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泉州论文,清代论文,特征论文,黄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建与台湾的行郊（或称郊行）商人，是清代地方商帮的一个特殊组织名称，未曾见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学者们虽然对福建与台湾的郊商作出了一些研究工作（注：关于台湾与泉州郊商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卓克华：《清代台湾的商战集团》，台原出版社1990年版；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炳楠：《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郊商在福建祖籍地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特征，论述者甚少，难窥其概貌。近年来，我在从事社会调查和搜集民间文献的过程中，获见于一批与闽台郊商相关的珍贵资料。现加以整理分析，试作论述如下。
一、黄氏郊商经营发展的一般情景
清代泉州府晋江县铺锦村（现属泉州市石狮市宝盖镇），是黄氏家族的聚居地。这里地处沿海，当地居民有着悠久的经商和出洋谋生的传统，黄氏族人因此而随着出外谋生的足迹散处于东南沿海各地，现今的广东高州，浙江瑞安、平阳的腾蛟、梅山、高楼一带，以及泉州市内的东街、晋江安海的东井等地，均有黄氏家族分迁出来的聚居地。而台湾鹿港的黄氏家族，同样也是由铺锦村黄氏家族直接繁衍过去的。据《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的记载，这个家族最早迁往台湾的族人是黄宜三，于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年）“因幼为人养子，往（台湾）北港浮门头南门内华四使家。”清代康熙前期施琅收复台湾后，黄氏族人迁台的人数日益增多，如黄缙锦，“生顺治癸巳（1653年），卒康熙甲戌（1694年），葬台湾圣庙前。四男源溥，字悌周，生康熙癸酉（1693年），卒乾隆己巳（1749年），葬鹿港。”仅据《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的记载统计，康熙年间迁往台湾的族人有黄缙锦等13人；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族人有黄源京等46人；嘉庆年间及其以后迁往台湾的有黄培纪等38人。除此之外，黄氏家族其他房派如油园派、东楼派的族人们，也从康熙年间开始迁往台湾谋生定居。他们当中除少部分居住在淡水、凤山外，大都聚居于彰化县鹿港，主要从事商贸、航运、码头搬运等行业。（注：以上参见《泉州晚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2日第四版，《寻根问祖·泉台铺锦黄姓一家亲》（上）。）彰化鹿港与泉州隔海相望，交通比较方便，鹿港自然就成为泉州、厦门二地郊商船只往来的要地。（注：参见张炳楠：《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
泉州沿海居民以及铺锦黄氏家族虽然很早就有人在国内外从事经商贸易活动，但是根据族谱的明确记载，这个黄氏家族较早到台湾经商的大体是在康熙后期。其中较为突出者有黄源潮，讳汝涛，字悌声，号醇斋，生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族谱载其墓志云：
醇斋黄府君……生而倜傥，天性孝友，仁爱及物。年十六（父亲）精敏公见背，即能执丧而以送往事居自任，尤念慈母在堂，弟妹未克成立，于是辍儒业习计然术。自弱冠至壮强，二十年间上姑苏、游燕蓟，再鬻吕宋，重贾东宁，然后废著新桥。生平间关跋涉，冲风激浪，险阻艰难无不备尝，所以如此经营者，非为一身饱暖计，盖欲尽其生事葬祭弟妹婚嫁惠亲以逮疏也。由是家计颇给。（注：1990年修《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春林：《皇清赠乡饮大宾先严八十二翁醇斋黄府君墓志》。）
