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辉格史方法及其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史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1-0076-09 西方经济学界围绕应该如何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问题有相当丰富的讨论，这些讨论常常会涉及“辉格史”(whig history)这一术语。在历史学、科学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等学科领域中，辉格史都是重要的日常用语，而国内经济学界对有关辉格史的讨论还非常少。本文将首先介绍辉格史问题的来龙去脉。“辉格史”一词经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提出和论述，成为史学理论界的一般性用语，他是辉格史问题的提出者，他的论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史领域开始讨论科学史中的辉格史问题，并讨论如何研究科学史。科学史领域在这方面的讨论非常丰富，也比较深刻，对我们认识经济思想史中的辉格史方法很有帮助。萨缪尔森正是从科学史领域得到启发，提倡经济思想史的辉格史研究方法，因此，本文第二部分将评介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萨缪尔森持有鲜明的辉格史观，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引起了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争论，本文第三部分将对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辉格史方法的批判进行讨论，并总结出这些批判的核心要义。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最后将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辉格史的含义做出一定程度的澄清，并反思经济思想史学科中对辉格史方法的批判。 一、辉格史的来龙去脉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出版了其史学理论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在巴特菲尔德之前，“历史的辉格解释”已经不时在历史学文献中出现，指的是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的立场上撰写的历史。这种版本的历史解释主要是由英国辉格派史学家奠定的。辉格派是17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政治派别，是英国自由党的前身。与其对立的派别叫作托利派，是英国保守党的前身。两派从17世纪到19世纪持续的政治斗争不仅影响了英国的政局，同时也影响了英国的史学。在这一时期，两派分别有一批历史学家通过撰写历史著作为各自的政治主张辩护，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史学，后人称其为“辉格派史学”和“托利派史学”。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托利派史学”一直处于优势地位。19世纪30—5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政治形势以及思想文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此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经济上跃居世界首位；辉格派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辉格派史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渐取代了“托利派史学”，成为“一战”以前英国史学界的主流史学流派[1]。按照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解释，宪政民主体制是英国珍贵的历史传统，而这一历史传统恰恰是由辉格派创造并维持的。按照这种解释，辉格派就是推动英国进步和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与其相对立的托利派则是英国进步和发展的阻碍[2]。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对英国历史的解释与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编纂及其解释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方法并不是辉格派历史学家所特有的。他在批判辉格派史学的过程中，对“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概念做了重要的引申，使之涉及历史进程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局限性等历史研究的本质问题。自巴特菲尔德的著作出版以来，“历史的辉格解释”不再专指某种英国历史的编写方式，而成为一个一般性的术语，在历史学、科学史、经济思想史等学科领域广为使用。逐渐地，该术语被简化为辉格史(whig history)，并相应地出现了“辉格主义”(whiggism)、“辉格式的”(whiggish)等相关词汇。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史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辉格史的第一个谬误，就是其基本假设，“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3]。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过去与现在是不同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于描述和解释过去的那个不同的世界，使其能够为现代人所理解，换言之，就是把过去带入现在。然而，辉格史却恰好相反，在其以当下作为参照系的历史编纂及其解释中，人们很容易发现，在那些历史人物中，谁是在为未来而奋斗，而谁又是在阻碍历史前进的脚步。显而易见，这样的研究是在寻找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是将现在带入到过去。 辉格史往往试图回答“历史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样的问题，而以当下作为参照系来研究历史可以得到一个漂亮而简洁的答案。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当下，将过去的人物、派别和事件划分为推动进步的力量和阻碍进步的力量，然后将历史的进程描述为推动进步的力量不断战胜阻碍进步的力量的过程。这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批判的辉格史的第二个谬误。他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是无法被简单地概括的。当下的境况是过去存在的各种力量和因素之间的互动产生的结果，并非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个派别的努力导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概括或阐述宏观的历史进程，他能做的仅仅是深入某个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将其忠实地描述出来。实际上，巴特菲尔德认为，对历史进程进行抽象的哲学概括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进程是不能脱离历史事件而存在的。 在辉格史学家看来，仅仅关注历史事件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根据历史进程的叙述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或者对历史上的各种人物或派别的功过做出最终的裁决。巴特菲尔德认为，这正是辉格史的第三个谬误。在他看来，恰恰是被辉格史学家所蔑视的历史事件才是历史学家们所应关注的，他们应该关心具体，通过描述具体的事件来展现过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历史并不能提供普遍真理，所有历史学家的评价都只能是一家之言，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声音。 