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背景下生态经济发展模型构建与决策优化
唐 龙1,2
（1.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0050；
2.中国人民大学 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四川 宜宾 644002）
内容提要： 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边界随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而扩大、收缩或维持相对稳定。本文基于生态视角下构建经济发展模型的发展伦理、发展范式和效率标准，反思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经济发展模型及其绩效评价，评述生态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型研究状况，探讨构建生态经济模型及其所必需的关键概念、效率标准与一般原则创新。进一步地，从引领生态文明的战略性转型、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屏障、推进高质量发展、强化动力转换、提升体制机制的协同推进效率等角度，对生态经济发展决策优化提出方向性思考。
关键词： 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环境资产；经济决策；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工业文明时代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激增与经济快速发展对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的可持续供给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人类的总需求早在1980年就已超过地球的可持续供给能力，现处于严重“透支”状态。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不仅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许多国家也引起了经济衰退。依据适应工业文明经济发展理论所构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它所依赖的几近崩溃的生态系统已不协调一致，因而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来重新理解和塑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寻求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推动经济发展决策优化。本文从生态系统结构及经济发展模型构建的逻辑入手，通过反思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经济发展模型及其指导下的发展决策绩效，尝试探讨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型所需的关键概念、效率标准和一般原则创新，并对发展决策优化提出方向性思考。
一、生态系统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型构建的逻辑
“生态”在希腊文中是指存在生物有机体的整个环境，强调全景和全部关系。着力于生态系统建立经济发展模型，理论界所使用的框架可简化为自然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如图1所示。图1中显示的生态系统是由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组成。自然环境系统是围绕经济系统形成的一个外壳，两者之间有一个边界，子系统间存在资源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图1 生态系统结构
基于生态系统构建经济发展模型，学者们基本是围绕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边界随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的扩大、收缩或维持相对稳定而将生态学与经济学整合到一起的［1］。图1的生态系统结构提出了构建经济发展模型需要系统回答的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理想经济状态下自然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间的关系；二是自然环境系统如何对经济系统发生作用；三是其作用的结果会对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边界造成何种影响。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不同文明类型下发展的终极目标及价值伦理评判；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经济发展理论模型的构建方式和模型设计；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发展绩效的评价。可以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别形成了生态视野下构建经济发展模型的发展伦理、发展范式和效率标准。
二、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经济发展模型、环境决策及绩效评价
（一）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经济发展模型
作为工业文明时代指导发展决策的主流学派，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在发展伦理上坚持用人类中心主义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环境系统看作经济系统的附属物，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且对环境变化持乐观态度。在新古典经济发展模型中，自然环境系统承担着持续为经济系统提供支持并接纳经济系统所产生废弃物的功能。基于自然环境系统具有可持续供给能力的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实现长期持续增长、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长期增长率以及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稳定性。尽管工业文明时代后期，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决策可能造成环境危害，但认为这种危害可以在自然资源“丰裕”、资产间存在完全替代性和技术进步的假定中得以克服［2-3］，或者环境危害最终可以通过经济发展的成就而自动得到改善［4］。
围绕自然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要素流动的输入与输出关系，理论界创新了两个新兴经济学分支——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其中，资源经济学主要研究环境作为一种生产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性作用；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系统的废弃物排放对环境的损害［5］。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虽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关系的认知，但却改变了技术中性的假定，突出了环境资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功能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评价。在他们看来，将环境资产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市场手段去设计政策能够促使经济持续增长［6］。与此同时，交易许可证、税收与补贴等政策工具和环境资产的市场价格形成与评估、发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投资与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等经济手段在环境管理中得以运用和展开。
