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下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5-0031-07
当代中国乡下人进城所引起的城乡互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构成的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在当代文学被社会生活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小说作家正以叙述乡下人进城经历的作品，形象地展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乡下人怀着各种梦想，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乡村、蜂拥进城谋生的场景，揭示他们此后在城里尴尬的角色定位、难以言说的痛苦心灵，召唤全社会关心这一巨大群体的生存状态，彰显出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强大功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可以说城乡区别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有了类似“乡下人进城”的说法，久而久之，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一现象的文学叙述。在中国古代，或许因为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意味过于为人们所熟知，反而成了文学叙述相对冷落的话题。然而，恰恰是这种相对冷落本身以及零星的文学叙述，足以揭示“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和当代所蕴涵的不同的本质意义，反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高涨的乡下人进城的浪潮，实乃二千年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城乡互动关系中前所未有之一大变局。而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叙述中所包含的为人们所熟知的意味，尽管历经人世沧桑巨变，依然顽固地、变相地保留在当代中国的城乡意识形态中，造成了进城的乡下人融入城市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艰辛、痛苦乃至于悲剧。在这两个意义层面上，关注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便有其特定的价值。
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叙述相对冷落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主要指由于种种原因，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不可能成为古代社会关注的热点，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就不可能像在当代文学中成为自觉自在的、蔚然大观的文学运动，甚至没有专门的叙事作品予以叙述，但在诗歌、小说中的无意识叙述依然时有所见，因为这一现象毕竟离不开经常出入城乡的诗人作家的视野。
与“乡下人进城”相关的观念溯源于中国古代，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古今的含义并不完全重叠和对等。它可以指乡下人由乡村而进入城市的长期或短期的生存状态，也可以指乡下人偶一入城却有着文化指向意义的即时状态。古今两种含义虽皆兼而有之，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见繁荣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主要取前者，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则侧重于后者。“乡下人”也不等于“乡下”的人，它特指在乡间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只有他们进城，才会产生典型的因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构成古今意义相通的所谓“乡下人进城”的问题。这种辨析对于古代的“乡下人”尤为重要。古代乡村的读书人有的可以凭借科举的“绿色通道”一步步上升，直至进入封建统治集团，进入城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他们是文化人，是“乡下人”中的另类，不是中国古代乡村农耕文明的代表者，因而不属于我们所界定的进城的“乡下人”。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虽然在中国古代，城市在经济上始终依赖于广袤的农村，但城市作为各地政治、文化中心，其物质生活的富庶却是乡村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乡下人进城，首先强烈感受到的就是乡村的贫困与城市的富裕之间的差异，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北宋诗人张俞有一首流传甚广的五言绝句《蚕妇》：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有的学者从这首诗里读出了“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因为“照这首诗的逻辑，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正常的城市逻辑。”(余秋雨《脆弱的都城》)倒也不必如此求之过深，作者不至于如此不谙事理。他自己同样不是养蚕人或种田人，虽不一定遍身罗绮，却肯定是社会分工的得益者。毕竟是在做诗，诗人以这两句对举，强烈凸显的是吃尽辛苦的养蚕人却无法摆脱贫困。晚唐诗人杜荀鹤有一首同名诗与这首诗的立意相得益彰。诗云：