巴特菲尔德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他认为科学史中也存在辉格史问题：“与所有其他形式的历史一样，科学史中的错误同样在于从事历史研究时总是将当下作为参照基准。”[4]20世纪初，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著名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对当时的科学史编写方法是这样描述的：“如果科学就是流行教科书中所收集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那么，科学家便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管成功与否，都力求为这一特殊的总汇贡献一二。科学的发展就变成一个累积的过程：事实、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或单独或结合着而被加进到构成科学技巧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堆栈之中。而科学史则变成一门编年史学科，它记载这些成功的累积过程以及抑制它们累积的障碍。这样，关心科学发展的历史学家便明显地有着两项主要的任务：一方面，他必须确定出当代科学的每一事实、定律和理论是何人何时发现或发明的；另一方面，他必须描述和解释阻碍着现代科学教科书诸成分更迅速地累积起来的错误、神话和迷信。”[5]在科学史发展的初期，这种辉格史在科学史界占统治地位，其形式也相当极端[6]42。20世纪50年代起，编写科学史的方法开始发生变化，极端的辉格史慢慢消失，一种置身于历史当中，以过去的术语解释过去的科学家和科学思想的科学史逐渐产生。随着新方法的流行，科学史学家发现要完成展现科学累积发展的辉格史越来越困难了。巴特菲尔德的批判以及研究科学史的新方法的兴起共同掀起了科学史学界反辉格史的潮流。 早期的科学史学家对追溯某些现代的科学成就在历史中的痕迹十分感兴趣。如果某位先贤的思想与现代科学惊人地相似，那么他就会被当作现代科学的先驱而得到高度评价。这实际上是在历史中寻找与现代科学相似的东西，是把现在带入了过去。科学史中的辉格史总是以现代科学为参照系，寻找历史中与今天相似的东西。反辉格式的(anti-whiggish)研究不断揭示出这种辉格式解读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先驱”的思想，其内容和内涵都与现代科学有着很大的差别。 早期的科学史学家非常喜欢使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研究科学史。科学史学家是过去与现在的中介，因此，为了使现代人理解前人的思想而使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科学史学家认为，过去的科学家“笨拙”的表达方式掩盖了其“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史学家使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能够帮助过去的科学家更清楚地表达他们应该想要表达的思想，这种态度就是辉格式的。为了避免把现代科学知识强加给过去的科学家，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要求科学史学家使用过去的话语体系来解释过去的科学思想。 受到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早期科学史学家将科学发展的历程看成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展现这种累积的过程正是科学史的任务[6]42。但是，随着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衰落，那种认为现代科学在任何意义上都优于过去的信念很难再维持。而且，随着反辉格式研究方法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有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观念，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43，由此，科学的累积发展观开始动摇。1962年，库恩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阐明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只有单纯的累积，还有突发式的革命。库恩的观点大大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发展历程的看法。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自然要摒弃科学的累积发展观。 尽管巴特菲尔德是辉格史的激烈批评者，但他在1949年出版的科学史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的写法却是辉格式的[6]43。由此可见，彻底地反辉格史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在1979年巴特菲尔德去世之后，历史学领域和科学史领域的学者们普遍开始反思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科学史学家们在这些讨论中尤为活跃。他们普遍认为，彻底的反辉格式的研究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问题的，通过反思，他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极端的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由于其过于偏重历史的细节，仅仅能够在职业的科学史学家之间交流。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公众对这样的科学史是不感兴趣的。这就阻碍了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与科学的公众传播中发挥作用。为了与当代的科学工作者和公众交流，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解释科学史是必要的。第二，一些学者认为，科学思想的确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之分。后来的科学工作者并不是仅仅致力于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而是要努力比前辈更正确[6]43-45。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史领域基本形成了对辉格史问题的相对普遍的看法。科学史需要摒弃极端的辉格史，但极端的反辉格式的研究也是不可取的。要理解过去，同时又要实现与现代读者的交流，科学史学家就必须在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需要具备同时考虑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的能力。 二、萨缪尔森与经济思想史的辉格史方法 在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领域中，辉格史这一概念是由萨缪尔森引入的。从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在历史学领域还是科学史领域，辉格史这个概念都是一个贬义词。然而萨缪尔森却贬词褒用，用辉格史来代表自己所宣扬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萨缪尔森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成就经常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萨缪尔森始终对经济思想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他对斯密、李嘉图、杜能、马克思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萨缪尔森深受雅各布·维纳的影响。他不仅继承了维纳对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兴趣，而且继承了维纳通过深入经济思想史来讨论当前的理论问题并运用现代理论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非常认同维纳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态度，即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是批判性的，也要是建设性的[7]5。 在萨缪尔森大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以他对马克思的转形问题的研究最为著名。