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的生命路径(life path)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路径论文,景观论文,背景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地理学家对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弘祖(1587-1641)及其著作的研究，如果从1927年丁文江介绍、整理《徐霞客游记》并于次年出版霞客年普算起（注：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6月。）（注：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一卷），商务印书馆，1928年。），已经有70年历史。前浙江大学史地系为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曾于1942年出版了油印本《徐霞客先生逝世300周年纪念刊》，该书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作者为竺可桢等。70年来，许多著名的地理学家都涉足过徐霞客的研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院士（注：竺可桢：《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黄秉维院士（注：黄秉维：《徐霞客游记中植物地理资料》，载《徐霞客先生三百周年纪念刊》，1942年。）、侯仁之院士（注：侯仁之：《纪念作为时代先驱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地理学报》，37-3,1982，第236-240页。）、谭其骧院士（注：谭其骧：《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发现》，载《徐霞客先生三百周年纪念刊》，1942年。）、任美锷院士（注：任美锷：《徐霞客对世界岩溶学的贡献》，《地理学报》，39-3,1984，第252-258页。）、陈述彭院士（注：陈述彭：《〈徐霞客游记〉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怒江、腾冲地区的实地验证》，载《地理研究》，5-4,1986，第1-11页。）等。1980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兴盛，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褚绍唐教授成为近20年来其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注：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注：褚绍唐主编：《徐霞客旅行路线考察图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2月。）（注：褚绍唐编：《增订徐霞客年谱》，载郑祖安、蒋明宏主编《徐霞客与山水文化》，第520-588页。）。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观察到了徐霞客研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联系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的研究形成的一门专学“郦学”，于1985年提出了“徐学”的概念（注：陈桥驿：《序》，载郑祖安、蒋明宏主编《徐霞客与山水文化》，第1页。）。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标志着徐霞客研究已经进入有组织的阶段。上述研究涉及的内容不为不广泛，但尚未见到运用时间地理学方法研究徐霞客一生的旅行历程和特点、并从景观多样性角度解释其生命路径的形成原因。本文即拟对此作初步的研究。
一、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特点
生命路径(life path)是时间地理学(time geography)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时间地理学概念最初于1969年由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T.)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区域科学学会第九次欧洲大会上所做的讲演中提出的，该讲演稿于次年发表（注：Hagerstrand,T.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24,1970,pp7-21.）。简单地理解，时间地理学就是研究人个体或人群在时间和空间共同维度上的行为特征。它最初使用路径的概念来表示人的活动状态，它是指人在时空轴上的一系列的轨迹。哈氏在研究人口移动的过程中，把人口统计学中的生命线(life line)移植到时间地理学中来（生命线就是人的个体在时间轴上的连续表示），将生命线复合到空间轴上，即得到生命路径，即个人活动在时空间轴上的连续表示，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人口移动的传记性研究中（注：柴彦威、王恩宙：《时间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表示方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1997年。）。
运用生命路径的技术，分析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旅行过程，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可以直观地展示被研究者一生中从1岁至去世时连续的空间移动距离、方向和区域地理著作的地方贡献率。徐霞客一生花了大量时间奔波于中国广袤的国土，北方抵达燕赵，西南踏及腾越。旅行时间之长，跨越空间之广，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最为适合于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技术来加以分析。首先我们观察一下徐霞客一生总的旅行经历、旅行距离在时间（年龄）上的分布（图1）。从图1可以看出，徐霞客的旅行活动开始于22岁，结束于去世前一年的55岁。具有出游记录的年份前后计达20年，出游记录长度占其一生寿命长度的35.7%。从出行的距离来看，总体上呈逐渐增加趋势，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22-33岁期间约为500公里；34-51岁约为1000公里，以及52-55岁间的2000公里左右。这一分段只是大概情形，当中也有例外，如第一阶段时期24岁的出行半径即达1000公里。第三时期的54岁时最大出行半径达2300多公里。
图2显示了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在旅行方向上的特征。由图可以看出，徐霞客的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南方诸省，向南方诸省出行的记录年份达15年，占其总出行记录的75%，而向北方诸省的出行记录仅占25%。在为数不多的向北旅行中，其出行距离一般都比较远，每次都在1000公里左右，出行的时间在生命路径轴上也穿插于各个时期，与向南诸省的旅行相互交替。在向南的历年旅行中，出行的距离呈逐渐增加趋势，可知图1中显示的出行半径的增加是由向南方各省的旅行距离的增加造成的。
