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焦点问题之一。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R·Brown)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著名论文，对中国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的前景进行了较为悲观的预测。他认为，中国当时随着粮食产量达到高峰，长期的下降可能开始了，到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很有可能至少下降将近1/5，或每年下降0.5%；未来中国巨大的粮食需求缺口将会大幅推高世界粮价，其粮食匮乏将成为世界性的匮乏。此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了学界、社会乃至多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莱斯特·布朗先生的预测虽然未必准确，但对于中国加强粮食安全却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在该文发表18年后，回顾一下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状况的变化，客观评价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前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的简况
(一)中国粮食生产的简略回顾。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置于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之列。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明确提出“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作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的重要内容，重申“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明确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并“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在粮食连续8年增产的背景下，2012年1月发布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还将坚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其5条基本原则之一，进一步要求“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并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作为到2015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农业部发布的《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也明确提出，“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为目标”，“坚持把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中国粮食增产和加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口径，粮食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谷物又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没有专门的粮食统计，但有与中国类似的谷物统计。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口径，谷物包括小麦、稻谷和粗粮三大类，粗粮又包括玉米、大麦和高粱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以谷物为主。1991年首次公布完整的谷物统计数据，在当年的全国粮食产量中，谷物产量占90.9%；其后这一比例最低的是2003年(86.9%)，最高的是2007年(91%)，2010年达到90.8%。豆类和薯类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一直较低。以2010年为例，全国豆类和薯类产量分别为1896.5万吨和3114.1万吨，分别占粮食总产量的3.5%和5.7%。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①粮食产量在总体上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30 477万吨，2011年达到57 121万吨，33年间共增加了26 644万吨，增幅达87.4%，年均递增1.9%，连续跨越了40 000万吨和50 000万吨两个台阶。从1978年开始，用了6年的时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从30 000万吨向40 000万吨的飞跃，1984年达到40 730.5万吨。此后又用了12年的时间，实现了从40 000万吨向50 000万吨的飞跃，1996年达到50 453.5万吨。在此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11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5 000万吨的大关，达到57 121万吨(见图1)。在粮食总产迅速增长的同时，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更快。每公顷粮食播种面积的产量，1978年为2527.4公斤，2011年增加到5166.0公斤，增幅达104.4%，年均递增2.2%(见图2)。自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比较明显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②为粮食产量持续大幅度增长的阶段。与1978年相比，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了10 254.0万吨，增长了33.6%，年均增长5.0%。除1980年的粮食产量较上年略有减少外，粮食产量连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均增产粮食1709.0万吨。
图1 中国粮食及其主要品种产量的变化
图2 中国粮食及其主要品种单位播种面积产量的变化
第二阶段为1984-1998年，为粮食产量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步提高的阶段。与1984年相比，1998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了10 499.0万吨，增长了25.8%，年均增长1.7%。从1985年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基本呈现“一年减、两年增”3年一次的周期性波动。每经过一个波动周期，粮食产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与上一周期相比，各周期粮食产量的最低点均有明显提高。199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51 229.5万吨。在此阶段，粮食年均增产749.9万吨，相当于上一阶段的43.9%。
第三阶段为1998-2003年，基本上属于粮食连年减产的阶段，仅2002年的粮食产量较上年略有增加。到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到43 069.5万吨，较1998年减少8160.0万吨，减少了15.9%，年均递减3.4%。尽管到2003年，全国玉米产量仅低于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4年，仍为历史较高水平；但同年全国粮食产量已经降低到199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稻谷和小麦产量分别降低到1982年和198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9.1%，减幅达4621.1万吨，减幅之大属历史罕见。
第四阶段为2003-2011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自1959年以来唯一一次“连续八连增”，并连续5年跨越了50 000万吨的台阶。在此8年间，全国粮食增产量相当于1978-2011年33年间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52.7%。与2003年相比，2011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了14 051.4万吨，增长了32.6%，年均递增3.6%。在此期间，全国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略低于1978-1984年的持续大幅增长阶段；但却要比1984-1998年的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步提高阶段快1倍以上。这一时期全国粮食年均增产1756.4万吨，增产幅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最大的。
