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建设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党的建设论文,基本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探讨的几个问题，绝大部分是各级党组织都在研究的问题，而且是难题，需要探索和实践。
一、市场经济发展了，政府机构相对缩小，党组织如何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存在和发挥作用？西方党派基层如何运作？有何可供借鉴？
首先，市场经济发展了，对政府机构改革要有正确的认识。机构缩小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方面，上海按中央要求，人员缩减50%，内设机构精减25%，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一是将更重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调控经济，如利用税收、货币、利率等等；二是更多地采取制定产业政策等加以引导经济，如制定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信息的导向以及政府的监督来引导整个经济的发展；三是按照马克思国家学说，政府还承担了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也就是承担国家机器的职能，这是不可能放弃的，如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保卫国家的安全等等。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政府职能的变化，主要是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微观的经济单位）。这个问题的提出，是考虑鉴于政府机构缩小以后，我们党的组织应该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党组织系统，作为思想政治的纽带，来加强对社会的领导、引导。有的同志可能认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趋于松弛，党的政治功能纽带需要加强。我们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或更多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但决不是以党代政，也不是再去包揽许多行政事务，这两个概念要区别开来。由此，带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要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的党（包括党的基层组织）要进行自我的变革，从党的组织设置、组织结构、领导组织体制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功能、职责、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等都需要进行变革，进行探索研究。这样才能使我们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上海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化，为更好地发挥党组织作用，对党组织自身进行了改革、探索和创新。
一是社区党建。这次中央在上海办的研讨班上，从理论工作者到中央的有关部委对社区管理、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是充分肯定的，都同意把社区党建提到一个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重点的重大转移。按照过去街道党组织的设置，仅是街道党委（现在是党工委）和居民区党支部，这样一个组织设置和领导体制不变革的话，很难适应现在的形势。所以，1995年黄菊同志提出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这5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社区党组织的设置变了，现在除街道党工委以外，大多数街道成立了综合党委、经济党总支，成立了文化支部、流动党员支部，成立了党风、行风监督站，成立了在职党员联络站，还有社区党建研究会、联席会等等。
同时，领导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是组合式的领导方式：街道党工委是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有直接领导（如居民区党组织）；有双重领导和双重管理，如对区的派出机构；在社会性、地区性、公益性、群众性的工作中，对辖区内所有的单位进行指导、组织和协调。可见党工委的领导方式有三种不同类型组合在一起，来实施它的领导，这在5年之前是没有的。这也带出很多问题，如党员的双重组织关系、双重的党组织活动问题。社团党组织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一个党员干部既是一个单位的领导，也是社团党组织的领导，存在与两个党组织的关系，这在党章上是没有的。从更深层次上，还带出党的工作社会化或社会性问题，少量专职党务干部是职业化的，但很多党员参加社区活动，是作为社会工作参加的，这是党的工作向社会化转变。如此等等。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问题。如普陀区长征镇探索了三方协调机制，它起始于新经济组织大量产生，所以要有协调机制，来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这在国外也有。但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把它提到另外一个高度，不仅是协调劳资双方矛盾纠纷的组织和机制，而且是我们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引伸出党组织通过政府部门，并由政府部门出面，来对劳方、业主方社会两大方面的协调，来体现党的意志（方针、政策）。这个变化给我们执政方式改进上予以方向性的启示，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可以是直接领导、直接管理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间接领导和间接管理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通过自己的政权机构来出面进行协调，体现它的领导意图和意志。在市场经济和更开放的条件下，更多地通过间接领导和间接管理的方式，实施领导和执政，这是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否则我们很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政党，它的主要“产品”归纳起来一个是政策（制定、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个是干部（培养、选拔、使用、推荐、考核党的干部等），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实施领导。这又引伸出一个问题，如果政党主要靠这两个方面来实施领导，那么它的执政方式和运作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党从革命党，到解放以后成为执政党，对执政党如何运作？包括组织体制、领导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等的转变，没有真正完成，还在转变过程中。我们虽是执政党，但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不少依旧延续革命党的一些运作方式。
市委这几年对地方党委如何改进领导方式作了大量的探索。其成果主要反映在黄菊同志去年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市委领导体制，现在是“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大人、政府、政协）、几个大口”。政府的重大问题以党组名义向市委常委会汇报，市委常委会同意后以市政府党组名义在政府中贯彻，并转化成政府的法令、规章、政策、制度、措施，这个变化就是按照执政党的规范和规律办事。
