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模式”看欧洲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瑞典论文,欧洲论文,实质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409(2008)04-0027-08
“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一说，出自德国社民党的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教授。他撰写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一书。笔者于2007年9月中、下旬访问德国和瑞典，就“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及其实践问题，同迈尔教授作了深入交流。迈尔教授把欧洲各社民党(社会党、工党)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和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分为三类：以瑞典社民党为代表的北欧三国社民党为一类，以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为一类，以英国工党和爱尔兰、荷兰社民党为一类。他认为，比较而言，瑞典等北欧三国社民党推进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和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最为成功。[1]托马斯·迈尔的看法，在欧洲社民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瑞典社民党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被欧洲社民党理论界称之为“瑞典模式”。下面，我们根据考察了解到的情况，从“瑞典模式”的分析中看欧洲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
一、“瑞典模式”的基本内容
“瑞典模式”是瑞典社民党在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构建的。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89年，在欧洲诸社民党中成立得不算最早，但却最早执政。它从20世纪初起即开始参政，1932年之后长期一党执政，在75年中单独执政长达65年。
在瑞典访问期间，我们同瑞典社民党总部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瑞典社民党议会党团负责人，斯德哥尔摩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的学者，以及瑞典全国总工会、瑞典社民党青年团的负责人和瑞典社民党乌普萨拉市总部负责人等方面的人士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对“瑞典模式”的基本内涵形成以下概念：
甲，“瑞典模式”的政治层面(也就是上层建筑层面)：由四个要素构成。1.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也即资产阶级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2.瑞典社民党通过选举，赢得议会多数，成为执政党，这是“瑞典模式”存在的前提；3.以不断“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为基本价值观念；4.由社会民主党政府主导的国家公共部门、全国总工会同私人企业及其组织全国雇主协会三者间通过协商，维持政治上的平衡。
乙，“瑞典模式”的经济层面(也即经济基础层面)：实行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由四大要素构成，即：资本私有+市场经济+政府调控+经济民主。具体构架是：1.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据有关专家研究，90％以上的制造业、80％以上的商业为私人资本)。2.通过立法、宏观调控、相关政策对资本剥削进行限制、对私人企业经营进行指导，使之服务于或符合社民党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自由、公平、团结互助。3.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集中相当部分国民收入，由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投资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部门，实行再分配，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4.经济民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通过立法保障工人参与企业管理，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力，强制雇主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等；其二，社民党政府支持工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通过立法规定企业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听取工会的意见，以限制雇主的权力。
丙，“瑞典模式”的社会层面：建设高福利制度——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即实行覆盖所有人、人生全过程(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以上可见，“瑞典模式”有以下两个基本或显著特征：其一，“瑞典模式”的基本制度属性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是我们此次在瑞典访问过程中同瑞典各界座谈、交流时所获得的明确信息。瑞典社民党乌普萨拉分部的协调人伯蒂尔·金努南在座谈时明确地说：“一个月以前，我访问了曼谷，参加一个关于亚洲进步政治人物的会议。会上一些人并不那么了解瑞典的情况。他们问我瑞典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住在很远地方的人有一种观念：瑞典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想说的是，瑞典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瑞典著名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芒努松在同我们座谈时也认为：“瑞典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是一个有很多调控措施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进行调控，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调控，等等。这是一种‘植根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大多数企业为私人所有。”瑞典总工会负责人莫德·杨森女士在同我们座谈时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我们处于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但实际上市场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此，我感到遗憾，但这是事实。”其二，瑞典的基本经济社会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社会主义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收入分配、经济民主和社会层面的社会保障方面。应该说，其中有不少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二、“瑞典模式”是瑞典社民党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果