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
二诗强调的手法有间接和直接之别，但强调的内涵是一致的：终年辛劳，为何却只能身着苎麻，面呈饥色？
衣食住行四项中，衣着的差别城乡如此之大，住呢？无独有偶，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五言绝句《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梅尧臣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谓其“十指不沾泥”是肯定的，虽不至于“鳞鳞居大厦”，谓其住的是宽敞的瓦屋，大概不会与事实相去太远。同样，诗人强调的是身为陶者，却只能居住在破漏的茅草屋中，贫困到用不上自己做的一片瓦，而不事生产劳动者却安居在高楼广厦中，揭示的依然是乡村贫困与城市富裕之间的差异而引起的严重的心理不平衡。至于食和行，“屠者藿羹，车者步行”(《淮南子·说林训》)，“赤脚人趁兔，著袜人吃肉”(《五灯会元·延沼语录》)等等谚语早已把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平等现象勾勒得穷形极相，而这种不平等现象的集中表现，则是在城乡之间。
“昨日入城市”的蚕妇竟然“归来泪满巾”，看起来似乎突兀，其实，极端强烈的感情色彩所昭示的是蚕妇对城市富裕生活的震惊、羡慕和向往，对自己乡村贫困生活的无奈和嫌弃。“陶者”全是冷静的客观描述，谚语包含辛辣的讽刺意味，而寄寓于其中的情感内涵无异于“蚕妇”。
乡下人不仅羡慕城里人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向往城里人的娱乐生活和审美享受。“侬家亦幸荒年少，始觉城中灯市好”，“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范成大《灯市行》)风调雨顺的年景，日落而息的乡下人黄昏中遥望和想象城里璀璨的灯火，偷闲一见也是一种奢侈。如果是饥寒交迫的凶荒年头，车水马龙的城中灯市，在乡下人心目中激起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面对城里人，中国古代的乡下人内心深处有着抹不去的自卑和嫉妒心理。明代的民歌时调《乡下夫妻》绘声绘色地表现了这种心理。丈夫见到城里下乡上坟的“俏娘儿”，“爱杀爱杀”，“若不是小脚儿，就认做观音样”，心里气得恨恨的：“一般父娘养，偏生这俊娇娘”，于是回家对着正在“灶跟前”的“乡下妻”“冲冲发怒”：“作甚业？晦甚气？讨你这夜叉婆。黄又黄，黑又黑，成什么货？”“乡下妻”不甘示弱，操着“莽喉咙叫一声”：“天鹅肉想不到口，痴杀你这癞蛤蟆。”“乡下夫，乡下妻，比不得城里的丰姿，一年戽水兼插莳，这大娘子黄黑也不是胎生的。就是大舍原好个小官儿，你若一年半载住在那城中也，包你比着那上坟的无彼此。”在中国古代，类似于“乡下夫妻”这样的争吵，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不断重复出现的场景。相当多的争吵不会有实质性的后果，他们依旧“一年戽水兼插莳”，“乡下夫”只能在想起城里的“俏娘儿”时愤愤不平而已，但也有一部分人在不平衡心理的支配下，经由各种途径，成为进城的“乡下人”，或时间长久，或经历短暂。也有偶尔一行的，例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便是在家同女婿争辩过后成行的。作为熟谙世故的乡下人，刘姥姥对城乡差别何尝心理平衡？她对狗儿说：“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去罢了。在家跳蹋会子也不中用。”管窥所及，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刘姥姥这番话是怂恿乡下人进城致富说得最鲜活生动的一段话。
当然，大多数乡下人都会有因为生活的偶然因素而进城的机会，但在这种场合，他们只是城里匆匆来往的过客，除非像“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的蚕妇和刘姥姥，还有下文提及的“不识勾栏”的“庄家”、嘲笑汉高祖刘邦仪仗队伍的村民。蚕妇的这一次入城以及她的流泪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刘姥姥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名有姓的进城乡下人的个性形象，其扮演的角色身份甚至是中国古代进城的乡下人的代表，从而值得我们考察。
一般堪爱，岁岁送春来
在中国古代，进城的乡下人中最普遍的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万历实录》中提及当时的苏州，织工“什百为群”，“延颈而待佣之”。明中叶的陈铎在他的散曲集《滑稽余韵》(路工编《明代歌曲选》本)中，用口头语广泛描绘了当时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物，其中包括各类工匠，如篾匠、机匠、木匠、铁匠、银匠、镟匠、雕銮匠、捏塑匠、箍桶匠、磨镜匠等等，他们大都是进城的乡下人。作者赞赏为城里修建各种建筑搭脚手架的搭材匠云：
