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的资产战略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的资产战略研究

魏蒙[1]2017年在《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指出关于企业的微观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点一直聚焦在企业融资结构、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关系上。围绕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是在传统财务领域展开的,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融资结构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理论与财务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学界开始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对企业融资结构、创新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但至目前,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考虑创新的不同阶段,深入考察企业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还不够。鉴于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或空白,本文尝试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S—C—P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企业绩效"这一链条机理。通过影响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进一步探究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和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本文的意义,一方面对传统的融资理论视点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可望就我国企业实施创新战略、促进融资结构匹配等,提出相关决策性启示。机理分析:首先,考察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重点对融资结构中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进行区分讨论,分别研究两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是建立在对债务融资所形成的成本和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借鉴Wilhelm Pfahler和Harald Wiese(2000)、赵自强(2008)的基础模型,通过对债务融资的直接效应、代理效应和策略效应等叁大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债务融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二是建立在对股权融资所形成的成本和股权结构所形成的成本及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股权融资对企业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并根据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借鉴Ross(1977)、Hart和Moore(1994)、刘志彪(2004)的代理成本模型,研究由股权和债务所构成的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其次,考察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一是研究融资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本文界定的融资结构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建立在创新投入的特征上,先从市场竞争角度切入,借鉴Brander和Lewis(1986)、王晓春(2002)的寡头博弈的基础模型,分析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再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切入,借鉴Spiros Bougheas(2004)的拉格朗日乘数法,分析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二是研究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建立在创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传统一般理论上,借鉴CDM模型中的"黑箱"思想,从创新投入、创新转化、创新产出的过程,分析创新投入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阐述创新投入通过创新转化过程,形成创新产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根据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两个重要的实证命题:其一,企业融资结构对其绩效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当股权——债务融资比例过大时,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其二,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对其绩效存在间接影响,创新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中介效应。实证分析:选取全国第叁次经济普查广东省深圳市6156家工业企业全样本数据作为计量检验对象,通过对深圳地区全域创新环境的营造、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的现状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分析,说明本文选择深圳作为样本地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构建创新投入和企业绩效的综合指数;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欧拉方程,依序检验基于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验证两个实证命题;再次,利用工具变量和替代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最后,加入融资结构和创新投入的交互项,检验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进一步证明结果的稳定性。主要结论:第一,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效应,两类融资所形成的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一方面,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产生的资金成本、代理成本等,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两类融资所形成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会发挥一定的治理效应,尤其是债务融资结构发挥的效应相对更强。实证结果显示,融资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其影响的方向与文中的假设并不一致,其中,债务融资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债务市场欠发达,融资机制不够完善,融资渠道相对偏少,造成企业债务融资手段单一、额度偏小,既难以有效发挥其治理效应和直接效应,且会增大代理成本。相对于债务融资,企业实施股权融资对其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表明股权融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仅依赖于"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质",企业合理的股权结构会产生较低的代理成本,但同时会产生更为有效的治理效应,继而促进企业绩效。因此,一定合理区间内的股债配比所形成的融资结构,能够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第二,创新投入作为部分变量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融资结构(股权-债务融资比)通过创新投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首先,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债务融资则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投入倾向于股权融资,融资结构中股权——债务比越大,其创新投入的强度则相应越大。其次,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般情况下,创新投入的强度越大,创新转化效率则越高,即会在更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创新产出,并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再次,创新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作用显着,虽然融资结构并不完全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但创新投入是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第叁,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虽大于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但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融资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总效应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占比,作用发挥显着。