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民党的基本价值理念。一百多年来，这一理念经过多次修正主义浪潮(在欧洲社民党眼中，“修正主义”是褒义概念)，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托马斯·迈尔认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修正主义浪潮，不断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中有过四个先后相继并且部分地也是同时描述这里所涉及的事物的名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2](P1)“作为概念，‘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的民主主义’明确无误地把历史责任与民主和公正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结合起来，这是用任何其他方式都做不到的。因此，这两个概念在目前同用‘社会主义’组成的一组概念相比，更不容易引起误会和错误的解释以及遭到滥用。”[2](P1)此次我们访问德国期间，同迈尔教授进一步就这几个概念的关系进行探讨，我问他：“您是不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目前对于欧洲各国的社民党来说已经过时了”？迈尔教授说：“是的，我现在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我要说的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也喜欢‘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而主要是因为政治主题发生了改变。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非常喜欢社会主义’，那么，你说它的时候也许只用一分钟，但你却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解释你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现在‘社会主义’这个词已不是一个表达希望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疑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已被滥用，你使用了它，你就会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就不得不去解释：我说的不是俄国的那种，不是这里的那种，等等。所以，各种原因都表明，现在已不适宜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迈尔的这一概括，是在欧洲社民党“一般”的意义上说的。实际上，由于欧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各国社民党的历史传统不同，各国社民党“修正”社会民主主义还有着各自的特点。在这方面，瑞典社民党的作为就非常独特。
1889年成立的瑞典社民党，全称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1897年瑞典社民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该党首份“党纲”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瑞典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二，该党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第三，该党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几点均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先后去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遭受了修正主义浪潮的第一次冲击。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深刻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对此，伯恩斯坦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原理。伯恩斯坦极力污蔑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说什么剩余价值不过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仅仅根据雇佣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3](P97)他借口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机能作用”，鼓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普遍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进而试图以此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炸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伯恩斯坦强调：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过渡中，并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4](P168～169)
第三，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伯恩斯坦公开宣称：对社会主义“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感兴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4](P164～165)
对于伯恩斯坦的“修正”，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作过这样的解读：“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修正主义浪潮。……第一次修正主义浪潮是与伯恩斯坦联系在一起的，目标是达成这样的认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十分复杂，而且斗争越来越复杂，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实现变革。”托马斯·迈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后面应该还有两句：于是放弃革命，进行改良。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灵魂的阉割，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巨大危害。这种危害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裂、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二是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逐步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走上了“转型”的轨道。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小国的党，但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却颇有声色。20世纪初在伯恩斯坦主义的影响下，瑞典社民党开始步入议会斗争，1914年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三年之后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始了执政生涯；20年代又曾单独三次组阁，但因其在议会中达不到多数，根本无法实现其党纲规定的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目标。这样，就在理论与实践上出现尖锐矛盾。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当时的党内引起反思和激烈争论，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转型”，主要标志是，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于1926年发表的专著《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卡莱比在书中指出，所有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劳动保险法等等，以及有关社会政策的某些内容，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也就是说，在卡莱比看来，所谓“社会主义”，不一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社会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立法或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引导，以使其符合“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因此，卡莱比主张社民党政府可通过立法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如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职业岗位，以实现经济平等。[5]卡莱比的上述见解，最核心之处在于，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精神，从社会民主主义中剔除掉，而代之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功能。