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南北型FTA与南南型FTA的利益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论文,利益论文,南南论文,FT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5-070123-0065
南北型FTA① 和南南型FTA的优劣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发展中国家FTA伙伴的选择问题。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上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搞南北型一体化而否定南南型一体化，或者对南南型一体化的成功存在疑问。然而关于南北一体化优于南南一体化的较系统性的论述还不多见。本文针对南南型一体化不成功的问题或原因以及南北一体化所固有的优点，在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较系统的利益分配比较分析，以此来明晰南北一体化之长和南南一体化之短。一般来说，在可能的条件下，优先考虑与发达国家签署FTA，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得的利益会更大。
一、进口变动与不同类型FTA的福利比较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对成员国的福利影响来看，既影响出口也影响进口。
一方面，学术界对FTA成立后出口方面的变化对本国的福利影响在以下几方面基本上达成共识：
第一，对本国来说，伙伴国市场准入的改进，增加了本国的出口，提高了本国的福利。
第二，改进的市场准入所获得的收益的大小取决于一体化后本国对伙伴国的出口大小。
第三，改进的市场准入所获得的收益大小取决于其伙伴国贸易壁垒减少的多少。
另一方面，对FTA成立后进口方面的变化对本国福利的影响还存在着争议，因为FTA的建立将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前者提高福利而后者既可能导致福利下降也可能导致福利上升的效应，所以FTA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另外，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即FTA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是福利增加的，而某个单个成员可能是受损的，如可能损失关税收益(而这些收益可能部分甚至全部由其他成员获得，因为他们贸易条件的改变)。比如：对一国来说，如果其从伙伴国进口少于伙伴国从本国进口，则该国会更受益。这一结论对一国一体化伙伴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分别论证小国之间的FTA(南南型FTA)以及小国与大国之间的FTA(南北型FTA)的福利影响以及受进口变动的作用。
假定伙伴国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而世界其他国家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在三国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货物从伙伴国进口，也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而国内也生产进口替代产品，且产品是同质的。这一分析属于局部均衡分析，这一分析假定世界其他国家没有扭曲且这一进口部门很小，对其余的经济没有影响。当本国和伙伴国形成FTA时，本国和伙伴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为小国。这种假定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FTA相似。本国和伙伴国是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P[，W](见图1)。
图1 小国之间FTA与小国与大国之间FTA的福利效应②
D[，H]代表进口产品的本国需求，S[，P]代表伙伴国对本国的出口供给。而S[，ROW]是来自世界他国家的出口供给。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进口Q4，本国福利W[，H]=ΔACE。现在假定本国征收最惠国关税T，则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国内价格上升为P＇[，W]=Pw+T而S[，ROW]移至S＇[，ROW]。同理S[，P]移至S＇[，P]，从伙伴国进口为Ql，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为Q3-Ql，比自由贸易时的W[，H]少ΔBCD。
假如现在本国和伙伴国形成FTA，由于伙伴国不再支付关税T，它的出口供给曲线移向S[，P]。而世界其他国家支付关税T，所以本国的国内价格保持Pw，因此伙伴国的进口则从Q1增加到Q2，而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则从Q3-Q1减少到Q3-Q2。这导致了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福利是W[，HFTA]=ABF+BDIG。换言之，FTA的建立对消费者剩余没有影响，因为价格不变，但产生了关税收益的损失。W[，HFTA]低于W[，HMFN]，EFGI为形成FTA后对伙伴国进口而产生的关税收益损失。而本国这种福利损失是建立在不存在贸易转移发生的条件下，(例如，这种损失将为EFIG，当S[，P]垂直在Q2点时)。
综上所述，本国建立FTA的福利损失与从伙伴国进口的水平是成比例的。其结论是：与一个自然的贸易伙伴结成FTA给本国带来的损失更大，因为从伙伴国的进口更大。伙伴国受益EFGJ小于本国所受的损失EFGI。两国形成FTA的净损失为ΔGIJ。两国作为一整体所遭受的净损失主要由于贸易转移(Q3-Q2)，这一部分以前从世界其他国家以Pw进口，现在以更高的边际成本来生产。
反过来我们假定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形成FTA，那么随着FTA的建立，相关的供给曲线是S[，ROW]和S＇p(图1)，则本国从形成FTA中获得的收益是ΔBCD+□FRNE的关税收益(向第三国征收的关税)。引人注意的是，由于从伙伴国进口NC下降，而从第三国进口EN增加，本国的福利收益增加。
