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时期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10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即新宪法，其第一条这样写道：“苏联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注：巴齐尔·凯布策：《当代苏联社会》， 27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与以往将知识分子看作是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同，知识分子作为苏联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注：王德一编：《发达社会主义论——文选》，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明确地写进了宪法中。
苏联宪法的这一改变，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改变。
在苏联，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一个令当权者十分敏感的问题。十月革命以来，历届党政领导人都试图解决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尽如人意。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知识分子的作用亦愈显重要。单就人数讲，70年代初苏联知识分子的数量就已超过农民；到1984年，知识分子的人数已占苏联全部人口的16%。可以说，能否调动优秀知识分子的力量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之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社会生活问题，精神文化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问题所在，进而丰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历史的整体认识。
一、“知识分子”一词的涵义
在开始探讨主题之前，有必要将“知识分子”一词在苏联时期的特殊定义和分类略加说明。
苏联人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伸缩性很大。 列宁在1904年5月曾经概括道：“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即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谓的Brain worker）。 ”（注：《列宁全集》第7卷，315页，人民出版社，1959。 ）列宁这一表述原则上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但随着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自60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出现了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最流行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代表官方观点，是由苏共理论家依据“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其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由执行各种专业职能的各类专家组成的。这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农业专家、经济学家、科学、医学、国民教育和通讯报道事业的工作人员、行政人员、军事人员、文学家以及艺术工作者，等等。”（注：〔苏〕帕·阿·伊格纳托夫斯基著：《发达的社会主义》，2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按照这种解释，“知识分子”一词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含义很广，以至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缘阶层”，即“工人—知识分子”和“庄员—知识分子”（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 这一阶层兼有工人或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征。就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他们属于工人和农民中技术最熟练的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是知识分子，即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边缘阶层”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中也被称为“新型工作者”（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或“新型共产主义劳动者” （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苏共理论家认为， “边缘阶层”的出现是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各阶级、阶层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日益接近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反映了消灭社会差别的总趋势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单一性的发展前景。勃列日涅夫为此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持续不断地接近。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102页， 三联书店，1976。）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这种解释主要强调受教育的程度。但是这种强调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苏共理论家们认为“知识分子比重的提高，其人数的绝对增长，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点”，因此在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各阶层中人数增长最快的就是知识分子，20年间即翻了两番。知识分子人数的超速增长使苏联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工人为4350万，集体农庄农民为2150万，而知识分子只有880万；1970年，工人增长到6070万，农民减少为1610万， 知识分子则几乎增加一倍，达到1680万，无论人数还是比重都超过了农民；到7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人数更上升到2640万，而集体农庄农民的人数则下降到1320万；到勃列日列涅夫去世时，知识分子人数已为集体农庄农民的2.7倍，成为苏联社会中仅次于工人的第二支劳动大军。 然而，知识分子数量的超速增长与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承受能力并不适应，知识分子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明显。因各种原因造成知识分子使用、分配不合理，一些专业人员，如科研人员过剩，而另一些专业人员，如中学、技校教师却严重缺乏。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卫国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未得到缓解，因此不可能有大批人员转入真正的知识分子队伍，只能是进入“边缘阶层”。而这种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队伍的质量问题、比例失调问题。在6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就很突出，例如：1965年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有11.2%的技术员当工人；在计量器制造厂达到14.1%； 在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厂2311个技术员中有925人（占总数的40%）当工人（注：诺沃戈罗德斯基：《技术进步和工人干部》，13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7。）。这种情况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理论家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不利于正确认识、有效培养和合理使用知识分子。
当时流行的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种解释是苏联社会学家B·C·谢苗诺夫于1966年提出的。他提出：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对他们的劳动内容进行思考，从而基本上从事脑力活动。”（注：Φ·В·康斯坦丁诺夫编： 《共产主义建设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第4章，166页，莫斯科版。）“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在这方面， 他们根本不同于工人和农民，因为后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注：《苏联社会学》，1966（1），420页。）谢苗诺夫的解释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了。
社会学家鲁特凯维奇为明确将脑力劳动者中专家和职员区别开来，将“知识分子”一词进一步界定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阶层，它由从事需要受过中等专业或高等教育的高级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构成”（注：《哲学》，1968（4），22页。）。 鲁特凯维奇比谢苗诺夫更加强调职业特点，他的定义明确了以下三点：