(二)中国人口增长和粮食人均占有量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数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慢于粮食产量的增长。1978-2011年，中国年末人口数由96 259万人增加到134 735万人，增加了40.0%，年均递增1.0%，年均增速低于粮食产量增速0.9个百分点。尤其是2003年以来，在粮食连续八年增产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明显放缓，每年的人口增量明显减小。从2006年开始到2011年，年末人口较上年增长量已连续6年低于700万人，且各年增长量基本上呈减少趋势。2011年，仅较上年增长641万人(见图3)。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有效促进了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到2010年，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已经达到409公斤，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水平(见图4)。
(三)中国粮食进出口量的变化。③
图3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口增长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除少数年份每年有几百万吨的粮食净出口外，大多数年份中国粮食呈现净进口状态，但在2003年及其以前，中国粮食净进口的规模一直不大，最少的为13.1万吨(1999年)，最多的不到2000万吨(1995年)。2004年，中国粮食的净进口规模迅速扩大到2483.9万吨，之后呈现在波动中快速扩张的态势，2010年中国粮食的净进口量已达5775万吨(见图5)，占当年中国粮食产量的10.6%。如果按各年粮食的国内产量占国内产量与净进口量之和的比重来计算粮食自给率，那么201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90.4%。
按照谷物统计，2008年前中国基本上呈现谷物净出口状态。2008年，全国净出口谷物32.1万吨。从2009年开始，中国谷物转为净进口格局。2009年、2010年分别净进口谷物178.0万吨和446.5万吨，分别占当年全国谷物产量的0.37%和0.9%。2011年，中国谷物进口544.7万吨，出口121.5万吨，分别较上年下降4.6%和2.3%；同年中国谷物净进口423.2万吨，较上年下降5.2%。用谷物来衡量，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仍然比较微弱，迄今为止接近完全依靠中国自己。2010年，中国谷物的自给率高达99.2%。
图4 近年来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的变化
图5 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粮食净进口的主要品种是小麦。以1980年、1990年和1996年为例，小麦净进口量分别达到1097万吨、1253万吨和773.4万吨，分别占当年粮食净进口总量的85.2%、158.8%和73.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小麦产量的迅速增长，小麦净进口量迅速减少，近年来已呈现进出口基本平衡、略有进口或出口的格局。在多数年份，中国大米和玉米呈现净出口状态，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相比，近年来大米和玉米的净出口规模已明显减小，玉米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的趋势更为强烈。2010年，中国大米净出口23.4万吨，小麦净进口95.4万吨，玉米首次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144.3万吨(见图5)。2011年，中国小麦、玉米分别净进口93.0万吨、161.8万吨，稻谷和大米净进口8.2万吨。
近年来，推动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大豆进口规模的迅速扩张。以2004年、2010年为例，中国大豆净进口量分别为1988.1万吨和5462.7万吨，分别相当于当年中国粮食净进口量的80.0%和94.6%，分别相当于当年全国豆类产量的89.1%和288.0%。2011年中国大豆净进口量虽较上年下降了3.6%，仍达5264.0万吨。
近年来，中国进口的粮食，相当一部分通过粮食加工品的形式重新出口到国外。如有些地方通过玉米加工企业将玉米加工成淀粉、酒精等制成品再出口，或将玉米通过畜牧业转化成畜产品再出口。如果考虑这些因素，近年来中国粮食特别是谷物消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可能还略有下降。以玉米为例，2010年中国玉米淀粉进口1.12万吨，出口36.64万吨，净出口35.52万吨，净出口量较上年的28.88万吨增加23.0%。
二、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一)粮食品种结构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分品种看，迄今为止，稻谷仍是中国粮食的第一大品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多数年份的小麦产量超过玉米，居于中国第二大粮食品种的地位；但自1998年以来玉米产量已稳定地超过小麦，玉米已代替小麦成为中国粮食的第二大品种(见图6)。但从粮食增产格局来看，情况则有所不同。1978-2011年33年间，玉米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远远大于稻谷和小麦，达到粮食增产总量的51.0%，成为中国粮食的第一大增产品种；小麦和稻谷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大致相当，分别占粮食增产总量的24.0%和24.1%。尤其是2003-2011年8年间，玉米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进一步增大，达到54.0%；稻谷和小麦分别占粮食增产总量的28.6%和22.4%。分阶段看，不同阶段支撑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和品种结构表现出明显差异，详见表1。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豆类和薯类产量基本上呈现徘徊状态(见图7)。
(二)不同阶段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在此期间，粮食产量持续大幅度增长，单产水平的提高成为推动粮食增产的唯一因素(见表2)。197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20587.3千公顷，1984年减少到112884千公顷，减幅达6.4%；粮食单产由1978年的每公顷2527.4千克，增加到1984年的3608.2千克，增加了42.8%。粮食及稻谷、玉米播种面积均有所减少，其增产完全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小麦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其增产绝大部分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在此期间，单产和总产增长最快的均是小麦(见表3)；但由于基数最大，稻谷仍是支撑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第一大品种。稻谷、小麦、玉米的增产量分别约占粮食增产总量的2/5、1/3和1/6(见表1)。由于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口粮，这种粮食增产的品种结构，适应了当时主要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目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增加投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是支撑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如这一阶段的化肥施用量增长了近1倍，农村用电量和农机总动力分别增加了83.3%和65.9%(见图8)。实行家庭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以及农村改革前长期进行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奠定了基础，也为这一阶段的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同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9、图10)。
