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罗奇[1]2016年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三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王海峰[2]2016年在《身份进化、污名管理与国际资本规范：韩国资本账户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身份与规范变迁如何影响一国资本账户政策选择。在1997-1998年和2008-2012年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正统规范与韩国国家的经济利益同时存在不一致的情况。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韩国选择接受并遵守国际资本规范,加快实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违背了国际资本规范实施了临时的资本管制政策。是什么因素促使韩国在前一次金融危机期间接受国际资本规范,加快实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而在后一次金融危机期间偏离国际资本规范,实施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政策,并主动塑造国际资本规范?19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提高,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先后实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于资本账户政策的选择理论主要有四种:资本账户政策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国际资本结构假说,国内政治理论和规范传播理论。四种理论分别从理性选择、体系结构、国内结构与规范结构四个关键变量来为国家资本账户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解释。但是对于两次韩国资本账户政策选择而言,四种理论给出的因变量难以给出更为合理解释。针对以上理论的不足,本文试图通过身份进化与污名管理的视角来弥补规范传播理论解释对韩国两次资本账户政策选择的不同给予解释。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家对于“中心-边缘”,“国家-市场”关系认识的不同形成三种国家身份:民族主义国家身份、国家主义国家身份、自由主义国家身份。国家身份选择受国际社会共有观念和知识结构影响,国家身份处于进化和变迁之中。国家身份不仅受到适当性的规范制约和塑造,还受到污名的制约。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违背,国家的行为选择可能产生污名。国家污名管理策略有三种:污名接受、污名拒绝与污名化反抗。当边缘国家处于身份进化阶段,国家身份追求强烈,希望重塑自由主义国家身份,国家的利益也因此而改变。因此,国家选择接受污名,接受并遵守国际资本规范,实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当国家已获得自由主义国家身份,边缘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选择违背国际规范实施资本管制政策。在国际规范约束力较强的情况下,边缘国家为减少污名化带来的损失,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言语叙述来操控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引导和影响市场行为体对本国经济的正面预期和展望。当国家获得自由主义国家身份,与此同时国际规范处于退化阶段,边缘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议程设置和“话语框定”、“话语链接”等策略达到塑造新规范的目的,进而使得自身的行为和政策合法化。
黄朝文[3]2000年在《东亚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为处于市场化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应当认真汲取的教训，如何认识和把握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关系到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政策取向和力度，决定了政策的作用和效应，也决定了危机影响的时间和程度，因此研究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共分四章，全文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分析模型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认为东亚国家国际资本流入的逆转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而东亚国家国内金融机构和国际贷款者的道德风险以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际投资者行为上所具有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的特征，是造成这些国家国际资本流入逆转的微观基础。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引申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指出东亚国家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全面而谨慎地设计市场化改革进程，才能在获得金融开放的收益的同时，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在全文的最后一章专门论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及其在对危机国家进行贷款援助是所应遵循的行动准则。
郭景平[4]2006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危机的治理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爆发次数的增多,延续时间的增长和一国反复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对金融危机治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就更加突出。本文正是试图帮助人们对治理金融危机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利弊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帮助各国政府根据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选择应对金融危机的正确措施。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一次金融危机。为了把危机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并迅速从衰退中恢复,危机发生国主要从汇率制度、资本项目管理、金融体系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方面展开积极的治理。在金融危机已经过去9年之际,结合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复苏情况来研究当时各国的治理情况,可以检验各项措施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治理首先要注意治理时机的选择,如果治理时机掌握不好,错过金融危机治理的最佳时间,就会影响到金融危机的治理效果。另外,所有治理措施的选择都应以维护公众信心为前提,同时各项政策措施的协调也是能否取得预期成效的关键。
杨珩[5]2017年在《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失衡国家贸易差额的加大,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和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不仅涉及到美国、中国、石油出口国等失衡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潜在风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以全球经济失衡为题,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资本流动领域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三个维度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形成的原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东亚国家以及石油出口国的之间的贸易失衡,失衡主要国家储蓄投资的长期不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以及失衡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利益而实行的外贸政策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二,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表现为资本从中国、石油出口国等贸易顺差国流向贸易逆差国,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中,全球金融一体化为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基础,贸易逆差国美国与顺差国之间较大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使资金更多地投向更加广阔、便利、安全的美国金融市场。第三,全球经济失衡由来已久,全球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改革,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国际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安排对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二战后美国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使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处于优势地位、享受特权待遇并攫取巨大的利益,使其他国家对美元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另一方面,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决定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不断输出货币以满足世界各国发展对货币媒介的需求,而货币的输出在国际贸易领域必然形成持续的贸易逆差。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存在的原因。首先,在贸易领域,投资储蓄不平衡以及国际比较优势差异形成了贸易不平衡。其次,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导致的资本在全球的非均衡流动,使全球经济失衡得以积累和持续。最后,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安排和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和形成原因后,本文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三个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从短期看,受中美贸易互补性强、各国调整资本流向成本较高以及各国对美元为中心的货币制存在度依赖性等原因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存在。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储蓄投资转化能力的增强、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以及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各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意愿的增强和特里芬两难对美元地位的削弱,都将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最后得出了通过失衡国家内部调整、国际经济协调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来缓解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第三章,是从国际贸易失衡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和形成机制。第四章,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和形成机制。第五章,是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和可持续性。第七章,提出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
