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社会问题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6；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2)03-0115-0 6
社会的改造是五四以后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新文化运动提倡以科学、民主为核心 的思想观念改造之后，以政治革命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并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关注社会改造，研究社会的产生、发展、变迁，探索社会运动 的规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所以，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绝非偶然， 正说明历史研究已从关注帝王将相等少数英雄转向普通百姓，转向研究超出于任何个人 之上的客观社会的历史。注重社会现实的改造和革命，并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获取经验 教训，成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现实 社会运动的激荡下，既肩负起了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又适应了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因 而迅速崛起并呈现出勃勃生机。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社 会上掀起了一股尊孔复辟的逆流，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走进了死胡同。就在此时， 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迅速觉醒，发动了旨在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巩固，是因为国民没有觉悟 起来；国民的不觉悟，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毒害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从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教 育，改造国民性，铸造“新青年”和新社会”入手，开辟一条新的救国之路。1919年， 《新青年》宣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社会改造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 现在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 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1](P69-7 1)毛泽东在回信中也说：“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一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 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1](P56-60)李达在1920年 12月7日《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说：“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 一天的高了。”[2]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已 成为其他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社会改造势在必行。唯物史观“实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 级的哲学”，“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 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3]。日见突出的社会改造问题开始与唯物史观相结合 ，唯物史观也适应这一客观现实而迅速传播起来。社会变革的现实土壤为唯物史观的传 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客观基础。
思想观念的变革必然引起史学观念的变革。“五四”前后，史学观念是怎样变化的呢? 1902年，梁启超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 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反映了新史学的基本思想，新史学家 们认识到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研究帝王将相等少数英雄人物的事迹，而是要研究包括 普通人在内的全人类进化的历史。但是，早期资产阶级史学家所谓“社会历史”、“人 群的历史”，并不是唯物史观所研究的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社会历史。因此，在19 18年7月1日还没有成为自觉的唯物主义者的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仍 说：“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 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4]步入20年代，随着社会革 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入，人们的历史观念才普遍地发生了转向。1920年，李荫清 在《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一文中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变迁，以物质条 件做中心也好，以经济情形做中心也好，还不是名异而实同的以人类的物质生活为主动 吗?”唯物史观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组织进化论；第二部分是关于人类精神 文化的变迁的说明。“唯物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 学。人类的历史必以动的社会为对象，以唯物史观的观察法去研究他，然后才可成为科 学的历史学。”(《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认为 ，历史即“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也”[5]。1930年，郭 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该书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得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进而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1931年， 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新史学则把历史看作包括对于文化与各文明各方面的发展 之说明。”[6](P1113)社会学史观“历史在于借物质的、生存的、心理的原因而叙述社 会之起源、组织及活动。”“新史学则是与各种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结婚的产物。 若是历史和社会科学—离婚，它就马上变为旧史学了。”“社会史……社会制度变迁又 有赖于社会学。”[6](P1216-1218)1935年，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新学科 》：“历史的本身是现实的运动，而史料却不过是现实运动的遗迹。”“我们知道社会 学上所注重的社会变迁，与以整个人群演化历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其间有绝对之不 同。……历史学所着眼的，乃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而社会学则以现 社会发生的现象为其中心，过去的研究，最多亦不过供其为研究现代之参考而已。”[6 ](P547)1935年，白宝瑾《历史和其它科学的关系》：“由于近代科学发达，影响人类 社会骤变，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又离不开‘人类社会’，因此，史学不但本身要努力于科 学化……”“谓历史为人类社会的活动之科学。”[7]通过这些材料的罗列，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出，历史学家已经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逐渐地把这个整体的运动变化 的历史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史学观念在发生变革；唯物史观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在逐 渐地接近和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
在史学观念转变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在1923年 的《史学概论》和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对历史与社会的关系就有清晰的认 识了。在《史学概论》中，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 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指马克思)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 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8]在《史学要论》 中李大钊说得更清楚了，他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 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 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 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历史就 是社会的变动。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9]关于史学观念的 这一转变过程，从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李大钊全集》留下了 他一生奋斗的足迹，真实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一位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李大钊在1909年9月到1914年11月的第1卷著作中，主 要有《<法学通论>批语》、《刑法讲义》、《<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院制与二 院制》、《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欧洲各国选举制考》等著作，反映了李大钊通过 对法的研究，寄希望于法治、通过改良道路来拯救国家，虽然还没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 的革命思想，但已感到“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 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宜知所慎择，勿蹈 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其在兹矣。”[10]政府腐败、国家危机，令人痛心疾首，并大 失所望。他同情下层百姓的不幸，开始研究国情，并写有《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 情》等文章。从1915年4月到1917年10月的第2卷著作中，有《中国国际法论》、《欧洲 战事谈》、《宪法与思想自由》、《威尔逊与和平》、《极东门罗主义》、《俄国革命 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一是判断 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的真实地位；二是研究我国应取的对策。同时，还写有《青春》、 《奋斗之青年》、《青年与老人》、《自由与胜利》等文章，以唤起民众，寻找新的救 国道路。在1918年1月到1921年12月的第3卷中，主要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 的胜利》、《新世元》、《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下之实业》等，开始欢呼俄 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开始创建中国 共产党和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切实开始了他崭新地改造社会的实践。在1922 年1月到1927年4月的第4卷中，有《工人国际运动略史》、《劳动问题的祸源》、《社 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以及《今与古》、《史学与哲学》、《史学概论》、《史观》、《史学要论》等一系列研究史学理论的著作。