他的这些见解，被后人归结为“功能社会主义”。这里的“功能”，无非就是“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已。这样，从形式逻辑上看，用“功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民主主义，使瑞典社民党摆脱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此次我们访问瑞典，同瑞典社民党负责理论工作的领导人比扬座谈时，就卡莱比的“功能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比扬认为，卡莱比的“功能社会主义”对瑞典社民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起了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1932年秋，在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中，社民党再次在大选中获胜，并依靠农民协会的支持(当时的农民阶级是瑞典的一支重要力量)单独组成政府，开始实践以“功能社会主义”进行“修正”的、“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并实施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在此期间，社民党政府还支持工会与雇主协会谈判，解决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维护工人合法权利；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实施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建房贷款制度，通过人民养老金法案等等有关社会保障的法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些措施不仅使瑞典较快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为“瑞典模式”的构造进行了摸索。
二战结束前夕，也即在瑞典社民党连续执政12年之后的1944年，瑞典社民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战后纲领”根据社民党自1932年单独执政12年来实践以“功能社会主义”改造过的“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对战后进一步实践已经“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做了部署。“纲领”指出：“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社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使之成为在社会领导下的“计划性经济”；“战后纲领”主张将某些私人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其他“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战后纲领”还提出了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经济民主以及社会福利等战后的经济政策目标。[5]
瑞典社民党的“战后纲领”同其首份“纲领”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提“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也不再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纲领”不仅在“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前面删去了“彻底”二字，而且明确提出了可以有条件地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下去。这表明，瑞典社民党已放弃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致力于改良资本主义。这样，就以党纲的形式肯定了20世纪20年代尼尔斯.卡莱比的理论观点，完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最本质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在理念上为“瑞典模式”奠定了基本框架。
二战结束后，在直至2007年的63年中，瑞典社民党执政53年。期间，因选举失败，曾三次失去执政地位(1976-1982，1991-1994，2006-)，在野时间共约10年。在1944年之后的长达53年的执政期间，瑞典社民党专注于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实施“战后纲领”所确定的理念、方针和政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也就是在基本不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宏观调控乃至行政干预等手段，来“限制”资本剥削，实现“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目标。如，20世纪50年代实施“团结工资政策”，社民党政府支持总工会实行全国统一劳动谈判，强调工人工资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要求，不是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多少，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同工同酬；1957年，政府又在全国建立再就业培训中心，对占总劳动力2％的失业者进行免费培训后转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既实现充分就业，又减少低收入岗位，增加高收入岗位；1972年，在社民党支持下，议会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规定超过25人的企业理事会中必须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了《就业保护法》、《劳动环境法》，对雇主解雇职工权力进行了限制，强化了工会在工作条件上的发言权；1976年议会通过《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规定企业的重要决策事先必须听取职工意见，对资本的权力进行了限制等等。应该说，瑞典社民党依据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对资本主义实施一系列改良措施所构造的“瑞典模式”，颇有特色，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然而，“瑞典模式”即便是作为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存在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因为，这种模式的存在是以瑞典社民党执政为前提的。而社民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资本的利益，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右翼对此心存怨恨；另一方面，社民党为了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允许剥削，模糊了它的“工人政党”的“身份特征”，失去了部分工人群众的支持。这正是社民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三次大选失利、丢掉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民党一旦败选，失去执政地位，“瑞典模式”就很难生存。比如，1991年秋社民党竞选失败下台后，以保守党主席为首相的中右翼四党联合政府一上台，便着手实施其“改换制度”的竞选纲领，立即宣布撤销大中资产阶级痛恨的职工社保基金、股票交易税；降低资产税、财产税、能源税和雇主税；宣布将34个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1992年又提出降低福利计划，将失业保险、疾病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的补偿率由工资的90％调减至80％；改变职工社会保险资金全部由雇主承担的做法，规定职工必须将1.95％的工资上交国家作为保险资金等。接替社民党执政的中右翼政府，仅两年时间，便将社民党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瑞典模式”损毁得千疮百孔。值得庆幸的是，仅3年之后(1994年秋)中右翼政府便败选下台、社民党胜选上台，挽救了“瑞典模式”，否则，“瑞典模式”中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因素将可能荡然无存。2006年社民党再次败选下野，胜选的中右政党尽管在选举中为争取中左选民而再三声明“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承诺不改变现行模式。但上台伊始，即着手对“瑞典模式”实施手术。瑞典社民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奥特和瑞典总工会负责人莫德·杨森女士在分别同我们座谈时说：“中右政党政府违背竞选承诺，上台不久即削减政府对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投入，大幅度提高职工支付社会保险基金的额度(由每月150克朗增至300克朗)；同时，千方百计削弱工会的力量。这一次瑞典社民党，从而“瑞典模式”是否还会有上世纪90年代初那么好的运气，能否在近期又胜选上台，就难以预料。可见，“瑞典模式”当前是存亡未定、前景难卜！
