成有直接的关系。希腊半岛上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商业与贸易的社会作用早已摧垮了本来就不甚紧密的血缘关系。希腊人只崇拜战争和体育中的成功者而不崇拜任何其他人等。成功者就是他们的英雄。
希腊的商业主要是在海上。经商的民族成份非常复杂，既有埃及人，又有巴勒斯坦人；既有亚该亚人，又有雅利安人。因利益而流动的人口不计其数。上古时期的血缘关系就是在这种流动中逐渐遭到了瓦解。马克思曾这样讲过：“由于在梭伦以前的传说时代希腊部落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人民不可避免地迁徙流动，结果有许多人从这一邦（nation）转移到另一邦，从而失掉了同本氏族的联系；这种情况，由于个人的冒险、经商成风、战争事变而经常发生，以至每一部落中都有相当多的人连同他们的子孙都不属于任何氏族”。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梭伦的政治改革更是彻底摧毁了这种血缘机制。马克思说：“梭伦的政策的目也的是把希腊地区勤劳移民招致到雅典来，这就成为氏族组织崩溃的原因之一。”梭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而中国这时的血缘机制仍旧纹丝不动。况乎孔子本人还利用着这种温情脉脉的血缘机制宣讲自己的立世主张（如孝悌、仁义等）。中国的血缘机制从春秋以来更是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和道德上的改善。
希腊的血缘机制的彻底铲除，为其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提供了体育发展的立法可能，并为体育摆脱军事实用的束缚转化为“形式化的战斗”游戏，提供了文学依据，也为以后的奥运会的诞生提供了民族行为学方面的可能。
中国商代，由于未能将这种血缘关系消除干净，因此再强大的军事文化也不能演化出“形式化的战斗”游戏来，也发展不出脱离军事实用的纯粹体育来，更谈不上去创造出希腊那种迷狂而健康的体育赛会来。
中国商朝，其发展脉络十分清楚，她是一个由原来的游牧民族逐步向成熟的农业氏族社会发展而来。在这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商朝与同时代希腊在其社会演化中有两点根本不同，从而制约着双方的历史进程，影响着各自的文化性格。
一是商朝兴盛于沿海一带的山东半岛，却没有像希腊那样一直走向海洋，而是相反，一直走到了内陆大平原的河南一带，中国因此而失去了发展海洋文明的可能，只能历史地选择大河农业文明的道路。
二是商朝的商业非常发达，却没有引发氏族部落之间血缘机制的彻底瓦解，从而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历史一直摆脱不掉氏族血亲关系的绊羁，不能顺利进入大生产的社会分工与合作。
中国的商朝所以称作“商”朝，就与当时发达的商业有直接的关系。从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可知，汉字中大凡值钱贵重的东西，都含有“贝”的内容或成份。“贝”无疑是海洋生物。商朝作为内陆农业大国，却能与海洋生物发生紧密关系，除了“商业”的奇效外，别无它法。郭沫若说：“在卜辞里面，关于商行为的直接例子无可考见。贝字是出现了。这个字的出现尽足以表示商行为业已存在。贝及贝子，学名所谓‘货贝’（Cypreamoneta），是南海出产的东西，特别是以中南半岛附近所产名贵；东海海岸不产此物，殷代已有贝，可知比自南方输入”。又说“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浩》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便为‘商人’的吧”。“商朝”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经商而得名的朝代。马克斯·韦伯则认为，中国商朝时期依其商业发达的程度足以自觉跨入最早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只是由于至今难以解说的原因未能实现这一逻辑上的可能。
冯友兰对中国和希腊的不同发展状况作过一个比较。他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又说“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冯友兰的比较，说穿了包括商朝社会在内的中国社会的真正秘密，即农业家邦制度下，由于血缘机制的强大作用，必然孕育出中国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是“礼”哲学的天然合法的基础，当然也是中国体育（严格说应是军事文化）不能如同希腊那样走向完全独立的最大羁绊。
希腊的体育是“竞技体育”。要竞技就必须有公平的法则。而公平的法则，就必须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立法基础之上。这种法制的建立，其前提条件就是血缘机制的消除。在希腊，这些条件都具备。于是希腊的体育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最后发展成了特有的奥运赛会，并影响到希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在中国，每一步举动，只要一涉及到对血缘机制的不敬，便意味着对家邦制度的有意破坏。这种情况下，中国便不可能自觉产生出规模宏大、平等竞争的体育运动。这也是我一再强调，衡量一种体育形态是否“纯粹体育”，只要检验一下其体育的立法是否完备就可以的理由。