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计算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与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效应之和,基本接近总效应,即表明此两种影响是主要和关键的。同时,虽然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低于直接效应,但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接近30%,创新投入中介效应显着,并且在进一步对创新投入调节作用检验后发现,创新投入是带调节作用的中介变量,对融资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正向调节的,对融资结构的边际影响效应进一步强化。说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对其强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马娜[2]2015年在《基于产业组织学视角的战略性资产投资对融资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创性地提出MM融资结构理论以来,融资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例如税收、破产成本、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控制权、现金流、成长性等对融资结构的影响成为财务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 Brander和Lewis(1986)将融资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到产业组织学领域,开创性研究了产品产量对融资结构的影响。之后,价格、行业特征、产业生命周期等影响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的外生性因素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与现有研究不同,笔者基于产业组织学视角,将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外生性因素转入到企业内部,研究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企业战略性资产投资对其融资结构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本篇论文对于拓展和深化现有产业组织学视角的企业融资结构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研究,从企业异质性方面提升中小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能力,通过负债相机治理作用有效进行战略性资产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篇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回顾、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局限;第二章是本论文实证研究所追溯的理论依据。基于产业组织学视角,分别阐述了战略与融资结构、竞争战略与融资结构、企业投资(战略性资产投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等内容;第叁章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现状及特征,即: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实证检验了不同战略性资产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具体包括技术创新投资、关系投资、声誉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第七章是从整体上检验了战略性资产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第八章是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篇论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创新性实证检验了战略性资产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具有异质性特征的技术创新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从财务学视角进行实证检验,没有关注除技术创新投资外的其他战略性资产投资,例如供销商关系资产投资、企业声誉资产投资等对融资结构的影响。本论文则是基于产业组织学视角,既对不同的战略性资产投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展开实证,特别是关系投资和声誉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发现其影响程度的差异;又从整体上实证检验了战略性资产投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2)从产业组织学视角对战略性资产投资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追溯性研究。本论文采用模型推理方法,对全文实证研究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追溯性研究。即:通过模型推理分析建立了战略与融资结构、竞争战略与融资结构、企业投资(包括战略性资产投资)与融资结构等相互关系,从而使得本论文研究假设的建立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3)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得出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特征。根据途径结构、关系结构和期限结构,融资结构划分为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同时还重点考察了债务结构。然后通过公式对不同的融资结构进行了计算、分析以及总结,得出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特征。

林芳强[3]2016年在《基于财务分析视角的公司竞争战略模式识别与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30多年以来,叁种通用竞争战略作为Porter战略学说的核心,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研究的热点。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竞争战略的绩效比较,部分学者考虑了环境的调节作用,但深入讨论竞争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比较少,而根据面板数据直接挖掘不同竞争战略的影响要素差异几乎没有。尽管学术界积累了大量成果和资料,却没有显着推动知识进步。其问题在于研究者基于主观甚至盲目的战略识别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缺乏重复验证,难以得到公认。从严谨的研究范式来看,战略识别的理论构建有必要先运用纯粹的数学模型进行证明,然后再予以实证检验。可以说,科学的识别方法是推动竞争战略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序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文采用从战略模式识别方法的理论构建到数理和实证上的检验,再到战略与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的递推式研究范式。以2007-2014年中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竞争战略模式识别模型的改进与检验。首先引入基于财务分析视角的Palepu识别假设,结合战略本质需求,改进仅考虑经营活动的Palepu识别指标体系,由此给出本文的战略类型,并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影响提出竞争战略的变迁模式;其次,构建非差异化和差异化企业的双寡头博弈模型,通过改造的不对称替代的Bowley效用函数导出需求函数和目标函数及其均衡解,引入等绩效约束条件和需求价格弹性约束条件推导并验证Palepu识别条件的科学性;最后,应用两阶段的识别路径,尝试对经数理证明了的Palepu识别假设予以实证检验。第二部分,竞争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首先对竞争战略分别与企业绩效、经营管理方式、资本结构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提出研究假设和二元logit回归模型,用于实证考察中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不同竞争战略的影响要素差异,并运用分行业样本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接续前述的战略识别结果和影响要素差异实证结果,构建以资本结构为调节变量的回归模型,用于实证检验资本结构分别在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竞争战略与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以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对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旨在探明战略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着支持了大多数研究假设,较好地证明了本文基于财务视角的战略研究从方法到研究框架均具有良好的科学设计,为Porter的竞争战略模式识别提供了新的途径,丰富了竞争战略的识别及其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基于全文的分析论证,最终形成了四个主要的研究观点:(1)Palepu识别假设获得数理模型证明,导出了本文的战略识别条件。经营资产周转率和经营性营业利润率分别是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的财务驱动因子,低成本差异化战略则具有双驱动因子优势,无战略取向企业不具有财务驱动因子。