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解释模式的拒斥和否定——对强纲领哲学立场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理性论文,立场论文,哲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科学哲学一直占据着科学理论解释的霸权地位。从亨普尔、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库恩、费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直至劳丹的新历史主义，它们都采用了理性解释模式，试图通过理性的重建来展现科学家理论的真实发展过程。可是，强纲领的主张从根本上挑战科学哲学在科学信仰解释中的霸权地位。在《知识与社会意象》的第一章第一段，布鲁尔开宗明义地表明强纲领的主张：“所有科学知识，不论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方法分析”[1]。他毫不忌讳地言明强纲领将挤压当前由哲学家占据的空间。强纲领的创立者布鲁尔把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称为科学信仰(scientific belief)，他认为科学家的成功不止是依赖于科学的实验和逻辑完备的科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在相当程度上归之于坚定的理论信仰。巴斯德坚信反自然发生说信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普歇的干草浸液实验富有说服力地反驳反自然发生说，构成巴斯德反自然发生说理论的反常。可是巴斯德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信仰，转向质疑实验程序可靠性以坚持理论的正确性。
哲学家确实不满于强纲领的主张，哲学家弗卢(Flew)将强纲领否定为“确凿无疑的荒谬”和“灾难性的反启蒙主义者”[2]，科学哲学家劳丹甚至称其为“伪科学”。这些科学哲学家强烈不满于强纲领的主张，并试图批驳、取消和颠覆强纲领，从而宣布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强纲领发挥着示范性作用，它引导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进方向。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arnes)、夏平(Shapin)无疑都是强纲领的受益者，即使是布鲁尔的反对者——拉图尔也在回应布鲁尔的文章中坦率承认自己曾经深深受益于布鲁尔的强纲领及其对称性原则，为此必须感谢布鲁尔[3]。无怪乎雷斯蒂沃(Restivo)在1996年贝尔纳奖授予布鲁尔的颁奖词中说：“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领导了整整一代研究者，引导他们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领域。”[4]
下面我们将要阐明，为什么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待强纲领？他们如何在科学哲学的核心主题——科学信仰变迁解释上表现得水火不容？
1 社会学解释模式的基础：拒斥理性模式
富克斯(Fuchs)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典型推理程序是：首先描述理性科学的哲学模式，接着表明哲学不能解释科学中实际发生的事，最后在说明科学过程时引入社会因索作为理性因素的替代物[5]。拒斥理性模式是这一典型推理程序的关键，是社会学解释的前提和基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大特色是案例研究，循着布鲁尔频繁引用的科学史家法利(Farley)和盖森(Geison)关于巴斯德—普歇之争的案例研究（注：法利和盖森研究的简单回顾可参见科林斯、平齐.人人应知的科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84-96.）[6]，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社会学解释模式如何在拒斥理性模式的基础上实现。
按照富克斯所说的推理程序第一步，首先描述理性科学的哲学模式。按照科学哲学家习惯的理性思维，科学史上的巴斯德曲颈瓶实验一直被认为是富有说服力地摧毁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关键实验。1862年巴斯德特意在烧瓶上设计安装了一个S形长颈，让纯净空气自由进出，阻止空气中的微生物进入到烧瓶。煮沸烧瓶中的培养液——肉汤，瓶中的微生物连同瓶颈中的微生物均被杀死。当汤放凉以后，新鲜空气可以通过瓶颈自由进到瓶中，而带菌的灰尘由于比空气重，在长颈向下弯曲处被拦截，无法进入曲颈瓶。经过这样处理的培养液很长时间也不会变质。如果把烧瓶倾斜，让培养液通过长颈的弯曲部，或者把长颈打断，培养液中很快就会充满微生物。实验通过对比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不是汤腐败产生微生物，而是空气中的微生物使汤腐败，从而有效地摧毁了相信生命由非生命物质自然产生的自然发生说理论。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理论是正确的，它实验方法科学，程序可靠，结论正确，成功自然而然。
科学知识社会学推理程序的第二步是表明哲学不能解释科学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试图表明理性模式的解释是不充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引用法利与盖森的研究表明巴斯德的曲颈瓶实验在当时历史情境中无法摧毁自然发生说，虽然巴斯德实验构成了自然发生说的反例，但是他的对手——普歇的干草浸液实验也构成巴斯德学说的一个反例。普歇的干草浸液实验完全按照科学程序进行，使用的有机物是水银消毒过的干草浸液，使用的容器不是曲颈瓶，而是水银槽，因为水银槽能够有效防止普通空气进入浸液。当干草浸液放在器皿里面，器皿又放在水银槽中，通过加热水银槽产生的水银槽沸腾可以让纯净空气穿过水银，防止普通空气进入浸液。普歇发现水银之下的干草浸液一旦遇到纯净空气，有机生命就开始生长，于是普歇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既然所有现存生命的来源都已消除，那么新的生命必然是自然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巴斯德亲自重复普歇的实验，得出同样类似的结果，巴斯德的实验只有10%的实验能够防止生命的出现。如何对待这些反常呢？在实验无法真正证实理论的情况下，巴斯德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信仰（巴斯德的理论明显表现为科学信仰），转而质疑干草浸液实验的实验程序，他写道：“我不公布这些实验，因为这些实验必然导致对我来说过于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尽管我努力使实验无懈可击，也只能怀疑存在某些导致错误的隐藏原因”[7]。在自然发生说的确凿证据面前，巴斯德如此坚定地反对自然发生说。这种坚定信仰导致他宁可相信自己在实验中发生未知的错误，也不愿意公布这些结果。巴斯德的胜利并不是科学方法的胜利，相反，他违反了科学方法的基本准则，违背了科学家应当搁置评价，直到清楚所有事实之后才能做出评价的科学规则。