篾□儿紧扎，木植儿巧搭，利脚手分高下，一关一捩旋生发，就里工夫大。自己寻常，傍人惊怕，半空难作耍。舍卫城建塔，蓬莱宫上瓦，不是我谁承架？([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搭材”)
这种对自己高超手艺的成就和自信渗透在每一种工匠的刻画中：篾匠“细巧由心妙，规模随手法”([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篾匠”)；木匠“艺业果高强，行次尽服降。朽烂能脱换，堦基惯打量”([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木匠”)。与此相伴，则是他们各自的艰辛：机匠“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将一样花板，出一阵餽酸汗，熬一盏油干，闭一回磕睡眼”([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机匠”)；铁匠“彻夜与通宵，今日又明朝。两手何曾住，三伏不定交……八九个炉烧，看见的热晕了”([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铁匠”)。
如果没有手艺，那么乡下人来到城里只能出卖苦力。那挑担的“麻绳是知己，扁担是相识，一年三百六十回，不曾闲一日……肩头上去了几层皮，常少柴没米。”([醉太平]“挑担”)那推车的“隆冬盛暑最难捱，努着力挣揌……许多般厉害。”([醉太平]“推车”)那灶户“全家住水邦，遍体如乌炭，被商人误认做烧窑汉。”([塞鸿秋]“灶户”)他们一天的报酬能有几何？挑担的“担头上讨了些儿利，酒房中买了一场醉”。城市不属于他们，可是他们又“远离着乡井无根攀”(《灶户》)。漂泊无依，哪里是他们的归宿？
年老而既无手艺也无苦力可卖的，不妨给城里人“送春”，陈铎的《村夫送春》云：
老乡蛮一火儿穷胎，喧呼起后巷前街。长布衫摇摇摆摆，破网巾帽儿歪戴。四句胡诌卖口才。打动哇哇，笛吹版打鼓扛抬，轻狂杀不住把锣筛。诓钱拐米还私债，白着眼赖是官差。个个嫌，家家怪。一般堪爱，岁岁送春来。([北正宫脱布衫带过小梁州])
虽说借敲锣打鼓的送春仪式“诓钱拐米”，不免有点无赖，惹得城里人嫌，但毕竟送来让城里人不会拒绝的新春祝福。“一般堪爱，岁岁送春来”这句，广义上可以概括城里人对进城的乡下人的态度。确实，无论是靠手艺或苦力谋生，还是借敲锣打鼓的送春仪式“诓钱拐米”，乡下人都有其可爱之处。尽管在中国古代，以乡下人进城为内涵之一的城乡互动是在一种非常缓慢的历史过程中进行的，但城市的繁荣进步离不开一代代进城后漂泊无依的乡下人饱含辛酸的奋斗和努力。
最可怜的是那些乞讨者，他们是进城的乡下人中特殊的一个群体：
赤身露体，木瓢倒挂，草荐斜披，东家跪了西家跪，受尽控持。筵席上残汤剩水，斋堂中素菜咸食。官府上无差役，自寻来自吃，冻饿死也便宜。
这些乞儿或许是来到城中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沦落街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连乡下人也不如。
或许是由于诗歌的特性，或许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上文出现的进城的乡下人都是某一个群体或某一种类型，没有特定的、具体的人物形象，也就无法将叙述引向具体人物的心灵世界，使人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乡下人进城的生活有血肉丰满的感受。这种缺憾在表现女性烟花生涯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得到了弥补。中国古代的青楼女子在同时代进城的乡下人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她们进城后缺少男性可能有的选择机会，比男性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客观情势的压迫，甚至是从一开始将她们引向城市的动机，往往注定了她们置身青楼的命运，她们才是中国古代进城的乡下人中命运最为凄惨的人们。表现这一类乡下人女性生涯的小说，越到清代后期越显得冷峻、真实。清代后期，狭邪小说的创作成为一时风气，但在这类专写妓女和实写妓女的小说中，涉及妓女由乡下人过渡为城里“特殊人”的角色转换的作品却不多。其中《风月梦》和在它之后并受到它深刻影响的《海上花列传》是较好的两部。《风月梦》中的献艺卖身、供人玩弄的风尘妓女，如双林、凤林、桂林和巧云等，都有相似的身世遭遇：由于苏北乡村的天灾人祸和其他原因，她们被父母、或叔叔、公婆乃至于自己的丈夫卖入娼门，流落到花柳繁华的扬州。在妓院中，她们“酸甜苦辣，哪样没有经历过”？日里应付，晚上还要留客，“不拘那人老少好歹，总不能不留”。“留个坏客，他哪里顾你生死？累许多暗病。”22岁的双林被嫖客们“灌了几大碗的酒，过后那一吐，险些儿醉死了”。然而这些泡在苦水里的女子，竟被乡下的家人视为摇钱树，或者家人干脆搬到城里，靠她们过日子。凤林的丈夫“每日要凤林把二百文与他在外面吃鸦片烟，住下处”，用妻子卖身的钱混日子。婆婆和大伯的生活来源也出在凤林身上。如果她们要赎身从良，家人就更不放过这榨取钱财的机会。双林父母俱亡，就在她要跟袁猷从良时，乡下的母舅王八突然杀出来要身价，得到一百块钱才罢休，真是恬不知耻的“王八”。《海上花列传》作为19世纪末叶上海的妓院生活画卷，细腻地描述了乡下妹子赵二宝在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中的命运和情感经历。当她明知曾经信誓旦旦的史三公子变心并且另有所娶后，依然那样痴情于他。而和赵二宝有同样经历的周双玉一旦确证曾经和自己情投意合的朱淑人完全变心后，最终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甚至要和负心人比一比，看谁笑到最后。作者揭示了两人面对命运折磨的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是赵二宝从农村来到上海不久，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的思想因素。
