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鸟瞰论文,香港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言
谈到香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首先碰到的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有些棘手的问题，即“香港”一词的界定。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香港是一个人员流动频繁、信息交流便利的地区。不仅香港本地学者多有移居异地之举，而且外地学者客座讲学滞留香港也是常事。一方面香港有些刊物经常采用外地学者的稿件，另一方面香港学者也常常在内地、台湾等地发表他们的学术论著。这样一来，就使我们无论从学者的学术活动还是从学术成果的出版两方面来看，“香港”这一学术意义上的范围界定、取舍标准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本文所讨论的，是以香港学人从事的研究为对象。这一界说主要精神有二：一是只认从事研究的学人身份，而不管他的成果在何地出版或发表。二是在确认“香港学人”时，重视他的研究在当时是否代表香港，而不管他此前或之后身份的变化。
尽管香港的学术活动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则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据有关资料显示，1952年香港大学中文系开设“文学批评”一科，由饶宗颐先生任教，这是香港专上学院讲授古代文论的开始（注：见陈国球《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之“导言”，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由于香港并无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专门机构，专上院校遂成为香港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主要基地，其成果来源于院校的教师的著述及其所指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饶宗颐先生堪称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奠基人。他不仅率先在港开设中国文学批评的课程，培养并奖掖了许多研究古代文论的后辈学人，而且也是香港最早发表古代文论论文的前辈学者。饶先生之后，相继出现了黄兆杰、邓仕樑、黄维樑、陈耀南、陈国球等富有成就的学者，使香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向更深广的领域推进。
对香港的古代文论研究作一番整体上的评价，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首先是因为香港在此研究上遇上许多困难：当局支持不力、学术刊物极少、缺乏整体规划和团结协作的机制和环境。其次是可资利用的原始典籍很少。这些因素使得香港的古代文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一些个人的行为，难以组织系统的、大规模的科研攻关，至今未有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史著作面世。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也显得很不平衡，小说戏曲理论罕有问津，先秦两汉的文论研究寥若晨星，对许多重要的批评家亦关注不足，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也相对薄弱。但我们在看到这些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香港所具有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特色。由于特有的地缘政治关系，使它成为一个两岸学术信息交汇中心。这使得香港学者能够充分吸取内地及台湾地区乃至欧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有时甚至成为两岸古代文论研究的联系纽带。同时，香港又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这使得香港学者善于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观照中国传统文论，并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香港的古代文论研究因为主要是一些个人的行为而使其缺乏整体运作的同时，又使得这些个人的行为有时能在某些方面钻深出新。特别是饶宗颐、石垒先生对《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的研究、黄维樑先生对中国文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陈国球先生对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阐释，在两岸的同类论著中都处于突出位置。
关于香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陈国球曾编辑出版了《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一书，精选了论文20篇。由于该书在台湾出版，为避免重复，故未入选在台湾刊行、或已编入台湾出版的各类论文集中的香港学者的论著。幸好该书“导言”按时代顺序详细罗列了1989年以前香港学者的有关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这对笔者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该书“导言”只是全面无遗的罗列，而对所列论著几乎不作评骘。本文将以研究内容为纲，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加以介绍和评论，并力图揭示出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大体面貌。
二、《文心雕龙》与六朝文论研究