科学知识社会学推理程序的第三步是引入社会因素作为理性因素的替代物，表明只有社会学解释模式才能展现巴斯德理论成功的真实历史过程。他们引用法利和盖森的研究表明社会利益决定巴斯德—普歇争论的解决：自然发生说的破产不在于它的事实证据，而在于社会利益的影响。在法国十九世纪，科学争论的判定总是由以巴黎为基础的科学委员会实施，在1864年的争论判定中，委员会五个成员中有两个过去就反对自然发生说，新加入的两个成员都信仰巴斯德理论，评议的结果无疑是巴斯德不战而胜[9]。按照现在的观点，巴斯德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直到1876年，科学家才发现干草浸液可供养一种不易被沸腾杀死的胚芽，这些胚芽不会因为100摄氏度的沸腾而杀灭）。可是巴斯德的成功无法归之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假如巴斯德按照科学方法的规则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评价理论，他完全有可能支持普歇的错误假说，成为“毫无顾及科学事实的老顽固”；另一方面，如果法国科学委员会没有不光彩的偏见，普歇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下去（即使是错误的假说），他完全有可能成功获得奖项。
透过巴斯德—普歇争论研究的三个步骤，我们可以看到揭示理性解释模式的缺陷是走向社会学模式解释的前提。强纲领首先表明理性模式无法真正揭示巴斯德理论成功的原因（因为普歇完全有可能让人们接受他的观点），在表明理性解释模式的缺陷之后转向社会学解释模式。
2 强纲领四原则——对理性模式的彻底否定
强纲领由四条原则组成，分别是因果性（注：布鲁尔强调存在多种因果关系，比如社会学因果关系、认知心理学因果关系、生物学因果关系，但是不包括理性的因果关系。这里布鲁尔首先强调的是社会学因果关系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对称性原则，反身性原则[10]，它们构成了社会学解释模式的指导原则。强纲领四原则尖锐对立于理性模式，尤其对称性原则，成为以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争论的焦点。
对称性原则主张用同样的社会学原因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正确信仰和错误信仰，提升了非理性信仰的价值，把理性信仰贬低到与非理性信仰同等的认识地位，否定了用理性解释模式说明科学信仰变迁的可能。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首先攻击了科学哲学的经验论观点。经验论强调在接受理论之前，接受理论的原因必须得到说明，而且这些原因与理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此如，牛顿力学三定律被普遍接受，其原因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推导，以及大量符合科学程序的观察和实验，这些原因可以充分地表明牛顿理论的合理性。布鲁尔则否定了经验论的价值和意义，认为经验论的评价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后评价，完全没有置身于科学历史发展的具体社会语境。在今天看来，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原因在于他设计了符合科学方法的曲颈瓶实验；普歇理论必然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没有采用正确的科学方法。我们应当用社会学因素解释普歇为什么发生错误，分析错误是因为缺乏充分的科学训练，还是错误的实验程序等社会因素导致。可是，这不符合巴斯德—普歇争论的历史实际。普歇的失败并非由于没有采纳科学方法，不符合科学程序，巴斯德的胜利也并非因为采用了正确的科学方法，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由社会学因素造成。我们应当用社会学原因（比如社会利益）解释今天看来正确的巴斯德理论，也应当用同样的社会学原因解释今天看来错误的普歇理论，用社会学因素对称地解释理性信仰与非理性信仰。
强纲领的其他原则同样不容于理性解释模式，因果性原则针锋相对于拉卡托斯的观点。拉卡托斯认为原因只适用于解释错误信仰：“他（指科学史家）可以（在脚注中）把为什么某些科学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抱有“错误的信念”这一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来解决。”[11]而理性信仰无需原因解释。这好比“如果我提出疑问：‘为什么乌鸦是黑色的，’他回答道：‘因为乌鸦是黑色的。”[12]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巴斯德理论是理性信仰，不需要解释，只有错误的普歇理论才需要社会学解释。可是，置身于巴斯德—普歇之争的历史情境，即使是“正确”的自然发生说也需要社会学解释。由于我们根本无法判定巴斯德、普歇究竟哪一个正确，无法确定究竟哪一个是理性信仰，我们只有用社会利益（比如法国科学委员会成员的社会利益）解释争论如何解决，用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等社会学原因解释他们理论信仰如何被采纳和抛弃。
强纲领与以往科学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在于重视错误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它发掘和提升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的科学理论的价值，这些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科学理论（比如自然发生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完全不同，它们在历史上实际享有与正确理论（比如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一样的认识地位。因此，公正性原则和对称性原则强调应当公正看待错误信仰和正确信仰，用同样的社会原因解释错误信仰和正确信仰，主张只有我们走出“社会学只是局限于错误研究”的误区，对称地看待错误信仰和正确信仰，才能够真正合理解释科学信仰的变迁。强纲领四原则将错误信仰置于与正确信仰同等的认识论地位，彻底否定了理性解释模式，排斥了科学哲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的位置，从而激起了科学哲学家的强烈反驳，成为批判的靶心。
3 与理性模式截然相反的研究科学方式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纲领与理性模式的根本对立源自于它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强纲领最为关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似性，科学哲学家最为注重科学文化如何区别于艺术、宗教等其他文化形式。关注的重心和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二者的分歧和对立，为以后理性模式与社会学模式发生争论埋下了伏笔。