这属于战略识别方法的首次数理证明。(2)Palepu识别假设获得初步实证支持。运用被数理验证了的Palepu假设,基于两阶段的识别路径,成功识别出2007-2014年间的57家中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其中,有19家企业在研究期内始终坚持单一型的竞争战略,剩余38家表现为时间序列下的有规律战略变迁。这属于竞争战略的动态识别的首次应用。(3)导出了不同竞争战略的影响要素差异。相较于成本领先,差异化战略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绩效、偏向粗放型的管理风格和采取销售激励的举措,倾向于债务性融资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同时表现出更强烈的创新投入意愿;低成本差异化则属于对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的兼容。无战略由于战略方向不确定而导致其在上述四个方面表现不稳定。这属于从财务视角系统挖掘竞争战略影响要素差异的首次运用。(4)揭示了竞争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资本结构在两种纯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效应;资本结构仅对成本领先与创新之间起到促进的显着调节作用;而对差异化战略与创新的影响路径上并无调节作用;类似地,创新投入在差异化战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的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成本领先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并未通过创新的中介传导。这属于竞争战略与绩效关系的首次延伸性研究。

袁界平[4]2001年在《发展战略选择与竞争能力提升》文中提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 年4 月21 日在江苏视察乡镇企业时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和长期方针。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农村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农村城镇化还刚刚起步;中国当前正在进行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将新形成更多的巨量剩余劳动力亟需消化……新世纪赋予了乡镇企业更伟大的历史使命,预示着新世纪农村工业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苏南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苏南农村是“苏南模式”发源地。研究苏南的农村工业发展问题并且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不仅对苏南农村工业本身有意义,对其他地区的农村工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苏南农村工业自上世纪70 代直至大约90 年代前期,曾经在全国独占鳌头。之后,其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相比,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不如人意。在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苏南农村工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形势。苏南农村工业如何制定和实施新世纪初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迎接严峻的挑战,实现“二次创业”和再创辉煌,是世纪之交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关注。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围绕“如何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以提高苏南农村工业竞争力”这一主题,以竞争力为主线贯穿文中各章节,按照从一般到具体、承上启下逐渐推进的逻辑顺序,依次对发展战略与竞争力的关系、苏南农村工业传统发展战略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新世纪发展战略及其诸职能战略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对策性建议。第一章是导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意义及回顾前人的研究工作。第二章是本文的逻辑起点。首先,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战略

王文军[5]2014年在《中国企业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一直受到高度重视。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年,在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第九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要求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尽管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距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薄弱,一些重要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产品主要还依赖进口,大批科研成果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创新驱动型企业太少,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面对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曾以没有足够资金支持、没有足够人才、缺少现代设备和先进计算能力为由进行解释。但是,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2012年用于科技创新的财政支出已达到5600.1亿元,是1988年的46.24倍;自1999年以来,中国理工科的本科和研究生人数大幅增加,2012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24.68万人年,是1992年的4.8倍。设备也充裕,如今中国拥有一些最现代化的实验室,配备了最先进设备。资金、人才、科研设备等条件我们都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面对巨额投入与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足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影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究竟是什么?本文提出制约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是一些现存的微观制度缺陷。这些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1.科研契约缺少产业化导向和技术入股的制度安排;2.技术资产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界定产权,对发明者缺少激励;3.缺少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产生和成长的政策环境,创新源的产生和成长比较艰难;4.缺少有效的退出通道,风险投资制度体系的作用难以发挥。以上制度缺陷的共同点就是缺少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源已超过资本成为最重要、最稀缺的经济资源,在促进创新源产生和成长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些经验主要包括:1.科研契约具有明确的产业化导向,进行了技术入股的制度安排;2.确定了“谁发明,谁拥有”的技术资产产权界定原则;3.建立了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产生和成长的政策环境;4.建立了成熟、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体系。这些经验的共同点是对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不同制度安排,技术创新团队可能充满技术创新的激情和动力,也可能偷懒和搭便车。本文从契约、产权、企业组织、社会经济组织方面对技术创新制度中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技术资产价值变化模型,研究了研发契约关键条款对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影响,得出了技术创新团队期望收益的期权模型;利用淘金模型,分析了技术资产的租值消散问题,研究了技术资产的产权界定、保护、流转对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影响;运用治理模式权衡模型研究了技术创新组织问题,提出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悖论,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最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新依据。还分析了风险投资制度体系的构成,研究了风险投资中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问题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风险投资是与知识经济发展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本文对国内科研院所的科研契约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对美国硅谷、128公路两个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些研究验证了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具有激励效用的观点。