尽管环境管理的历史较长，但只有当环境公害问题突出时，环境管制的高峰期才会出现，其重点是管制环境公害和提高环境的舒适性。依据新古典经济发展模型作出的经济决策——以市场工具代替行政管控，解决了行政管控效率不高的问题，使人类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在追求效率目标的牵引下，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但却没有出现学者们预想的愿景，持续增长也因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偏离轨道甚至出现中断。快速崛起的庞大生产体量及对生产要素的巨大需求、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消费模式的巨大变化等都对自然环境系统形成严重挤压，导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环境退化、承载力与生产力降低。依据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发展模型所作出的经济决策结果，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明显受到生态阈值的制约？即使在当今科技比较发达的背景下，也会出现诸如由环境污染导致的极端气候造成的饥荒和管理失灵，如2007年—2008年的粮食危机和2010年俄罗斯的小麦歉收［8］。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型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征服与改造自然，从而使环境管理及其对经济系统的支持处于弱势地位；评价发展决策效率的帕累托标准在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环境资产投资的动态效率；对以公共物品属性存在的环境资产美学价值及其生命支持功能的关注不够，导致自然环境资产的耗竭速度超过其自我修复速度，最终使生产能力的提升受到生态阈值的严重制约。其结果便是，在原有经济—自然环境系统框架及经济效率标准下，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在现实中行不通；经济的极大繁荣并没有如期带来环境美好，反而引起环境公害，危及人类健康，破坏美好环境，甚至出现因自然破坏、过分损害环境导致的反发展。因而要想彻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发展伦理、发展范式和效率标准，并重构经济理论模型。
（二）环境决策的历史演进评述
对于特定环境问题采取公共决策并通过立法管理环境的历史已久远。以空气污染为例，早在13世纪，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便制定了世界最早的空气污染法规，明文禁止在伦敦燃烧污染很重的煤炭。芝加哥和辛辛那提市也在1881年制定了美国最早的空气污染法规，旨在控制由火炉和蒸汽机车产生的烟尘［7］。随着环境危害的加重和环保意识的觉醒，特别是19世纪以来，环境管控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决策，20世纪30年代出现第一管制高峰期，20世纪60～80年代出现第二管制高峰期。与此同时，诞生了环境管控主管部门，主要是针对不同行业的特定环境问题进行管理。早期的环境管理主要以立法、规制和标准管控为主，“命令—控制”特征突出。
（2）做好母猪的产前补硒和仔猪的产后补铁与补硒。母猪产前一周注射亚硒酸钠维生素E10～15 ml，仔猪于3日龄注射含硒的铁制剂1 ml。
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型尽管注意到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但并没有打开环境资产的“黑箱”。生态文明时代则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环境资产经济属性与公共属性发生作用的方式与机制的认知去创新生态经济发展模型，并分类指导经济决策。具有经济属性的环境资产作为物质输入要素，提高其利用率、减少排放以降低对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危害是经济决策的重点；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资产，守住环境底线、防止环境风险、保持环境的美学价值是经济决策的重点。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主要通过纳入生产函数进入经济决策系统；后者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主要通过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或追求目标进入经济决策系统。
（三）经济发展决策的环境保护绩效评价
总的来看，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经济发展模型均坚持了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征服与改造。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均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环境要素作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和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不管环境要素是否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自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最终都会摆脱对自然环境系统的约束与依赖，减少对自然环境系统的冲击，实现长期持续增长。
三、生态经济发展模型及其理论创新探讨
（一）生态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型研究评述
基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自然环境恶化导致长期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甚至会引发文明衰退的担扰，生态经济学先驱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反思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应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观，并试图创新或重构经济发展模型［8］。生态经济学家坚持如下发展观：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型，在重新审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关系与合理边界的基础上，运用生态智慧去寻找经济活动对资源使用技术的最佳模式和规模，找到一条适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稳态经济增长路径［9］。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替代性经济目标：生态可持续性、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10］。在发展范式上，经济系统必须以承认经济系统是有限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以为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提供不可替代的服务为起点；受制于生态阈值的影响，长期持续指数增长几乎不可能，且生态系统影响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发展的成本变得不可知，因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必须优先于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11］。在发展的效率标准上，应调整为通过可持续产出实现人类福祉的最大化［12］。基于这些假定，生态经济学家认为，一种与地球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在经济结构上应有大调整。其中，在三大关键部门中，能源的支持结构应由化石能源结构转向可再生资源结构；材料部门应由投入—产出的线性模式转向循环利用模式；食品生产应改进自然环境管理、改变农作方式和提高生产力，以避免对自然环境系统产生更多破坏和挤压［13］。