三是如何对“两新组织”实施党的领导问题。过去我们有个传统，强调“支部建在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98%是国有（公有）经济，这可以做到。现在却面对大量的且小而散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方面是继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另一方面市委提出了新的口号，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增强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就是为了适应新变化。上海私营企业组织，其中有党员（个别党员）的有20%左右，能建立党组织的不到10%，还有90%多怎么办？我们要研究新的办法和措施，可以建立党组织的建立党组织，没有条件单独建立党组织的建立联合支部，没有党员的派联络员，或者先建立工会等群众组织，创造条件，使党的影响力，辐射到非公经济组织之中。总之，形成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以适应新形势。
政府机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政府退，党组织进，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怎么进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能简单化。关键是我们党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执政党。理论界有人认为解放后我们党先是变为行政党，现在是从行政党转变成执政党，不同学术观点可以讨论。但如何转变我们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更好发挥党组织作用，这里面有许多文章可做。
不少同志提出西方党派基层组织有什么可借鉴？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知道西方党派一般不在基层单位设立党组织，西方党派是比较松散的，特别是基层。它们主要是在选举时发挥作用。西方党派的组织系统在选举时是非常活跃的，下层党组织一般到县这一层次。我们的优势是有严密的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所以我们的党组织结构与他们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党员也有很多类，比如集体党员、核心党员、骨干党员等等。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演变过来的，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基层组织，有点类似我们。第三世界的政党经验有些可以研究，如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它的选区（社区）里都有基层组织，而且定有接待日，是与这个社区选民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了解、反映社区选民的意见、要求，并尽力解决选民实际问题（类似我们的办实事），对社区这部分抓得比较牢，成为它连续执政的重要力量。在借鉴西方党派“经验”方面，有个问题可以研究，即他们在竞选中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政治承诺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的能量，以及活动方式等，可以作些研究和借鉴。我们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党员缺乏政治热情和激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否有不符合政党运作规律的问题呢？
二、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提高两个水平”的过程中当前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一般都讲要改善我们的班子结构、提高班子的整体素质、要通过加强学习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等等，也包括要提高领导干部本身的知识水平、专业水平等，一般从这个角度讲。
但是，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研究，以引起重视这些问题。我认为，有三个问题要研究：
首先是理论水平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具有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具有坚强的凝聚力战斗力。”我觉得这一观点切中了问题的实质。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讲有了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才会有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一个党要有凝聚力、战斗力，必须要在理论上有凝聚力、战斗力。因为政党是以信仰、信念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团体和俱乐部。这个理论的凝聚力战斗力决定了一个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也决定了领导的方向正确与否。我们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他们班子的文化水平都很高，但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高还是低呢？我们全党只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高度统一了，才能思想上高度一致，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否则，我们的领导和执政会出现盲目性、浮躁性。江泽民总书记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如何正确认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它集中反映了由于世界和中国的大变革、大变化带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对其认识模糊的话，就会产生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问题、产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党的信任的动摇甚至背离的问题。
其次是群众路线、群众观念、群众感情问题。也就是把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放在群众上面。用政治学的术语表述是党的合法性问题，用我们通常语言表达，即我党怎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永远保持我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政党要长期执政的话，不是靠其他，根本是要得到社会、人民的认同，要得到人民拥护，这个问题特别对中青年干部来讲，尤为重要。我曾经在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上说过当代年轻干部有四个不足，其中一个不足是群众观念问题。你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关键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切实体现共产党领导干部水平的检验点。因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所拥有，为人民谋利益。如果这条做不到，那么我们的党是难以立足的。苏联、东欧为什么会变，其中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是，它的一切行为没有从最广大的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古人曰：“得人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第三是要改善和改进执政方式问题。我提出四点供参考：①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随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问题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没有民主，你的领导水平能算高吗？