基于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理论,本文分析了我国在技术创新制度方面的缺陷,研究了发达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经验。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的总体思路:以实现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为导向,在产权、契约、企业组织、社会经济组织方面调整我国的微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文在科研契约、技术资产产权制度、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环境、风险投资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指出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对剩余索取权、企业技术创新制度、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等领域的主要理论观点,介绍了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方法、框架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理论。本章从契约、产权、企业组织视角研究了技术创新制度的关键因素——剩余索取权问题,并从风险投资、技术资产方面研究了技术创新制度问题。在这些基础上,本章提出了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理论,通过分析创造技术资产的各种要素的特点和作用,研究了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归属问题,同时对技术资产提供者在企业中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叁章为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理论探索。本章首先分析了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对创新源产生和成长的影响。本文利用技术资产价值变化模型,研究了研发契约关键条款对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影响,得出了技术创新团队期望收益的期权模型;本文利用淘金模型,分析了技术资产的租值消散问题,研究了技术资产的产权界定、保护、流转对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影响;本文还运用治理模式权衡模型研究了技术创新组织问题,提出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悖论,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最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新依据。本文还分析了风险投资制度体系的构成,研究了风险投资中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问题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风险投资是与知识经济发展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第四章为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实证研究。本章通过对我国六家科研院所科研契约关键条款对实施效果的影响、美国硅谷和128公路发展成效对比等两个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理论的有效性。第五章为基于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理论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微观制度缺陷分析。本章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我国企业使命的高度,分析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现状与差距,提出“微观制度缺陷是制约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的观点,并从风险投资、技术资产产权制度、科研契约、创新源成长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方面分析了主要的制度缺陷。第六章为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在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方面的启示。本章简单回顾了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历程,提出了创新源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最稀缺资源的观点,分析了创新源替代资本成为最重要资源后,发达国家企业组织由大型股份公司到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适应性变化。同时还研究了发达国家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在风险投资、技术资产产权制度、科研契约等方面的经验。第七章为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对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微观制度缺陷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的总体思路:以实现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为导向,在产权、契约、企业组织、社会经济组织方面调整我国的微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最后,本章在科研契约、技术资产产权制度、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环境、风险投资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在技术资产创造和应用过程中,各要素提供者都存在有限理性问题,无法掌握技术资产相关的全部信息,也无法准确预计技术资产的未来价值。同时,各要素提供者之间还存在严重的信息非对称问题,技术创新团队既具有信息优势同时也拥有多重选择机会,如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提出并研究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问题,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如何有效地激励技术创新要素的提供者——技术创新团队。(二)通过期权模型分析,在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团队与研发出资人拥有同向变化的期望收益期权模型,具有共同的利益导向,所创造的技术资产会更有商业价值。(叁)在技术资产的产权制度方面,“谁发明,谁拥有”的技术资产产权界定原则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所创造技术资产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大学、科研院所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水平;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手段建立完善、高效的技术资产产权保护体系,能够避免技术资产的租值消散,保障技术创新团队的利益,保护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由政府、中介组织、市场共同组成促进技术资产产权流转的制度体系,为最终实现技术资产的价值创造条件,能够持续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动力。(四)本文提出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悖论,即在技术创新型企业中,多个技术创新团队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会造成负激励。科技型小微企业能够有效避免剩余索取权悖论的发生,是最有利于创新源产生和成长的企业组织形式。(五)在工业化时期,股份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效地解决了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能够汇聚起大量社会资本进行工业生产。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大批科技型小微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力,风险投资制度成为了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六)风险投资制度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系统制度安排。具备了有效的退出机制、激励机制、组织形式、风险分担机制、技术资产保护制度、政府扶持政策等制度,就能够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体系,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七)我们发现了有效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科研契约关键条款:1.“实现产业化”作为科研契约验收方式更有利于明确产业化导向,提高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性;2.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报酬模式较固定收益报酬模式更有利于调动技术创新团队的积极性,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团队向提高技术资产商业应用价值的方向努力;3.当技术创新团队以技术资产入股时,技术创新团队在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的同时,还分享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提高所创造技术资产的商业应用价值。