所以，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我们证明了小国与小的伙伴国形成FTA将遭受损失而与大国形成FTA则获益。
二、双重比较优势与不同类型FTA的利益分配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对于一个经济体克服小规模的劣势提供了机会，企业也可能存在收益递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增加会导致产业的集聚，从而刺激一国的工业化。重要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这关键取决于一体化成员国的特点。在南南型一体化中，这种机会是有限的。因为在这类一体化中，较发达的伙伴国家将扭曲它们真实的比较优势，而较落后的伙伴国家将面临着贸易转移。当他们从伙伴国的进口取代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时，可能会导致真实收入的损失。南北型一体化可能给南方国家更好的机会，因为它们促进南方国家的出口增长与其比较优势相一致，而且也为更充分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打开了通道。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假设有三个国家：大国(代表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经济体)1和国家(经济体)2。国家1和国家2考虑组建一个一体化组织，我们集中分析国家1，将其称为本国，而将国家2称为本国的伙伴国。我们的目的是分析与不同类型伙伴建立一体化所带来的效应。
在这里，本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比较优势；而不同的潜在伙伴国取值范围不同。图2的横轴给出所有潜在伙伴国的类型。根据比较优势将可能的潜在伙伴进行分类。横轴的右侧部分是高收入的北方国家(用N表示)，其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本和实务资本丰富，在商品“M”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横轴的左侧部分是低收入的南方国家(用S表示)，在另一种商品“A”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本国的比较优势确定的位置是I点，而世界平均比较优势在R点。因此，如果伙伴国在点I，则与本国具有相同的比较优势。如果伙伴国在N区域，则本国与高收入北方伙伴形成南北型一体化；如果伙伴国的比较优势介于HS区间，则本国与较高收入的南方国家形成南南型一体化组织；如果伙伴国位于LS区间，则于较低收入的国家形成南南型一体化组织。
图2 选择不同类型FTA伙伴国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数据来源：Anthony Venables," Region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ACEA 2001.
图2的纵轴表示本国贸易伙伴选择的功能，即本国M商品净进口的变化，包括从伙伴国的净进口、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进口及二者净进口之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如果伙伴国位于N区间，则从伙伴国的净进口大量增加(如图中虚线所表示)，而世界其他国家净进口下降(由较低的实线所显示)，而总进口增加，所以相应的出口A增加。对于本国来说其福利收益是确定的，因为一体化的建立增加了从伙伴国的进口，而该伙伴国在M产品的生产上，与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均具有比较优势。
如果伙伴国的比较优势在HS之间，那么本国在贸易方向上质的变化也是相似的，因为它是由伙伴国相对于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同样从伙伴国进口增加，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下降，而总进口增加，总出口A增加。但在福利经济方面二者是不同的。由于伙伴国的比较优势介于HS区间，所以，伙伴国相对于本国而言在M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则在M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劣势。由于从伙伴国的进口取代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这时贸易转移将减少真实收入，因为一体化的建立引起来自世界其他国家低成本的产品被伙伴国较高成本的产品所替代。
如果伙伴国的比较优势在LS区间又会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本国相对于伙伴国在M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将增加本国对伙伴国M产品的出口，从而提高本国M商品的价格，从而本国也增加了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M商品。
这些变化的福利效应可用图3说明。U型实线反映了本国与上面不同类型的伙伴国组合的情况。在南南型一体化中，本国的比较优势介于伙伴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即位于LS区间，则称本国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则本国获益，因为它增加了从伙伴国进口A商品，而伙伴国在A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极端比较优势(双重比较优势)。反之，如果本国具有极端比较优势，则其伙伴国介于HS区间，则本国发生贸易转移，并带来损失。图3中的另一条实线描绘的是一体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变化。在南南型一体化中，尽管其中具有极端比较优势的国家经历贸易转移而福利受损，但从整体来看可以获得利益，尽管利益不大；对于南北型一体化组织，因为贸易变动与全球比较优势相吻合，总收益较大。
图3 选择不同类型FTA伙伴国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福利的影响
数据来源：参看Anthony Venables," Region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ACEA 2001.