民主的另一方面是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也就是没有防错纠错的机制，那么我们的领导水平也不会高。②依法行事办事。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此的提法有三个变化：当时是强调法律，后来强调法制，十五大以后强调法治。原来我们是回避用法治一词的。以示与西方法治的区别。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共产党更应该讲法治、讲人权。③党组织更要善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如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人才的资源等等，变成有机统一体，这样党就能更好驾驭社会、引导经济发展。④善于协调各方的利益。过去在计划经济中都是统一的，所以比较简单。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利益差别比较大，因此有个协调各方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要善于用最根本的利益来协调统一各方。所以这些都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需要的新的领导方式，才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三、我们一直强调宣传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定义、原则、意义和如何操作执行，但为什么在执行中往往会变形、走样，而不能正确有效地执行这一原则。
这几年来，我们党在民主集中制上是有发展的，而且形成很多的具体制度。比如，江泽民总书记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及决策体制，作了新的概括：“个别酝酿、民主协商、集体讨论、会议决定。”此外，中央制定下发了《地方党委工作条件（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等等，这都是重大的进展。问题是为什么实际运作过程与原则有差别？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1.从历史上看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国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的漫长历史，其特点——家长制，这种历史惯性不能不长期影响着党。第二是封建专制的影响。有的语言还留有这种痕迹，比如谈到民主时“我让你讲话”，本来，民主本身就是人民作主、讲话，此时，转义为某人给人民群众的一种“权利”。当然让你讲话比不让你讲话好。由此可见，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中不能不沾上历史的灰尘。
2.从现实的影响有三点原因：第一，战争年代的惯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对手是强大的敌人，我们的队伍是小生产者——农民为主，当时必须实行铁的纪律，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所以只能采取高度集中的办法。第二，计划经济的特性。解放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的特征是指令性计划，所以计划经济的特点是计划性、集中性和命令性，如当年约有900种重要产品都是指令性的。由此强化了战争年代的惯性。第三，苏联模式对我们党的影响。苏联是实行高度集中的、集权的体制，这对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影响的。
3.从更深层次来看，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决策制度，从本质意义上讲，它应该以一定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精神文明为条件、并依赖其高度发展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原来现存的是小生产的经济基础，而且又搞了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因此，现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条件不能不制约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施，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阐述，往往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模式，因而在实际操作中难免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举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比如，国有独资企业与公有的多元投资企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上，哪个更好些，一般地说多元投资企业好些。为什么？这就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法律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即市场主体自主交换的民主关系；它不仅是契约经济、法制经济，而且是各种利益主体自己作主的经济，因此人们对民主有必然的要求，也是一种潮流。
4.操作技术上的问题。民主要实行、要发展，而民主是要代价的，即民主要时间、财力和精力，所以在操作上也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比如，八大提出党代会常任制问题，如何实行它，就有一个财力问题。开一次全国人代会要几千万，从上到下，要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也一样，需要多少财力？十二大前进行的党章修改稿前几稿是有这一条，后来删掉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财力问题。全国实行常任制，不仅是财力，还有每次代表大会会议需要时间、人力、精力，对其中重大问题需要反复磋商协商，对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权限、职责，都需要有一整套程序和规定，操作上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并且还需积累经验和运作技巧。这些，我们党不是一成为执政党就马上具备了的。
以上是影响我们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原因，可见，民主集中制要搞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党内的民主体制建设要进一步搞好，很自然地会提出党代会要不要变成常任制？党的领导干部要不要选举产生？要不要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基层党组织要不要象现在部分农村试行的“两推一选”——群众推荐、党内推荐，然后直接选举？还有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现在是讲集中、讲义务比较多，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不一致的现象比较多。有个系统调查下来，其中有30%的党委长期不进行选举，有的十几年不改选，虽然有多种原因，这种情况下你要他树立对下负责与对上负责一致的观念，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上级任命的，因为民主的载体没有发挥作用，自然地更多向上负责。有些人总是认为讲民主的代价太大，我认为从单个、局部、一段时限来看，民主的代价是大的，但从社会的、历史的总体分析来看，其总成本是不大的。“文化大革命”化了多少代价？如果民主集中制好的话，就不可能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化那么大的代价。因此，对代价问题在于怎样比较和计算。这需要全党来研究决策。我的想法是应该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分阶段、有步骤地一步一步走，是渐进式的，不是突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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