(八)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超过资本成为技术创新型企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创新团队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变得非常必要。中小企业、网络结构、扁平化管理等能够让更多技术创新团队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组织形式,明显有利于创新源的产生、培育和成长,最终能够形成更多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九)本文认为影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是技术创新制度存在微观缺陷,特别是在产权、契约、企业组织、社会经济组织等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陷:风险投资制度未能成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技术资产的产权制度不能阻止租值消散;科研契约缺少产业化导向和激励机制;企业组织结构不利于创新源的产生和成长。(十)本文认为创新源就是指能够发明全新的思想和理念,并将其形成技术资产进而转变为现实的个人、研发团队或企业,创新源的核心能力是发明全新的思想和理念。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能力超过资本成为企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创新源也就成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十一)本文提出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的总体思路为:以实现技术创新团队拥有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为导向,在产权、契约、企业组织、社会经济组织方面调整我国的微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孙洪志[6]2004年在《吉林省煤炭行业制度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衰退,当煤炭行业进入衰退阶段时,往往会引起所在区域经济的剧烈振荡。据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煤炭行业转型及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国外对煤炭行业制度创新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跨越了实证研究的范围,过渡到了实践操作层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世界各国的煤炭行业主要从组织层面、发展战略层面、技术层面进行了改革。国内对煤炭行业制度创新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是从叁个方向开展的研究。一是对煤炭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二是对利益群体的研究和分析;叁是对煤炭行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和分析。煤炭企业从兴到衰是客观规律,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开采时间长资源枯竭的矿井都将面临转型和制度创新问题。吉林省的煤炭行业整体处于这一衰退阶段。但目前还没有一套符合吉林省煤炭行业特殊性的企业制度创新体系,没有一套对吉林省煤炭企业具有指导意义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同时,也缺乏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操作方法和改革思路。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吉林省煤炭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吉林省煤炭行业竞争力分析;吉林省煤炭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资源优化;制度创新;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建议等。从吉林省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入手,通过全面分析各种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发现制约吉林省煤炭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历史问题,包括企业债务负担问题、企业办社会问题、就业压力问题劳保问题、资金投入问题等;二是管理问题,包括观念陈旧、管理方法落后、成本缺乏控制、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叁是人员素质问题;四是竞争能力问题;五是衰老报废矿井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吉林<WP=217>省煤炭行业的现状和发展“瓶颈”。表明吉林省煤炭行业已经进入衰退期,煤炭企业缺乏竞争力,同时严重制约了吉林省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的竞争的本质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如何确立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地位,整个行业的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构成行业的企业的竞争合力。把吉林省煤炭行业作为一个集合来考虑,可分析其在全国煤炭行业中竞争地位。吉林省煤炭企业提供的煤炭总量远不能满足吉林省对煤炭的需求,由于吉林省煤炭质量和价格不占优势,吉林省煤炭行业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劣势。为了对煤炭行业的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可利用AHP与专家评议法建立煤炭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评价体系。通过模型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后得出结论,吉林省煤炭行业的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与全国的其它煤炭企业相比无论是产品结构,还是产品质量、产品效率都是落后的。煤炭本身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煤炭资源是稀缺的,具有垄断性。自然资源最优配置的本质要求就是考虑社会经济和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源优化配置从效益角度讲就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从资源量角度表述对应着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求效益最大化和总资源成本最小的最优规划问题。为了建立煤炭行业资源配置模型,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利用价格-产量函数得到的收益函数和生产成本函数,建立收益最大化目标函数,使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最优资源配置。二是由于煤炭资源的开采具有投资大,回收时间长,风险高的特征,具有期权性质,可利用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可简便有效地确定煤炭资源开采的价值。生产函数可分析评价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建立吉林省煤炭行业生产函数发现吉林省煤炭行业的产出主要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来支持产出的。吉林省煤炭行业是典型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合理。在投资总额有限的情况下,可通过建立优化投资项目动态0-1整数动态规划模型对的各矿区各项目进行投资规划,以获得在有限投资下的最大投资收益。现代经济发展的史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效率不仅取决于技术因素,而且也与制度因素相关联。制度创新涉及到的最敏感的问题是产权结构,经过近20年的改革,我国产权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无需讳言,在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最大,对于资源型行业的国有煤炭企业,问题就更为突出。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WP=218>特别是符合国有企业现实状况的多种产权实现形式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吉林省煤炭行业企业制度创新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优质资产数量小,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第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能对公司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约束。解决的对策是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四个方面入手进行吉林省煤炭企业制度创新。可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建立技术创新指标评价模型,对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及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作为煤炭行业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个特例,可对小煤窑行为策略进行博弈分析,分析关井压产政策实施的对策。吉林省煤炭行业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原则,组建了多种经营公司,通过积极扶持,统一管理,多种经营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但由于国家缺乏资源型企业和城市转型政策,煤炭企业自身缺乏转型经验和人才等原因,煤炭行业难以完成转型任务。因此,吉林省煤炭行业结构调整的基?