从20世纪初开始，转形问题作为马克思留给后人的未解之谜，百年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萨缪尔森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分别于1957年、1970年和1971年发表了三篇文章，通过分析转形问题来论证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并得出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迂回”的结论[8]。萨缪尔森的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威廉·鲍莫尔、森岛通夫等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参与了论战，从不同的角度对萨缪尔森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萨缪尔森对这些反驳给予了回应。在这些回应的文章中，萨缪尔森零星地指出了研究经济思想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1974年，在回应森岛通夫和鲍莫尔的文章中，萨缪尔森第一次提到了辉格史一词。他说科学史中存在一种辉格史的写法，而他正是借鉴了这种研究方法，像杂志审稿人一样对待马克思的著作[9]。在1987年的经济学史国际学会年会上，萨缪尔森发表了题为《走出密室：经济科学的辉格史纲领》的主题演讲，宣称研究经济思想史应该采用辉格史方法，并认为他对转形问题的研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典范[10]57。 在演讲中他指出，经济思想史之所以成为一门沉寂的学科，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理论使得经济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们认为，那些古老的经济思想已经过时，无须再花时间来研究和学习经济思想史了。面对这一问题，萨缪尔森提出：“经济思想史应该自觉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站在现代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思想”[10]52，从而使经济思想史学科跟上时代的步伐。 所谓站在现代经济学的立场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思想史应该强调那些现代经济学的先驱思想。萨缪尔森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考古学家对任何过去的事物都会感兴趣。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对纯粹考古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需求却是有限的。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里的那些年代比较久远的书籍和杂志中，破损和污秽最多的是那些最能预见到现在存活下来的主流的和激进主义的思想的部分：这一事实佐证了一种达尔文式的辉格史的观点。”[11]他认为，人们对经济思想史的需求，主要来源于要追溯那些他们认为正确的学说的历史先驱。他以熊彼特为例，称其在早年十分看重魁奈是因为他把魁奈当成他自己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所表达的经济循环流转思想的先驱[12]165。二是经济思想史学家要站在现代经济学的立场上来评价过去的经济思想的对与错。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过去的经济思想进行重构。经过重构，过去的经济思想的漏洞会变得很明显，有时可能是它的限制条件并不能保证得出他的结论，有时可能是它的结论与现代经济学中的理论相违背。萨缪尔森认为，辉格史方法是一种更加友善的方法。因为它总是致力于通过调整和补充某些条件，使那些不完美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得以成立。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经济学家同情的理解[7]11。 萨缪尔森列举了一些辉格式的经济思想史的例子。萨缪尔森认为他自己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始终贯穿着辉格史原则，比如他为古典经济学家建立的统一的“合教规的古典模型”(Canonical Classical Model)[13]，以及用投入产出分析重新阐释魁奈的《经济表》[14]等等。其中，萨缪尔森自认为最成功的辉格史研究就是他对马克思的转形问题的研究。他将其称为“(经济)①科学的‘辉格史’的‘皇冠上的宝石’”[10]57。在其他经济思想史学家的论著中，萨缪尔森认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和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是杰出的辉格史作品。 正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萨缪尔森对经济思想史的总体看法以及对经济思想发展进程的观点，决定了他认同和提倡哪一种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史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思想是累积发展的。英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斯·奥布莱恩认为，萨缪尔森反对库恩的看法，认为科学知识是累积发展的[7]12。萨缪尔森认为普遍存在一条“辉格式(反库恩)的经验……在学术方面，后来的总是趋向于更好”[11]186。萨缪尔森还认为，科学发展中新旧知识的更替和音乐与艺术中不同潮流的转变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然而，由于科学的累积发展过程并不完美，许多科学史学家往往忽略了这种差异。不同时代的音乐和艺术之间并不存在谁优于谁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着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性。然而，科学并不是这样。科学中存在着进步，即使是库恩也承认后来的物理学理论体系总体上要比先前更好。而且，科学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正如牛顿所说，后来者能够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2]164。这些论述中的科学是包括经济学的，也就是说，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的发展也是累积性的。笔者认为，萨缪尔森有意使用辉格史这一贬义词，其用意就在于强调经济学中存在着进步，以此突出经济学的科学性。 第二，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思想史应该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编写。萨缪尔森说：“评价现代科学中存在的各种范式的优缺点需要依据现代的方法。直到某种学说取得了主导地位，辉格史学家才会对学说的历史感兴趣。由于某种范式在科学的生存竞争中已被淘汰，能够编写入科学史的内容也要跟着改变。”[12]207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范式，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15]。萨缪尔森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指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相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有权利强调其学说的先驱，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以后的经济学界被其他学说所统治，那么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也要重新以这种学说为参照来编写[12]164。 萨缪尔森提出辉格史方法之后，辉格史一词便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广为使用。然而，在经济思想史领域，辉格史概念的用法并不统一。有时，它特指萨缪尔森提出的研究方法或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史观；有时，它也在较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不同的学者使用它的一般性含义时，又会侧重于不同的方面。