进一步观察徐的游历地及其方向、游记信息量（游记日数）在生命路径轴上的分布规律，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徐霞客一生中，以51岁为生命路径的分水岭，前后的出行记录数据量明显不同：游记信息量的记录主要集中在生命的最后4年，即51-54岁期间。其间记录的游记日数达总量的86.28%（注：褚绍唐：《徐霞客出游日期及现存日记数统计表》，载《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5月，第147-150页。）。而22-50岁29年中，记录量仅占13.72%。
2.绝大多数的游记信息量集中在南方目的地，北方的信息量仅有38岁时和48岁时记录下的关于嵩山（今河南）、太华山（今陕西华山）、太和山（今湖北武当山）、五台山和恒山（皆在今山西）的少量文字（图3），记录的游记日数总计为33日，仅占总游记日数1057日的3.12%。
3.在占游记信息总量96.88%的南方，徐霞客的旅行目的地的信息记录分布也不均衡，最为集中的是滇（今云南省）、粤西（今广西），其次是楚（游记中主要指今湖南省）、江右（今江西省）和黔（今贵州省）。此外，大量的零星记录也集中于江南丘陵地区，如浙江的天台山、雁荡山；福建的武夷山、九鲤湖；安徽的黄山、白岳山（今皖南齐云山）和江西的庐山等（图3）。
上述特点中，不难看出徐霞客的出行方向和目的地选择有明显的择向性(directional bias)和区域偏好(regional preference)。从图4中可以更为清楚反映出徐的旅行及其记录具有区域性差异：南方地区突出地高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主要是指江南丘陵地区和西南岩溶地貌发育的地区。
二、形成徐霞客生命路径特点的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
为何会出现徐霞客旅行记录中的明显的南北信息量差异？徐霞客一生的旅行历程为何更多地发生在南方？分析表明：是因为中国南方的区域景观多样性比北方丰富的缘故，吸引了徐霞客的目光和精力，导致了一次比一次深入地考察、探索南方的山山水水，一次比一次行走得更远。
徐霞客在其旅行经历开始前，曾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儒家教育，并一度参加过县级的科举考试。传统的教育使他对中国北方在古代文化方面的崇高地位油然起敬，促使他数度北渡黄河，登历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游学齐鲁。但对于一个对地理景观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古代科学家来说，徐霞客更为中国南方比北方更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所深深吸引。
中国江南丘陵地区和西南喀斯特地区不仅具有水平尺度上的丰富自然景观变化，还有相对高度较大的垂直带谱的变化；少数民族和汉族地方文化的分异也格外明显。实际上在徐霞客时代之前，南方的景观多样性就已得到前代诗人的青睐。例如通过对《全唐诗》的抽样统计，唐代诗人对区域性山地的使用频率反映出他们更多地瞩目于南方：被诗人描述频率最高的区域性山地如楚山、巴山、吴山、蜀山、越山、湘山等，都分布于南方，而北方除陇山、秦山外，出现频率都较低（图5）（注：吴必虎：《中国山地景区文化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4月，第54-56页。）。另外根据古典诗词地名辞典统计（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古典诗词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从诗经时代直至清代诗词中出现的山地地名数量，可以看出山地地名数量较多的省份（超过200处）大多集中在南方，包括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湖北、广西等9省区；北方超过200处的省份仅有山东、山西、河南3地。（注：吴必虎：《中国山地景区文化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4月，第54-56页。）
从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来看，也存在南方多于北方的现象。如国家风景名胜区是我国一类最基本的旅游目的地，国务院分别在1982年、1988年和1994年三次公布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19处，它们分布于我国30余个省、市、自治区，但各省数量不一，其中最多的四川省12处，浙江次之，为11处，云南第三，达10处。总体上南方各省区大大多于北方（表1）。
南方的区域景观多样性特征，对徐霞客来说是一种关键的旅行倾向引导。我们进一步分析徐霞客游记的信息量（游记日数）与南方诸省文化景观或自然景观的关系，就会发现其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若干变量的变化趋势与徐的游记日数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图6显示了游记日数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关系，可以观察到：浙江、福建、云南等省三者都相对较高，而安徽、江西则相对较低。
又以名胜楹联这一文化景观来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汉文化集中区域内，并有向边缘地区逐渐减弱趋势，各省在含名胜联的山地景点数、山地名胜联总数、山地景点联数占名胜联总数比、以及各山地景点平均联数等指标上，都有较明显的分异。其中山地景点联数较多的省份是四川（996副）、浙江（743副）、云南（695副）、湖北（637副）、湖南（557副）、江苏（540副）和江西（342副），可以发现都集中在南方（注：吴必虎：《中国山地景区文化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4月，第54-56页。）。在南方内部，名胜楹联的数量与徐霞客的游记日数的分布也有大致的一致性走向：浙江、云南都较高，安徽、江西显得较低，但湖南和广西有偏移现象（图7）。
从自然景观多样性方面，也可观察到某种程度上徐的游记的信息量的相应关系。如在浙江、福建、广西、云南诸省，徐霞客的游记信息含量较大，而这些省区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量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也相对较多；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则呈同低的趋势（图8）。
三、结论
实证研究证明，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可以用来描述古代地理学家或其他具有较广泛旅行经历的文化名人的旅行历程和时空背景。徐霞客的生命路径研究显示其旅行指向性和目的地偏好集中于江南和西南。形成这一生命路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中国南方的文化上的和自然上的景观多样性比北方更为丰富，更适合明代这个处于近现代科学萌芽时期的徐霞客的探索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