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香港近50年来古代文论领域受到关注最大、成果最丰的一块园地。香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是由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而带动起来的。1954年3 月《民主评论》刊载的饶宗颐先生的《〈文心雕龙〉与佛教》，不仅是香港第一篇有关《文心》（以下如此简称）的研究论文，而且也是香港最早的一篇古代文论研究论文。1962年，在饶先生的指导下，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出版了《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里面刊登的论文可视为六十年代中前期以前香港学者于此方面之总结。之后，《文心》受到的关注一直未歇，并不断有新的发展。
对《文心》文艺思想的基础、其所原之“道”的依归的阐释，是香港《文心》研究的第一个重点。饶宗颐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发表了《〈文心雕龙〉与佛教》、《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1956年）、《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1962年收入《文心雕龙研究专号》）等文，首次提出了刘勰文艺思想之根柢为佛教之说。饶先生认为，“佛学者乃刘勰思想之骨干，故其文艺思想亦以此为根柢。必于刘氏与佛教关系有所了解，而后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贯通也”。饶先生这一观点和思路，在他以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如在八十年代发表的《文心与阿毗昙心》（1988年，后收入饶氏《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就认为刘勰撰《文心》以“心”作为书名，“虽与《阿毗昙心》之名偶合，未必无‘窃比’之意”。饶先生精通佛理，他以佛理来阐释《文心》，是全球汉学界最早提出此一观点的学者之一，因此在整个《文心》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受饶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香港石垒先生也是一位坚持不懈地以佛理来解说《文心》而著称的学者。他的主要观点见于《〈文心雕龙〉与儒佛二教义理论集》（1977年，香港云在书屋）。该书是他1971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一书以及其后发表的几篇长文之合集。
针对饶先生等人的观点，潘重规发表了《刘勰文艺思想以佛教为根柢辨》（《幼狮学志》第15卷第3期）进行反驳， 认为儒家为刘勰文艺思想的骨干。其实，早于潘先生这篇文章、稍后于饶先生之倡，黄继持就已发表了《〈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收入《〈文心雕龙〉研究专号》），认为儒家思想乃《文心》之基础。然而黄先生同时也特别强调刘勰对传统儒家文论新的发展，认为他“在折中调和儒家与魏晋以来的文论”，因而其理论显得“相当平稳”。八十年代后，这方面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陈耀南先生。陈先生就此专题发表了《原〈原道〉》（1980年）、《〈文心雕龙·原道〉众说平议》（1983年）、《〈周易·系辞〉与〈文心·原道〉》（1985年）等文，认为刘勰所原之“道”，“主干仍然是人文化成的周孔之道”。不过陈先生也指出，刘勰文学之道的儒学精神也取合了佛、道的某些东西。细究陈先生之意，似乎可以把他归于以儒为本、统合佛道这一观念之一派。
香港近50年来《文心》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从比较、溯源、影响的角度，讨论《文心》与其它批评论著和理论思潮的关系或异同。早在六十年代，就有黄孟驹的《王充〈论衡〉与刘勰〈文心雕龙〉》（ 1966年），指出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对刘勰反对“浮诡”、“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有着深刻的影响。江汝洛《〈文心〉、〈诗品〉对建安诗人批评之比较》（1967年），则对刘勰与钟嵘在某些作家批评上作出了详细的平行比较研究。其后则有刘之仁的《〈文心〉与〈文赋〉之关系》（1971年）刊行。进入八十年代，陈耀南发表的许多有关《文心》的论文中，就有两篇把《文心》与《史通》、与《文镜秘府论》进行比较研究，强调它们之间“异”的方面（注：陈耀南的论文题目分别是《〈史通〉与〈文心〉之文论比较》、《〈文镜〉与〈文心〉——刘勰与空海文学理论之若干比较》。为节约篇幅，本文很多被提及的文章未列出详细出处。请查阅陈国球《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一书中的“导言”之“附注”。）。而黄维樑先生在九十年代的《文心》研究，则别开生面，以西方文论与《文心》进行阐发研究和平行比较，为传统的《文心》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这点留待我们后面讨论。
以上是香港《文心》研究两个大的方面内容。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其概念、范畴、术语的阐释和辨证，此处无法一一言及。有一点则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对《文心》唐写本的发掘和校正。唐本残卷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是现存最早而较有权威性的本子。饶宗颐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就刊出了该本的影本，饶先生并写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对该本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而潘重规先生于1970年出版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新亚研究所出版），则达到这方面研究的更高水平。该书指出了赵万里、杨明照、铃木虎雄、王利器、饶宗颐等人的种种误解，并综合诸家之说，就原卷进行核校。潘先生这个本子，成为后人研究《文心》唐写本的主要依据，也为香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里古籍校释这一薄弱环节增添了值得书写的内容。