首先，明确了“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的是“脑力劳动者整体”。苏联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些数字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都是用于广义。狭义则是指列宁所说的那种“职业上从事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照例要求完成中等专业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人。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术著作中一般使用狭义。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也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
其次，明确了“专家”和“职员”是不同层次的脑力劳动者。专家一般是指工业部门中的工程师、技术员、经济师等；农业部门中的农艺师、经济师、畜牧师、兽医等；科研、设计部门中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师等；文化、医疗部门的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作家等。按照劳动性质、劳动的复杂程度、文化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同，专家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受过中等专业教育者；受过完全的或不完全的高等教育者；具有高度熟练程度的、为数不多的高职称者，例如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论家等。职员则是指从事一般熟练程度劳动的脑力劳动者。
再次，如前所述，受过中等专业教育或高等教育、持有相应文凭者也不一定是专家，还需要视其工作性质而定。一位大学毕业生因种种原因去当工人、农民，从事非脑力劳动，那么他就不能算作知识分子，不能取得知识分子的各种职称和享受知识分子的待遇。因此，文化水平不应是判断某人是否知识分子的绝对标准，只有当这个人因其所受教育得到了与其教育水平相适合的专业工作时，他的文化水平才可以成为是否归属知识分子阶层的判断标准。
从上面有关“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受到苏联党、政府及学术界的全面关注。苏联时期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鲁特凯维奇和费利波夫合著的《社会变动》（1970年）、《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1976年），B ·谢苗诺夫的《社会发展的变动》（1977年）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较为粗浅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为苏共理论作诠释，粉饰现实，掩盖问题和矛盾。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问题上，避而不谈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巨大作用的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那些敢于批评现实的知识分子们——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们的问题。
二、苏联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特点
苏联社会结构中比较明显的特点之一，也即提出“边缘阶层”概念的现实根据就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遍布于各行各业。
根据谢苗诺夫和鲁特凯维奇等人的划分，知识分子队伍的结构大致可分为这样几部分：
1.从事行政管理的知识分子，即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关的官员、经济管理部门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等等。他们属于苏联社会的上层人物，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受过高度专业化的训练，从事过专业化的管理工作，然后才进入党和政府领导部门的。例如Г·П·鲍戈米亚科夫，他在22岁时成为工程师，后随石油勘探队在西伯利亚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学习了地质矿物学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在随后的10年中，他先在石油勘探学院工作，然后担任西西伯利亚石油研究所的副所长。37岁时被提拔为秋明州石油部长，接着成为秋明市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升任秋明州委第一书记。再如著名热核物理学家B·A·基里林，1937年24岁时从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毕业并加入苏联共产党。在留校任教的14年中，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升为教授。1954年，他被任命为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又担任了国家新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并一度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他成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63年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65年以后，他一直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注：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和变迁》，79页，新华出版社，1984。）。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70个共和国、 州和直辖市担任书记（不仅是第一书记）的人中，99.4%为大学毕业，其中70%是工程师、经济学家或农艺师。在4241个区、市委书记中约有60%的人是工农业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在1976年的385532个区、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49.9%的人是大学毕业。在30201个共和国中央、州委、 区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69.3%的人是大学毕业（注：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和变迁》，69页，新华出版社，1984。）。
上述例子和数字说明，与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党政干部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小，知识分子则在党和政府领导部门中拥有了自己的代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把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采取在大学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推荐优秀工人和农民入学并全部享受助学金等措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使之逐渐取代了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党政高级职务的人基本上是在二战前由高等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工农出身的干部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相继退离工作岗位，由大量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便造成两个后果，一是知识分子可以指望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影响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政策的细节；二是从中央直到区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使得党政机关内的知识分子与从事专业的知识分子之间减少了隔阂，增加了相互了解。当然，也应当看到，从事行政管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层次的党政领导者，他们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只是少数。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法、立场观点与下面提到的另外两种知识分子不尽相同。
2.从事技术和经济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包括各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医生、工程师、经济师和会计师等，他们从事的是专业技术工作，热心于创造、发明以及科技开发。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企业和社会管理，苏联党和政府要求科技人员都应该是政治活动家、党的政策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为此，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切列波维茨冶金厂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对集体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71年）、《关于明斯克拖拉机厂党组织提高劳动集体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1972年）、《关于白俄罗斯党组织挑选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1974年）、《关于进一步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79年）等决议，要求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技术作用和经济作用，而且应负起管理职责和教育职责。实际上，苏联党和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力图使这些人成为苏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国家明令对所有敢于就政策提出怀疑和异议者给予制裁。这一时期，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和“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理论前提，将意识形态问题提到了首位，强调苏联文化、科学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条件下实现的；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两个世界体系的经济竞赛和科学技术竞赛这一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注：参见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此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注：М·约夫楚克：《苏维埃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载《哲学问题》，1976（3）。）。然而， 由于这些号召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因此科技界知识分子普遍对上述决议和号召不闻不问，甚而回避政治。当少数人因反对核试验、反对经济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浪费、对苏联党和政府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方面的不适宜做法有看法，因而提出不同意见时，便会遭到批判和谴责，甚至被清除出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这种做法加深了科技界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疏离感。