从康熙后期、雍正年间之后，铺锦黄氏族人赴台经商的人数不断增加，如黄源潮的本房子侄辈黄馥村等，“习计然术，服贾东宁，筐篚细业俾芳稻蟹于斯，兄始基之功不少，而尊师幕儒之风尤其惓惓者也。”（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时芳：《皇清待赠先妣七十二龄宽爱林孺人暨冢男国学生馥村黄府君附葬圹志》。）黄时芳，“成童后即经营海外，以分祖伯父任。由是家道渐隆焉。生平识大义乐施，与其尤大者则为笃斋公充公租为本房祖建祭费。他若补葺梵宇修筑塘岸购舍冢地，则又种种难数者也。”（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灿播等：《皇清待赠国学主显考五十有九翁约亭黄公暨妣七十有七龄孝勤尤孺人合葬圹志》。）黄遗章、黄藉轩父子，“遗章公习计然术，……（长子黄藉轩）东渡二十多载，往返不下数十次，忠信舟楫朝发夕至，是天之默相善人也。自庚午旋归，私幸此后可免重洋之涉，得长承菽水欢矣，第以家贫，仰事俯蓄无资，终难辞海外之行，万不得已壬申五月复渡鹿港，不谓甫过一月，夙昔之血疾复作。其长子砰闻知艤舟抵鹿，促其归家调治。顾归只十余月，而药物罔效，竟溘然长逝。呜呼痛哉。”（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以成：《皇清岁进士例授修职佐郎显考六十翁藉轩府君行略》。）黄树宋兄弟，“迨食指渐增，家计渐繁，不得已（母亲）姑令树宋、树盛经营服贾，以就口食。又惓属望于季弟树聪时进。……母亦优游含饴，乐观季子竿进及诸孙曹咿唔之成。乃客岁染恙，年望稀矣，饮食稀进，气色渐衰，犹辗转床褥，念树盛客游东宁，日冀归帆。树盛亦近时心动，三月旋归。母子团圆相见，洋洋如也。”（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元宽：《怀实府君暨静懿孺人行述》。）黄忠美、黄鸿烈等，“以论孟白文尚未句读，便弃而经营，以及兄弟承伯父命余肩子粒，壮岁稍得扬眉，……有力田勇贾之艰辛。……（乾隆）丁亥三十二年（1767年），余（鸿烈）自江左浪游归里，复渡台阳鹿港，栖止未宁，忠美呼我就彼行寓，得以墨佣糊口。迨癸巳（1773年）仍回泉郡，又念余老聩，拙於世用，不吝百有馀金，谋建药室近郭东偏，置余在其中。”（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鸿烈：《醒心随笔小引》。）
黄汝涛自康熙后期到台湾经商后，由于事业发展比较顺利，曾在鹿港开办“锦镇”商行，俗称“泉郊行”。随着族人来台经商人数的增多，商行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至乾隆十年（1745年）左右，族人们又在鹿港开设了新的商行“新锦镇”。其侄儿黄约亭记云：
乾隆十一年丙寅十月时，余廿一岁，自海山回家完婚。越丁卯廿二岁正月尾，即同吴望表下厦门往台湾，治代捷哥回家。戊辰廿三岁八月南路阿猪籴米粟，到府骤然起价，发出一半，算长利息有三百馀金。十月与漳人水仙宫后赎行细共银四百员，自己一半，出银二百员。己巳廿四岁，回家普度。庚午年廿五岁，又进鹿港代高瑞表回家，任“新锦镇”庄事。时大冬红粟价三两八，翻冬红粟四两二钱三，各大利息甚多。九月家楼哥招“旧锦镇”合伙生理，家楼哥出银三百二十两，余自己出银一百一十两，捷哥府上寄到一百，又自己家纺织存银十两，共落在“旧锦镇”中长利，作三份开，楼哥、德哥及余各百馀员。自己份内取起八十员，买牛墟埔菜园并竹园一所。辛未年廿六岁，买后埔头厝地三块，自己分西边一块。乙亥年三十岁，买鹿港大街顶店一座，银一百一十两。又翻盖，俱此内支银。（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约亭：《十三世约亭公自记年谱》。）
清代后期，黄氏家族在台湾鹿港开设的郊行还有“锦源号”、“锦丰号”等。这些郊行主要经营泉州与鹿港两地的生意，这也是清代泉州其他商人在闽台两地经营商业郊行的主要活动地点。因此，不少泉州商人也在泉州建立了相应的商行，号为“鹿港郊”。乾隆年间，铺锦黄氏家族同样在泉州建立了“丰源号”、“协瀯号”等鹿港郊行（注：参见《泉州晚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5日第三版，《寻根问祖·泉台铺锦黄姓一家亲》（中）。），以经营泉州和台湾的贸易。黄约亭复记云：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旧锦镇”与楼哥合生理新桥行中代粜货物，办布筒。尚在“丰源”处银八十两。我欲少开一分，利息银有八十馀员。而楼哥坚然欲还我，我坚不肯受。后我达他可将此银修路，乃作一分，再於“锦镇”内生活。至戊寅年母利有一百六十员，始买石铺洋内大路并修理一条桥。……乾隆二十六年中巳五月初一日往潮州府恶溪买杉六傤，六月同杉船回来，遇飓风将起铜赊锣澳弃碇，一夜惊惶。明早登岸，由铜山旱路归家。七月十九日启土建城东草埔尾徐厝庭大厝四落，东西厅以便护厝。……周榜官典当停止，将各衣服胎货搬来寄在“丰源”本店，有千馀金，与承受坐账利息甚多。冬十月日湖出海，郭贵哥船到鹿道，泉中油起价，店中无银可买，适逢许瑶官兑银回泉，排到八百五十元，高合官即去买油八十馀桶，每担二两八钱二，至二月昂价四两五，每担利息有二大元，岂有此非天财有数乎！（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约亭：《十三世约亭公自记年谱》。）