按照萨缪尔森的诠释，辉格史是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为标准来解释过去的经济思想，最终表现出经济思想发展的累积过程。英国经济思想史学家罗杰·巴克豪斯用辉格史代表一种认为现代经济学优于过去的态度[16]。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彼得·勃特克将辉格史定义为认为以往所有有价值的思想都已经体现在现代经济学当中的观点[17]531。法国经济学家杰罗姆·勃朗和卢多维奇·德梅认为，辉格史是一种解读和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它强调经济学从“前科学”到科学的进步以及过去经济学家的谬误[18]。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辉格史含义的表述和解释。无论采取哪一种解释，大部分经济学家对辉格史都持批判的态度。 三、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萨缪尔森的辉格史方法的批判 丹尼斯·奥布莱恩指出，萨缪尔森提出辉格史方法是为了形成一个公认的标准版本的经济思想史，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经济思想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辉格史方法提出了批评。 意大利经济思想史学家阿列桑德洛·荣卡格利亚批判了辉格史方法的基础——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首先，他描述了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根据累积性观点，经济思想史表明人们对经济现实的理解不断上升到更高的水平。目前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暂时性的理论观点——现代经济学理论——吸收了所有以前的理论贡献。”[19]然后，他指出实证主义为累积性观点提供了基础。在实证主义的观点下，科学由一系列陈述组成，包括分析性陈述和综合性陈述。检验分析性陈述是否为真，要看它是否逻辑一致；检验综合性陈述是否为真，要看它是否能够得到经验证据的证实。也就是说，检验科学陈述的有效性存在着“客观的”标准。那么，科学发展的历程就是“真实”陈述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某些旧的陈述被证明是有缺陷的，那么新的陈述就要替代它。所以，现代科学就包含了历史上所有的“真实”陈述，而那些被替代了的旧知识就没有用处了。荣卡格利亚认为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同意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看法，认为并不存在评价和检验不同类型的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的客观标准。他认为，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单维度的，而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竞争性的理论类型之间存在着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性”，其基本假设、概念基础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能够简单地评价它们之间孰优孰劣。辉格史与这种观点是不相容的。因为辉格史实际上确定了评价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简单标准，即是否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这种直接诉诸权威的办法，荣卡格利亚称之为思想的懒惰。 勃特克也反对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他指出，首先，一种经济思想是否被接受，除了实证主义给出的两个条件之外，还常常取决于它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者思想潮流。有价值的思想有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或思想潮流而被拒绝，而错误的思想却有可能因为其有利于某些政治集团的目的或者顺应了当时的思想潮流而大行其道。其次，在经济学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还要受到经济学共同体中的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不使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文章就很难在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上发表，因而许多非主流经济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就被人们淡忘了[17]531。 萨缪尔森说：“现代的思想流派之间的争斗并不会在经济思想史的研讨室中分出胜负。”[12]166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价值。荣卡格利亚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研究概念基础、基本假设等基础性问题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而经济思想史在这一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由于人们无法详尽地定义某一概念内涵，最好的概念分析方法就是研究其在时代中的演变。”[19]10弗里曼也不同意萨缪尔森的这一观点。他认为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诸如概念基础、基本假设等基础性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回溯历史上有关这些基础性问题的争论对于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往往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然而，使用辉格史方法研究经济思想史，就等于认定这些争论已经被现代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解决了。这样不仅掩盖了这些争论的存在，而且使经济思想史研究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 弗里曼进一步指出，采用辉格史方法会对过去的经济思想造成歪曲。事实上，只要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对以往的经济思想进行解释，任何的经济思想都可以被解释成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美版本。这样的经济思想史会否定一切其他类型的经济理论的合法性，弗里曼将此称为“制度性的合法性丧失”(Institutional delegitimation)[20]667。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克里曼、英国经济学家维多利亚·奇克和杰奥夫·蒂利也从这一角度批判了辉格史，并列举了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马克思和凯恩斯时产生的歪曲。 上文已经提到，萨缪尔森通过攻击转形问题，批评马克思的理论存在内在矛盾。安德鲁·克里曼却认为，萨缪尔森实际上误解了马克思。产生误解的根源就在于他使用的是辉格史方法——用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马克思的动态理论体系。克里曼指出，方法并不是中立的，即使是数学方法也是如此。他认为，用联立方程的代数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所使用的是算术方法，算术方法蕴含着将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看作是一条连续的链条的观点；而联立方程的代数方法则蕴含着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网状结构的观点。这两种数学方法蕴含着对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因而用联立方程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也会产生误解[21]。奇克和蒂利认为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解释同样是对凯恩斯的歪曲。