第二阶段(1984-1998年)：这一阶段粮食增产速度较此前有明显减小，但在总体上仍呈增长态势；粮食总产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增加来实现的。在此期间，粮食单产从1984年的3608千克/公顷增加到1998年的4502千克/公顷，播种面积从112 884千公顷增加到113 787千公顷；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0.8%，但粮食单产却提高了24.8%；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明显大于播种面积扩大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在此期间，玉米对粮食增产的作用迅速凸显，占到粮食增产总量的56.7%，成为支撑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这与养殖业迅速发展导致的饲料需求快速增长有密切关系。小麦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略超过稻谷，但小麦和稻谷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均在20%上下。有效灌溉面积的稳步扩大和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等迅速增加(见图8)，有效支撑了粮食总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一时期，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也在波动中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对粮食增产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分品种看，在此阶段，稻谷的增产完全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播种面积减少了5.9%；小麦的播种面积略有增加，但小麦的增产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玉米增产是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阶段(1998-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少，单产水平也有所降低，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9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3 787千公顷，2003年减少到99 410千公顷，减幅达12.6%；粮食单产也由1998年的4502.3千克/公顷，减少到2003年的4332.6千克/公顷，减少了3.8%。同期，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均有所减少。减产幅度最大的是稻谷，接近粮食减产总量的一半。小麦和玉米的减产量分别超过粮食减产总量的1/4和1/5。除小麦单产增加了6.7%外，稻谷和玉米单产分别下降了4.8%和12.9%。播种面积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小麦，减少了26.1%；其次是稻谷，播种面积下降了15.1%。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将传统的双季稻种植改为单季稻，直接导致了水稻播种面积的减少。稻谷总产量的减少，主要是播种面积减少造成的，单产水平下降也有一定影响。小麦减产完全是由播种面积下降造成的；玉米产量的减少，单产水平下降的影响大于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
在此期间，一方面，粮食及其主要品种的价格水平不断下降或长期低迷；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地方财政负担越重。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严重挫伤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因此，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减缓。加之，由于长期疏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这一阶段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呈现在波动中明显扩大的态势。这是导致本阶段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平均每年的成灾面积达到30 546千公顷，尤其是减产幅度比较大的两个年份——2000年和2003年，全国粮食成灾面积分别达到34 374千公顷和32 516千公顷，是1978年以来成灾面积最大的两年(见图9)。
第四阶段(2003-2011年)：粮食连年增产，且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要粮食品种几乎同步增产。唯一的例外是，2009年玉米产量较上年减少了1.2%，减产194万吨。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同时支撑着粮食总产的增加。粮食和小麦、玉米单产连创历史新高。玉米再度成为支撑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也再度超过半壁江山。稻谷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超过小麦，稻谷和小麦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分别超过粮食增产总量的1/4和1/5。(见表1)。分品种看，以2003-2010年为例，在稻谷和玉米增产中，播种面积扩大的影响，均大于单产水平提高的作用。但在小麦增产中，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大于播种面积扩大的影响(见表3)。在此期间，导致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惠农政策密集出台并不断加大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投入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因此，这一时期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稳定扩大，化肥、农机等现代生产要素的使用量明显增加(见图8)。在总体上较为良好的气候条件，也促进了这一阶段的粮食增产。同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在总体上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水平(见图9)。
三、中国粮食生产和消费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粮食迅速增产的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主要粮食产区北移，并在空间上趋向集中。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分布广泛，但不同区域乃至各省之间粮食生产的规模和品种结构差异很大。现在通常所说的粮食主产区主要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3个省、区，除河北、四川两省外，主要集中于：(1)泛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4省、区；(2)泛黄淮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江苏4省；(3)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3省。泛黄淮地区的安徽和江苏两省，同时属于长江下游地区。以2003年为例，泛东北地区4省、泛黄淮地区4省和长江中游3省的粮食产量分别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7.7%、27.1%和13.5%。近年来，在中国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主要粮食品种的生产布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北移，且在空间上向泛东北地区和泛黄淮地区进一步集中。2003-2011年，全国粮食增产14 051.4万吨，其中来自黑龙江、河南两省的增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1.8%和14.0%。同期，泛东北地区4省共增产粮食5533.8万吨，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39.4%；泛黄淮地区4省共增产粮食4720.5万吨，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33.6%；长江中游3省共增产粮食1566.7万吨，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11.1%。