一方面，这说明李大钊在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以改造现实社会；另方面，说明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分析历史，并寻找在中国进行这种社会改造和革命的理论依据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宣传与鼓动。李大钊这近20年的经历典型地说明了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造问题怎样逐步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这既是李大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又是他从中国的现实实践中长期摸索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30年代影响越来越大，到40年代后期几乎成为史学家的共识 。社会历史的研究、社会发展史的总结，成为史学研究的突出问题。唯物史观注重考察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自然也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唯物史观的 特点。社会问题的突出，历史学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不仅说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 社会，而且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成为历史学的主流。这既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结果，也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二、在社会运动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些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为了向西 方寻求救亡图强的真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步入20世纪以后，新文化运 动的兴起，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付诸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 了广阔的天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上海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城市，陈独 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 成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努力，马 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与日俱增，唯物史观 开始出现在大学的讲坛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进步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 实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的贡献是很大的。19 23年和1924年分别问世的《史学概论》和《史学要论》是他的代表作。在《史学概论》 中，他明确指出，史学：一在求出历史的真相；二要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历史进行 解释。可以视为其《史学要论》的雏形。在《史学要论》中共有六个部分，对历史、史 学、历史观及其相互关系都有阐述，对历史常写常新的思想、活的历史与历史记录、实 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历史记述与历史理论、史学及其对于现实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重 大理论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论列。尤其是他对历史是什么的全新的理解，带有革命的意 义。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社会的变革”。人类生活纵着看是历 史，横着看便是社会。这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开社会历史研究之先河，于史学有除旧布 新之功。此后，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一度掀起热潮。20年代出版的有关著作多达20种以 上，其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较大的有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瞿秋白《社会科 学概论》、李达《现代社会学》，这是第一批有关社会发展史的科学著作，它们确认了 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并据此说明了人类 社会史前期的一般状况，即家族、氏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产生及其原因，分析了阶级 社会的三种剥削形态，还论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必然崩溃而 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总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运用唯物史观来 研究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比如，1920年李大钊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 反映》，运用唯物史观较早地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研究，而他的《五一运动史》也是较 早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代表作。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做的题为《中国 共产党史的发展》演讲提纲，可以说是最早的中共党史的作品。此外，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还对东西文化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对中国革命史、国际共运 史的若干研究，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的尝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关心的 首要问题，如何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时摆在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有两个途径：一是由革命者把它同 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结合起来，以实践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步一步地变成现 实；二是把它同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用历史事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 国情，并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前者是各地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的光荣任务。两者殊途同归，都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以郭沫若、范文澜、吕 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走的后一条路，以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1930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部著作以唯 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甲骨文、金文资料的整理，以恩格斯的《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结合中国的传统考证方法，详细地分析了中国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从而确认中国古代社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历史一样，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几个发展阶段，批判了当时理论界所谓马克思主义 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11]。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见解，在整个理论界和学术界 引起巨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全面展开。这场论战是中国社会性 质论战的延续和发展，因为要认清现阶段社会的性质，必然要追溯到它的过去，认清中 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这样就导致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当 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战的结果 ，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这对国共合作失败后， 革命者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性质，明确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都 起了重要的作用。1932—1933年期间，又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问 题主要有三：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 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发生 、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与人类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 基本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马克 思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几个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西周以前 为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代。吕振 羽继郭沫若之后于1934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和《殷周时代的中国 社会》两部著作，认为夏以前是原始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发展成为专制主义 社会。这些学术观点的提出，对于有关中国历史科学认识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贡 献。1934—1935年，还开展了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这是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 史论战的继续，并有力地配合了以上两大论战，人们习惯上并称为三次社会大论战。通 过三大论战，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史的问题，成了此期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此后，都把 研究的重点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之领域，于1932年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和1934年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即是这种转向的明证。