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考量看得见的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势在“逼”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55（2004）04-0001-06
驾驭市场经济是新一轮考试
文大会（以下简称“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我国改革开放已成功推进26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也已12年，难道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还不行么？这是当前一些人心目中的疑问。
张星炜（以下简称“张”）：正如世间许多事都不宜简单地在是与非之间作定性判断一样，对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不宜简单下“行”或“不行”的结论。不错，我国改革开放已成功推进26年。26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不算长，与抗日战争比却不能算短。然而，众所熟知，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没有现成模式可供参照，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因而，我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在很多情况下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性举措。我们建立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尚未实现，还有一段路要走；即使实现了体制改革目标，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能否驾驭得好，还存在诸多考验。用四中全会《决定》的话说，仍然是个“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康超光（以下简称“康”）：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很多驾驭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例如以治理1993、1994年通货膨胀为标志的宏观经济软着陆，就是对市场经济一次比较成功的驾驭。从去年开始、迄今尚未结束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见事早，动手快，施之于问题初起，防之于患之未然，现已显见成效。这也说明，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文：谈到成就和经验，我有同感。我们党主动而自觉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且成功地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实践已有12年。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昨天，我们还把非公有制经济划入另册，还对市场这挑剔那疑虑，还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股票、股市还心存犹豫，举步彷徨，还在琢磨摆布自然，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今天，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已是并肩向前，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市场息息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们正在使劲完善的体制改革目标，资本概念已写进党的文件，资金、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已司空见惯，已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中感悟古人“天人合一”的真谛。然而，无可讳言，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属于上个世纪，但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思维并未随日历凝固在20世纪的时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12年后的今天，计划经济的观念惯性、思维惯性、体制惯性等，仍在干扰着我们的视界，拉扯着我们的手脚。不根除这些东西，能否在新形势下驾驭好市场经济，真是个问题。
张：两位说的都有道理。我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四中全会重申并强调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确实是一个伟大创举。说它是一个伟大创举，是因为我们党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确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应该、能够搞市场经济。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
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也的确是一个全新课题。因为：确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应该、能够搞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已经掌握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实际上，由于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干部们对计划经济那一套非常熟悉，而对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却不大了解。不少领导干部还是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那一套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来领导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也是造成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张：对不起，康教授，我插一句，为你的观点提供一个调研数据。根据我们省委党校对部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有50.4％、也就是说有过半数的干部认为自己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程教授，你请继续谈。
康：还有，在向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已经并会不断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比如，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既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防止两极分化？如何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加强市场监管，防范不正当竞争，打击假冒伪劣等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以及如何使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全新的课题。
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党正面临新一轮考试。我们当然有理由深信我们党一定能在新一轮考试中胜出，但前提是必须从现在起，从各个方面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面临新考量
张：我们党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当前改革开放实践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譬如以“三农”问题为显著标志的城乡发展巨大反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二者之比为3.2∶1。而1978年这一比例为2.6∶1。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市民和农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这还只是货币收入的差距。如果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待遇，有专家估计，二者差距可达5或6∶1。如何统筹解决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扩大并还在扩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就是一个一点都马虎不得的问题。
文：与城乡发展反差类似的还有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而且，这种落差也在以加速度扩大。2003年，上海市的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浙江省的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而四川只有人均800美元，若都以10％的速度增长，人家每年人均增长为500和300美元，而四川只能人均增长80美元。基数差距已然不少，每年增加的绝对额再如此悬殊。要“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谈何容易。