分品种看，中国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区和华南区，2003年泛东北地区4省的稻谷产量仅占全国的9.7%。中国小麦生产主要集中于泛黄淮地区，2003年来自泛黄淮地区4省的小麦产量占全国的59.1%，其中来自河南省的小麦产量占全国的26.5%。此外，位于华北平原的河北省也是全国小麦生产大省，2003年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1.8%。中国玉米生产主要集中于泛东北地区和泛黄淮地区，2003年泛东北地区4省和泛黄淮地区4省分别占全国玉米产量的36.6%和22.8%；河北省也是全国玉米生产大省，2003年其玉米产量占全国的9.3%。自2004年以来，全国稻谷增产主要来自东北地区、泛黄淮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或者说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增产主要来自泛黄淮地区，玉米增产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和泛黄淮地区(见表4、表5和图10)。在此期间，位居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增产粮食449.2万吨，占同期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3.2%，超过2011年该自治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2.1%)。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是小麦和玉米。2003-2010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增产总量中，来自小麦和玉米的增产量分别占70.7%和26.4%。
一般而言，在一定时期内，如果某省(市、区)粮食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比重，高于该时期起点年份该省(市、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说明在此期间该省(市、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相对地位得到了提升。反之则反是。对于特定粮食品种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据此，联系表6、表7和图10、图11、图12、图13可以进一步看出，全国粮食主要产区北移的情况。从表7可见，近年来在全国主要粮食品种的生产中，减产位居前列的省份大多位居南方。这也从反面支撑主要粮食产区北移的状况。
(二)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实现粮食安全对粮食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
图12 2003-2010年各省、市、区小麦增产情况及其在全国相对地位的变化
图13 2003-2010年各省、市、区玉米增产情况及其在全国相对地位的变化
目前，中国粮食的三大主要用途分别是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用粮。以2005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粮食消费总量49 440万吨，其中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量分别占54.8%、32.0%和10.8%。当然，不同粮食品种的消费用途结构，往往存在很大差别。迄今为止，稻谷和小麦仍然主要用作口粮，即食用消费；玉米主要用作饲料消费(见表8)。当小麦价格下降、玉米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小麦可能部分替代玉米，从而扩大工业和饲料消费。鉴于中国粮食尤其是谷物消费的绝大多数依靠国内生产，将各省(市、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与其人口占全国比重、畜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进行比较，可以大致看出其粮食生产与粮食消费的错位分布状况。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可以粗略地认为，该省(市、区)的粮食产量大于居民的粮食消费量、或大于畜牧业对饲料粮的需求量，反之则反是。如从图14相关指标的比较可以粗略地看出，泛东北地区、泛黄淮地区多数省份的粮食生产量大于消费量，呈现粮食净调出状态；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广东、浙江、福建等发达省(市)的粮食产量明显小于粮食消费量，呈现粮食净调入状态。
如果将某省(市、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减去其人口占全国比重，作为该省(市、区)粮食产量与人口比重的偏离度，借此可以粗略反映该省(市、区)粮食生产与人口消费的错位分布状况。偏离度为正且数值越大，说明对应省(市、区)粮食生产除满足人口消费外，可供调出的越多。偏离度为负且绝对值越大，说明该省(市、区)粮食生产越不能满足其人口消费；为满足该省人口消费，需要从外部调进的粮食越多。按照类似方式，也可以计算出各省(市、区)粮食产量与畜产品产量比重的偏离度，据此反映其粮食生产与饲料粮消费的错位状况。将2010年与2003年同一性质的偏离度进行比较，如果2010年的偏离度有所扩大，说明与2003年相比，粮食生产与消费错位的问题加重，为满足人口和畜牧业对粮食的消费需求，需要调出或调进的粮食增多，粮食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扩大，粮食消费的商品率提高、商品量扩大。
从图15可见，与2003年相比，2010年中国多数省(市、区)粮食产量与人口比重的偏离度有所扩大，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河北、新疆等省、区粮食产量与人口比重的偏离度正向扩大；但大多数省(市、区)，粮食产量与人口比重的偏离度负向扩大，广东、浙江、福建、广西、山西、贵州、湖北、云南、陕西等省、区尤为严重；四川、重庆等省(市)的偏离度甚至由正转负。从图15和图16可见，中国粮食产量与畜牧业对粮食消费的偏离度在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正向扩大的省(市、区)主要有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江苏、安徽、河北等省(区)，负向扩大的省(市、区)更多，四川、云南、辽宁、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省尤为严重。综合这些分析可见，第一，近年来泛东北地区、泛黄淮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河北等省粮食生产量大于消费量的现象得到强化；但多数南方省(自治区)粮食生产量小于消费量的问题加重，粮食消费对商品粮调入的需求增加。第二，中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有所扩大，传统的“南粮北运”已经越来越多地转为“北粮南运”和“北出南进”。④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来越多地需要加强粮食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并适度扩大粮食进出口贸易。
图15 2003-2010年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协调状况的变化(一)
图16 2003-2010年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协调状况的变化(二)
四、中国中长期增进粮食安全的潜力
中国中长期增进粮食安全的潜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二是粮食消费方式转变的节约潜力。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可从中低产田改造的潜力、技术进步的增产潜力、粮食品种结构调整的增产潜力和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潜力等方面来观察。