鉴于上述发展伦理、发展范式和效率标准的改变，生态经济学家从解析角度或模拟角度创建了系列离散型或连续型经济模型，试图将经济与自然环境系统相融合。这些经济模型对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然而，对于能否建立一个反映所有实质特征的大型生态系统的恰当理论，生态经济学家却显得没有信心［14］。这主要是因为获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必要信息较为困难。尽管如此，生态经济学家认为理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满意的模型系统标准，使之能够反映经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层次结构；此外，已有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系统分析与模拟提供了方法论指导［15］。
试剂：默克色谱甲醇（批号I866507650）；磷酸二氢钠（批号 20170102‐1）、磷酸氢二钠（批号20170503‐1），分析纯，广州化学试剂厂提供；高氯酸（批号2016041），分析纯，天津市鑫源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实验用水为Milli‐Q纯水仪自制超纯水。
（二）生态经济模型设想及关键概念、效率标准与一般原则创新探讨
3.效率标准：强可持续性。通过反思和修正忽视环境保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灾难性后果，可持续发展逐渐被纳入发展目标，成为评价发展效率的新标准。可持续发展观于20世纪70年代萌芽、80年代形成、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发展目标共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17］；《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首次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观［18］；《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拓宽到“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及遏制气候变化”，提出发展应遵循“以人为本、维护全球环境安全、保持经济繁荣、促进社会公正、提升伙伴关系”原则［20］。可持续发展修正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和谐共存的认知，首次在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中引入了生态尺度，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的共同目标［21］。
在式（1）和式（2）中，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E表示环境要素；E0表示维持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平衡时最大的环境要素使用量。
陈昊君(1992— ),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可靠性模型、数理关系营销. E-mail:18298336214@163.com
1) 对景手法将青岛城市空间中特有的山、海、湾与建筑、街道、广场有机联系，展现出整体协调的城市风貌，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形态.
2.关键概念：生态经济的核心资产——环境资产① 为分析方便，本文忽略自然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要素流动的输入与输出关系，将生态系统中除经济系统以外的自然环境系统统称为环境系统，与之相对应的资产统称为环境资产。 。由于经济发展面临生态阈值的制约，使得发展目标及评价标准的改变凸显了环境资产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型的重要性，因而深化对环境资产概念及属性的认知，厘清环境资产对经济系统作用的机制，是创新生态经济模型的关键。
环境资产既包括大气、水、土、固体废弃物、化石能源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产，也包括山、水、林、田、湖等为人们美好生活所必需的空间环境资产。相对于经济系统的人为资产，环境资产主要有物质输入、废物接纳、生命支持和美学价值4种功能［16］，其价值包括行为使用价值和情感使用价值。行为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与间接使用价值；情感使用价值包括选择价值与情感价值。从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看，有些环境资产能明确产权主体，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并用消费者的支付愿望或支付能力去衡量其价值；而有些环境资产却难以明确产权主体，不能通过市场交易，但却是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和保持美好生产生活环境所必需的。本文将前者归为环境资产的经济属性，将后者归为环境资产的公共属性。
在生态经济模型中，环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直接表现为其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还表现为其作为间断要素通过技术进步融入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提质上。E0的存在说明生态系统的要素供给存在上限，不能无限增量供给。当经济发展所需的环境资产要素达到生态阈值时，通过要素积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就会出现中断。此时，要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就需另辟蹊径，即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特别是，当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进入式（2）模式时，衡量经济发展的效率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即摆脱要素供给瓶颈，此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效率评价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可持续。在式（2）模式下，经济发展决策的优先秩序也由经济优先变为生态优先。为使生态经济模型的运行机制得到更好的理解，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该模型所必需的关键概念、效率标准与一般原则创新。
阿东心里一阵疼，眼泪哗哗，顿时便流得满脸。他忙了一天丧事，责任重大，甚至连哭的机会都没给他。这一刻，他却隐忍不住了。邻居一走，他也号啕出声。
新古典经济学、自然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基于自然环境资源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的认识，试图将自然环境资源内部化或明晰产权以影响经济决策。追求帕累托最优效率标准、按要素贡献率进行分配、按费用—收益进行分析等经济手段被逐步应用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中，之后交易许可证、税收与补贴等政策工具在发展决策中得到应用和推广。当环境资产被纳入资源与环境经济发展模型后，环境资产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环境决策中的经济效益评价、环境的经济损失评估等也在发展决策中被广泛运用。