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研究中国历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和带动下，一 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涉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如华岗于1931年著有《1925-192 7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于1933年著有《中国近代史》，何干之于1936年著有《中国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谓“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 会”、“帝国主义绝对破坏封建势力”等论点，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社会经济、政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戊戌变法以后的历次 政治运动；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社会基础、主要任务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 对党的“六大”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确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 基本观点的确立，都是有力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在战争的岁月里，史学家们面对 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总结祖国的历史，发掘祖 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 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从科学水平来看，一般地说，这个阶段(1937—1949)的史 学比以前要成熟很多。进步的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 的材料，从而得出了独立的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创立了优良的学风。在 这些艰难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一)在历史哲学领域，有1938年出 版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论 证了“历史发展的全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用 性”等问题，深刻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最终目标，即“把历史还原到它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 联性，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回来，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人类 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12]。作为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总结，翦伯赞对历史认识的 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既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合法则性，批判了中国“ 国情特殊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适合中国；又指出要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从具 体的历史实际出发以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二)在通史和社会史领域，有19 39年周谷城《中国通史》、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1年吕振羽《简明中 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1943年和1946年先后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 纲》第一卷和第二卷、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等；1937年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 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李达《社会学大纲》，1942年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 问题》、1943年《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0年和1942年先后出版的邓初民《社会史简 明教程》(后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值得指出的是，凝结着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集体智慧的毛泽东史学思想是此期的重要成果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如何研究中共 党史》等著作，明确地把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认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提倡了实事求是、历史主义 、阶级观点和“一分为二”等对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它在历史理论方面 通过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史的规律性探讨，得出了 一系列带有权威性的历史观点，这些以实践性为特征的史学思想，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指导思想。而通史著作则把中国历史视为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演进的自然发展过程，在内容上已经囊括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构成 ，奠定了以后通史以经济为骨骼，以政治为血肉，以思想文化为灵魂的基本格局。在编 纂形式上采用新的章节体通史，纵向上既体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横向上又反映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层面。(三)在思想史方面，有1937年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944年侯 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郭沫若《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1946年胡绳《理性与自由》，1947年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批判》出版。他们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 逐一论述诸子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阶级属性及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根据对 立统一的观点，来解释诸子思想的承继递嬗关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人民为本 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给予诸子思想和整个中国思想史以总的评价。(四)在中国近代 史领域，1946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出版，该书抓住帝国主义、清朝统治者和广 大人民群众三种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论述他们各自的动态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展现了 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各种斗争场面。1948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 ，该书以中国近代政治史和革命史为研究对象，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清朝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外来侵略者的不同态度，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革命运动 的历史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五)对重大历史问题 和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当时特别引人注 目。针对日本反动文人秋泽修二的挑战，吕振羽等人就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 的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确认中国封建社会并非长期停滞不前，只是发展迟缓而已，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批判了秋泽修二旨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张目的反 动理论。其次，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 视。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根据具体历史实际来揭示明朝覆亡的原因 和大顺政权失败的教训，以史为镜，提醒党和人民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该文受 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曾被作为党的整风文件。第三，为了反对当时蒋介石及其御用 文人“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叫嚣，同时也批判革命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习气，学术界 的进步学者又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口号。史学工作者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第四，马克思主 义史学工作者围绕着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课题，通过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 ，批判了“新改良主义”的道路，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面目。抗日战争胜利 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顽固推行了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 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回答了革命与改良两种道路所带给中国的不同命运。“说明只 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 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13]。 第五，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两种命运决战、各族人民企盼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里，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批判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散布的法 西斯的反动观点，而且为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民族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第六 ，对白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阐发。在反妥协、反投降、反独裁、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中 ，吴晗出版了《历史的镜子》、《朱元璋传》等论著，借古讽今，对独裁政权进行了无 情的揭露。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凸现 息息相关。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为 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战争年代所留下的先天 印记。比如，此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于强调历史学的革命性和阶级性，而忽视了其科 学性；过于强调要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服务，而忽视了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等。这都是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健康发展所必须着重解决的新课题。
收稿日期：200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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