朱明星[7]2013年在《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度推进、资本监管的收紧,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演进,使得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中介和支付中介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中国银行业传统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迫使我国的商业银行必须加快转变传统的经营与盈利模式。而创造最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培植创新主体的内在创新动力,就成为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问题。本文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概念模型,分别从外生因素、内生因素所包含的六个维度,系统论述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特殊形成机制;同时,验证了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探究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特殊背景和深层次形成原因,发现其形成机理,有助于了解我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独特的阶段性特点,从而寻找到能够促进银行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并最终实现银行业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和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第二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本章对国内外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提出以往研究存在的缺陷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叁章为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明确了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和测度评价指标;其次分别从外生因素、内生因素所包含的六个维度:即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红利效应”和银行业风险监管所构成的外生机理,以及商业银行资源投入、公司治理和“软实力”所构成的内生机理两个方面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概念模型,详细论述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章为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实证分析。本章对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中可量化的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一方面验证了理论假设,另一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很具有启发意义的结果。第五章实证分析了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本章着重考察在风险管控条件下商业银行创新能力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对银行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发现不同性质银行之间其创新能力对绩效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第六章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和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制变迁的过程中,影响这一形成过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红利效应”和银行业风险监管所构成的外生机理,二是商业银行资源投入、公司治理和“软实力”所构成的内生机理,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另外,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且演变过程所呈现的阶段性特点也较为明显。2.定性研究方面。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巴塞尔协议Ⅲ等各项监管措施和指标,必然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将有力推动银行业发展转型,特别是受资本监管的约束,推动银行业务结构从高资本占用向低资本占用转变,迫使其寻求更加多样的创新手段以增加赢利能力。此外,商业银行创新的战略管理模式、优秀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的制度、银行家的领导魅力以及流程银行再造等因素的协同效应体现了商业银行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也是银行重要的“生产力”,能够有效整合银行内部各种资源,从多个层面促进着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形成。3.理论和实证方面。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民的高储蓄率使商业银行能够长期享用改革进程中的人口红利,长期的利率管制给商业银行创造出租金的机会,这些“红利效应”使银行缺乏创新的动力。同地,我国的货币化率、金融结构指标与银行创新能力负相关,反映出我国投资驱动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信贷大规模的投放高度相关,加上货币的“超发”造成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货币化过程中商业银行独享的货币化红利,并未提高银行的创新能力,从而转化为金融配置社会资源效率的提高和促进金融深化。其次,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在银行经营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提高银行配置资源的效率,对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够促进银行的创新能力,其中第一大股东一股独大的负向作用明显大于其对创新推动的正向作用:而适度的股权分散,通过其他股东积极参与银行治理,可以提高银行的创新能力。国家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国有股东背景的银行能够在创新方而投入更多的资源,承受更大的创新风险。董事会作为银行治理的核心,我国银行董事会规模偏大,增加了沟通协调成本,降低了决策效率,并未对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而独立董事、监事会制度的作用和独立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与之相反,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却能够明显改善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最后,银行资源投入是创新能力的基础。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创新开发应用的范围效应为多产品银行的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规模经济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以增设分支机构的物理渠道建设来实现的,但是这种依靠增设分支机构数量的粗放型规模扩张模式,并不能有效改善创新能力。银行技术应用可以有效节约银行的经营成本,推动银行经营结构转型和转变发展方式,电子银行自然成为未来银行的发展趋势之一。现阶段商业银行市场占有率更多的体现为存贷款规模,银行获取的是更多的政策红利,并不能使银行的创新能力得到有效改善。此外,人力资本、银行员工的薪酬激励与创新能力正相关,显示出人才在银行创新能力提升中的核心促进作用。4.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对银行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米提升自身的经营业绩。并且,我们发现,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对绩效的影响方向相同,但是程度不同,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提升经营业绩的作用更大。基于我国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具有独特性和深层次形成原因。据此,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可以从实行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和资本集约化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优化银行内生资源投入和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治理机制,以及加强银行软实力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升银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水平,这也是我国银行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