1.生态经济模型的设想。尽管建立一个普适性的宏观生态经济模型来有效融合经济—自然环境系统还存在较大困难，但本文还是尝试提出一个能融合生态经济学家观点的一般经济模型，并探讨该模型所必需的关键概念、效率标准与一般原则创新，以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也为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提供理论指导。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为突出自然环境系统对经济发展系统的支撑和经济发展受生态阈值的约束作用，在生态经济模型中应将环境资产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但是，与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模型在环境资产发挥作用的方式上不同，生态经济模型的生产函数应是个分段函数。在环境资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包括环境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仍然发挥作用，技术中性和完全替代假定仍然成立；而当经济发展对环境资产的需求超过生态阈值，生产函数即受制于短板要素制约变成角点解生产函数时，技术中性和完全替代假定就会失效。生态经济模型的一般表达式可表述为：
作为评价发展成就的新标准，可持续发展要求决策成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罗伯特·索罗根据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间可完全相互替代的假定，从总资本在代际间的动态平衡角度提出可持续概念，即仅当资本形成能力≥资本消耗水平时，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维持［22］。该观点形成的前提假定受到4个方面的质疑：耗竭自然环境资本的后果无把握；损失不可逆转；有些自然环境资本提供生命支持功能；个人极其讨厌自然环境损失［23］。后来，学者们将罗伯特·索罗的可持续观点归为弱可持续性，并进一步提出强可持续性概念。在强可持续性概念语境中，有些自然环境资本因与生命支持功能攸关，不能按价值定义，只能按实物定义，且当人造资本形成能力≥人造资本消耗水平且自然资本形成能力≥自然资本消耗水平时，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维持［4］。依据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理论分析，结合生态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可知，更适宜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型需坚持强可持续性的效率标准并在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间寻找稳定增长的路径。基于强可持续性的效率标准，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要加入环境资产容量的极值限制和调整生产函数的表现形式，依据生态经济发展模型实现的发展结果应保持经济与自然环境系统边界的相对稳定。
4.一般原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基于环境资产和强可持续性效率标准的认知深化，依据经济—自然环境系统处于发展与保护“双欠”和矛盾突出的现实情况，创新生态经济模型还需明确发展优先秩序安排及发展方式选择的一般原则。创新生态经济发展模型，在优先秩序安排上要坚持生态优先，让自然环境得以休养生息、优先保护和修复生态，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自然环境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在发展方式选择上要坚持绿色发展，通过要素集约使用、生产方式与发展模式变革，降低对自然环境要素的需求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减轻对自然环境边界的挤压。
（1）生态优先。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已超过生态阈值，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稳定与自我修复能力，这不仅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出能力降低，更重要的是引致环境难民、社会失序和国家失能，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衰退。生态优先是对经济优先原则导致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与修正，是对环境资产生命支持和美学价值的尊重，是维持人类生存、保障人体健康和保持美好生活生产环境的根本要求。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守住环境底线是构建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型的核心前提。首先，要明确维持生命与创造高品质生活所需的自然环境资产的容量及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极限，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目标，将自然环境系统边界和发展底线要求纳入经济发展模型的约束条件。其次，自然环境系统的基本运行方式是自我循环和外界修复，因而对底线要求的自然环境系统边界不是静态地死守，而是修复增加自然环境容量与扩大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资源需求的动态平衡过程。发展模型构建应同时考虑包括环境资产使用的生产函数与修复函数，使之形成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的方程组。最后，由于环境资产与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和错位分布，若从整体角度提升环境资产的使用效率，降低目标成本，还需在发展模型中增加涉及横向的生态补偿和环境损害赔偿函数。
（2）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对高污染、高消耗和高排放发展方式的修正，其目标是促进产品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品化。随着生态环境日益上升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将实现绿色发展纳入发展新理念，这成为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现实路径与全面改革的重要内容［24］。如何体现绿色发展是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型的重要内容？首先，作为生产函数的重要生产力要素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必须将环境资产的市场定价机制纳入经济发展模型，以扼制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无度攫取和无序开发，提高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效率。其次，以改变能源和材料结构为重点的低碳经济、以降低排放和资源消耗为重点的清洁生产、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重点的循环经济等新型生产与生活模式应在生产函数的表现形式及稳态经济动态演进路径上有所体现。最后，将自然环境资产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一并纳入目标函数，扭转“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论”下的唯GDP论，更好地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生态红利向经济红利转化。
二是实践性。无数的事实证明，任何一种能力都是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语文自学能力的形成也不例外。必须在一篇篇的语文的学习和训练中，引导学生一次次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才能掌握自学方法，形成自学能力。
四、以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促进决策优化的方向性思考