由于娼妓制度的合法存在，乡下女子进城后青楼卖笑成为普遍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这使得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涉及这一话题的作品在揭示城乡富裕与贫困悬殊的同时，也触及到了女性地位、女性意识的问题，拓宽了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的深度和广度。
庄家不识勾栏
中国古今共有的乡下人进城现象，共同的主体诉求主要是进城谋生，告别乡村的贫困，长久或短暂地体验城里人的生存状态。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中国乡下人进城的浪潮，是全球化背景下亿万乡下人的统一意志、自觉行为和社会实践，因而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均凸显出巨大的社会效应，引起全社会成员的普遍关注。中国古代的乡下人进城则是在封闭的农耕文明背景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乡下人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实践行为。纵观上千年，这种实践行为无疑是一种坚韧、持久的动力，其历史积累坚实地支撑起古代城市的发展繁荣，但其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特征，又使得每一个时段的城里人很难惊异地发现乡下人在进城谋生的同时所贡献的价值，恰恰相反，由城乡差别决定的乡下人的贫困、闭塞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种种难堪别扭，很容易被具有优越感和强势话语地位的城里人看到并加以夸张放大，形成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思维定式，以至于“乡下人进城”这句话竟成为嘲笑乍一进城的乡下人的俗语和口头禅。民间固然流传着不少乡下人进城大出洋相的故事，就是在本来并不丰厚的关于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从这一角度进行刻画的作品也相对多一些，不仅相对专门化、形象化，而且不乏个性化。信手拈来，便有杜俊杰笔下“不识勾栏”的“庄家”，睢景臣笔下嘲笑汉高祖刘邦仪仗队伍的村民，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杜俊杰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善意地描述了庄家对城中勾栏的无知：在庄家眼中，悬挂的演出广告是“花花绿绿纸榜”，戏台是“钟楼模样”，观众是“层层叠叠团
坐”的“人旋窝”，本不是他在乡间常见的迎神赛社，却偏要“不住地擂鼓筛锣”，那出来人的脸上是“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天知道这日子可怎么过？院本《调风月》、杂剧《刘耍和》，这些剧目他一概不曾听说过，还想继续看热闹，“则被一泡尿爆的没奈何”。没有讥讽，更没有丑化，但曲家习以为常的嘲弄调侃的口吻却是免不了的。
如果说《庄家不识勾栏》是直接表现乡下人进城后的无知的话，雎景臣的《高祖还乡》则是间接表现乡下人的闭塞和固有生活经验的狭隘，并以此作为套曲构思的基础。对乡下人而言，城里人下乡与他们自己作为乡下人进城，往往会有相似的生活体验。《高祖还乡》可谓特殊的城里人下乡。作者别出心裁地让套曲的主人翁——乡民以自己固有的农村生活经验来看待刘邦那神圣威严的皇家仪仗队伍，种种寓意深刻的图案变得荒诞可笑，件件大有讲究的器物显得不伦不类，本来衣锦还乡的皇帝，成了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无赖小丑。嬉笑怒骂，不可谓不痛快；翻案文章，不可谓不新奇，然而，让乡下人讽刺挖苦来自紫禁城的“城里人”刘邦，翻案的基础不能不承认仍然是乡下人的闭塞和无知。皇家仪仗多有故作高深者，乡下小民拟之以农村生活事物不足为怪；他不知道“銮舆”、“车驾”乃皇帝之代称，也可以理解；但其以虎为狗，以龙为蛇，不免包含刻意夸大乡民因无知而误指的意味。同样是元人套曲，同样让作品中的庄家乡民以自己熟悉的乡村事物比拟城里事物，《庄家不识勾栏》与《高祖还乡》在构思上自有其相通之处。
刘姥姥应推为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其一进荣国府打抽丰，代表的是乡村人的贫困。二进荣国府，代表的是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难堪。这一次虽说“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说过的，都经验了”，却也在凤姐和鸳鸯的操纵下出了许多洋相。不过，既然在衣食住行等所有的方面享尽人间富贵珍奇的荣国府中，除了贾母以外，包括管家人王熙凤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不识“软烟罗”府纱，那么刘姥姥出各种洋相也就实在不足为奇，正像她在被逼行令时所言：“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现成的本色。”曹雪芹其实并不嘲笑刘姥姥，他更多的是借刘姥姥受到诸人嘲笑的相关情事，写尽了荣国府生活的奢华。然而自《红楼梦》风行天下，无数读者与书中人物一齐嘲笑刘姥姥，以至于“刘姥姥进大观园”这句话甚至成为“乡下人进城”的同义语，这就不能不承认千百年来“乡下人进城”这句话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之强大和顽固。