(一)中低产田改造的增产潜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今后中国的粮食需求总量将会持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从中长期趋势看，中国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很可能不断减少，加之随着耕地种粮机会成本和农业用工成本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复种指数可能会逐步下降，今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难度将越来越大，相反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趋势日趋鲜明。近年来，中国粮食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见图17和图18)。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南方地区的稻谷种植，已经由一年两熟逐步转为一年一熟。中国要实现粮食安全，在粮食供求平衡主要依靠国内自给的前提下，只能主要依靠提高单产来增加粮食供给。因此，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努力把中低产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对于维护中国粮食安全、实现中长期的粮食供求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中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资料，1988-2006年8年间，农业综合开发共改造中低产田4.96亿亩(3306.7万公顷)，项目区每公顷粮食产量平均提高1500～2250公斤。2010年，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粮食播种面积约占2/3，但粮食播种面积大约相当于当年耕地面积的90%。考虑到随着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单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复种指数也可能逐步下降，假设从2012年开始到2020年9年间，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可使每公顷中低产田提高单产1500公斤；按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12 173.33万公顷、中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占2/3、粮食播种面积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85%计算，则到2020年如能有1/2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粮食增产5173万吨以上；如能有2/3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粮食增产6900万吨左右。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要求，“继续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规模”；“按照统筹规划、分工协作、集中投入、连片推进的思路，拓宽资金渠道，加大投入力度，大规模改造中低产田，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通过加快改造中低产田，在促进中国粮食增产上仍有很大潜力。
图17 中国粮食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
图18 中国粮食分品种播种面积的变化
(二)技术进步的增产潜力。
近年来，中国粮食连年增产，与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决定作用有很大关系。如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与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大规模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等，以及加快良种推广、节水灌溉、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玉米地膜覆盖等新型栽培技术和新农艺的应用，均有很大关系。如2011年在全国950个小麦高产示范片，小麦平均亩产达到535.5公斤，高出所在县平均亩产36.3%。1998-2011年13年间，全国粮食单产增加了13.6%。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即201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并在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突破性质的措施。以201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标志，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环境将会进一步得到优化。因此，从2012年开始到2020年的9年间，中国粮食单产再增加10%应该是可能的。据此测算，假设2020年与2011年相比，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5%，则届时可增产粮食2570万吨左右。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正在显著加快。这种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新的载体，也使农业科技进步的空间不断拓展。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避灾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甚至农业产业链综合管理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不同区域之间、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分工协作关系的完善等，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如中国从2004年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根据农业部的调查统计，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一般可使粮食每亩增产6%～10%。⑤2008年中国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7亿亩以上，约4670万公顷。到2020年前，如能将测土配方施肥面积再扩大1倍，再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提高，即可促进粮食增产3%～5%。又据有关方面的综合调查，中国农户产后储粮损失率约为8%～10%，个别地区抽样调查损失多的达20%以上。⑥如能通过粮食产后处理技术的推广应用，将粮食产后损失减少一半，即相当于每年增产粮食2000万～2500万吨，约占现有粮食产量的4%～5%。根据吉林省农科院的研究结果，玉米的极限产量潜力率为88.8%，近期争取的高产目标潜力率为43.5%；大豆的极限产量潜力率和近期争取的高产目标潜力率分别为51.7%和34.7%，稻谷分别为22.5%和16.6%。⑦可见，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今后中国粮食增产的技术潜力也是很大的。
如果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应用，到2020年前中国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更大。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今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尽管中国的粮食需求总量将会持续增长，但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总量将不增反减，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将主要表现为工业用粮特别是饲料粮的增长，甚至工业用粮中非食品加工用粮的比重也将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今后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将主要表现为玉米需求的增长；甚至在粮食需求的总增量中，玉米需求的增量将约占2/3以上，稻谷和小麦的需求将会基本稳定，甚至稳中略降。适应未来粮食需求的变化，今后中国粮食生产的增长将主要表现为玉米产量的增长，稻谷、小麦产量稳中略减，大豆和薯类产量也将有较快增加；并且玉米和大豆生产将会出现专用化不断深化的态势，食用、加工用和饲用玉米或大豆的专用化种植将是大势所趋。因此，考虑到未来部分粮食品种转基因技术的进展及其商业化条件的成熟，在加强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基础上，按照食用与非食用分开、食品加工用粮与工业用粮分开的原则，扩大抗虫、抗病、抗逆、增产型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很可能成为趋势。由此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玉米和大豆产量的提高，进而推动粮食增产。