3.从事创作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一类中可以说包括了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知识分子，有作家、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等。无论是从俄国历史还是苏联历史上来看，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决不只是建设意义上的创造，而且还有建设意义上的批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勇敢地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时弊。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是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因而往往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责任。他们被称作“人类的良心”或“社会的良心”。可以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不在于他们有知识，或以知识谋生，或从事知识工作，而在于他们有一种深刻内在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不妨借用美国学者考泽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知识分子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诉诸习惯与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更广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诉诸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注：刘易斯A·考泽：《知识分子》，8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70。）这段话用在苏联人文知识分子身上十分恰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时时处处显示出知识分子那种固有的对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关心，发挥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关护者”的传统作用，因而这一类知识分子对苏联政治的影响也最广最深。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
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和创造，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迫切的问题，而决不能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现实。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勃列日涅夫代替赫鲁晓夫执政后，刻意求稳，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反映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加强思想控制，不惜一切地稳定秩序。
勃列日涅夫为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化思想约束，首先在文艺界开刀。针对赫鲁晓夫的“解冻”在文化艺术界、学术界所造成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上任不久，《真理报》便发表了一篇题为《鼓舞人们思想的艺术创作》的社论（注：《真理报》1964年11月1日社论。）， 号召“文艺知识分子要为党性和人民性，为文艺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而斗争”，并强调苏共纲领规定的文艺方针是苏联“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过了20多天，即1964年11月24日《真理报》又发表了题为《艺术家的职责》的社论，提出“艺术家的良心、他的公民责任感、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在文化发展中所负使命的认识问题”，要求文学艺术家们“提高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提高文学和艺术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第二年年初，即1965年1月9日，《真理报》又在《无愧地反映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这篇社论中反复强调“在为新的、共产主义的事物以及反对个人主义和没落世界的市侩习气的斗争中，苏联艺术家只能有一个立场——进攻的立场。……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的遗训，依靠社会主义的创作力量，在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把这种力量联合起来，一贯坚持我们艺术的思想纯洁性，反对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负责任和迁就态度，反对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美学概念”。
短短两月间，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针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社论，可见苏共新任领导严厉整肃文艺界的决心，力图尽快、彻底地肃清赫鲁晓夫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和迁就态度”所引起的后果。
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是苏共领导人这一决心的具体体现，这两个人因在国外发表了批评性著作而遭克格勃逮捕。几乎与此同时，《真理报》主编鲁米扬采夫被解除了职务，原因是他发表了《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文中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他们进行竞争”（注：《真理报》1965年9月9日。）。
知识界对鲁米扬采夫被解职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捕事件反应强烈。近200名作家写信签名， 抗议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逮捕和审判。A ·金兹别尔格和Ю·加兰斯科夫等人将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判案有关的文件材料编辑成“白皮书”，以“萨米兹达特”（“自己出版”之意）的名义印发。 这两人以及薇拉·拉什科娃、A·多勃罗沃里斯基随即于1967年被捕。此举又激起知识界更大规模的抗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738人（注：A·阿马利里克：《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载《星火》，1990（9），19页。）。1968年1月21日，普希金广场聚集了100多人专为此事举行集会，向当权者示威， 示威者中有人被捕并被判刑。每一次逮捕、审判之后便是更为广泛的新一轮的抗议签名活动，当局的严厉镇压只是在社会上引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抗议，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卷入这一事件。据统计，在“金兹别尔格—加兰斯科夫”一案中，在各种集体的和个人的抗议书上签名者22%是艺术家和作家，13%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9%是编辑、教师、医生和律师，5%是大学生，此外便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
面对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当局并未采取区别对待、认真调查、合理疏导的措施，而是一味拧紧螺丝，板起面孔，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对付之。
1966年和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和苏共二十四大上都对文艺界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艺术匠……不去帮助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来给我们的制度抹黑，诽谤我们的英雄人民”（注：尤·列勃罗夫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经验和问题》，97页，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82。）；“有些人企图把今天丰富多彩的现实简单地归结为党彻底克服了个人迷信的结果。在某些作家中还流行另一种极端，这就是企图粉饰过去已遭到党坚决的、原则性批评的现象，保留同党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贯彻的创造性新事物背道而驰的概念和观点”（注：尤·列勃罗夫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经验和问题》，97页，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82。）。