历史证明，如果将城市视为一座座上演市井人生大戏的“勾栏”，那么在中国古代城乡互动关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乡下人一直难以辨识这变幻莫测的“勾栏”，他们在城里人眼中也始终只是上文所引陈铎《村夫送春》散曲中描写的送春人，“个个嫌，家家怪”，无非因为他们是“老乡蛮一伙儿穷胎”。必须截断这一历史的延续！这是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留给21世纪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尽管关于乡下人进城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但文学的叙述确实缺乏广度和深度：正面涉及这一话题的作品较少；几乎没有叙述这一话题的专门的小说、戏曲等叙事作品，即使是表现乡下人女性生涯的小说也不例外；除了表现乡下人女性生涯的小说，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大多只是表现乡下人偶一入城却有着文化指向意义的即时状态，很少表现乡下人由乡村而进入城市的长期或短期的生存状态；作品中进城的乡下人大多是某一个群体或某一种类型，很少有特定的、具体的人物形象；除了表现乡下人进城的闭塞无知属于作者的有意识以外，其他大多出于作者的无意识叙述。即使是以乡下女子进城的烟花生涯为叙述对象的作品，相对于整个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而言，出现得已经太晚了。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青楼妓女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但她们在作品中出现时，往往略去乡村的来历。即使透露其乡村来历，如果不是表现她们作为乡下妹子进城后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也即与男性相同的角色转换，以及被迫实现由良家女子变为青楼女子的特殊角色转换，表现她们在两种转换过程中的艰难、痛苦与无奈，这样的作品仍然无法纳入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而与一般的文学叙述没有差别。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清代后期出现的《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作品中涉及的乡下女性进城后的烟花生活的描写，更像是现代同类作品的先声。或许笔者的考察会有遗漏，但印象所及，即使是被遗漏的部分也不会与上述概括有太大的出入。
中国古代的文学叙述相对冷落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主要原因究竟有哪些呢？其中又是哪一种最关键的原因可以反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下人进城的浪潮出现的必然性呢？
这一话题所包含的意味即嘲笑乡下人的闭塞，因为过于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反而遭到文学叙述的相对冷落。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不同时空却又千篇一律的嘲笑连作者自己也会乏味。值得追问的是：何以这一话题历经沧桑而意味如此单调？难道历史没有赋予这一本应意味深长的话题以不断的新意吗？
当小说作家们流连忘返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的原野之上时，他们恰恰忽略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俗人情小说出现后，作家们又有非常熟悉而迫不及待地需要加以表现的题材，自然冷落了“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这也是原因之一。问题在于：如果乡下人进城的生活本身充满人情世态之歧、悲欢离合之致，文学家会吝惜自己的笔墨而不眷顾如此难得的题材吗？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稳定封闭的农耕文明背景下，不可能发生相对集中的、大规模的、引人注目的乡下人进城谋生的社会现象，这就使得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的社会文化内涵历经沧桑却只有缓慢的量的积累，而没有急速的质的飞跃。这一话题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例如成为科举考试时务策的考题，也就不可能不断作为文学叙述的对象。
对于一般安土重迁的古代中国人而言，是否从乡村迁移进城里，既取决于乡村，也取决于城市，取决于乡村的推移力，取决于城市的吸引力。乡村的推移力几乎不可抗拒地将乡下人推向城市，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无疑是或全部、或部分地失去乡下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强大压力。一旦失去全部土地，进城就成了无须多加考虑的选择。城市的吸引力一方面在于它能否提供更多的谋生的机会，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在于它能否保证安逸生活的持久和稳定，与其做城里的乱离人，不如做乡村的“太平犬”，早已习惯于安宁稳定生活的一般乡下人对于城市吸引力的后一项的重视，也是应当考虑的。一旦乡村的推移力和城市的吸引力均达到高值，进城将成为无数乡下人的统一意志、自觉行为和社会实践。古代中国的任何时期都不存在这种可能，换言之，不存在足够的乡村推移力和足够的城市吸引力。这方面无须以具体的统计数字和复杂的考证过程来说明问题，凭借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国情的一般了解就可以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