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具有极端比较优势国家易发生贸易，南南型一体化导致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穷国的进口贸易从世界其他国家转向伙伴国。同样，北北型一体化中，具有极端比较优势的国家是具有较高收入的国家，其进口转移至伙伴国。
第二，在南南型一体化中，受益的国家的生产结构转变为与外部贸易自由化相反的方向。这是因为它利用了与较穷国家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利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在静态模型的条件下，其本身并没有伤害到真实收入，但在动态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开发出口部门潜能和效率的工具，也许优于全面的自由化。因而，低效率的部门被开发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第三，上述效应可能会被其他贸易政策变化所减缓。图3中的虚线描绘出本国既建立一体化又与世界其他国家实行单边自由贸易的效应，结果很明显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假定本国是一个小国，处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更有趣的是，图3的U型曲线的深度上移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使伙伴国的比较优势位于HS，贸易转移也没有发生，因为M商品的进口，既来源于伙伴国也来源于世界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在南南型一体化中，各国外部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当然也包括与大的北方国家的自由化。
三、集聚效应与不同类型FTA的利益分配
对于一个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说，比较优势并不是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因素的唯一力量。随着一些经济中心的形成，促进产业集聚的机制也开始生效，即当伙伴国双方贸易壁垒拆除后，产业从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出来，集聚到更为发达的伙伴国中。这将会导致经济行为的集中，从而使地理位置上具备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区域一体化可以使集团内部的一个国家相对来说更有吸引力。由于贸易壁垒的取消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内部化的贸易市场的建立，从一个单一位置供给市场变得更容易，有可能促进产业聚集。这种集聚活动可能带来两种影响：其一，它带来效率收益，因为企业从其他企业的外部性获得收益；其二，全部活动水平的扩张伴随着效益收益积累的因果律发展，导致一国的产业发展甚至“起飞”。所以，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对于产业活动集聚的形成可以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并可能取得某一个关键的集聚。这种集聚的程度最终依赖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口扩张和这一部门在地区内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某些南南型一体化中，比较优势和产业集中似乎都起作用，都能导致产业在相对富裕的和最初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集中。比如，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和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等城市已经吸引来了制造业，商业网络和产业关联也由此产生和发展，这会将制造业在这些地点锁定下来。这一过程又因为FDI一般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而加速。产业集中使我们上面提到的分化更加严重，即在南南型一体化中，具有中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成为区域内制成品的供应者，从而该国收益增加；而具有极端比较优势的国家将遭受损失。集聚效应也可能强化和扩大上述现象，使得收益集中于一国之内。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不公平的收益分配，是各成员国之间政治紧张的根源。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几国因东非共同体带来的收益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摩擦。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声称，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了肯尼亚，逐步增强了它作为共同市场的工业中心的地位，使它占据了制造业生产的70％，对两个相对欠发达的伙伴国的出口额逐渐上升。该共同体终因无法确定一个使落后伙伴国满意的公平收益份额，于1977年解散。同样的情况也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当较发达的国家萨尔瓦多拒绝在收益分配方面进行谈判时，洪都拉斯从一体化中退出。较穷的地区试图退出是因为该区域的主宰地区对它们实施的不利政策，包括19世纪美国的南部地区和20世纪70年代的东巴基斯坦。
但在南北一体化的情况下，产业集中的力量却可以有助于抵消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化。例如，NAFTA内的一个企业可能既想把地址定在美国，享受产业集中的利益，又想设立在墨西哥，享受要素价格上的好处。而后一点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在南北型一体化中，南部国家可能成为装配型产业(比如汽车业)或转包型产业(比如纺织业)的优选地点，成为专门进行出口加工的区域。南部的美国——墨西哥边境地区的汽车装配业就是这种情况：日本、德国、意大利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超过50亿美元)，用于厂房扩建或者建立新的生产能力。由于墨西哥在NAFTA框架下的汽车业有关政策发生变化，取消了该部门的外国投资限制，开放了墨西哥和拉美市场，这些企业都从中获益。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会对产业集聚的动力产生影响。通常它会促进集聚，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企业之间的链条，也能够吸引产业从非成员方转移到成员方。当然，如果集团本身不大，这种效应也不明显。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也通常会带来产业从一个成员方转移到另一个成员方。所以对于南南型一体化来说，这容易增加成员方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企业集中在比较繁荣的国家，使其在其他成员方的销售变得更容易。而在与比较富裕的成员方建立的经济一体化中，较穷的成员方在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后可能会经历一次强劲的工业化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看，南北一体化优于南南一体化③。