三、瑞典社民党对“瑞典模式”的最新理论概括
在从1944年至21世纪初的60余年中，世界经历了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以“滞胀”为特征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出现的以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过渡，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适应国际垄断资本需要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这种变化，不仅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运动，也使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受到株连。1976年，已连续执政44年的瑞典社民党在选举中首遭败绩，丢掉了执政地位。6年后又重新执政，但于8年后的1991年再次败选下野。3年后赢得大选，又上台执政。对此，瑞典社民党不断地进行“反思”，并在“反思”中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进一步“转型”。2001年11月6日在瑞典威斯特罗斯市召开的瑞典社民党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该党第八份党纲，集中反映了瑞典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最新情况：
关于社民党的性质定位：瑞典社民党在成立早期，曾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但第八份“党纲”洋洋近4万言(汉字)，对党的阶级属性始终讳莫如深，即使在“新的阶级模式”一章，也未对此作出回答；仅在“经济民主”一章含蓄地宣示：“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但近年来，在社民党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自己是跨越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的“现代政党”，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立场。[6]
关于目标：第八份党纲指出，“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并指出：“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7]可见，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经济社会制度，而是“自由、平等、团结”等理念。
关于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第八份“党纲”在涉及指导思想时，仍并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党纲”还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来自先辈的文化遗产。经过后代人经验的改造，它又成为当前和未来政治斗争的推动力。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最深的根源是对人的价值相同和不受侵犯的信念”。[7]此处的“民主社会主义”，其蕴含是因经过后代人的“改造”而有别于提出这一概念的“先辈”所赋予的内涵的；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以自由、平等和团结等为出发点”的一种价值观。[7]也就是说，不论“民主社会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也好，均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关联。
关于实现目标的途径：第八份“党纲”在“改良与革命”一节中，对“革命”进行了抨击：“有一派人，革命的一派，从资本主义的垮台将是历史的终结的思考出发，认为人们不必等待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一批觉悟的革命者可以促进这个进程，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使发展走上历史决定的道路。这一思考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派或无政府主义派。他们都反对用民主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其结果必然是专制……它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7]与此相反，“党纲”对改良主义路线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建筑在民主参与和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基础上”的。[7]
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或“改革”呢？第八份“党纲”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提供了经典理论未曾预见到的维护工人利益的可能。在它的影响下，社会和经济结构都出现了与理论阐述不同的发展。私人所有制仍然存在，但利润考虑高于一切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发生了某些决定性的变化。当生产中其他方面的利益加强对资本利益的地位时，劳动组织和生产成果的再分配都改变了。权力由所有者转移到公民、工薪者和消费者方面。”“这种变化产生于立法和经济政策，产生于工会的力量，产生于省、市的地方政策，产生于受到党和民众运动支持的、为新的民主形式提供内容的整个社会参与。”所以，第八份“党纲”认为，“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民主控制而不是所有权”。[7]
关于经济民主与混合经济：第八份“党纲”针对资本垄断权力的弊端，“提出了民众利益主导的经济理论”，也即关于“经济民主”与“混合经济”的构想，其要点是：
——“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经济秩序，这里每个人作为公民、工薪者和消费者都有权力和机会影响生产的方向和生产成果的分配，以及劳动生活的组织和劳动条件(的改善)”；
——“民主社会拥有确定经济生活条件和结构的最高权力。如果经济和劳动的某些组织形式不能满足人民利益，民主社会始终有权力改变其条件和形式。经济利益决不能限制民主，相反民主却有权对市场和经济利益划定界限”；
——“民主经济没有对人的剥削和对环境的掠夺。民主经济是一个不同利益间互相合作的、资本服从于民主的经济”；
——“满足人们对经济生活的多样化要求，既不能仅依靠政府，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这里需要一个建筑在社会干预、市场机制、强大的工会组织与活跃的、有觉悟的消费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并得到强有力的消费立法支持的混合经济”。[7]
此外，威斯特罗斯“党纲”还根据上述经济民主和混合经济的原则，对社会福利以及就业、环保等问题阐述了瑞典社民党的具体政策主张。
可见，威斯特罗斯“党纲”是瑞典社民党继1944年的“战后纲领”之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的重要“转型”。由于这次“转型”进一步模糊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不仅未能帮助瑞典社民党走出“下野—执政—下野”的“怪圈”，相反，加速了它“下野”的步伐。在2006年的大选中，由于它向右“转型”，失去了相当部分工人群众的支持，仅获得35.2％的选民支持，比上届下降4.7％；在349个议会议席中，获得130个议席，比上届少14席，被认为是过去80年中大选表现最差的一次。社民党的第三次败选，沦为在野党，再次将“瑞典模式”抛进了经受存亡考验的陷阱。
四、欧洲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