尽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江南沿海地区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农业耕地减少，但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未发生战乱等非常事件)，远未形成绝大多数农民无土地可耕种的局面(土地的兼并也不足以造成这种局面)。如果从全国范围衡量，情形更是如此。只要有即使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可耕种，从事农村生产劳动的乡下人就不存在非离开乡村不可的理由。
中国古代城市有很强的消费性，即使是京城也难以称得上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因为包括京城在内的所有的城市，不仅没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作为支撑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命脉，而且需要从广袤的农村获得源源不断的农产品。因此，城市不可能为进城的乡下人提供多少立足谋生的机会。乡下人进城或者作为手艺人穿街走巷，艰难度日；或者从事小买卖小本经营，养家糊口。既然如此，只要乡村尚可容身立足，又何必进城冒风险？
中国古代城市一般都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城墙既是城乡区域的分界，又是城乡对立的象征。城市既然没有独立的经济命脉，也就处处受制于乡村，难以具备区别于农村的完全独立的地位。行政官员和赚了钱的商人大都在农村置地收租，地租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城里大家族维持奢华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尚且入不敷出，一旦遭逢灾荒，更是雪上加霜。每逢战争动乱，占领城墙内的城市，被视为胜利者的标志，处于辽阔农村包围中的城市，犹如大海波涛中的孤岛，向农村逃难，成了此时城里人惟一的选择。封建统治的官僚机构主要设置在城市中，各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也就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在政治角逐中忧谗畏讥的迁客骚人不得不去国怀乡。凡此种种，造成了城中人命运的多变：荣华富贵转眼烟云，百年望族一旦成空。城里人很容易滋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红楼梦》)“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桃花扇》)类似的话是家国的哀伤，也是城里人挥之不去的忧患。此时，稳定持久而看起来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农耕文明图景，向思维方式本来就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人展示了它迷人的一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则吸引了城里的普通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山水田园诗、归隐诗层出不穷，数量惊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人忧患意识的产物。千言万语，还是辛弃疾的一首小词概括得精当：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这首“代人赋”的“鹧鸪天”小词，前七句完全是为最后两句的城乡对比作铺垫。“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词人这画面形象鲜明、哲理意味深长的一联无疑确有所指，但它又是中国古代充满危机忧患的城里人生存状态与宁静谐和、生机盎然的乡村人生存状态之间对比效果的生动概括。
当然，真正的乡村农民不会有辛弃疾这样的词人情怀，无数山水田园诗所吟诵的只是诗人眼里的而不是农民眼里的农村生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曲膝弯腰几千年”，这才是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他们希望摆脱贫困和苦难。然而，又应当看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文人的这种不断重复、不断积累的城市忧患意识，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包括乡村人在内的全社会的普遍意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人所尽知的这句话诉说的无疑是千百年来乡村人的追求，其与“春在溪头荠菜花”的区别只是俗与雅、直露与含蓄而已。城市相对富裕先进，却变化莫测；乡村相对贫穷落后，却持久稳定。尤其不可捉摸的是，进城能否获得预期的立足谋生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又有多少乡下人愿意到城里去做“愁风雨”的“桃李”呢？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的一个悖论：城里人不断地嘲笑进城乡下人的闭塞无知，贫困落后，乡下人却在羡慕以至向往城市生活的同时，又悠然自得地满足于淡泊宁静的乡村生活，作者让他们在历史人生的更高层面上嘲笑城里人，嘲笑城里人好景不长、无可奈何花落去，而笑在最后的常常是乡下人。这种悖论是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背景下城市文明难以健全、持久发展的必然结果。