四、南北型FTA有利于南方国家吸引FDI和获得技术外溢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成为很多国家追求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其中的逻辑就是，市场的扩大、竞争程度的增加和政策信誉的提高会增加投资的动力。再通过直接的方式(如增加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和间接方式(如鼓励技术进步)就可以增加国民收入。这些观点适用于所有来源的投资，但在区域化过程中，它们被作为FDI的一个明确的目标。
1.区域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分享生产全球化增长效益的一种手段
彼得·罗布森认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新区域主义是在生产和经营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在此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Oman，1994)将区域一体化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分享生产全球化增长效益的一种手段。
但许多新近的研究认为，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或集团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主要是由它们的整体经济绩效和增长决定的。但除此之外，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着重考虑的是规模经济和距离成本的重要性。距离成本包括由于生产者和产品的最终市场相距太远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在这种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因其可以影响规模经济与距离成本的相对重要性而产生效应(Robson，1993)。有证据表明，如果区域性安排有可能进入巨大的市场或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它们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所以，缺乏这些联系的小国，会因此而发现它们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越来越小。
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一体化浪潮中，它们也积极争取引进外资，但区域性集团很少成功吸引大规模投资。部分是因为对外国投资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如声名狼藉的安第斯条约第二十号决定；部分是因为流入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投资转向，所以它们的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此外，这些集团缺乏长期信用，这就增加了投资的风险溢价。缺乏信用加重了区域平衡问题，因为它促使投资者更愿意寻找或接近集团性大市场，以降低撤资时的亏损风险。因此，为使新一轮一体化活动取得成功，提高信用具有双倍的重要性。创建这种信用的一个途径是引入外部限制与激励。如非洲法语区货币同盟的信用是通过法国财政部提供担保而获得的。一个拥有霸权的强国，如南非共和国，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提供了担保与信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墨西哥提供的那种“北—南”联系，对墨西哥锁定其政策改革形成了约束，因而提高其信誉度。
2.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北型一体化获得信誉，促进吸引FDI
关于区域一体化和投资的关系，常见的一种观点是：相对于投资规则的完善来讲，区域一体化更能增强政府信誉。因此，它有助于增加投资，吸引FDI。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信誉较差来源于多种原因。政府基于利益集团的诱惑，或者为了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可能会试图逆转改革；大选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反对改革的政党上台等。除非政府确保它们不会再产生类似举动，否则投资可能会维持在低迷状态。但要一个国家自己来提高信誉是很困难的，也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当改革因缺乏信誉而受阻的时候，政府必须尽力减少不确定性。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项可信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来稳定改革。
签订FTA的一个理由就是，它可以阻止坏政策的产生，增强政府信誉，稳定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FTA会直接增加好政策的回报，或者说增加坏政策的成本。或者，在有的国家破坏“俱乐部规则”的时候，它会允许其他国家对它进行“惩罚”。在后一种情况下，伙伴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并且承诺实施必要的改革。该伙伴国还必须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大国，在该FTA中存在很多的利益，使它感到对目标国进行约束物有所值。
Maurice Schiff L.Alan Winters认为：南南之间的区域一体化一般不会带来政策信誉的增加，实际上，它倒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没有同时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化的时候。相反，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增强南部国家的信誉，但必须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能够增加经济绩效，或者南部大的伙伴国愿意执行鼓励投资的“俱乐部规则”。而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想要籍以获得信誉的政策在协定中明确规定了的时候，后一种情况才可能出现。如果一体化协定中对改革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规定了清晰、可信的惩罚措施，南北一体化就能够提供一个强大的承诺机制，增加改革的信誉。改革写入FTA协定之中，随之而来的惩罚就有了一个正式、合法的基础；如果改革也影响到了伙伴国的福利，对它们进行惩罚就具有了政治合法性。