在一定意义上，2001年通过的威斯特罗斯“党纲”，是瑞典社民党近百年“修正”社会民主主义之集大成。从中我们可以缕析出近百年来包括瑞典社民党在内的欧洲社民党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基本脉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属性定位问题。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大多成立于19世纪的下半叶，成立之初均定位于工人阶级政党。进入20世纪中期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欧洲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传统产业工人队伍萎缩，中间阶层、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兴起。为适应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议会选举、争取选民的需要，欧洲各社民党纷纷对自己的阶级属性重新定位。1959年，在欧洲有广泛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宣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党”。[8](P84)此后，其他社会民主党纷纷跟进。应该说瑞典社民党在这方面属于动作较慢的一个，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直到2001年的威斯特罗斯“纲领”，仍没有明确改变该党的阶级属性定位，只是到近年来其领导人才开始在讲话中强调“自己是跨越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党”，逐步调整其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定位。
第二，关于指导思想问题。在社民党成立初，其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故经常交叉、混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伯恩斯坦主义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社会民主主义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从而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1959年德国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不提马克思主义，将“民主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仅仅归结为“自由、公正、团结互助”，将其来源归结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8](P70)彻底割断了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同德国社民党相比较，瑞典社民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似乎保留得多一些：该党2001年的“党纲”，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卡尔·马克思的中心思想之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影响了社会辩论和社会科学”。但同时，“党纲”又宣称：“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引者)的理论的其他部分已被证明是片面的或错误的。”这里的“其他部分”，主要是指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内涵问题。欧洲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在其19世纪60、70年代成立初期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公有制取而代之，以消灭剥削。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相通的。随后，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将社会主义由一种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转型”为“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功能；在当代，如2001年瑞典社民党“党纲”虽然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但其内涵仅仅是“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价值观追求。而在德国社民党内，甚至有人主张连“民主社会主义”也应淡出，完全由以“改良资本主义”为内涵的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著名学者托马斯·迈尔就强烈地主张这种观点[1]。
第四，关于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直至19世纪末，欧洲诸社会民主党均主张工人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伯恩斯坦借口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实现变革，主张在社民党的理论中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在伯恩斯坦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洲各社民党先后走上了认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保留旧的国家机器，通过所谓“议会斗争”，在资本主义现行的国家框架内实行改良的道路。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认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对于这一客观规律，早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认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客观规律予以否认，并进而宣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此后，欧洲各社民党将伯恩斯坦的这一修正主义言论奉为圭臬。瑞典社民党在2001年威斯特罗斯“党纲”中的所谓“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遵循某些法则的理论在现代科学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是一种“宿命论”云云[7]，就是源自伯恩斯坦主义。
综上所述，关于欧洲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民主主义经过社民党近百年的“修正”，已由19世纪70-90年代的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通的、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逐步蜕变为资产阶级左翼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潮。对于这一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芒努松同我们座谈时有一段精彩评价：“从社民党20世纪的改革方式看，它是在建设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社民党和右翼政党都是资本主义的政党。不同的是社民党更多地主张政府干预，更多地试图减弱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
当然，我以为我们还必须看到，正因为是“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潮，所以其中有一些因素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我们2007年9月访问德国、瑞典，特别是实地考察“瑞典模式”的感受来看，也确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经济领域，坚持宏观调控，坚持通过立法、政府的有关政策等限制资本剥削，实行充分的就业政策，支持工会同雇主协会就工资待遇、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谈判，通过高额累进税集中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实行全面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据有关研究，经税收和社会福利平衡后，瑞典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大约为4：1；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之比，由20世纪50年代的1：1，上升为60年代的2：1和70年代的3：1；基尼系数，经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平衡后，长期稳定在0.25—0.3之间，等等，均值得我们借鉴。限于篇幅，“瑞典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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