清代中期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政府设立海防官署于晋江县蚶江，并以蚶江作为与台湾鹿港对渡的港口，统辖泉州一府五县对台人员往来和商业贸易等事宜。从此以后，不仅铺锦黄氏家族的对台郊商活动进入其繁盛时期，其他泉州的郊商也都得到相应的迅速发展。据载当时各地来蚶江开办郊行的商人增至近百家，其中“较有名气者为前埯欧姓的泉胜号、王姓的珍兴号、珍源号、和利号等，后埯的泉泰、谦记、勤和、锦瑞、坤和、谦隆、泰丰、裕坤等，记厝的谦恭、协丰、谦胜等，还有莲塘蔡姓来蚶江开设的晋丰号，崇武郑姓的惠和号，泉州□姓的泉仁号。……以上所举的行号，资金充足，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泉盛、珍兴、和利、协丰、晋丰、谦隆等行号在台设有分支机构；其他各行均派出人员常住台湾，负责办理一切购销事宜，以及了解商情回报。”（注：黄杏仁：《蚶江郊商之兴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市狮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市狮文史资料第一辑》，1992年出版。）晋江县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局面的形成和蚶江郊商的活跃，必然促使铺锦黄氏家族的郊商在与台湾鹿港的商贸往来中，大多取道于这一通途。然而，随着厦门口岸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和黄氏家族郊商业务的拓展，一部分黄氏族人也进而到厦门开办商贸业务，从而逐渐形成了泉州蚶江、台湾鹿港、泉州厦门台湾的多角商贸往来关系。在黄氏族谱的记载中，清代中后期到厦门经营者不乏其人：
黄（瑞昆）宽厚，生平极温厚和平。幼时即具聪明智慧，初向志於举业，因胞弟瑞荣尚幼，吾叔朴堂公在外经营，欲为代劳，是以辍举业效贸易，而书香之念每每不忘。……计其一生善行亦不能以尽述，总之好仁尚义慈孝友恭。在厦（门）十馀年，甘苦备尝，而交关贸易一以正道为尚。至英夷乱厦，随即旋归闾里，无何以疾终于正寝。（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福潮：《黄清待赠显妣六十有九龄顺静黄母陈太君洎冢男雍进士宽厚黄先生袝葬墓志铭》。）
宽慎黄府君，……公不辞风霜，愿拮据经营，迨二十四岁将数年来粒积辛金以为受室之资，起令堂心始安。……孝友可风，仁义为重，顺行方便，有长者遗范。方冀甫踏实地，可干功立业，孰意不克享寿，终于厦（门）岛。（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福潮：《皇清故考四十有二翁宽慎黄府君墓志铭》。）
质裕黄公，……五岁失怙，尔时即能含哀致敬，众异之。迨十八岁出游厦（门）岛，持会计，理生业，忠厚接人，咸称古道焉。……计在厦经营二十馀年，勤俭积蓄，汔可少康，讵意心辛劳丧明，不克展其才，而赉志以殁。（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钢铎：《乡饮大宾质裕黄公圹志》。）
公讳廷熙，字邦士，号诒泰。……鹭岛代兄经营，俟兄子成长，始以微资自谋生计，又有薛包褚彦回之风。迄今兄弟至老无间。临诀时犹指顾妻子殷殷寄重。此其悌又可知矣。（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步瀛：《皇清例授修职郎议叙按察使司知事五十二翁诒恭黄公墓志铭》。）
（黄）子吉自辍（举）业后，即赴厦（门）岛佐吾兄太封翁茂士经营，在外之日常多而居家之日常少，而孺人抚养儿子爱而兼教，有父道焉。迨儿子长成，即为娶室，而推爱子之心爱妇，推教子之心以教妇，有令其为子为妇者更叹罔极之难报焉。（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清华：《皇清例赠孺人四十有七龄先室端顺郭孺人墓志铭》。）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黄氏郊商在厦门频繁活动的情景。他们通过泉州、鹿港、厦门三地的郊行，把台湾的米粮、食糖、海货等地方产品运到大陆销售；而内地则从北方牛庄、青岛、大连、天津等地（俗称北郊）的黄豆、麦粉、细布，以及镇江、南通、温州、福州等地（俗称南郊）的食品、红料杉木、用具等运到台湾销售。而由福建泉州等地运往鹿港的货物，主要以陶瓷器、家具、药材、茶叶、布匹、苎麻、金褚、烟叶等为主。（注：参见黄杏仁：《蚶江郊商之兴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市狮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市狮文史资料第一辑》，1992年版。）