张：应当看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这种背景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出现了贫富悬殊的问题。2003年3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肖新烈《扩中提低并举 消除两极分化》文章，肖新烈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很不平衡，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20％的富裕家庭占有社会总金融资产的55.4％，而20％最低收入家庭仅拥有社会总金融财富的1.5％，相差超过35倍。而按照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测算，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越过了0.4这个警戒线，2000年已达到0.46。
文：张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发表在2002年7月9日《人民日报》上的研究成果《我国居民收入分配趋势与对策》，提供的数据比你引用的系数要低些且具体些。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是：我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0年的0.32；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2000年的0.35；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0年的0.417。另外有消息说，2003年升到了0.44左右。
康：我手头有个材料，有助于说明两位教授的观点。2003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贫困与不均正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主要作者白海娜女士说：“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中国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但近期的趋势却是，减贫速度放慢且不均等差距扩大。”“这些主要表现在沿海与内陆城市间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上，后者占了全国收入差距的40％。”报告分析说，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向城镇和沿海地区倾斜，以及中国国内各地区、城市间的市场壁垒和人员流动的限制。
文：除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外，我们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国企改革。当今中国，在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如果要评选一件堪称“改革之最”——最使最高决策层宵衣旰食、最令省市县领导忧心如焚、最让理论界绞尽脑汁、全社会也议论最多——的事，恐怕非国有企业改革莫属。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工程，对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可以说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能用的招数都用了。体制上，从扩权让利到利改税，从承包到租赁，从转换经营机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经理负责制，从党政分开，“中心”“核心”分属到党政交叉任职，从书记厂长一肩挑到书记董事长一身任；法规上，从《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到《企业法》，再到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发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配套措施上，从检查评比到达标验收，从“质量月”到“效益年”，等等。然而，药方开了不少，“石头”“摸”了不少，不少企业仍未“过河”；20年前定下的“搞活国有企业”目标，部分企业固然实现了，并且发展呈现欣欣向荣景象，但许多企业似乎仍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张：谈到国企改革，不能不提及“郎旋风”。今年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媒体上接二连三地批评大陆国企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名，行“保姆弄走主人财产”之实，刮起了一股搅动一池春水的“郎旋风”。郎咸平点名的那些企业，是否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郎旋风”至少说明三件事：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举世关注；二，国企改革任务艰巨，尚未完成；三，不管国企改革是否存在郎咸平所说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在今后深化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引起高度重视。
康：还有一系列问题。譬如一些地方虽然有了集贸市场，却不是现代流通方式。集贸市场的楼虽然高了大了，搞的仍是小农经济。有的甚至干脆就是假冒伪劣集散地，偷税漏税的保护区。又譬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十六大提出、四中全会再次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这次宏观调控，却使一些人认为非公有制受到的伤害大于公有制经济。又譬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强调要确立科学发展观，但各地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按现行路子加速发展的渴望非常强烈。再譬如弱势群体问题，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下岗职工，以及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残疾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已经面对并且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张：还有沙漠化、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以及水污染、空气污染、化肥农药使用过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有消息说，全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我国就占8个。而这8个大城市，在国内城市的污染程度排行榜上，均居第20位以后，因为一些中小城市的污染，比这8个大城市更严重。
文：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10月中旬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辩论会上坦言，中国当前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一是资源挑战：中国目前各类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都非常紧缺；二是贫富悬殊挑战：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已非常高，早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三是教育挑战：中国当前仍是精英文明而非全国文明或大多数文明；四是保持和平环境的挑战：台海局势能否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和平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挑战大于机遇
康：说到挑战，文教授，你前面那番昨天、今天的比较，还可以加一句：昨天，我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都感到茫然；今天，我们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感知世界变化犹如感知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一般。因此，除易纲归纳的四大挑战外，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也是实实在在的巨大挑战。
张：应当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只是到了当代，人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和震撼。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最初发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以及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的环球航行，就已经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由于人类航海史上这些壮举所实现的地理大发现，给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强烈地刺激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到了19世纪末，世界贸易逐渐从西欧、环地中海地区发展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这样一个极其广大的区域，它标志着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