3 商代的“巫”文化与希腊的“神”文化
除了血缘机制对中国原始体育有很大的束缚外，商代的文化特征也制约着体育的发展脉络。商代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大朝代，但这种发达的文化总是与巫术迷信紧密联系。大概刚刚踏入农业文明的古人对“天”的好奇最为厉害，于是对天的迷信也就更为严重，更何况原始农业几乎完全是靠天吃饭。商代对天之四季变更、雨量大小、阴晴转换非常敏感。加上刚与原始社会告别，图腾观念和万物有灵的思想仍旧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商代人必须建立起“天人感应”、“万事占卜”的文化风气。商代人的鬼神观、天神观最为浓厚。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天意。商代人最怕得罪天神地鬼，投手举足都要占卜问卦，晓以凶吉。即使是军事战争，商人也要问巫师可否出征否得胜。我们现在读到的甲骨卜辞几乎全是这种卜卦记录。《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张光直则说：“在夏商周三代之中，殷人似乎是与鬼神打交道打得最多的。”
商代人崇神，无可非议。同时期的希腊人也一样崇神，而且其奥运会就是崇神敬神的产物。但与希腊不同的是，中国商人又格外的尚鬼。尚鬼把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引向了另一种格局。郭沫若等人说：“死去的先人在他们心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商王和贵族们的活动，事无大小，都求告与祖先，连作梦也以为是祖先降下的征兆。商王自称是神的后裔，以帝俊为高祖，依靠着先公先王的庇护，他们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据说这是沟通人神的工具，占卜的吉凶体现着神和祖先的意旨。”“同时商人还崇拜土（社）、山川、日、云、四风、四方等自然神，经常举行丰盛的祭祀。”这种遗风不仅流传到了周朝，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北京的天坛公园里有一座雄伟的建筑叫做祈年殿，这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清明时节到此祭祀天神保佑丰收的场所。
这种过于发达的鬼神崇拜，使中国的医学和体育都染上了浓厚的巫师色彩。巫，是商代社会唯一能通天事鬼的高师。这种人既知天体运行，又知气象变换；既知术数运算，又懂生老病死。古时的“医”字写作“毉”，“毉”字又来源于“巫”。足见巫师是当时最大的医生。此外，由于通神的需要，巫师还要对天而舞以求天神欢快。这就是著名的“巫舞”，也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体育”胚胎。由此可见，这时的中国体育只是宗教活动的重要形式或手段，还不能独立出来转化成纯粹的身体文化或体育运动。
从荷马史诗的年代来看，自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文明被希腊彻底击败之后，希腊的民族精神中就有了一种庆祝胜利的“力量崇拜”。这时的身体文化就逐步向独立的体育文化形态方面发展，希腊城邦的教育中开始有了明确的体育内容，体育竞赛开始有了规则的立法。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时期，便有了近似奥运会的大规模的体育盛会。
希腊人的文明史当然比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要短得多。希腊在其文明崛起中，也大量吸取了东方大国的文明养料。特别是埃及和巴比伦对希腊的影响十分巨大。这种影响中似乎也包含着原始时期的宗教思想和天神崇拜。原始的希腊人也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天上有神的存在，而且也相信神的喜怒哀乐会对地上人间有着直接的影响。希腊人每在打仗凯旋之后，都要向天神献礼。所有这些，在希腊的神话中都有很好的记载。但是希腊与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希腊宗教里几乎没有中国那样的巫术情调，鬼的灵魂没有支配住希腊人的心灵。希腊人只有神的概念，而且这些神与人有很大的相似，有巨大的力量，有七情六欲，与凡人争风吃醋。其实，希腊人供奉的神就是希腊人自己。这就希腊人轻松活泼的性格基础。
从体育的文化学角度来看，倒应该感谢早期希腊人的那种“娱神”态度。正是为了讨好天神的激情驱使才让希腊人有了展现自己力量的强烈欲望。希腊的体育盛会就是为了讨好天神。希腊人企图通过“娱悦”天神而维护人间的生活秩序。希腊人不愿使天神发怒，于是在他们开奥运会时一律自觉地停止战争，从而实现所谓的“和平”。
尼采把希腊人的这种冲动叫做“酒神精神”。在我们看来，体育与音乐一道，共同构成了希腊特有的奥尔弗斯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会有希腊的奥运盛会，就不会有形式纯然的体育文化。
显然，中国商代的文化性格与同时代的希腊精神非常不同。
收稿日期：1995-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