为了使凯恩斯的理论适应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解释者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改写成了“可贷资金理论”[22]。 如果接受了经济思想发展的竞争性观点，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很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有可能被遗忘，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有挖掘和呈现这些有价值的经济思想的作用。然而，经济学的辉格史只强调那些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似的经济思想，如此研究经济思想史会遗漏许多有价值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罗斯巴德指出，许多经院哲学家有很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然而这些思想都被淡忘了。他认为一些经院哲学家已经有了精致的主观效用价值和价格理论；而一些经院学者在动态企业理论上远胜于今天的形式主义微观经济学[23]。在我们看来，按照现代世界观可以将经济思想史上各种思想分为两大研究传统。一种是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从重农主义、斯密、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另一种则是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所构成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按照辉格史方法来编写经济思想史，萨缪尔森实际上已经删除了后一种传统的绝大部分内容，将经济思想史变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24]75。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批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辉格史方法忽略了经济学家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写作的意图，从而丧失或者掩盖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有价值的信息。印度经济学家阿米亚·巴格奇和英国经济学家休·古达克都认为辉格史对历史背景的忽略，掩盖了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共同诞生的事实。在删除了历史背景之后，许多像威廉·配第这样的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早期经济学家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先驱。这种忽略导致了人们对于今天的不平等发展问题缺乏敏感性。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经济思想，必须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写作的意图，这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25]。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思想史领域批判辉格史的要旨在于强调存在着基于不同的概念基础、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的经济理论，即强调经济学的多元性。首先，替代经济思想发展的累积性观点的是竞争性观点。这种观点的要义在于宣称在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着多元化的经济学理论，是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推动着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其次，荣卡格利亚和弗里曼批评辉格史否定了基础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其前提也是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理论，而它们在基础性问题上存在差异和分歧。再次，正是由于不同类型的经济理论在概念基础、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上存在着差异，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因而不考虑这种差异，直接用一种经济理论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去解释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思想才会造成曲解。最后，批评者强调历史背景，是为了指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将经济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域环境下考察，更能提醒我们经济学的多元性。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是因时因地而异的，经济学并不能够通过提供唯一正确的理论来解决所有问题。总之，对辉格史进行批判的要旨在于强调经济学的多元性。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对辉格史的批评大部分都来自非主流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天然地接受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这种观点。 四、澄清与反思 基于对辉格史的来龙去脉的梳理，以及对经济思想史领域有关辉格史的讨论的梳理与总结，笔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辉格史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含义。 首先，辉格史代表着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研究方法。萨缪尔森与许多经济学家将这种方法视为站在现代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指的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上文已经提到，这种方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强调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先驱思想，轻视或者忽略那些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贡献的经济思想；二是要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重构过去的经济思想，并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标准，指出其贡献和谬误。 笔者认为，辉格史的研究方法并不限于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参照系。萨缪尔森常常被批评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强加给过去的经济学家。针对这一点，他回应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同样面临这样的批评[12]164。弗里曼认为，站在某种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场上解释过去的经济思想也容易产生辉格史[20]526。笔者认为，能够作为辉格式的经济思想史的参照系的经济学说，必定是某一时期在某一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正如19世纪英国的“辉格派史学”是论证辉格派的历史进步性的工具一样，辉格式的经济思想史也发挥着论证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的历史进步性，并巩固其主流地位的作用。