大概是因为与“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关系密切，所以六朝文论也成为香港文论研究的一个重点，邓仕樑先生可说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两晋诗论》（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出版）尽管是一部综论两晋诗歌的文学史著作，但其中有专章“两晋文学理论略说”，论列陆机、陆云、左思、皇甫谧、挚虞、李充、葛洪的文论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邓先生在该书中体现了浓厚的文论意识。他以《文心》、《诗品》作为评析诗人诗歌的重要依据，从而对刘勰、钟嵘评论两晋诗人的许多观点作了精微的辨析和阐发。如他在论左思的章节里设“‘野于陆机’辨”一节，发现“钟君论诗，善用比较方法”，认为“野”义取《论语》，并得出“诗品评诗，重乎文质相称”的结论，并就钟嵘诗论与孔子思想的联系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论证。邓仕樑先生之于六朝文论，还写了《〈易〉与〈文心雕龙〉》（1969年）、《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1983年）、《萧子显的文论》（1987年）等文。特别是其中的《释“放荡”》，对“文章且须放荡”的传统解释提出了反驳，指出“放荡”在当时与放逸、放旷、放达、傲诞、纵逸、通侻等同义，并非指向色情文学。他并指出，“整个六朝，是文人放荡的时代”。邓仕梁先生研究六朝文论，重视材料，重视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的结合。他的这种特点代表了香港很多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风格。
除了邓仕樑先生的研究之外，值得提及的还有以下内容：饶宗颐先生的《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之关系》（1961年），认为《文赋》中之应、和、悲、雅、艳实为音乐原理，与琴道合，但以此说明文律而已。饶先生此文，为最早从音乐方面探求《文赋》之论著。黄兆杰先生的《〈文选序〉与萧统的文学观念》（1985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认为《文选序》中“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二句指的不是《文选》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其去取的准的、或萧统的文学标准。《文选序》提出的最重要思想，是“文章乃完整之单篇”这一观念。黄先生进而指出：“这有点像把文学作品视为有机整体（an organic whole），其精神与西方古典传统有不谋而合处。”而古兆申先生的《“才性之学”对刘勰及其前代文论家的影响》（1985年）和梁后养的《六朝文论中“新”之观念》（1971年），所面对的则是整个六朝文论。后者是对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的演变及其理论内涵的研究，前者则是论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对当时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创作论、作家论、鉴赏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把文学理论思潮的把握与整个社会思潮结合起来，体现出很强的文化整体意识。
三、唐、宋、金、元文论研究
唐、宋、金、元时代，是香港古代文论研究中显得相对薄弱的环节。在这里既没有形成某些众人关注的焦点，研究的总体成就也远远不及对此前的六朝和此后的明清。像一度成为大陆文论研究热点的白居易的诗论，在香港近五十年来就几乎无人问津。而一些重要的文论大家，如苏轼、黄庭坚、严羽，对之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下面就一些有代表性的方面加以评价。
首先是古文运动和宋代理学家的文论，这成为薄弱的唐宋文论研究中一个相对“热闹”的方面。这大概是香港大盛的新儒学活动波及所至。1957年钱穆先生在《新亚学报》发表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成为这方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论文。钱穆先生在该文中不仅全面论述了韩、柳的古文理论，而且把唐代的古文运动追溯到唐代的古诗运动。更为重要的是，钱穆先生着重揭示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纯文学”意义，指出他们“实乃站于纯文学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站一席地”。钱先生的这一思路、这一见解，对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对宋代理学家文论的研究，引人注目的是黄继持先生的《“文与道”、“情与性”——理学家之文艺思想试论》（1968年）、程兆熊先生的《论邵康节的首尾吟及其诗学》（1970年）。张志诚的《朱熹的文学观》（1979年）。其中，黄继持先生的文章选取了宋明理学家文艺思想中两个最为核心的范畴、概念来展开论述，可以说抓到了邵雍、朱熹等理学大师文学观念中的本质和核心，从而使该文成为一篇极有份量的论文。而程兆熊先生的文章既是对邵雍《首尾吟》诗作的品鉴，又是进行诗学理论的感悟和沉思。至于张志诚先生，则对朱熹的文论、诗论以及他的文学观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全面的阐述，论述周详、分析精微，是该著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但同时也略嫌过于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其对朱熹文学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似有夸大之嫌。
司空图是唐末最为重要的诗歌批评家，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香港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对之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在八十年代以来，才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阐释。罗思美先生的《司空图诗论发微》（1987年），从诗论宗旨、诗的本质、诗的创作三个方面全面而又平实地对之进行了阐发。而陈国球的《从“后设诗歌”的角度看司空图〈诗品〉》（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6辑），则是一篇以西方现代理论来对《二十四诗品》进行“阐发研究”的重要论文。该文认为，如果借用“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讲法， 《诗品》可说是“后设诗歌”。因为“它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论，二者的界限已是泯灭无存”。司空图在向读者介绍某种类型的美感经验时，“不以论说方式传达，而另外再创制一个文字构筑，使读者的意识参与其中，使文字的构筑转化成审美客体”。因此，不仅司空图所揭示的诗的意境需要读者的参与和具体化，而且其理论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仰赖读者“自得之”。应该说，陈国球先生的这一阐释，不仅扩大了对《二十四诗品》的理解途径，同时也抓中了《二十四诗品》的理论特色。
