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1]2003年在《报业竞争的四种模式》文中指出本文综合考察、分析、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地区市场报诞生以来报业竞争的演进历史、纷呈形态及其表现内涵，从区域(中心报业城市)的视角切入整个中国大陆地区报业市场，归纳出当下中国报业竞争的四种典型形态，即以广州、成都、上海、北京为竞争前沿的中心区域以及与之相应的报业竞争的四种模式： 其一，广州模式。广州报业率先从中国报业原始层次跨跃出来，而独立为一种优化模式，报业资源配置合理，报业竞争内涵充分，基本上与成熟理性的市场对接。其二，成都模式。成都是中国市民报的发韧地，也是中国报业趋同化竞争的源头。1995年《华西都市报》成功开创市民报报模式后，不仅引发成都报业的同质等效的趋同化竞争，并把这种模式渗透到全国，形成千报一面的市场格局，如昆明、武汉、重庆、南京、西安、石家庄等地。其叁，上海模式。上海市场在中国报业竞争格局中显得尤为另类。以其经济实力、消费水平以及市场的容量而言，上海报业的竞争程度应与广州市场旗鼓相当，恰恰相反，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之间的市场角逐不像广州报业那像剑拔弩张，几十年如一日的《新民晚报》平静地垄断市场，《新闻晨报》、《新闻晚报》在并不冲击《新民晚报》的前提下，也平静而快速地成长起来；一些淡化新闻以实用服务立足的的报纸如《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叁》等，影响力虽不大，市场份额虽小，但稳定的发行，能吸引可观的广告收入，基本赢利。上海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竞争缺席。其四，北京报业模式。由于北京特定区域所形成的良好市场环境和得天独厚的新闻资源所长期培育的报业市场，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叁种模式的北京报业模式—多形态竞争:多层次、多格局的报业市场，多元错位的市场策略，立体结构的竞争空间。
吴立斌[2]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李小明[3]2007年在《成都地区都市报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认为2005年起，受国家宏观调控、新兴媒体快速成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较大的调整时期。作为中国报业的主流，都市报也从“爆发性增长”时期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广告额增长开始减缓。不过，在全国都市报发展脚步放缓的情况下，成都地区的都市报因为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受众支持作为基础，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经过十叁年的发展和完善，四张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天府早报》和《成都晚报》——都已经告别了最初的“市民生活报”定位，集体朝着“整合媒体”的方向发展。虽然各报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但却都已告别了过去无序、恶性的竞争，单张都市报之间的分散竞争也逐渐地演化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为主体的对抗。尽管发展势头强劲，但在内容、经营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成都地区都市报的进一步发展。一是内容方面：内容的同质化造成了新闻资源的过度集中和恶性竞争；厚报在为报纸提供巨大盈利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的过剩，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专刊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内容低俗化、跟风炒作现象严重等问题，降低了报纸内容的质量。二是经营方面：都市报依赖广告的局面仍未改观，盈利模式仍然比较单一，此外，都市报的品牌经营意识还比较薄弱，不利于日后经营工作的推进；叁是数字化发展方面：成都地区都市报的数字化进程还比较缓慢，报业数字化还未真正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四是管理体制方面：都市报作为事业性单位，缺乏现代企业所必须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报纸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目前成都都市报的发展的障碍。在目前全国报业的调整时期，成都地区的都市报只有重新的审视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本文提出，在内容上，都市报可以通过优化结构、精确打击等手段解决同质化；在考虑是否出厚报时，应该权衡报纸、读者和广告商叁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到“厚薄有度”；对专刊而言，办报者必须解决好专刊和新闻的比例关系，把专刊做“专”，加强专刊的服务性，同时努力提高专刊的内容品位，避免低俗化，以增强报纸的竞争力。在经营上，应该积极开展多元经营，提高都市报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注重报纸的品牌经营，从而实现都市报的经营创新。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报纸首先应该确立数字报业发展的战略，以“电子报”和“手机报”等新型报纸阅读终端的为基础，实现都市报从传统纸质媒介出版向网络出版的平滑过渡。在管理体制上，应该尽快建立现代化的传媒企业制度，为都市报的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随着国家“十一五”计划的出台，以及2008年前后的奥运经济的促进等影响，中国传媒的发展面临着一个较大的发展机会。对成都地区的都市报来说，这段时期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抓住机会，充分发挥当前的环境和受众优势，把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好，才有可能实现都市报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本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了成都地区都市报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其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认为，通过此次研究和梳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成都的办报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同时也为现有的研究作了有益的补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报业竞争的四种模式[D]. 陈翔. 四川大学. 2003
[2].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3]. 成都地区都市报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D]. 李小明. 四川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