邹俊[8]2014年在《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问题逐渐成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竞争力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经营灵活,不断创新,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长期生存;而那些缺乏活力,反应迟缓,缺乏创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当前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保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的中坚力量。在当前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提升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从国际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来看,积极实施战略重组是企业快速成长的有效途径,也是一项重要的企业战略举措。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市场存在大量的战略重组的机遇,但也暗藏着风险,如何抓住历史机遇有效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实践的课题。虽然企业竞争力问题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业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但针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少,尤其深入研究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关系的就更少。因此,研究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在深入研究企业重组和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多学科、系统性和动态发展等研究角度出发,将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博弈论相结合,以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相关理论问题,着重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并选取两家中央企业做深入的案例对比分析,最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和举措。全文除去导论和主要研究结论外,共分为八章。在导论中,首先,阐述本文写作的背景和意义;其次,对中央企业由来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内涵和概念进行界定和相关说明;再次,对本文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是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企业重组、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对近年来有关企业重组和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定位。首先,从产业组织视角对传统的企业性质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从产业组织的演化发展角度探讨不同时代产业组织的发展的特点,进而对现代企业性质进行再思考;其次,在对现代企业性质反思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性质从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两方面进行重新认识;最后,对中央企业功能定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先从宏观的对国有经济定位着手,然后再探讨中央企业的功能定位。第叁章主要回顾和总结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历程。本章对从2003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后中央企业经历的几次特点鲜明的战略重组历程划分为起步阶段(2003—2004年)、发展阶段(2005—2007年)、深化阶段(2008—2010年)和攻坚阶段(2011年至今),并进行归纳总结。第四章主要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本章从企业自身、产业组织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叁个层面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动因问题;其次,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指出战略重组中存在交易成本、规模经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最后,着重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规模与垄断边界问题,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中央企业的规模边界问题,并指出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可以在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实现规模经济,然后从市场势力、是否存在垄断利润和可竞争市场构建叁个角度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是否会带来垄断问题。第五章主要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中央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快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其次,分析了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现状与进一步提升存在的瓶颈;最后,研究构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能力和创新叁个核心要素出发,以央企资源、跨国经营能力、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制度创新四个核心指标为中心来构建适合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十一个一级指标和四十一个二级指标。第六章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考察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首先,分析零交易成本下的市场模型和企业对重组战略的选择,发现零交易成本下企业重组战略并非是企业的最优选择;其次,分析了在现实世界的正交易成本下的市场模型和企业对重组战略的选择,发现正交易成本下企业若要迅速提升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战略重组就会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再次,着重分析了正交易成本下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互动机理,分析了战略重组对中央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以及战略重组对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最后,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进行博弈分析,主要进行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选择、市场阻扰、囚徒困境和动态博弈分析。第七章主要是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案例对比分析。本章选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来分析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着力点和关键点。一个是中国建材集团大力推进战略重组,通过战略重组获得协同效应,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使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另一个是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战略重组活动中盲目扩张、战略目标短浅,重组后整合乏力导致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失效,最终不但没有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反而拖累了公司经营业绩,致使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第八章主要是深入推进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对策研究。为了有效推进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中央企业有许多方面需要配套改革,进行系统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本章提出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模式创新,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跨国经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融合发展以及大力推进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对策建议。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徐其东[9]2006年在《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的活力和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国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对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进行研究既必要又紧迫。