(三)粮食品种结构调整的增产潜力。
根据中国中长期粮食需求的增长趋势，按照主要依靠国内自给的原则，要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稻谷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将会稳中有降，玉米播种面积将会趋于上升。尽管玉米单产高于小麦，小麦播种面积的减少、玉米播种面积的增加，有利于粮食增产；但由于稻谷单产高于玉米(见图2)，稻谷播种面积的减少，将不利于粮食增产。以2010年为例，全国每公顷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分别为6553.03公斤、4748.44公斤和5453.68公斤，稻谷和玉米单产分别相当于小麦单产的1.38倍和1.15倍。因此，通过品种结构调整，促进粮食增产的空间不大。当然，有人或许说，目前中国几乎每个省、市、区都有马铃薯种植。今后中国扩大马铃薯种植将是一个长期方向，目前马铃薯单产水平远远高于稻谷、小麦和玉米，因此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相对比重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但在现有粮食统计中，5公斤鲜薯按1公斤粮食计算，据此将马铃薯作为粮食计算的单产水平要大打折扣。2007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567万公顷，总产量接近8000多万吨，每公顷接近14.1吨，折合为粮食2.82吨/公顷，分别仅及稻谷、小麦、玉米和薯类平均单产的45.3%、62.0%、52.3%和82.2%，高于豆类单产66.6%。可见，即使今后扩大马铃薯种植，由此也难以对粮食单产和总产的提高，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潜力。
中国后备土地资源主要包括荒草地、沼泽地、滩涂、苇地，其中荒草地最多，滩涂居其次。2006年，全国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相当于当年耕地面积的27.2%。以吉林省为例，在该省西部地区，经国家有关部门测定和规划的后备耕地资源就有1000多万亩。黑龙江省农业后备土地资源面积479.3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0.5%。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宜耕后备土地资源1967.58万公顷，其中多数具有较大的可开发潜力。2006年和2007年，全国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分别开发补充耕地36.7万公顷和19.58万公顷，分别超过当年的建设占用耕地42.0%和4.0%。此外，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阶段，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将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农村空心村、空心镇迅速增加的趋势已经形成。加强土地整理，将为通过复垦形成部分耕地提供越来越多的空间。可见，通过加强这些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粮食增产，在中国仍有较大空间。到2020年，如能通过现有土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使20%的土地后备资源转化为耕地，按现有粮食平均亩产的一半计算，即可增产粮食1000万～2000万吨。当然，今后这些后备土地资源能有多少真正转化为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这部分后备土地资源的生态功能将日益引起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后备土地资源向粮食生产用地的转化。
(五)粮食消费方式转变的节约潜力。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城乡居民在外饮食的规模越来越大。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在外用餐支出仅287.80元，占其消费性支出的5.8%；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在外用餐支出1019.29元，占其消费性支出的7.6%。但是，在外用餐尤其是自助餐厅，往往是粮食消费的高发场所。此外，大学生食堂和富裕家庭的粮食浪费现象也比较严重。有些类似场所，粮食浪费率达到1/5甚至1/3。如果这些地方的粮食浪费率降低一半，每年全国的数据却相当可观。此外，许多人群由于饮食结构不合理，增加了疾病的发生概念。如果能通过普及营养知识，引导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不仅可增进这些居民的身心健康，还可以节约粮食。
五、中国实现粮食安全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一)传统的粮食生产方式日益难以为继，并加大了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
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连续8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供给日趋丰富，是以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支撑的，由此导致农产品成本迅速提高，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环境代价。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年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量达到468.0公斤，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印度的4.54倍、2.25倍、1.68倍、2.92倍、3.20倍和3.05倍。近年来，农业发展引起的面源污染问题及其对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影响，日益引起各级政府和农产品消费者的高度重视。但在现有粮食生产方式下，类似问题往往很难避免。
从水资源来看，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水资源和耕地的时空分布也呈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5%，而水资源却高达81%；长江流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5%，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况且，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在粮食单产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沿岸、淮河沿岸地区，水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导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面临日趋严重的污染性缺水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因此被迫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等严重的地质问题。在这些地区，今后如果不能在污染治理和产业节水、生活节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农业的污染性缺水问题可能会日趋严重。这些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由于水资源短缺，加之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的农业发展过度依赖地下水。目前，全国每年的农业用水量约占全社会总用水量的60%～70%，华北平原每年的农业用水约占地下水开采量的70%。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以至于从华北平原到汾渭盆地、长三角地区，近年来中国地面沉降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严重的地质问题。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可见，中国水资源的状况，也对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运行，提出了日趋强烈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农业发展方式下，今后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将越来越大。(1)回顾过去，中国粮食产量由8000亿斤提高到9000亿斤用了6年，由9000亿斤提高到10 000亿斤用了3年，由10 000亿斤提高到11 000亿斤却用了15年时间。