因而，笔者将辉格史方法定义为站在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的立场上，强调其先驱思想，轻视和忽略其他经济思想，并以这种经济学说的理论框架重构过去的经济思想，以这种经济学说为标准评价过去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 其次，辉格史代表着一种经济思想史观，辉格史方法的基础是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是正确的学说，它优于以往任何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经济思想史就是这种学说逐步形成的历史，那些为这种学说的形成做出贡献的经济思想自然应当被强调，而那些反对这种经济学说的经济思想，或者没有为这种学说的形成做出贡献的经济思想要么应当受到批判，要么干脆被忽略。这种经济思想史观是对当下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的肯定和赞美。 笔者认为，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是不可取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这种经济思想史观的缺陷，有关论述已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详细讨论。在这里，笔者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并不符合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经济学的发展并不是单线条的，历史上存在着许多互相争论的经济学流派，经过发展和演变，这些经济学流派中有相当一部分至今依然存在。当今的经济学界并非只有主流经济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其他类型的经济学说。二是认为某一种经济学说优于其他任何经济学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每一种经济学说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自身的缺陷。人们往往容易认为，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应该是最接近真理的。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如今，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衰落，科学不仅被视为是对真理的追求，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某种学说能够成为主流的科学理论，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比其他理论更正确，许多社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某种经济学说得以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战略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有碍于经济思想史研究发挥其应有作用。弗里曼认为，由于经济思想史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说之间，往往在概念基础、基本假设、分析方法等基础性问题上存在着差异，甚至存在争论，经济思想史在研究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665。 我们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还可以为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甚至可以提供新的思路[24]84。要充分发挥经济思想史的这些作用，就应当摒除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正如上文所述的辉格史的批评者所指出的，经济学是多元的。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说，这些学说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上存在差异，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并不能说某种经济学说在任何意义上都优于其他经济学说。笔者赞同这种经济思想史观，并姑且将其称为经济思想的多元发展观。站在这种经济思想史观的立场上看，用辉格史方法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会遗漏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还会造成对所研究的经济思想的曲解。 在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辉格史倾向。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等经济思想被严重忽视，而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则被严重曲解。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目前，许多西方经济思想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但经济思想史学界还没有像科学史学界一样，形成对这一问题的相对统一的看法。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科学史学界在反辉格史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越来越偏重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致使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公众对科学史失去兴趣。经过对反辉格史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反思，科学史学界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观点，即认为研究科学史需要在辉格史与反辉格史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借鉴科学史学界的这一过程，并结合经济思想史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反对辉格史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反对辉格史并不需要建立一种反辉格史方法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唯一正确的方法。萨缪尔森认为，辉格史方法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应当成为经济思想史的公认版本[7]10。反对辉格史，不仅要反对辉格式的研究方法，反对经济思想的累积发展观，同时也要反对经济思想史存在标准版本的观点[20]527。对过去的经济思想的理解和诠释并没有标准答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不应该拘泥于一种方法或一种形式。方法是服务于目的的，既然经济思想史可以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那么其研究方法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在经济思想的多元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 第二，反对辉格史并不需要否定对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总体描述的可能性。按照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历史研究应当不断深入细节，一旦对历史进行概说就可能陷入辉格史的谬误。这种观点在科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并不适用。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人们提供一幅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体图景。经济思想累积发展的整体图景是有所偏颇的，反对辉格史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经济思想的多元发展观的指导下，描绘出经济思想多元化发展的历史图景。 ①“经济”为笔者所加。标签：萨缪尔森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科学史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菲尔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