王东风[6]2007年在《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围绕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为什么更为严重这一问题,沿着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共7章。第二章是金融脆弱性理论综述。首先对金融脆弱性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综述,作为本文展开的逻辑起点。其次对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更为严重的分析进行了综述,作为本文起步的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第三是对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新进展的追踪,对以资产负债表为视角的分析进行综述。第三章是基于微观视角的金融脆弱性分析,本部分应用了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方法,分析新兴市场银行和企业的期限错配与货币错配。新兴市场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研究银行的脆弱性也就抓住了金融脆弱性的关键。首先对银行的脆弱性的根源,即期限错配与货币错配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企业和银行信贷链的关联,对企业融资中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加剧银行脆弱性进行分析。最后对新兴市场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产生及恶化的原因进行探究。第四章是基于宏观视角的金融脆弱性分析,本部分集中分析了资产价格泡沫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以及对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挑战。首先分析了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动的关联,分析资产价格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然后以泰国为例分析了信贷扩张在资产价格泡沫生成中的作用,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机制。最后对资产价格泡沫中的货币政策选择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是开放经济进程中的金融脆弱性分析,本部分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对金融全球化如何加剧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进行了分析。其次分析动荡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剧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的原因,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元霸权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性进行了分析。第三对新兴市场钉住汇率制下的金融脆弱性积聚机理进行分析。第四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的路径,本文从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国际收支的角度和国际游资的高度投机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五是对金融脆弱性国际传染的分析,提出金融关联成为金融传染的主要渠道。第六章是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监测指标体系,本部分从两方面展开。首先是对金融脆弱性监测指标研究的综述。其次是本文所构建的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监测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监测指标体系对泰国和韩国金融危机前后的金融脆弱性状况进行检测。第七章是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的治理,本部分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两方面进行阐述,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开展进行了总结。第八章是对中国金融脆弱性的考证。首先,本文将中国改革开放后金融改革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脆弱性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然后对中国当代金融脆弱性进行分析,提出金融结构失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积聚的主要源头,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流动性过剩,是推动资产价格走高的动力;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与混业经营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以及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是造成中国当代金融脆弱性积聚的原因。
罗海波[7]2008年在《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是全球一体化条件下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资本流动证券化趋势加强和衍生产品市场迅速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它们在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全球资本均衡配置的同时,也导致流动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和传递,是发展中国家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根源。伴随着我国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各种正常和隐性渠道流入我国,对经济金融的正常发展形成了一定冲击。因此,研究国际金融资本流动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本上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全文重要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分类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影响金融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及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是全文研究的最终归宿,剖析了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背景,估算了我国跨境金融资本流动规模,分析了金融资本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一部分通过对金融资本历史演变的考察,全面展示了金融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并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形势,赋予金融资本新的内涵,即金融资本是资本历史形态演进的最高阶段,是专门投资于各类金融资产并追求无限增值的货币资本。主要工业化国家利用本国货币通过国际融合或其它手段发展为支配整个世界经济的全球货币资本,形成了国际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既具有货币资本的一般特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运动规律,根据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目的其可分为交易性金融资本和投资性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演化与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紧密相连,随着世界本位货币由英镑向美元继而向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演变的推进,国际金融资本流动规模不断增大,充当世界本位货币的国家在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第二部分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推动和拉动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因素及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经济效应。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第一、推动因素是指决定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外部动因,主要包括世界利率、世界产出和传染效应。其中,世界利率通过扩张或收缩全球信用供给,影响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世界产出对金融资本流动的影响表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替代效用使得流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数量下降,而收入效应会导致流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数量增多,二者共同决定了金融资本的流动方向;传染效应通过信号机制和流动性机制传递到其它市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均衡价格的形成。第二、拉动因素是指决定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内部动因,主要包括基本经济因素、收益因素和交易成本。其中,基本经济因素是由多个宏观经济变量构成的一个指标体系,反映了一国整体投资环境的安生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具体包括国内产出增长、通货膨胀率、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金融深化、私有化和国家信用水平等。而收益因素则主要指国内利率和汇率两种重要的资产价格。此外,交易成本是对利润的一种抵减,国内外从事金融资产交易的成本不同对金融资本的利润影响也不同,从而会对资本流动产生相应的影响。第三、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对经济体系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首先,资本流入通过对本国货币供给、投资的扩张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引起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国际储备稳定增长和整体物价上涨。