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和获取利润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文：马克思这些话，既是对当时世界的客观描述，也是对当今世界的深遂洞察。不过，今天的全球化又有了许多新内容。例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即将结束，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尚未得到一些成员国确认。这固然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等诸多国际问题有关，但就我们自身而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也的确还很不完善，很不规范。特别是在既充分、规范地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运行，又成功实施“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规范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和国际惯例尚有不小差距。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机制（包括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是一种虽然“看不见”，却能令成百上千乃至成万上亿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身不由己地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斯密说过：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做事，比他故意为社会做好事，对社会贡献更大。这与我们大力提倡为社会做好事以及通过“为……而奋斗”的“看得见”的号召来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惯常做法和惯性思维，是截然不同的。
康：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说的“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办不好、办不了的事，只能由“看得见的手”来做。例如，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必然异致前面提到的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落差、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环境破坏等外部效应问题。这些问题，连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能幸免。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看得见的手”。另外，早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不太注重宏观调控，但自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不重视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看得见的手”的同义语。
文：融入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出口产品所遇的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多。据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吃”垮中国》一书所载材料，2002年，欧盟全面封锁中国动物源性产品的进口，理由是药品残留超标。在此之前，欧盟已封杀过中国的酱油等农副食品。2002年初，日本认定中国出口日本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大大提高进口蔬菜的技术标准。仅此一项就使山东数万农户大幅减收。另外，今年10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也引用国务院发展中心提供的数据证实，“我国目前90％以上的食品和农产品受到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限制”。
张：我认为，可以把WTO对各成员国的基本要求简要地概括为：依法、透明、合理、高效地履行政府职能。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当然不能例外。所谓依法，就是要将我国政府对WTO作出的承诺转化为具有规范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透明度的国内法律，并严格依法行政。所谓透明，一是必须使国内的法律法规具有透明度（清晰、公开），二是必须使行政程序具有透明度，即：当事人对行政程序要有知情权，而不仅是简单向社会公开。市场经济奉行“私权优先”原则，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处分当事人的私权。所谓合理，是指政府行为至少要满足三项基本要求：科学、公正、合乎情理。根据WTO的非歧视原则，政府对所有当事人都应一视同仁：既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也不能歧视任何一方。所谓高效，就是政府必须提高工作效率，以降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成本。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一项跨越关境的贸易一般要涉及20—30个当事人，40项文件，200条信息（其中30条要被重复至少30次，60％—70％的资料至少被重复打印一次）。在即产即销的现代商业中，若政府办理手续不规范或效率低，必然导致商界损失。有的损失甚至超过关税。
康：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的实践，已经使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驾驭市场经济绝不能封闭起来“驾驭”。然而，为开放而开放或盲目开放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开放只是为走向自强而采取的手段。把手段当目的，很可能在得到的同时也就是失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开放主动权。例如，通过开放来搞活我们的流通，通过开放来优化我们的金融，通过开放来促进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开放来规范我们的市场环境乃至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文：正因如此，四中全会《决定》才明确指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要“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方针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加入WTO后的当今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看不见的手”都在考量我们那只“看得见的手”，提高党和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势在“逼”行。
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是一个新课题
张：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一个崭新的问题就是怎样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我认为，《决定》有两处提法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明确提出，“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而不是像现在一些地方党委所表现出的那样，直接地去抓具体项目、搞什么“招商引资”。二是明确提出，政府的职责主要是“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强调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加快转变职能”。这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一定要从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管理型政府切实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两点，对于我们“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张教授说得不错。《决定》之所以提出“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就是因为自我党执政以来，一直是一党执政。这种党等同于政府的党直接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与计划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很吻合。时间一长，全国上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已习惯成自然。然而，这种领导体制、机制和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表现出了诸多不适。例如，前面的讨论中我已说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放手让市场主体追求个人利益，而经济社会总体利益会自动实现。这与我们过去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甚至提倡牺牲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成全集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市场经济奉行“分散决策”，即一事当前，对自己有利无利全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做不做、怎样做也全由自己决定。而我们习惯了的计划经济则长期奉行“党是人民大救星”，党代替群众判断和决策。其三，融入经济全球化后，国际惯例也与我们传统的领导体制、机制和方式有很大冲突。
