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对策研究_产业增加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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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1-0137-07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53.2%，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对于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仍存在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生产性服务和优质公共服务过度集聚在北京、河北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薄弱、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服务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突出问题，由此给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带来较大压力，同时阻碍了天津和河北两地制造业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公共服务条件的显著改善，整体上制约了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协调和快速发展。

      国内诸多学者就京津冀地区的服务业空间分布问题进行了研究。谭成文、杨开忠(1999)从消费模式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京津两市服务业的差别和联系，研究得出北京服务业总体优势明显，发挥着全国性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天津在服务业服务输出上总体明显弱于北京，主要为大区服务[1]。张丹、孙铁山、李国平(2012)基于第二次经济普查中分县市区细分行业就业人口数据，运用区域密度函数得出京津冀地区的生产性服务职能高度集中于北京，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单中心结构[2]。王小平、陈永国(2008)[3]、张旺、申玉铭(2012)[4]研究得出京津冀三地服务业空间分布存在较大梯度，呈现出非均衡性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的空间结构模式，通过京津冀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合作，将会产生“1+1+1＞3”的整体区域服务业发展效应。

      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鉴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功能属性的差别，将分别揭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等不同类型服务业在京津冀的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并结合区域内各地功能定位和发展基础的差异，提出未来京津冀服务业空间优化调整对策。

      二、京津冀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受改革开放等经济政策驱动，京津冀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占GDP比重逐年攀升。1999年京津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达35371.1亿元，占GDP的53.2%。从服务业在京津冀三地的空间分布来看，1990年代京津冀服务业快速发展主要受北京服务业发展的带动，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京津冀服务业的比重呈明显上升态势。2004-2008年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服务业比重达50%左右。2008年以来，随着天津服务化进程的加速，北京服务业在京津冀区域的比重开始下滑，天津服务业在京津冀区域的比重明显上升，由2008年的15.6%上升至2014年的22.0%，削弱了北京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中心性，但仍不到北京服务业增加值规模的一半。

      从城市层面来看，北京、天津的服务中心地位显著。在河北11个地级城市中，石家庄、唐山、沧州、邯郸的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大，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均突破千亿元，占河北省份额分别为19.8%、19.4%、11.0%、10.7%。而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保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2013年增加值为916亿元，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为9.0%。而从城市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保定服务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仅为31.5%，在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最后一位，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不匹配。另外，京津冀13个城市中，除北京、秦皇岛以外，其余11个城市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低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尤其是唐山、保定、邢台、衡水的服务业比重与第二产业比重之间仍相差20个以上百分点，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步伐急需加快。

      按照服务的对象和提供服务主体的不同，本文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等三大部门[5]，并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对三大服务业部门进行分类界定和分析。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投入，服务对象主要以生产者为主，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六个行业。生活性服务业则以最终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四个行业。公共服务业服务对象同样以最终消费者为主，但提供的服务产品是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以政府部门为主，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四个行业。许宪春(2004)[6]、岳希明、张曙光(2002)[7]等学者研究得出中国关于服务业行业增加值的统计被严重低估，另外关于各城市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从业人数数据远比产值数据全面，因此本文采用京津冀各地级市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从表1显示的2013年京津冀各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可以看出，北京的服务功能主要集中于生产性服务，天津在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和公共服务三个部门的经济活动分布相对比较均衡，而河北各城市的服务功能则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生产性服务相对比较薄弱，其中邢台71.4%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分布在公共服务部门，而只有18.5%的服务从业人员分布在生产性服务部门。

      

      (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

      1.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北京，而河北大部分地区缺乏区域性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带动。2013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的比例高达68.7%，并从动态变化上呈现进一步集聚趋势，2003-2013年期间比重上升了3%。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中处于次中心地位，2013年占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的比例为11.0%。石家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虽远落后于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城市，但在河北仍处于区域性中心地位，占河北生产性服务业份额高达21.0%。此外，河北其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比较落后，尤其是邯郸、邢台、衡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均非常少，缺乏区域性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带动。

