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环境共兴
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升，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不断提高，基础就是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
对于电力企业而言，应包括自然环境资产和人工环境资产，特指在电能的开发使用过程中，为了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的，从而为电力企业购置的仪器、设备、原材料以及相应的无形低碳资产。
比如一个低收入国家，其产业主要是农业，当它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产业会变成为制造业，再到高收入阶段，主要产业将以服务业为主。
现代化过程不仅体现为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化，每个产业所用的技术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农业，低收入的传统农业一般用农户自留的种子和农家肥，变成现代农业以后，升级为改良的品种、化肥、农机等。
当一国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主导产业变成服务业为主，服务业不需要用太多机器设备，以人力投入为主，对电力、交通等要求下降，单位产值的能源密度和排放密度又开始下降，环境相应得到改善。不仅如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治理环境。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环境的倒U形曲线，刚开始都是青山绿水，但非常穷；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主导产业转向制造业，同时农业使用现代化技术，能源和排放密度提高，因此，环境随之恶化。
总体而言，农业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也低于制造业。传统技术的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都接近于零，但现代化技术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的能源密度和排放密度都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因为牺牲了环境，所以才取得超快速的发展？对此，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与印度。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比我国高30%，如今只有我国的20%。也就是说，在过去40多年，印度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慢得多，如果按照有些人环境换发展速度的逻辑，印度的环境应该比我们好得多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按世界银行还是其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印度的环境指标都比我们差很多。所以，上述简单的归因未必科学。
制造业也是，传统制造业是手工作坊，使用简单的工具，现代化制造业所用的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对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更高。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环境恶化程度也相当严重。舆论界还由此产生一个说法，把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归因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速度太快，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的经济快速发展。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正确。环境恶化当然与经济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采用的也是传统技术，比如耕地大多是人力和畜力，所以当时真是青山绿水。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崛起，农村也开始采用拖拉机和化肥，排放密度和污染程度加重，环境恶化。
因为我受够了别人或同情或猜忌的目光，还因为古意的回避和我那漫长孤独的童年时光，以至于这个问题在我心中酝酿了很久很久。
如果我们掉入有些人的逻辑，为环境而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那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放慢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速度，延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低耗能、低排放阶段，其结果恰恰是我们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中等收入阶段要停留更长的时间，延缓重污染阶段的时长。不仅如此，因为延缓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的收入水平就相对低，用来治理环境的能力也会相对弱。
因此，我们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否则，良好的愿望也可能会使得治理的代价更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世界各国要肩负起共同而有区别的国际责任，由发达国家率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降低碳排放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使环境问题逐渐减轻，最终得到彻底解决。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存在一些信息安全问题，因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多数智慧城市中大量的数据信息都呈现出公开化和透明化特点，但很多智慧城市的应用涉及公民的信息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等，因此，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是当前有待处理的主要问题之一[2]。
(3) 桩间土拱主要为水平土拱，桩后土拱与桩侧土拱均符合合理拱轴线，作用在两者上的推力均为均匀分布，且作用范围近似为相邻两桩净间距[9-10]。
ECONOMICS|经济
林毅夫
LIN YIFU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
（摘编自林毅夫在“第三届气候变化经济学对话”上的发言。）
标签：制造业论文; 服务业论文; 中等收入阶段论文;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