借鉴历史经验，在粮食八连增的背景下，未来几年继续增产粮食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近年来，在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增产中，主产区的贡献大多比较大；但在中国部分农产品主产区，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主产区粮食增产的制约。(3)近年来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北移，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因此，未来中国要实现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在中国水资源分布中，北方在总体上少于南方，泛东北地区、泛黄淮地区要进一步实现粮食增产，更应加大水利设施投入。黑龙江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由于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该省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之一。⑧鉴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今后增进中国粮食安全日益需要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特别是大的物流通道建设。(4)近年来中国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频繁发生，且呈常态化趋势，增加了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难度。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发展争夺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加快转变粮食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呈现数量扩张、质量提高的态势。由此不仅会导致农业发展的环境要求不断提高，还会导致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运行面临资源和要素投入供给不足的制约。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争夺资源和要素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带动农产品生产中资源和要素成本的上升，提高农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进而制约农产品供给的增长。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城市和非农产业争夺耕地、水资源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不断凸显，导致农业发展面临耕地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
(三)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迅速凸显，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面临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挑战。
前文分析显示，在今后乃至中长期内，中国增加粮食产量仍有很大的资源和技术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种粮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农业的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农民种粮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压力不断加大，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日趋显现，今后这方面的压力还可能进一步加大。由此会加剧部分地区农业经营的副业化和粗放化，制约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工商资本、社会资本参与粮食经营的现象将会不断增多。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往往更热衷于利润高、收益高的非粮项目。对于这一问题，如果缺乏有效引导，很可能制约粮食生产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增长。
(四)农业对GDP和财政增收的贡献能力弱，粮食增产很容易面临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促进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今后要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仍需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从前文分析可见，在中长期内，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科技进步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等途径，实现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都很大。但是，要将这些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必须以大力增加投入为支撑条件，其中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例，200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平均亩投资标准，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乡村集体自筹资金、农民筹资和投劳折资，平原地区为630元，丘陵山区为820元，较2007年提高20%。⑨按平原区、丘陵区各半计算，到2020年，现有中低产田中如能有1/2或2/3得到改造，每年将分别需要300多亿元和400多亿元。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对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支持以粮食主产省为重点，要求地方提供一定的配套。2008年，尽管中央对中低产田改造的资金支持较以前有明显加大，但也仅127亿元。可见，要将中低产田改造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完全转化为现实，必须以显著加大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前提。
此外，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入为前提。但是，中国农业后备土地资源大多分布在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开发利用难度较大，投资成本高，开发时间也更长，甚至还面临较大的土地潜在退化威胁。因此，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为前提。
如前所述，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也面临粮食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加大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中、低产田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北方旱作农业地区、黄淮海平原地区、三江平原地区、松辽平原地区、江南丘陵地区等。中国耕地后备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在这些地区，要扩大粮食种植，都必须以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或节水农业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为前提。中国水资源分布通常是夏秋多、冬春少，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在时间和季节上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要促进粮食增产，必须加强农业水利工程措施，增强粮食生产用地对水资源的可获性。