      2.京津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借鉴Krugman专业化指数，通过测算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差异性反映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程度[8]。如果专业化指数等于0，则说明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分工完全同构，而如果专业化指数等于2，则说明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完全不相同，两者之间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分工完全专业化。经过测算，2013年北京—天津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指数仅为0.41，且在2003-2013年期间下降了0.06，分工程度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京津生产性服务功能互补合作的格局尚未形成。

      3.河北各城市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多样化程度有待提高。运用区位商来测算城市各生产性服务行业在京津冀地区的相对专业化程度。经测算得出，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体系中，河北11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都相对较高，每个城市都有2—3个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并且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详见表2)。

      

      

      图1 2013年京津冀各城市常住人口及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比重

      (二)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

      1.生活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在北京，河北各城市生活性服务业规模与人口规模匹配度相对较低。生活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个体消费者，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对生活性服务的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区域内合理的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应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匹配，因此本文以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与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的匹配分析来揭示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详见图1)。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占京津冀的比例为19.4%，但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的比例高达61.7%，人均生活性服务资源在京津冀地区相对较高。天津是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的次级中心，2013年天津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的比例为17.9%，略高于其常住人口规模在京津冀的占比。河北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则严重滞后，2013年全省常住人口规模占京津冀的比例为67.1%，但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的比例仅为20.4%，人均生活性服务资源相对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近年来，随着北京部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功能外迁，2013年北京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的比例比2003年下降了8.9%，中心性有所下降。天津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较快，2003-2013年，天津市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的比例增加了8.5%。河北各地级市虽然近年来生活性服务业有所发展，但与北京、天津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石家庄、保定、邯郸等大部分城市生活性服务业规模与人口规模匹配度较低，未来需要大力加快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2.河北大部分城市批发零售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居民服务、住宿餐饮、文化体育等生活服务需要不断提升。运用区位商测算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各行业的相对专业化程度。由表3可以看出，北京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住宿餐饮业两个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天津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而河北省大部分城市的批发零售业专业化程度较高，其他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

      

      

      图2 2013年京津冀各城市常住人口及公共服务业就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比重

      

      3.近十年来北京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发展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天津重点发展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河北则重点发展住宿餐饮业。2003-2013年，北京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的比例有较大下降，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却进一步增加，其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详见表4)。天津的变化情况则刚好相反，除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略有下降外，其他三类产业都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京津冀比例从16.2%上升至50.6%，体现出天津生活性服务业在近些年获得快速发展。河北各城市除了住宿餐饮业在京津冀的占比略有上升外，其他三个行业的份额都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

      (三)公共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

      1.公共服务业集中在北京，保定公共服务业规模与人口规模匹配度最低。如图2所示，2013年北京公共服务业从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比例达32.3%，大量的国家职能部门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集中在北京，除了满足北京本地居民的需求外还为津冀两地居民提供服务。而天津的公共服务业就业规模与其人口规模相对较为匹配。河北大部分城市的公共服务业就业人数占京津冀比例低于其常住人口占京津冀比例，其中保定常住人口规模占京津冀的比例为10.5%，而公共服务业就业人数占京津冀的比例仅为7.3%，公共服务业规模与人口规模匹配度最低。

      2.近十年来京津冀公共服务业仍呈向北京集聚趋势，均衡化程度略有降低。从2003-2013年的动态变化来看，北京公共服务业从业人口占京津冀的比例略有上升，天津和河北则都略有下降，由此表明近十年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程度略有降低，公共服务资源处于向北京集聚的阶段。从2003-2013年公共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分布变化来看(详见表5)，北京四个细分行业就业人数在京津冀地区的占比均有上升；天津四个细分行业就业人数在京津冀地区的占比均略有下降；河北11个地级市中除邯郸、衡水以外其余城市均有至少2个公共服务业行业就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的比例下降，尤其是在教育业，9个地级市的教育业就业人数占京津冀地区的比例都下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形势下，需重点加快北京公共服务向周边地区的疏解，促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衡化。

      

      三、京津冀服务业空间优化对策

      综上所述，目前京津冀地区各类型服务业在北京的集聚程度均较高，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天津服务业近些年快速发展，逐渐削弱了北京服务业的中心性；河北各地区服务业发展相对较落后，生产性服务业尚难以满足本地制造业对中间服务投入的需要，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则与本地人口规模的匹配度较低。为了改善京津冀服务业空间布局现状，构建功能互补、联动发展的服务业发展格局，需根据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功能属性，结合区域内各地发展基础和功能定位，进行差异化的服务业发展引导。