在全世界环境公害和损害问题突出、环保意识广泛觉醒、预设稳态增长路径变得无法持续的大背景下，强烈的危机感倒逼世界各国先后开启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实践。依据在工业文明时代主流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发展决策，其要么缺乏经济内动力，要么只解决具体问题，导致宏观政策的协同推进效率欠佳。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系统成功转型的典范，且转型的驱动力更多是依靠决策发力和推动。尽管对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还不成熟，尚无一个被高度认可或被广泛接受的普适性经济模型为推动系统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但我们仍然可依据关键概念、效率标准与一般原则的讨论对决策优化提出一些方向性思考。
（一）优化顶层设计，引领生态文明的战略性转型
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难点多、任务重、时间紧，在转型经济内动力不足、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以及理论不系统、不成熟的前提下，依托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以理清、理顺规划体系为抓手优化顶层设计，通过体系、政策、任务和机制的协同来增强规划体系的统领与引领作用，这是系统提升向生态文明战略性转型推进效率的最优决策选择。进一步理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功能定位，以及上位规划、下位规划与等位规划间的关系，形成以国家规划为统领、空间规划为基础、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为支持的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的规划体系，以规划目标、发展方向、总体布局、重大政策、主要工程、风险防控为核心，加强不同层次规划的衔接，解决好因规划数量多、交叉重叠、衔接不充分甚至相互矛盾所导致的低效与无效问题。将年度推进计划与规划相衔接，以财政政策保障和金融政策为支撑，以强化对产业、区域、城乡政策的引导与约束作用为核心，促进政策与任务协同，努力形成合力，提高发力精准度，确保重大任务与工程能有序、有力和有效推动。加强规划的实施评估、动态调整与修订、实施考核及相关法律与制度支持的推进机制建设，确保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各级各类规划能有效落实、协同推进。
我们在阿斯特拉罕二天三夜(4月26日—28日)在寻觅土尔扈特人历史遗痕之余，还让人感悟了当今阿斯特拉罕城市文化底蕴。
（二）着力守牢底线、维持动态平衡和空间配置，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屏障
环境资产公共属性的强化、强可持续性效率标准的提出、生态优先的一般原则均要求将筑牢生态屏障作为有效发展决策的基本前提。依据前述理论分析，筑牢生态屏障需着力守牢底线、维持动态平衡和空间配置协同发力。首先，以守住自然环境系统边界、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底线，优化发展决策。严格压实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要求的政策管控，确保自然环境资产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严格监管由生命支持的不可逆自然资源资产，严防支持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承载力发生退化。其次，着力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优化维持经济系统的消耗、排放和自然环境系统的自我循环、污染治理与修复平衡的决策组合。进一步摸清山水林田湖草等为人们美好生活所必需的自然环境资产类型、规模和空间分布，结合未来技术、偏好和生产消费的结构演变趋势以及自然环境的自我循环规律，探索和确立人类经济体与生物圈关系规模和密度的一般化指标，科学测算环境承载力，掌握经济活动性质和规模的极限。提高对自然环境污染或破坏源的智能化监测和适应性管理水平，加强对生态修复的压力测试和预警信号指标体系建设，防范因突发性环境风险造成的发展扰动，降低经济活动环境的不确定性。聚焦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多重局部稳态均衡，强化提高生态系统修复规模与效率的动态决策。最后，在科学测算经济发展所需环境容量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横向生态补偿、环境损害赔偿、排污权交易、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等经济政策，提高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对优化环境资产的配置与利用效率，增强资源环境空间的优化和美化的内动力。
肉牛养殖中，应该做好养殖管理工作，确保科学搭配饲料，饲料要做到定时定量投喂，避免牛过饱或过饿。饲料在更换中，一定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禁止向牛群投喂腐败变质、冰冷、不容易消化的饲草饲料。在肉牛育肥管理中，精饲料添加也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应该突然增加精饲料的投喂量。饲料投喂应该按照先粗饲料后精饲料的原则进行。规模化养殖场，应该结合养殖规模设计相应的运动空间，确保舍饲肉牛具有一定的运动量。
（三）以“绿色+”为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策优化
依据生态经济学家的设想，一种与地球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几乎要对现有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结构进行大幅调整甚至重塑。学者们把这个重大的变化归纳为“绿色革命”，并认为这是后现代化社会的最大趋势和根本出路。由于原有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严重，新的经济结构建立缺乏经济内动力，因而以“绿色+”为导向优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策势在必行。优化以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循环利用为核心的“绿色+”系列决策，核心任务是遵循生态经济的发展伦理、发展范式和效率标准，在维持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边界稳定和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着力于推进具有经济属性的环境资产通过市场手段高效配置、投入—产出结构改变、发展方式与模式改革重塑，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使“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为此，要转变发展观念和绩效评价方式，改变唯GDP论，通过决策发力推动生态红利向经济红利转化。要以在经济体系内建立有效反映环境资源基础的信号机制和市场传递渠道改革为依据，开创性地探索环境资产的分类管理方法和计量方法、作用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改进社会激励结构，优化经济决策。按照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要求，注重与重大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相结合，通过优化决策体系协同推进产业结构变“新”、发展方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在优化发展决策中保持对创新和改革的关注度，强化向要素提质、动力转换、结构调整、空间优化要效益，在减轻资源环境压力的前提下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
（四）以实施创新驱动为目标，强化动力转换的决策优化