从乾隆到道光、咸丰（1736—1861年）的近150年间，大体是铺锦黄氏郊商最繁荣的时期，随着商业利润的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个家族参与泉州、鹿港地方事务的欲望也随之增强。而公益事业的兴建，又大大提高了家族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当道光年间晋江县重修地方志时，黄氏家族至少有三位商人的义举被记载到县志中去。《晋江县志》卷八有上述黄汝涛及其侄儿黄时芳（约亭）的事迹云：“龟湖塘，在二十四都，长一千八百馀丈，阔八十二丈，深一丈，东至塘后村，西至石狮亭，南至塘岬村，北至大洋。灌田三千八百馀亩。……国朝乾隆壬辰秋，霖雨岸崩百馀丈，铺锦乡乡宾黄汝焘（涛）暨侄时芳修筑，费白镪八百馀两，乡人欲伐碑纪德，焘力辞之。”（注：周学曾等纂修：（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同书卷十一则有萧汉杰记载族商黄清和参与重建顺济桥的事迹云：“顺济桥自宋太守邹公创建后，历元明国初，旋坏旋修，载于旧碑者详矣。乾隆丁酉，吊桥朽敝，重造者林公振嵩。嘉庆癸亥，吊桥没于洪水，承造者林公文时。丁丑，石版折坠。暂架以木，即黄君清和。己卯狂飙折阑，伐石修整，即林君文献。乃工成，循桥检校，桥之第十坎十一坎驾桥石墩已欹侧裂痕，行将欹倒，呼工估价修葺，非数人所能共功。于是王君日曜、黄君清和、林君文献、陈君鸿谟、石君焕章倡议捐修。幸乐善者多，各宏愿力，遂兴工於己卯年十月十一日，蒇事於庚辰年十一月十八日。从兹易危为安，履险如夷，诸君子利济之功，岂有此不伟哉！”（注：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卷11《津梁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黄清和的族兄弟黄清文，在泉州经营鹿郊生意，道光年间参与重修泉州最著名的寺庙开元寺，如今在开元寺内一石塔的佛像旁还留有“鹿港商捐资，锦里黄清文董事重修，道光四年公立”的刻文。（注：转引自庄为玑：《古刺桐港》，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从这些遗留下来的地方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了解到当时黄氏郊商在泉州地方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受到近代世界与中国变局的影响，以及鹿港港口淤塞等原因，闽台两地的郊商，从整体发展趋向看是有所衰落。（注：参见黄福才：《台湾商业史》第四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但是一直至光绪年间（1875—1908年），铺锦黄氏郊商仍然在泉州晋江一带具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光绪辛巳七年（1881年），晋江蚶江莲埭七星桥受损，当地士商集资修葺。现存的《重修七星桥碑》中详记当时捐资芳名，列在首位的就是铺锦黄氏家族的郊商兼监生黄景辰。兹将该碑文摘抄如下，以见清代末期泉州晋江蚶江一带的郊商情景以及黄氏族人在其中的首要地位：
《重修七星桥碑》
锦铺监生黄景辰，捐银六十大圆
鹿港林慎泰，莲埭林谋泰，各捐银二十大圆
蚶鹿林协兴，捐银十五大圆
蚶鹿王顺安，捐银七大圆
石壁林德泰，捐银六大圆
洪尾蔡通观，捐灰二十担
蚶江林恭记，捐银一十五大圆
浙绍吴葆坤，林合益，各捐银六大圆
马巷诸布郊，安海崇盛，芙蓉守善堂，各捐银五大圆
林迪源，捐银六大圆
安海林衔远，蚶江林士准，莲埭林束昌，各捐银四大圆
鹿港施进益，梁新荣，欧成泰，亭下王捷益，青阳李进利，山仔吴锦兴，蚶江王妈阵，林裕纪义记，各捐银三大圆
鹿港黄锦源，谦益号，锦美号，复盛号，利源号，顺利号，洪瑞虔，协春号，王万利，水头王则保，王则钟，王则振，王则明，王玉佩，王道万，洪进源，洪复兴，洪源昌，蚶江林协源，林福源，林顺发，林锦珍，林义泰，王金锭，欧协益，纪经铨，存德堂，珍裕号，黄长春，蔡源顺，蔡崇兴，纪义合，各捐银二大圆
（以下捐银一大圆的商号和个人名单共有六十，从略）……
光绪辛巳七年冬月（注：碑文现存于蚶江镇莲埭村龙津寺旁。）