      (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优化对策

      京津冀地区内不同城市应结合其所处发展阶段和在区域中的功能定位，采取差异化的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构建大、中、小城市职能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生产性服务分工格局。

      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和石家庄、唐山、沧州、邯郸、保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应采取多样化发展模式，并承担向周边城市辐射服务的核心能级功能。根据Jacobs(1969)[9]和Henderson(1997)[10]对城市产业集聚经济的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研究，一般而言，大城市容易实现集聚的多样化，而中小城市则适合专业化的发展途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而言，行业之间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跨行业的知识外溢，多个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可以在一个城市内部共同集聚，而且根据Jed Kolko(2007)[11]的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城市内部集聚，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互补关系，适合在中心城市内部集聚。另外，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消费结构已从对简单的物质追求转变到对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双重追求，多个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正好能满足中心城市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由此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结构中，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和石家庄、唐山、沧州、邯郸、保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应通过多个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共同集聚承担服务功能，同时由于某些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的需求较高，仅能在中心城市布局，而周边的中小城市也有对这些高级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因此中心城市还承担着为周边城市提供生产性服务外延的功能，通过改善法律、信用、税收等制度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以扩大对河北省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同时，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在多样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也要寻求差异化发展，以避免出现重复恶性竞争。

      未来的京津冀各中、小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绝不可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而应结合城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主导工业的核心需求，重点发展特色鲜明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带动本地工业转型升级。城市的发展及演进都以一定的产业背景作为基础，“退二进三”的产业调整政策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却并非适用于每个城市，尤其是对城市规模相对较小、要素集聚程度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目前，京津冀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已超越第二产业，但许多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3年河北135个县级城市中仅有25个城市的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其余110个城市仍处于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因此，京津冀各中、小城市在制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发展规划时，应遵循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差异性的客观规律，在充分把握本地区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现代物流、咨询服务、工艺设计等生产性服务功能，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与本地优势制造业的协同融合发展。

      (二)生活性服务业空间优化对策

      如前文所述，区域内合理的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应与人口的空间分布相匹配，达到生活性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协调格局。然而，目前北京和天津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好，而河北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则相对较落后，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严重不足，基本生活服务比较匮乏，因此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优化调整应以缩小区域内部差距为重点，构建功能完善、分布均衡的生活性服务体系。

      北京应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区域性批发市场等生活服务业向河北转移，严控低端生活性服务业态发展，全面提高生活性服务品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天津应继续提高生活性服务质量和丰富生活性服务类型，优化服务供给，开发新型服务，形成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生活性服务体系。

      河北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机遇，大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缩小与北京、天津发展水平的差距。积极承接北京的专业市场转移，依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一批物流枢纽，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兴商业业态，加快中小城市商贸体系建设；结合各地的旅游业发展，建设一批高档特色酒店和餐饮中心，提高住宿餐饮业发展水平；完善各类文体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服务业发展水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推进城镇生活性服务业网络向农村地区延伸，创新发展切合乡镇实际需求的养老服务，尽快改变广大农村地区生活性服务业一直落后的面貌。

      (三)公共服务业空间优化对策

      公共服务业空间布局的不均衡会严重影响到区域人口与产业的合理布局，由此也会对改变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产业过度集聚以及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局面造成严重阻碍。因此，加快促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时也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手段。北京和天津要在继续优化城市内部公共服务业发展格局的同时，加快推动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向河北地区的疏解，发挥对河北公共服务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河北应积极主动改变公共服务低水平覆盖的落后现状，全力提高公共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加强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的公共服务辐射带动作用，建设保定、唐山等一批重要区域公共服务节点城市，完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加强京津冀地区内医疗、教育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统筹安排公共服务资源，鼓励北京的三甲医院、高等院校、养老机构等与河北合作，设立分支机构，加快相关专业人才输送与交流，提高河北公共服务软硬件整体水平；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标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基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提高公共服务业市场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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