本文首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一般理论进行简要概述;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理论模型,并分析该模型的运行机制,并为以后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分析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和问题,探索问题产生的根源;结合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对比借鉴美、日等国外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得出了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方向和启示。第叁,从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分析入手,得出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方向——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然后给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战略匹配,选择出适合中小企业自身特点的技术创新战略,并相应提出我国中小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要点。第四,从企业内部的职能战略和外部的支持政策两个方面构造出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实施的支持系统。最后,对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做出总结和展望。

闵连星[10]2016年在《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证研究: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文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服务化已成为当前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随着我国步入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新常态,这一现象无论对制造企业的经营模式变革、制造行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一趋势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上而言,虽然涌现出一些成功实施服务化战略的的企业案例,仍有不少企业面临失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针对目前中国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现状、驱动因素和绩效表现进行探讨,为今后更多的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对政府相关部门实施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的政策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论文首先对当前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概念内涵、动因和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基于产出观和过程观的不同概念定义,指出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不但体现在产出的改变,也包括了企业经营过程的变革。同时对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相关具体因素、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不同绩效表现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然后,本文以我国上市制造企业为例,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现状、动因、战略绩效和战略绩效的影响因素四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1)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现状实证分析。本文结合企业集团化运作的特点,进步提出广义服务化的概念,利用2004-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相关数据,通过经营范围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制造企业的服务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制造企业的整体服务化水平较高,但不同服务类型的涉入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存在显着的行业、地区、上市年限和上市板块差异。从近十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制造企业的新增服务业务的增加趋势明显,尤其是采购服务、解决方案服务和软件开发服务等新兴专业服务,增长明显。(2)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虽然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动因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两个方面,而忽视了公司治理因素的作用。本文从服务化战略的战略转型和多元化特征出发,定义了服务化战略决策和服务化战略水平两个变量,并整合市场竞争环境、组织资源和公司治理因素,提出“竞争-资源-治理”框架。利用中国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叁类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存在显着影响,而且对服务化战略决策和服务化战略水平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3)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分析。围绕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争议,即“服务悖论”。本文选取了市场绩效(Tobin's Q)和经营绩效(Roa)两个不同性质的指标,检验了服务化战略决策和服务化战略水平与两个绩效指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决策与企业市场绩效显着正相关,与经营绩效无关;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显着负相关,与市场绩效无关,部分支持了“服务悖论”。针对这一结果,本文尝试从市场信号和多元化悖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4)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市场竞争、组织资源和公司治理因素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叁类因素确实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本文进一步对叁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从叁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出发,刻画了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到企业绩效之间的两条不同实现路径。根据上述的实证结果,本文从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优化资源结构和配置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叁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建议,为促进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水平,提升企业绩效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研究[D]. 魏蒙.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2]. 基于产业组织学视角的战略性资产投资对融资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D]. 马娜. 东北大学. 2015

[3]. 基于财务分析视角的公司竞争战略模式识别与影响机制研究[D]. 林芳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4]. 发展战略选择与竞争能力提升[D]. 袁界平. 南京农业大学. 2001

[5]. 中国企业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研究[D]. 王文军. 武汉大学. 2014

[6]. 吉林省煤炭行业制度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D]. 孙洪志. 吉林大学. 2004

[7].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研究[D]. 朱明星. 山东大学. 2013

[8]. 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D]. 邹俊. 吉林大学. 2014

[9].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D]. 徐其东. 中国石油大学. 2006

[10]. 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证研究: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D]. 闵连星.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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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创新的资产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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