铺锦黄氏郊商除了在家乡泉州一带倡议捐资建设许多地方公益事业之外，在台湾鹿港的地方事务中，也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作用。如鹿港著名寺庙龙山寺的重修，郊商黄时芳等人都曾积极参与，从而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铺锦黄氏族人起初来到鹿港经商从业，其家族的重心主要还是放在泉州的祖家，商人们奔忙于海峡两地，来来往往。他们在获利之后，往往把利润带回泉州，仰养俯育，扩大家业。然而随着赴台人数的增多和郊行生意的扩大，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当地购置田地、房屋等等产业，同时也会因为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在鹿港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一部分黄氏族人也就逐渐在鹿港定居了下来，形成了新的家族。这些定居于鹿港的黄氏族人，依然是聚族而居，在鹿港泉州街建立了与泉州晋江祖家名称相同的“铺锦巷”，并把晋江铺锦村祖家供奉的先祖牌位，以及集英堂佛祖、清晖堂薛大巡等神明迎到鹿港，在鹿港建立了新的乡族组织。（注：以上参见《泉州晚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2日第四版，《寻根问祖·泉台铺锦黄姓一家亲》（上）。）特别是当清代末期鹿港的商业环境恶化、日本占据台湾之后，许多黄氏族人也同其他家族的族人一样，完全成了鹿港当地的居民了，他们与祖家晋江铺锦的联系，就不能不逐渐疏远了下来。
二、黄氏郊商的家族传承关系
清代泉州晋江铺锦黄氏郊商的发展，是与家族内部的传承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分析黄氏郊商的谱系记录，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族商，并不是在家族内普遍分布的，而是存在着某一些支房比较繁盛、而某一些支房比较稀少的非平均现象。
铺锦黄氏家族的郊商，主要集中在黄精敏这一支房上。黄精敏是这个家族在清代前期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族人之一，《族谱》载其事迹云：
精敏公甫八岁而（父亲）君佐公见背矣，母子茕茕，形影相弔。……精敏公虽辍举子业习计然，终以书香为惓惓，……以无忘太孺人及精敏公承先启后之遗意。（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柯可栋：《俭德陈太孺人暨精敏公袝葬墓志铭》。）
黄精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黄醇斋，次子黄笃斋，三子黄义斋。由于父亲曾经经商的缘故，子继父业，长子黄醇斋也走上了经商的道路。黄醇斋，即是上面所讲的较早在台湾开办郊行的黄汝涛，“未弱冠，北经燕吴，南游浮岛，备尝艰难。”（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柯伟生：《恭祝大乡宾声翁黄老丈台六十一龄序》。）
黄醇斋在台湾鹿港经营郊行取得成功之后，提携自己弟弟的儿子一道参与郊行的生意。所谓“笃爱二弟，仲则秉受嬴弱，恒需药物以供；季则生涯钝蹇，不厌继续为资。讵仲叔笃斋中年即世，遗孤有五，俱幼。父（醇斋）提携之、教诲之，俾各成材，以殖其业。”（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春林：《皇清赠乡饮大宾先严八十二翁醇斋黄府君墓志》。）黄醇斋的侄子后人在墓铭中亦称：“笃斋公见背时，父（黄约亭）尚幼，抚养教诲赖祖母林孺人及祖伯父醇斋公提携之功。成童后即经营海外以分祖伯父任”（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灿播等：《皇清待赠国学生显考五十有九翁约亭黄公暨妣七十有七龄孝勤尤孺人合葬圹志》。），“奈父寿莫延，中年而镜破鸾分，尔时呱儿盈室，虽赖伯父（醇斋）经营，视侄（黄馥村）如子。……岂商贾者俦欤。”（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时芳：《皇清待赠先妣七十二龄宽爱林孺人暨冢男国学生馥村黄府君附葬圹志》。）黄笃斋的第四子黄树颖墓铭亦云：“笃斋公举丈夫子五人，公（黄树颖）行四，少聪慧，倜傥不羁。六岁失怙，赖伯父醇斋公提携，然昆季妙年便知稼穑艰难，或渡东宁，或驰南楚、过越江、涉海岛，皆为牵车服贾。”（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柯鸿逵：《皇清待赠显考正中黄府君暨继妣待旌清勤包孺人合葬墓志铭》。）除了二弟黄笃斋的儿子追随伯父经商从贾之外，其三弟黄义斋的长子黄遗章也受到伯父及堂兄弟的影响，“习计然术”。（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以成：《皇清岁进士例授修职佐郎显考六十翁藉轩府君行略》。）