其次,金融资本流入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商业银行效率和稳定及业务的国际化具有积极作用;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促进证券市场规模增长、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波动性和投资理念形成;直接增加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外,还有利于企业证券发行“择时”,影响企业的进出口总规模和贸易结构。再次,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在对经济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导致经济体系中的矛盾不断积累,引起内部和外部经济失衡,最终可能酿成金融危机。在理解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理论的基础上,第三部分深入探讨了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背景,并运用计量分析工具考察了决定国际金融资本流入我国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是一种包含宏观、微观、制度等多个层次内容的综合现象。在现行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导致全球流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根源。(2)我国金融资本流动不仅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错误与遗漏”项目,而且还包括通过其它许多隐性渠道流动的资本,运用直接法对我国跨境金融资本流动规模估算的结果表明,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金融资本双向流动特征,且隐性资本流动所占比例非常高。实证分析显示,我国资本外流短期内会导致金融资本流入规模下降,从长期来看资本外流导致流入我国的金融资本规模增加。(3)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入我国都具有影响作用,但利率、汇率等“价格”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在制定政策措施时,我国应该逐渐从以“汇率稳定”为外部平衡的核心转向以实现内部经济平衡为货币政策目标,将汇率从宏观调控目标变成政策调控工具,增强国内利率工具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使货币政策更加重视国内经济的平衡。为了减少隐性资本的流入规模,降低隐性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应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后,由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对我国甚至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影响的差异,我国应重视美国和日本对资本供应的非对称性。
窦祥胜[8]2001年在《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学思考》文中指出随着各国逐步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和浮动汇率制的实施 ,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 ,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与广泛应用 ,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其协调能力的增强 ,以及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 ,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文章接着从金融危机的角度 ,对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作了初步的分析 ,指出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对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作者指出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对中国来说 ,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 ,并提出从改革金融体制和完善金融制度 ,实行适当的汇率制度和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 ,改善对外资流动的管理方式等方面采取对策 ,来迎接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挑战
邓立立[9]2004年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金融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和传染性而令人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历次金融危机虽然起因和表现各异，但是其中都伴随着货币危机，都导致了相关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和汇率制度的调整。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时候，各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有些国家抛弃了旧有的僵化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谋求稳定的金融环境。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选择和设计一种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增强抵御各种风险和经济冲击的能力，确保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对我国而言，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适合国情的汇率制度是今后面临的关键问题。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汇率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汇率制度选择分析的理论框架、汇率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当前各国汇率选择的经济背景、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现状与趋势，以及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及参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综合运用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大量理论文献，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评析，并进一步引申和发展，阐述自己的观点。 全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背景进行描述。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汇率制度的演变，分析国际汇率制度演变的规律。然后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第二章建立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核心，对比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均衡、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调节方式等。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资本完全流动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有效，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好于财政政策。根据
张晓明[10]2012年在《韩国短期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调整及其有效性分析》文中指出本文以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对韩国在两次金融危机前后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政策的调整及其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国际短期资本是加速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传导的主要因素，其主要影响机制是通过股市汇市，金融机构，实体经济三个途径来影响一国经济。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前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忽视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监管而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意识到了加强资本监管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开放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的方式进行救市措施，另一方面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管，使东亚危机后的韩国资本市场能够及时复苏。但是在危机治理过程中韩国严重依赖外资流入，以致于在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以后，韩国资本市场出现大量资本流出，从而引发资本市场动荡，使韩国不可避免的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又在资本结构、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政策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从而提高资本市场健康度，为韩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综合两次危机中韩国在资本监管方面的政策调整及其有效性可以看出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加强短期资本监管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
[2]. 身份进化、污名管理与国际资本规范：韩国资本账户政策研究[D]. 王海峰. 外交学院. 2016
[3]. 东亚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关系研究[D]. 黄朝文. 天津财经学院. 2000
[4]. 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研究[D]. 郭景平. 吉林大学. 2006
[5]. 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D]. 杨珩. 吉林大学. 2017
[6]. 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研究[D]. 王东风. 辽宁大学. 2007
[7].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机制研究[D]. 罗海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学思考[J]. 窦祥胜. 经济评论. 2001
[9].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D]. 邓立立.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10]. 韩国短期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调整及其有效性分析[D]. 张晓明. 辽宁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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