康：我认为，在新形势下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首先就是要提高党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能力。它要求全党牢固确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并且随时针对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提出应对方针，引导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其次，就是始终坚持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谋划和领导改革，始终立足中国的国情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各项政策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张：新形势下党驾驭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坚决且坚定地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以此推动建立健全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方统筹发展的有效体制和机制。特别要注重通过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来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进而建立起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制和综合评价体系。
要不断提高党在上述各方面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用曾庆红同志的话说，还必须处理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以及改革、稳定、发展等重大关系。
文：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恐怕还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党驾驭市场经济与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关系。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自觉遵循客观规律、总揽全局，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放手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资源作用，使二者相得益彰。政府则按党中央意图具体组织实施，具体驾驭市场经济：既妥善实施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措施，引导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激活微观经济，使各类市场主体都充满竞争活力；既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又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党委驾驭市场经济的关系。如《决定》所说，中央“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地方党委则主要是“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
康：也就是说，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一方面要区分党政各自的职能，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还要求进入国家政权系统的党员干部和组织，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努力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加强商品和各类要素市场建设。根据市场提供的信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与质量。学会善于运用财政、税收、利息等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活动，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唯一途径是学习
张：面对市场经济这么一个全新课题，面临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这么一个艰巨任务，我们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加强学习。而在学习方面，我们党是有光荣传统的。众所周知，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为了解决延安军民的温饱问题，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然而，一般人很容易忽视，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党中央还开展了一个学习运动。毛泽东还专门为此作过动员报告。广为人知的革命历史歌曲《南泥湾》中，“又学习来又生产”的歌词，便是这两大运动同时开展的真实反映。正是因为我们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不放松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党才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今天的执政地位。因此，我认为，今天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完全应该发扬优良传统，力倡学习之风。
康：我很同意张教授的观点。我认为，党中央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郑重地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特别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提高水平，学会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保护国家和企业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我们确实还存在着“本领恐慌”问题。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要“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面对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这一新任务，我觉得，首先应该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决定》为契机，强化对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强化对党的执政经验的学习，强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学习。
文：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强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一个人的思想，绝对解放不到自己的未知领域。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开展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引用先贤的话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套用毛泽东的说法，人不懂现代市场经济，也就谈不上“驾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加入WTO之前，我国置身经济全球化之外，尚可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作堤岸，抵御国际经济浪潮的冲击。当缓冲期过去，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全面接轨之后，世界市场就不再是晴天的一片云或偶尔的一阵风，而是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普天之下，没有人能躲开；率土之滨，没有事能例外。这时，除了通过市场经济学习市场经济，别无选择。
张：问题是，现在我们党的一些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还很缺乏这种势在“逼”行的紧迫感。人们形象地说他们是“有时间跳舞，没时间读书；有时间应酬，没时间学习和思考。”这种状况是很令人担忧的，也很难经得起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考验的。有人说，能力的缺失，可以通过学习、实践去提高；而动力的缺失，则必须通过精神的激发才能重新找回。要有提高能力的动力，还得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增强责任意识。
康：的确如此！对于学习，我觉得，除了强调自觉学习之外，强化干部培训，是提高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必须而有效的手段。当然，根据新形势，培训内容必须创新，培训方式必须改进。关于培训内容的创新，可从三个联系着手：紧密联系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进展；紧密联系党驾驭市场经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关于培训方式的改进，可考虑提倡案例式教学、菜单式教学、考察学习等。通过这三个“紧密联系”和教学方式的改进，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和驾驭现代市场经济必需的知识武装干部头脑，随着干部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文：显然，这对我们从事干部培训工作的同志，也是严峻挑战。培训者必须先自我培训，提高自身的能力。让我们以强化学习从我做起和几大导师都曾提倡过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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