(五)支持粮食增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发展粮食生产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的防范或化解。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要将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要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耕地、水资源短缺和成本上升的约束，甚至要确保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并为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都需要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如据大量调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难以支撑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方粮食品种更新换代慢，种植结构单一，影响单产水平的提高；或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等。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滞后，导致科技支撑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尚待形成。要挖掘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必须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又比如，尽管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粮食增产将会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但是，在中国，通过发展节水农业，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水资源约束，仍有很大空间。发展节水农业，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离不开财政投入的增加，如加强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的力度；但也必须以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为前提。要缓解粮食生产面临的耕地减少和成本上升的约束，也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粮食单产，减少单位产量的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此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刺激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也离不开相关制度创新。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抗灾减灾能力弱，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很大。以2003年为例，全年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2636万吨，减幅达5.8%。灾害扩大对粮食减产的影响，超过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与2002年相比，2003年，河南、安徽、江苏、黑龙江4省的粮食减产总量占全国的77.94%，其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增加量分别相当于全国的126.56%和130.06%，但其播种面积的减少量却仅占全国的8.62%；甚至与上年相比，2003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9.9%，却是在其播种面积较上年增加1.07%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该省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较上年增加223.30%和286.85%。近年来，极端天气灾害大面积、频繁发生，30年一遇、5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灾害每年要遇到好几次，甚至几十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更为严重的是，从国际上看，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增加，国际农产品乃至石油等相关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显著加深，而国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正在显著增强。因此，发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也在显著扩大。这种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达到一定程度，都可能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破坏，给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维护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困难。
①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本文分析未包括作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特此说明。
②本文中1978-1984年以1978年为基期，1984年为报告期，不包括1978年，余此类推。
③2010年及以前数据根据2006年、2011年的《中国农业发展报告》计算，谷物进出口和2011年主要粮食品种进出口数据，分别来自农业部发布的各年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④南粮北运指将中国南方省份生产的部分粮食运输到北方，以满足其消费需求。北粮南运指将中国北方省份生产的部分粮食运输到中国南方，以满足其消费需求。北出南进指中国北方省份粮食产量大于其自身消费量，要将其生产的部分粮食出口到国外；与此同时，中国南方部分省份要从国外进口部分粮食，用于满足其消费需求。
⑤《农业部官员：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取得四方面成效》，载于新华网(www.news.cn)2008年4月1日。
⑥据国家粮食局的调查，每年中国仅农户储粮损失就达1500万～2000万吨，造成损失180亿～240亿元。粮食产后损失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全世界每年粮食霉变损失3%，虫害损失5%，合计8%(资料来源：董振国、王汝堂等，“我国农村粮食产后损失约8%～10%”，“三农在线”2006年10月16日，稿件来自新华社)。据江苏太仓县2008年8月对4个行政村16个样本户2007年储粮损失的调查，农户在收割稻谷时的加权平均损失率为8.6%；农户储粮损失加权平均率为7.9%，其中鼠害、霉变、虫害损失率分别为4.8%、1.8%和1.3%(资料来源：太仓市粮食局，“太仓市农户稻谷储藏损失调查情况”)，〈江苏粮网〉(www.jsgrain.com)2008年8月28日。手工收获小麦、水稻的自然损失率一般为10%左右，而联合收割机的损失率仅为3%左右。根据计算，2007年完成小麦机收面积2.8亿亩，按全国小麦亩均产量297公斤计，全年可减少小麦损失约58.2亿公斤(路伟：“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经济日报〉2008年6月24日)。
⑦陈印军等：《中国谷物发展态势、展望与对策》，载于《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
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郭建军、秦中春、董瑞芳(2008)等的调查，该省水利设施建设的突出问题是水利设施开发缺乏控制性工程，水资源调控能力低下。全省各类水库总蓄水能力只有85亿立方米，地表水截留能力不足20%，调控能力只有7%。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占25%，大大低于全国40%的水平。全省易涝面积由50年代的173多万公顷，增加到333多万公顷，严重年份春季内涝每年有33多万公顷左右耕地种不上。参见郭建军、秦中春、董瑞芳，“黑龙江粮食问题调查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8年6月13日。
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编报200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的通知》(国农办[2007]218号)。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www.mof.gov.cn/guojianongcunzonghekaifa,2008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