《知识与社会意象》的书名表达了布鲁尔的核心主张：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意象。这一重要观念来自迪尔凯姆(Durkheim)。迪尔凯姆在氏族图腾研究中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表象”，当其发现科学与宗教文化具有类似性，随后主张科学同宗教一样，也是一种社会表象。他说：
“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概念具有客观价值，就认为概念可以获得权威，也是不正确的，即使对那些根据科学法则而确立起来的概念而言，也是如此。只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就要让人们相信它，这是不够的。假如它们与其他信仰和观点不一致，也就是说，假如它们与其他大量集体表现不协调，它们就要受到人们的否定；心灵就会将它们拒之门外，就像它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今天，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赢得人们特殊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信仰科学。但是，这种信仰与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依据它的性质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体地形成了这种观念，这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舆论状态。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这种舆论状态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被当作是构成科学的基础，原则上讲，社会学就是这样构成的。”[13]
布鲁尔还借助了波普尔—库恩之争的哲学资源为“科学知识是社会表象”的观点提供支持。当波普尔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评判标准，那么绝对的真理永远不再可能。库恩范式概念进一步表明绝对真理的不可实现性，因为范式概念意味着没有脱离范式的纯粹事实，绝对的纯粹客观事实不再存在。布鲁尔进一步认为共同体的概念更是表明社会表象主导科学家的实践：
“科学家形成实践者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有着固定生活方式的扩散力主题，它有着自己的风格、习惯和惯例，暗示着社会的团结(solidarity)。与社会中周期性突然爆发的‘革命’的争论性表象相比，共同体主题只会强化，而不会周期性变化。在库恩理论中，没有反权威的战役，反而他的表述中确实表明了科学中教条的有益作用。科学教育表现为独裁的过程，它不是寻求公正地向学生说明与以前范式相关的关于世界的竞争性观点，而是寻求让他们能够在现存范式中工作。”[14]
布鲁尔利用可证伪性、范式、共同体这些概念试图表明，与其说科学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活动，不如说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用范式和共同体这些社会学概念比抽象的普遍标准更为有效和科学地说明科学活动的特征。布鲁尔突出强调了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他最为关注文化之间的类似性：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宗教等其他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性是一切文化活动的特征。正因为如此，他赞同迪尔凯姆相信科学与宗教之间具有文化之间相似性的观点，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库恩用科学共同体概念研究科学实践，从科学共同体的具体情境中理解科学实践。
布鲁尔研究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类似性，却毫不理睬科学与宗教的巨大差异，不加理会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别，而这恰恰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科学哲学试图揭示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种科学，一种统一的科学，而宗教却远不是统一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都采用统一的科学标准，统一的科学语言，统一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程序，所采用的数学符号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科学统一性所体现的力量与科学的客观性是不可分开的。与此相对照的是，宗教远不是统一的，宗教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全世界有着许多宗教，伊斯兰国家有他们的伊斯兰教，佛教国家有他们的佛教，欧洲世界有他们的基督教，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们可以有着不同的宗教，这种宗教的相对性特征完全不同于科学的统一性和客观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们研究重心和出发点的不同导致日后他们之间围绕着科学的相对性、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争论。理解他们出发点的不同更加容易理解他们对立观点的分歧。
4 结语
20年来，强纲领始终受到科学哲学的批判，批判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整个过程。返观强纲领，强纲领贬低、拒斥理性模式是社会学模式与理性模式之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之间争论的源头。平尼克(Pinnick)说得好：“强纲领背后的驱动原则是理性不能因果地解释科学变化。”[5]强纲领的确立将社会学模式的合理性建立在否定理性模式的基础之上，把理性因素置于社会学因素之下，理性模式完全成为多余。强纲领开创性地用社会学模式解释科学，理性、真理和客观性都让位于社会学解释，这些激进主张集中体现了与理性模式的尖锐对立，为之后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埋下了伏笔。
收稿日期：200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