邓仕樑先生的《〈沧浪诗话〉试论》（1971年），总算给香港非常寂寞的严羽诗论研究带来了一点值得书写的内容。该文指出了自钱谦益、冯班、王渔洋到郭绍虞、钱钟书等人对《沧浪诗话》中引禅喻诗、宗李杜还是偏嗜王孟等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误解，明确地认为沧浪并不标举王、孟，而以禅喻诗并非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他个人提出文学理论的方法。该文姿态鲜明、观点明确，充满论辩、批判精神，堪称一篇上乘之作。也许该文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并不新奇，但在1971年即已提出这些看法，已是难能可贵。
相对于整个唐、宋、金、元时期的文论研究而言，对元好问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属最多的之一。然综合这些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笺释、讲疏为主，理论性显得不够。即使是吴天任的《元遗山论诗的特识》（1956年），写法也是对其《论诗三十首》先摘举原诗并附论如后，与其它以笺释、讲疏为题的没有太大不同。
四、明、清文论研究
明、清时期（含近代）的文论研究，是香港除了《文心雕龙》之外另一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如果说五六十年代香港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文论研究还只是集中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词学批评和桐城派文论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以后，研究者们的视野扩展到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文学批评家。就连很少有人问津的小说、戏曲理论，也有梅应运的《李笠翁戏剧论概述》（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6期）、 程张迎的《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小说理论》（载中文大学中文学会《中国语文集刊》1983年）等论文加以探讨。特别是一批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分解、扩展而成的论著，给香港明清文论的研究增添了很多朝气和锐气。
明代文论的研究，在香港的五六十年代本来几乎空白。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学位论文的出现，使明代文论的研究成为香港地区八十年代以来整个古代文论研究中最为活跃、最有深度的时段之一。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诗论，有颜婉云、陈国球的硕士、博士论文加以探讨，对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有林章新、许芷亮的硕士论文，对竟陵派，也有彭健威的硕士论文。他们把明代诗论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流派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这些学位论文中，以陈国球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胡应麟诗论研究》和博士学位论文《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均已出版，分别由香港华风书局（1986年）、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刊行。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分解而成的许多论文，也分别在两岸三地的学术刊物或论文集中发表。他对复古派诗论的研究，注重揭示其文化诱因和文学内在规律的推动，特别是善于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概念来观照。这些使陈国球先生在对明七子的诗论的研究上达到了堪称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准。其中最为精彩、最有理论深度的部分是对七子派的诗史观和诗体论的阐释。他深刻揭示了在复古主义思潮支配下如何“接受”古典诗歌遗产，并研究各种诗体在七子派手中的“正典化过程”。 他还以西方概念“规范系统” （system of norms）来阐释胡应麟的诗体观，指出其本色的探求与应用。这样一来，不仅把握了诗的“体”、诗的“本色”、“基准”，同时也揭示出七子派所描述的诗歌发展“变”与“不变”的历史过程。在明代文论的研究中，除了上述以陈国球为代表的学位论文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继持先生的论文《泰州学派对文学思想之影响》（1973年）。该文揭示了泰州学派的思想对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观、袁宏道的“性灵”说的重大影响。这篇论文不仅对我们认识晚明文艺思潮的时代精神有重要启发，而且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文论的视角和方法，都是值得注意的。