相对于位置较远的南方伙伴国来说，一个北方国家一般更关心邻近的伙伴国，更愿意为其担当政策导航。对美国来说，墨西哥的经济表现比阿根廷更为重要。因为墨西哥是一个更重要的贸易伙伴，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带来了美国福利的直接下降，尤其是通过移民。同样，相对于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欧盟更关心波兰和匈牙利。
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的经验研究很少，大多数贸易集团都成立不久，数据还未形成。然而，模型模拟显示，北北一体化更容易出现投资增加，其次才是南北一体化，而南南一体化是最不容易出现该情况的。对FDI来说，似乎常在一体化协定签订之后出现迅速增长势头。因为区域一体化可以促进来自非成员方的资金流入，而且对集团内投资流也带来影响。
3.南北型一体化导致南方国家大量吸引北方伙伴国的FDI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具有专制历史的甚至对FDI具有敌视的国家面临着政策连续性的问题。比如，事前外商投资者确认可以享有国民待遇，但事后又有违约的动机和对投资的全面征用。FDI与证券投资不同，通常以大量的沉没投资为特征，因而造成很大的波动。单边改革和多边贸易体制能缓解这种承诺困难，但是FTA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单边改革很容易撤回，多边贸易体制即使试图促进改革的执行，各国也可能会设法推后执行，而FTA则可以起到一种承诺设施的功能。
这一点是很直观的。比如，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如墨西哥和美国达成FTA协定后，小国中的私人部门将进行投资，而这些投资是不可逆转的或者要撤回投资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这些投资通过FTA中增加的贸易创造获得收益。对于小国来说，其中的沉没投资是其FTA承诺价值的源泉，它们增加了大国在伙伴国放弃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承诺时实施惩罚的价值。这里假定一旦FTA达成，将产生沉没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待FDI的态度一度曾经含混不清，但近年来各国几乎同时开放经济和追逐FTAs。对于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益处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如Rosenstein-Rodan(1943)和Murphyet al.(1989)都强调资本溃乏的国家吸引外资对取得某种程度工业化和获得技术外溢的重要性。
自从新区域主义到来之际，发展中国家的FDI已经大量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世界总量中从10年前的20％增加到30％以上(UNCTAD 2000)。1999～2001年的前20位FDI接受国中，12个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UNCTAD 2003)。与此相反，大多数FDI流出国是发达国家。因而，通过与发达国家建立FTA，发展中国家承诺的价值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问题的关键是，FTA的建立是增加来自伙伴国的FDI还是增加来自第三国的FDI。直观来看，可以预期的是，来自于任何渠道的FDI均增加。贸易创造将增加伙伴国的FDI，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低工资的假设前提下，会更加吸引出口平台型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贸易转移，与非伙伴国的贸易将下降，这将减少对这类国家的承诺价值。其结果也会打破FDI流入的均衡。因而，当一个FTA建立时，吸引多少FDI的关键取决于FTA的伙伴的选择。与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为伍成立FTA比与一个地理邻国为伍成立FTA会更有益。比如，智利在未能加入NAFTA的条件下，转向EU而不是同它的拉美邻国签署FTA。
4.南北型一体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外溢
迄今为止，以FTA对技术外溢的影响所带来的动态效应为基础进行经验分析的文献很少。一般来讲，动态分析多以罗莫和卢卡斯的内生性增长理论为基础。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将上述理论分析扩展到开放经济模式中，即由于外来商品含有技术秘密，所以一国通过进口这些商品可以获得外来知识。Coe and Helpman(1995)对开放经济的内生性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经验性的补充。他们发现，发达国家的国内外R&D(研发)对TFP(全要素生产率)均有重要的影响，而且TFP增加是与经济开放的总程度以及对更大的R&D生产国开放度密切相关。就同样的问题，Coe,Helpman and Hoffmaister(1997)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从外国R&D外溢中获益更多。经济越开放，它们的劳动力就获得更多的技能。Schiff and Wang④ 则在此基础上用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从进口的投入品中获得知识，即墨西哥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对墨西哥TFP和外国R&D的影响和从世界其余地区进口所带来的相应影响。该分析以TFP方程为基础证明了NAFTA的建立导致墨西哥制造业部门的TFP增加5.5％到7.5％以及墨西哥的经济与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趋同。
因此，与大的发达贸易伙伴寻求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一国实现增加吸引FDI及其技术外溢企图的必然途径。而一体化协定的承诺价值实际上能够增加FDI及其技术外溢的水平。因为来自伙伴国的FDI和技术外溢最有可能增加。
注释：
①FTA是Free Trade Agreement or Free Trade Area的简称，可译为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
②参看Maurice Schiff.Small is Beautiful: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Impact。
③Maurice Schiff L.Alan Winters：《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p80。
④Schiff and Wang.NAFTA,Technology Diffusionand Productivity in Mexico.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