无论是生态治理与修复，还是实施结构调整、绿色生产、低碳循环、资源节约，要想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其根本动力均来自于科技创新。现代科技知识的快速更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均为在全世界实施创新驱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经济总量对资源环境的需求超过生态阈值、主要行业与产业产能相对过剩、总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通过创新代替要素投入获取新的发展动力、提高发展效率和拓展发展空间已成为世界发展共识。依据知识的获取、传播和应用转化规律，通过要素支持、平台构建和体制改革优化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成为决策体系优化的重要内容。一是着力于教育培训效率的提升，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培育，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科技人才支撑创新发展的资源规模和质量；深入实施绿色金融工程，细化信贷、保险、债券、担保、产业基金等对基础研究、试验研发、工程应用和市场服务的支持政策。二是推动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研究。围绕能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进行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研究；加强关键技术或瓶颈技术的联合攻关，力争取得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的重大突破，提高向生态经济系统转型的技术支撑能力。三是提升生态文明领域工程技术类研究中心、实验室和实验基地的建设质量与运行效率；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中介服务机构，加快成熟适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四是补充与完善相关科技体制创新改革，特别是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对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持续增强创新在环境优化、制度流程简化、激励约束功能强化等方面的功能；推动以重点工程与项目运作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五）着力于提升体制机制的协同推进效率，优化发展决策
向生态经济体系转型已进入攻艰克难的关键时期，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还需着力提升体制机制的协同推进效率，大力促进决策优化。一是健全一体化管理与运行机制。整合部门管理职能，成立专门机构，加强统筹与协调能力，破除因多层与多头监管导致的相互推诿和管理效率低下等弊端；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为指导，整合、修订、废除或新增法律与制度，提升政策发力的精准度和政策间的协同推进能力；健全跨区域、流域环境执法机制和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形成跨行政区生态灾害的联防联控机制，建立部门协作与群众参与的污染综合治理与管理模式；力争在分类补偿机制与横向生态补偿试点中取得新突破。二是加强系列决策推进落实的机制建设。强化问题导向，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重点任务，制定工程推进表，全面突出问题整改，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效率。三是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或示范性创建活动，形成以点带面、有序推进的良好局面。完善激励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县建设试点、生态文明群众性创建活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生态文明示范性创建体系的相关政策，积累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经验，为后续政策文件的制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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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Constru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ptim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ng Long
（1.Chongqing Unive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0，China；
2.Yangzi River Economic Belt Research Institute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Yibing 644002，China）
Abstrac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ystem had been expanding,contracting or maintaining relative stability.The development ethics,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efficiency standards for construc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under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re proposed.This paper foused on the mainstream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s decision-making performance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reviewed the status of ecolog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model research,building an ecological economic model and explored the key concepts,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general innovation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economic mod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ing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building ecological barriers throug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strengthening dynamic transformation,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this paper proposes a directional think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Assets；Economic Decision-maki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een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576（2019）05-0005-10
DOI： 10.16716/j.cnki.65-1030/f.2019.05.001
收稿日期： 2019-05-30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研究”（2018PY14）；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研究”（19C0445）
作者简介： 唐龙（1974—），男，教授，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责任编辑：汪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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