黄醇斋的儿子黄翼亭虽然没有继承父业从事对台贸易活动，而专心于读书科举，但是他的儿子却有从商者。“敦纪黄公，讳灿松，字信来，章之第五兄也。先父郡庠生翼亭公有子八，公列行五。原居晋江南关外二十四都龟湖铺锦乡，后徙居泉城小东门内徐厝埕，即今宅也。公自幼聪慧，众皆异之。以家计萧条，乃辍举子业，游台阳，持会计交关贸易，相识者咸称为忠厚人焉。”（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璟章：《敦纪公暨妣静睦刘孺人次男培祝合葬圹志》。）黄敦纪的儿子黄培藩也继承父业，在厦门经营郊行，“质裕，讳培藩，字宣士，名式铭。……厦岛持会计、理生业。……居家则事亲以孝，教子以义，处诸父昆弟之间，雍睦无间言，生平之行事大略可观业。”（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钢铎：《乡饮大宾质裕黄公圹志》。）
至于黄笃斋派下孙辈经商者的人数就更多了。黄仰亭之子黄灿衢，字信曜，号衷恪，“孝友性成，诗书素嗜。困于家计，辍业贸迁，重洋服贾，卒于台洋”（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蔡朝阳：《皇清貤赠承德郎晋封奉政大夫显考衷恪公黄暨貤封安人晋封宜人显妣勤慈蔡太宜人合葬志》。），“衷恪公辍举业效贸易，往返东渡十数年。伯母益思劳苦分忧。……无论子之幼，凡鞠育顾复息息相关，即令之长而服贾牵车。”（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步瀛：《皇清貤封安人晋封宜人八十有三龄黄母勤慈蔡太宜人墓志铭》。）黄衷恪的孙子黄钢斗，“生而魁梧，长而颖异，经史子集文赋诗词靡不淹通博览，所作八比五言什款，当世名公卿咸器重之。嗣因先大父谢世，弃诗书习计然，直道而行，不欺不诈，忠厚遗风，口碑载道，可无论矣。”（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吴立中：《皇清雍进士例授承德郎候选通判五十二翁慎枢黄公墓志铭》。）黄约亭之子黄朴堂，“吾叔朴堂公东渡数次、三十馀年，叔母於家庭亦以勤俭为良图，其料理靡不至当焉。则其能尽妻道也如此。至于母道尤不能以尽述。当儿子幼时，鞠育顾复息息相关。至儿子长成，牵车服贾，亦依依不舍。其间教以义方，示以物理，靡不曲尽而周至。”（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福潮：《黄清待赠显妣六十有九龄顺静黄母陈太君洎冢男雍进士宽厚黄先生袝葬墓志铭》。）黄约亭之孙黄瑞卿，“知家计虑不给，爰舍举子业而习计然术，承五叔祖朴堂公诲，精其业，十四岁即渡台为人权子母，每岁必另寄金为先大父赡养计。其时府君所获无几，然未尝不殷殷以父母为念，其孝心之流露可知矣。……道光癸卯年间府君旋乡。乡与邻之三乡异姓斗且狠，赖府君周全者数十命，事旋寝。他如创修庙宇，府君时竭力捐资，故於泉之开元寺及虎岫寺亦捐金数百为助其成。在台也，凡有义举，知无不为。咸丰辛亥岁，澎人洊饥告急於台之各大宪，府君奉宪谕倡捐赈输数百金。……年渐就衰耄，食少事烦，染而益深，几成关隔，不孝钦成於今年二月间同长男自唐奔赴侍养，不孝鹏程复於九月间渡台奔赴侍养，拟欲迎归。府君虽稍弱，然犹日操会计不甚艰。……府君艰难创业，幼而壮、壮而老，日就市肆以致其丰，使不孝等席其荫，饱食暖衣，安坐而享其成，而府君犹以六旬馀经营海外，旋殁於斯。”（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宗汉：《皇清雍进士军功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候选同知加一级宏度黄府君行述》。）黄瑞卿之弟黄瑞锦，也跟随其兄赴台经商，“府君幼颇知家计，每虑先大父舌耕有限，入不供处，爰舍举子业而习计然术，十六岁即渡台为人权子母，所有积蓄毫无私意，一一寄回以为先大父赡养之计，虽远适异地未尝不殷殷以父母为念，其孝心之流露可知矣。……府君一生艰难创业，幼而壮、壮而老，日就市肆以致其馀，使不孝等席其荫，饱食暖衣，安坐而享其成，而府君犹以五旬馀经营海外，旋殁於斯。”（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梦丹：《皇清雍进士例授修职郎五十有一翁怡岩黄府君行述》。）
从《铺锦黄氏族谱》的族人传记资料看，这个家族的郊商们，绝大部分出自于清代前期黄精敏的直系子孙，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在此兹将这个家族在清代经商的主要人物谱系列表如下：