《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庄家一出场就流露出对乡村生活难以抑制的满足感：“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当村许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纸火并非衣食住行生活的必需品，不识勾栏又算得了什么？重要的是城里人“都不似俺庄家快活”。《高祖还乡》套曲既是戏剧性地让乡民从自己农村生活经验出发嘲笑挖苦衣锦还乡的汉高祖刘邦，又充分展示了乡民对自己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的得意之情：他讨厌刘邦的到来扰乱了自己生活的安详宁静，对昔日的刘邦、今日的汉高祖丝毫不买账，他处处以农村的主人自居，无丝毫自惭形秽的地方。虽然是艺术的“戏说”，却于诙谐之中，让中国古代的乡村人在特殊的城里人皇帝面前着实自大了一回。连陈铎笔下的瓦匠都在嘲笑城里人好景不长：“金张第游麋鹿，王谢宅长野蒿，都不如手镘坚牢。”([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瓦匠”)在《红楼梦》中，刘姥姥是贾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见证者。刘姥姥确实贫苦，可是连王熙凤也知道贫苦的价值。她要刘姥姥给她女儿起名，理由之一竟然是：“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他。”刘姥姥算得了什么？可是对什么人都刻薄的王熙凤却从没有怠慢过她，就因为她女婿狗儿的祖上与王家连过宗吗？不然，是因为骨子里王熙凤也知道富贵易散、贫苦耐久的，善待刘姥姥，真的到了那一天，女儿也有个退步。在曹雪芹原来的构思中，巧姐最后的结局就是： “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她的判词是：“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确实，刘姥姥可以充当篾片，故意出洋相，为贾母以及荣国府里的公子小姐打趣逗乐儿，可是无论是在曹雪芹原来的构思中还是在程高本的后40回中，当贾府一败涂地时，对落难中的巧姐施以援手的依然是贫苦耐久的刘姥姥。显赫一时的王熙凤与贫苦耐久的刘姥姥恰恰是“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一联最好的注脚。
缺少乡村的推移力和城市的吸引力，中国古代的乡下人进城，只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少数向往城里人生存状态、不计后果的乡下人的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实践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凸显出巨大的社会效应。文学的叙述不会集中关注这种虽然坚韧持久却并不引人注目的社会边缘行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叙述相对冷落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自在的文学运动，恰恰是因为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当代的城乡关系的互动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对于乡下人进城而言，全球化背景的中国乡村的推移力和城市文明日益健全持久的现代工业城市的吸引力均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的叙述必然会关注这一被推到社会中心位置的亿万人的社会实践行为。
在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文学叙述中，尽管有前者的冷落和后者的热门之间的巨大差异，但“乡下人进城”是一个穿越历史的话题，这又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话题。古代那些放弃平静祥和却不免贫苦的乡间生活进城谋生的乡下人，既无法想象他们的后继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竟然会汇聚起一个亿万人进城闯荡谋生的时代潮流，也无法想象他们的后继者依然要重复他们当年融入城市生活的艰辛，将自己抛置到一个视自己为“他者”的陌生城市人群中，在生活的波峰浪谷中沉浮。不过，20多年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再有力量的冲击也不足以立即荡平数千年来形成并固化的城乡意识形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互动过程的加快，当代中国一代代进城的乡下人终将完成现实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穿越，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终将成为文学史中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