凡是在抗议书上签名的作家都被列入书报检查机关的“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得发表。例如：作家B·萨尔诺夫的著作被撤版； Б·阿赫马杜莉娜的诗集的编辑工作被下令停止；沃伊诺维奇的两个剧本的创作活动不得不停笔：当局明白告之，只有当他公开“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后，他才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创作……（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3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对在抗议书上签名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的处罚是开除公职或党籍。比如：亚非民族研究所的格拉佐夫不是党员，所以被开除公职；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博士C·富明教授则被开除了党籍， 在基层组织投票表决时虽然未达到规定的2／3的票数，区委还是强行作出了开除的决定；苏联科学院理论实验物理学研究所的数学家克隆罗德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还被降了职；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沃罗比耶夫因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开除两位签名者的党籍而受到撤销其团委书记职务、开除团籍的处分。因签名被开除党籍的知名人士还有：新西伯利亚的化学家亚勃隆斯基、历史学家罗日诺娃、生物学博士罗基奥诺夫、评论家苏奇科夫等（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 1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执政当局对签名者不公正的处罚，受到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的勇敢抵制。 例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列昂托维奇院士在1968年1月的联名信上签名并起草该信，为此莫斯科市委作出了开除列昂托维奇公职的决定（列昂托维奇是非党人士，他从1951年起就在这个研究所做领导工作）。但是市委的决定却遭到了原子能研究所党委的抵制。尽管市委的代表亲自出席该所党委会议并出示了“金兹别尔格和加兰斯科夫案件”的公诉书，但是原子能研究所党委委员认为，仅凭一纸公诉书是不能做出开除公职决定的。在当天举行的原子能研究所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上，老研究员们被授予纪念章。当主持人念到“列昂托维奇院士”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基辅的一批著名艺术家联名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写信，代表当地广大知识分子向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进言，希望当局适度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政策。他们在信中写道：“最近几年，在苏联对创作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分子中一些年轻人进行了政治审判……很多案件的审判破坏了苏联的法制。例如，1965年至1966年在基辅、里沃夫和伊凡诺—弗兰柯夫斯克等地宣判了20多人，所有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违背了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典所明确保障的一切……破坏审讯公开的原则是违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的决议的，是违背苏联社会利益的，是对苏联最高的法律——苏联宪法的粗暴践踏……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不祥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对被告人提出指控的那些他们所发表和坚持的观点绝没有任何反苏的性质，有的只是对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些个别现象提出批评，或是对明显违背社会主义理想和公认准则的行为提出批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政治审判成了压制公民积极性和压制任何一个社会健全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艺术家们希望三位领导人“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使法院和检察机关严格遵守苏联法律，使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分歧在思想领域里加以解决，而不应使其归入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管辖范围”（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43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著名电影导演、国际电影节获奖者C·帕拉德扎诺夫等150人。 这封信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联当局用行政处分和刑事镇压手段来对付那些善意的批评者的不满，以及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
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意见始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虚心聆听，而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封杀禁绝，轻则开除党籍公职，重则判刑、流放，甚至对批评者强行精神治疗，这些做法在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和苏联共产党的威望。特别是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国际社会对此进行抵制和谴责以后，在国际上受孤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勃列日涅夫当局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更加强了。克格勃的权力不断扩大，特别是“第五局”，它在知识分子中积极物色工作人员。当时在苏联，那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大多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安插的“眼线”。这种做法使大多数愿意讲真话的人缄默了。按照《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一文作者阿马利里克的说法，苏联知识分子与政府越来越疏远了。
在现代社会中，不管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用论文、文学作品、艺术、社会舆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来影响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的政治进步。苏共当局采取的这种压制批评、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实际上只能起到阻碍政治进步、阻碍思想发展、阻碍社会生活健康正常地进行的消极作用。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卫生、文学艺术都出现全面停滞。70～80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了，科学的社会地位和科学活动的威望下降了，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苏联科学在一些主导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到70年代则是越来越扩大了。为了保持军事战略均势，苏联投入国民经济的资金与美国相等，然而却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苏联国防工业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得多，但生产效率却要低得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况更加令人忧虑。这一时期在苏联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自上而下推行的是“苏共领导绝对正确”的公式，舆论和媒体都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吹捧赞扬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称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甚至号召向勃列日涅夫同志学习，学习他“按列宁的方式劳动、按列宁的方式思维、按列宁的方式生活”。这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绝少独立思考，只具有“注释”功能。不少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会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并不对所解释的东西进行分析，更不愿对有关问题进行大胆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学术的停滞还体现在科研人员的年龄老化上。许多研究所所长都是60～70岁的院士、通讯院士。由于科研带头人的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致使苏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新兴学科大大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很明显，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已成为国家兴衰成败之关键。苏联勃列日涅夫当局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