从这个谱系可以看出，从清代前期黄精敏开始经商，到清末黄钢斗止，前后五代人共经历了约二百年的时间，铺锦黄氏家族郊商的传继，基本上还是以近亲的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其他家族的成员，虽然偶有经商者，但是其人数与规模有限，远不能与黄精敏这一支有着稳定的近亲血缘纽带的郊商传继关系相比较。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缺乏有效的商业保障措施，人们在从事商业等经济活动时，自然而然地把商业等经济活动的诚信寄托在血缘关系之上，并且以为血缘关系越亲近，这种诚信就越可靠。于是，郊商们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往往通过家族的关系而进行的；商业活动的长期延续，也往往通过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而得以传承。在上面引用的许多资料中，已经反映了这种情景，如黄醇斋提携四位侄儿到鹿港经商的事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黄氏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记载，兹复引三则如下：
府君讳瑞卿，字庆士，谥宏度，……承先五叔祖朴堂公诲，精其（商贾）业。……府君为先功叔毅轩公所器，公以其台之生计，援府君理之，府君经营筹画，坦而且勤。先功伯积颇早，代理有人。府君以五叔祖退闲，生涯乏旁贷，因自谋代叔祖任事，更为先功伯清厘账项，年馀不受辛金，盖善始善终以报先功伯之知遇也。府君承先约兄弟各计分营，迨饶裕又以其余分诸房亲。……府君念先五叔祖之提携，而以五叔祖之子若孙，处之如兄弟侄焉。……府君以四叔父练达，委治家克无内顾忧，四叔父亦善体府君意，罔不周。（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宗汉：《皇清雍进士军功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候选同知加一级宏度黄府君行述》。）
（黄灿松）游台阳持会计、交关贸易，相识者咸称为忠厚人焉，生平谦让笃实。……凡有亲戚叔兄弟侄渡台营利未获栖所者，皆为留心引荐，俾得安身之地。……（其子）培祝年值髫龄，从余（叔璟章）东渡，先意承志，循循规矩之中。余异其恢大业、振家声，以大慰所望焉。（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璟章：《敦纪公暨妣静睦刘孺人次男培祝合葬圹志》。）
祖母氏汪，讳福娘，号孝慎，系出台湾望族，祖敦纪公继室也。……敦纪公服贾东瀛，行谊孚于远迩。先娶祖妣静睦刘孺人，亦系台阳巨家，以产逝。时祖母待字闺中，乃媒定焉。归敦纪公后，相夫以义，凡宗亲之渡台营利者，皆劝敦纪公款留之、荐拔之，俾得安身焉。（注：《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钢禄等：《四代大母八十一龄显祖妣孝慎汪孺人墓志》。）
正如以上记载所反映的那样，在异乡经营商业，家族内部的相互提携和相互帮助，对于事业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情景并非铺锦黄氏郊商如此，清代泉州其他郊商也大多如此，据载：“（泉州）蚶江郊商的特点，以其家族为基础，郊行中的一切人员如司库（仓管）、出采（驻外人员）、内柜（出纳）、出海（船上管理员）、经理以及一切勤什人员，必须在本族中挑选，非不得已，绝不雇用外人。此所谓‘肥水无流过别人田’。另方面，一有事故发生，族中人也会出面排解，以壮声势。”（注：黄杏仁：《蚶江郊商之兴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市狮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市狮文史资料第一辑》，1992年版。）
随着商业业务的扩展，郊商们要完全依靠近亲的族人来维持生意的运转也是不现实的，他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聘用远房或者外姓的能手来参与自己的业务，同时，商业的往来也需要经常与社会上的不同人群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郊商们的普遍作法是：以最近亲的血缘关系为核心，逐步扩大到本家族、本宗族以及姑表亲戚，进而再向以地缘为纽带的同村、同乡、同县以及同府、同省的关系发展。泉州郊商们的这种联系纽带，即使是在清代全国的商人组织形式中，也带有一定的普遍特征。
清代商人的以近亲血缘为核心逐渐扩展到以地缘为联系纽带的组织特征，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活动空间及其所经营的范围。从一般常识上说，商人们对于有利可图的经营项目和经营地点，都会积极地争取参与。但是至少清代泉州的郊商们并不是如此。由于商人业务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血缘与地缘的乡族连带传承关系，当某一些族人或乡人在某一些地方取得经营某些商业项目的成果之后，他们将吸引前来参与经营的人员首先是血缘近亲以至于本家族、宗族或本乡的族人、乡人，而那些尚未出外经营的族人和乡人，当然也是希望初到异井他乡，能够在本族、本乡先来者的帮助或庇护之下从事相同的事业，其发展的前景会比较可以期待。在这样的情景下，泉州郊商的经营空间和经营范围就不能不出现趋同的现象。同一个家族或乡族的外出商人，往往聚集在相同的地点经营着比较相似的商业项目。铺锦黄氏家族的郊商基本集中在台湾鹿港、厦门两地经营两岸的货物贸易，无疑就是他们内部乡族连带传承关系的必然结果。
