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论邓小平的忧党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出在论文,共产党论文,意识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一再表明：在中国，要真正办成一件大事情，离开了共产党不行，同样，在中国要出什么大事，一定是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对此，邓小平有大量论述，其中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忧党意识。90年代初期，在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瞻远瞩地把握大局的战略眼光，谆谆告诫党内同志：“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提出“对这个问题要清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次、页码）他认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第3卷第381页）这既是邓小平对国家大局问题的基本判断，也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尤其发人深思。
社会主义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带给人们许多规律性的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是同执政的共产党自身的状况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也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些党员理想淡化、信念动摇等等一系列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几乎无一不是同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上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联。鉴于此，在执政党内以及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都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明朗的共识：党风是社会风气的表率，党风不好，社会风气也不会好；要解决全社会的理想信仰问题，关键是执政党的几千万党员要真正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但首先和重点是教育好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保障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键是执政党的路线要正确和党内不出大的问题；要加强党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就必须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等等。
居安思危，或者说是直面现实，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发展中，共产党内部有哪些事情有可能导致“中国要出问题”呢？根据党已有的经验教训以及历史发展的轨迹，邓小平自新时期以来讲得最多的、最为强调的、一再告诫党内同志的，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
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居于首要位置，思想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新时期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个思想路线问题，一以贯之地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第2卷第143页）在90年代初，邓小平又以极大的魄力鼓励党内同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3卷第372页）可以说，邓小平很担心的一条就是在党内出现保守僵化、固步自封、不思创新的精神状态。实际上，由于传统的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干部队伍素质上的种种弱点，我们有时容易只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作权宜之计或某个时期的工作要求，而难以自觉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而贯彻到事业的始终。这一点，对党的事业妨碍极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削弱党内的创造活力，在迅速变化的时代条件下落伍。
第二，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党在政治建设上获得的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在实践中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碰到挫折的时候；无论是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还是在展望未来的时候，邓小平总是不断地向党内同志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第3卷第370—371页）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党内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一些“动摇”的情况。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百年至少是四代人，在党内更年轻的、下一代的同志中能否深切地认识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意义，并始终清醒地自觉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可能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党的基本路线代表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是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稍加懈怠的事情。
第三，关于反腐保廉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始终把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作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的重要内容，作为能否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反腐败问题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党赖以生存的党群关系，涉及到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他多次肯定和引用陈云同志的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他在谈到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时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第2卷第403页）在总结“六四”风波的深刻教训时，邓小平明确提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第3卷第300页）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同志谆谆告诫：“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第3卷第313页）邓小平始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非常鲜明的态度，总是从存在的问题出发，有什么问题就毫不含糊地讲什么问题，是什么程度的问题就讲到什么程度。即使是发生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他也坚持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加以分析，认为如果对少数人的问题不重视解决，就会使整个风气坏下去，最终导致丧失民心，误党误国。他总是对党风和廉政建设充满着忧患意识，总是不断地提醒各级领导。当今世界各国，几乎都存在一个反腐败的问题。执政党或其政权对腐败问题的态度以及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实际作为，往往关系到人心的向背。从我们共产党人自身的教训看，腐败问题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的销蚀，导致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对党的怀疑乃至不信任情绪，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勿需讳言，在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有的层面、有的地方的腐败现象正愈演愈烈，并大有发展蔓延之势。这已经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长远看，如果党内要出问题并进而导致整个国家出问题，那么，腐败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导火索或动乱之源。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告诫全党同志在反腐保廉上要警钟长鸣。
第四，关于培养人、选拔人的问题。
培养人选拔人的问题，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党的组织建设头等重大的问题。新时期以来，邓小平不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在用人问题上的一系列新思路，而且以很大的魄力推动了在用人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即使在他退休以后，他仍然对培养人选拔人的问题念念不忘，一再嘱托。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多处谈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第3卷第380页）“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第3卷第381页）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在未来的发展中能不能不出大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各级领导班子。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培养人选拔人的问题，实质上是个组织路线的问题。党的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下去，不是现在一两代接班人能解决问题的，即使下一两代接班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也不是一劳永逸，还有个不断解决的问题。从现实来看，在培养人选拔人上，还存在着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例如，那种“只靠少数人选人，只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传统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党所倡导的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在组织人事工作领域中难度仍然很大，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和旧体制旧制度的束缚，以及患得患失的既得利益的权衡，使得“人民公认”的原则以及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难以切实体现；党内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的习惯势力以及带有“官本位”色彩的某些传统制度的缺陷，阻碍着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以及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一些跑官、要官、骗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屡屡发生。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谆谆告诫说：“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人民日报》1996年6月24日）因此，培养人选拔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好了的问题，它是执政党始终不可掉以轻心的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千秋大业永葆青春的关键问题。
第五，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贯穿于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党的建设的诸多方面起着规范和制约的作用。邓小平历来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情。他告诫党内同志：“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第1卷第303页）在总结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时，痛定思痛，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强调的，是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应当说，今天党内对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民主集中制的不少具体的制度也正在建立和健全起来。但是，不论是直面现实，还是放眼长远，都不能对民主集中制的切实贯彻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党的历史教训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决不能只停留在原则的一般指导和号召上，决不能只寄希望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觉悟上，决不能只满足于一时的令行禁止上。当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一种健全的、科学的、具体的制度体系时，当这种制度体系还缺乏足够的权威和有力的保障时，民主集中制的实际贯彻往往是很困难的，甚至有时处于纸上谈兵和一厢情愿的状态。那种在党内实际生活中受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所支配、被参差不齐的领导者素质所左右的状况，使得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有时往往处于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脆弱状态。对于当前的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出现的党内民主氛围不浓、集体领导制度不够落实、某些权力过分集中、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若不高度重视并切实地加以解决，就难以使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必须唤起党内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警醒，以切实的制度建设去保障不致重蹈覆辙。
以上五个方面的事情，可以说，是邓小平忧党意识的 突出体现。他总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清醒地思考和谋划党自身的事情；他总是从世界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大势上，高屋建瓴地强调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责任，引导党内同志正确地认识自己，锤炼自己，提高自己；他总是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严肃地分析党内自身存在的问题，既尖锐，又实在，从不盲目乐观；他总是在改革开放事业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和关键时刻，大声疾呼，强调党自身的建设问题。“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第3卷第314页）邓小平这种鲜明而强烈的忧党意识，理应为党内同志所高度重视，并激发和增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的紧迫感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