我们在清代同时经营于鹿港的泉州府晋江县的其他家族郊商中也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如陈埭丁氏家族，清代外出经商的族人，大多集中在台湾、浙东和广东三地。族谱中记载，族人丁珏曾，“字孙合，自幼读书识大义，容貌端严，威仪可畏。货殖堪夸端木。……弱冠，学贾东瓯，始为记室之任，笃桑梓之谊，见信于同乡，群相劝勉，投笔学陶，给帖开行，专售南北货物，舟车辐辏，商贾云集，以故资赀颇饶，薄置田宅。”其弟丁城圃，“字孙东，……少时从二兄服贾（东瓯）多年，以诚实著名。复善经营，族中富厚者信之，争任以为股肱，而祖叔惟首任者是从，终不少易，人益重之。自少至老，交游甚众，仰其名若山斗，乡中学贾者皆师事之。”丁嶷曾，“号朴直，约园公第五子也，自幼攻书，因家计少耗而辍业。至长，从予于温（州），以图财利。由是同心协力，克勤克俭，而家渐充。”丁君梯，“字淑登，号纯厚，…赴粤就余学贾，年甫十八。……自置生理，粤之人嘉其老成，许以才德兼备。”丁杜贤，“字愧陵，……自少家事清澹，遂辍学业，营谋生理，往粤经商有年。辰初从学贾，赖其朝夕训诲，得以成立。叔父每年贩粤一次，跋涉艰辛，归时囊有馀裕，乐善不倦。”丁圆圃，“以家计东渡（台湾），中年往返，业时颇晓事。闻祖母谓父曰：儿，吾老矣，儿不可远离。父遵命，遂于本乡设教，逮事祖母多年。”丁宗璧，“早年到浙东、台湾等地经商，虽终年奔波而收入不多见，家资澹薄。”丁纯良，“字振业，官名克家。公年十三，往台省父。父贾于鹿港，久违膝下，见之甚喜，遂居焉。”（注：庄景辉编校：《陈埭丁氏回族宗谱》卷3《传记、行状》，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再如晋江石龟村许氏家族，也是在台湾鹿港经营郊行的著名家族。（注：关于许氏家族在台湾鹿港从事郊行的情景，可参见林玉茹：《十九世纪变局下鹿港郊商的肆应贸易活动：以鹿港许志湖家郊信文书为中心的介绍与讨论》。2003年12月参加金门技术学院主办“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尚未正式刊出。）这个家族的从商者在家族连带传承的关系下，形成了以泉州、鹿港郊行和在南京经营丝绸并运贩于三地的特点。如根据族谱的记载，清代中期该族昌字辈的族人丁为昌，字克协，“承叔父（江宁）店务，开鬻绸缎，市情热闹甲于同行，亦坦诚所致”；亮昌，字克凝，“兄弟协力经营丝房，为人善睦族、喜宾客”；笃昌，字克厚，“自幼从兄协理丝务。后开铺营生，贯于漳厦，交关财源”；纶昌，字克掌，“从二兄治丝之艺，虽无大才，颇堪供用”；眉昌，字克保，“从事计然，克尽子职，周历于江宁之间，以供菽水”。其他如祬昌，字克敬，“驻居江宁”；祎昌，字克珍，“驻居江宁”；禬昌，字克会，“驻居江宁”；祀昌，字克吉，“驻居江宁”；祁昌，字克安，“驻居江宁”。（注：以上均见雍正年间修：《石崖许氏族谱》卷6，《状志录》。是谱现藏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资料室。）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清代泉州商人由于受到乡族连带传承关系的影响，在经营地点和范围上往往出现趋同的情景。清代泉州郊商的这种带有以血缘和地缘纽带关系的组织特征，即使是在全国的其他商人集团中，恐怕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清代泉州郊商的这种乡族连带传承关系，体现在乡族组织的建构上，是商人影响力的不断加强。同乡族的商人在外地聚集在一起经营，促成了以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同乡会馆的形成，商人与同乡的士绅无疑是促成这些会馆建成的两股核心力量。在家乡，各种乡族组织的建立和管理，以及地方公益事业的修建，基本上同样也是由商人和士绅这两种力量共同促成的。没有士绅分子的倡导，乡族组织的活动很难得到社会特别是外乡族人们的普遍认可；而没有财力雄厚的商人阶层的积极参与，则乡族组织的许多建构和措施，较难得到切实的施行。商人在乡族社会上的积极贡献，自然而然地为他们进入乡族的管理阶层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应当看到，随着清代商人阶层的乡族特征以及他们参与乡族事务的增强，他们已经成为与士绅阶层同等重要的维护稳定甚而控制民间基层社会和乡族组织的两个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