清代（含近代）文论自五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香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除了以前的研究重点（王国维《人间词话》和桐城派文论）继续加强外，新的课题也不断得到开拓。其中车洁玲对钱谦益诗论的研究，李锐清对神韵派、格调派的研究，罗思美对章学诚的研究，周启赓对桐城派文论的研究，都具有相当水准，罗思美的《章实斋文学理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甚至可称为第一本全面、系统地探讨章学诚的文学理论的著作。而黄兆杰、杨松年的王夫之研究，则更为引人注目。黄先生不仅曾将《薑斋诗话》的重要部分译成英文，用英文写下了《王夫之诗论中的情与景》（1978年，中译刊于1985年），而且指导杨松年完成了《王夫之诗论系统探索》（1970年）的硕士论文。这篇硕士论文后来经过增删修改，以《王夫之诗论研究》为书名于1986年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印行。该书以理论术语阐释为核心，对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王夫之的诗论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探讨。如果以他写作硕士论文的时间而定，那是一部最早的王夫之的诗论研究专著，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杨松年先生后来一直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但该著则显然是在香港的学术氛围中完成。桐城派的文论是香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最早引起关注的对象之一，黄华表、何世权、王韶生、周启赓等人均发表过此类专题的论文。然而综观这些文章，多以述评、介绍为主，且落入繁琐，有褒扬过多之嫌。
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研究，是香港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饶宗颐先生于1955年在《人生》杂志上分两期发表的《人间词话平议》，既是香港第一篇研究王国维的论文，也是香港最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之一。该文对《人间词话》的几个观念，如“境界”、“隔”与“不隔”、“伸北宋黜南宋”等作出辨源和批驳，体现出了不囿成说的批判精神，并对香港此后的《人间词话》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约在七十年代，产生了一批具有新意的论文和著作。专著方面，有周策纵的《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2年）、蒋英豪的《王国维文学及文学批评》（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华国学会，1974年）。其中蒋英豪的著作是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不仅论其词学批评，也兼及其它，可谓一部全面的王国维研究著作。相比较而言，几篇论文更为棱角突出，特点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最有代表性的是黄维樑的长篇论文《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收入黄先生《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该文对两岸以及美、加汉学界对《人间词话》的一片褒崇之声提出大胆的质疑，认为《人间词话》之“境界说”的见解没有新意、主论不够圆通、体系不够精宏；而其实际批评则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且未能超越传统的诗话词话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因此，他认为根本不宜“把它高高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典籍这个书架的顶格”。而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人间词话》“向下移一两格，以示公道”（黄维樑《把〈人间词话〉向下移一两格——答李石先生》，见《中外文学》1980年6月）。黄先生的这篇力作纵横捭阖、汪洋恣肆，充满敢于挑战的理论勇气，继承了饶宗颐先生《人间词话平议》的批判精神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人间词话》研究界的一大景观。同是以批判眼光，1970年以后已移居香港的徐复观先生于1977年11月在《明报》月刊显要位置发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中国诗词中的写景问题》一文，也指出了《人间词话》理论概念上的许多“不能自圆其说”处。徐先生还通过比较王国维“境界说”中情、景关系的思想与传统诗学所强调的主客合一、情景交融的层面，认为王氏的理论“似乎没有达到”传统理论的“深度”。从饶宗颐、黄维樑、徐复观的研究来看，香港确实不是文学批评大家王国维的“福地”！
五、整体研究与中西比较
面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旨在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风貌和民族特色的研究，在香港由于当局资助不力、难有整体的研究计划和分工协作，鲜见含量宏富的整体研究成果，近五十年来就未有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史的著作问世。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香港在这方面就是一片空白。香港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特色、扬长避短，也作出了一些有特点、有价值的整体研究。
尽管未有出现一部包罗众相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但却有程兆熊先生的《中国诗学》（1963年）、《中国文论》（1964年，均为香港鹅湖书局出版）、以及江润勋的《词学评论史稿》（1966年，香港龙门书店），这三者堪称初具规模的分体文论史著作。程兆熊先生的这两部著作尽管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的组织安排，但基本上把中国诗论、特别是文论上的重要观念和批评著作按时代顺序加以论析和阐发。该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侧重主观自我的洞见，而缺乏扎实的史料的清理和辨析。但这一不足同时却又使其阐释与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结合起来而具有可操作性，真正作到“古为今用”。总的来说，程先生的这两部书从严谨的学术眼光来看有很大缺陷，但却很有特点，时有闪光之处。二者之中，《中国文论》明显优于《中国诗学》。它们后来与其《中国文话》合为《中国文话文论与诗学》一书，1980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与程先生的著作形成鲜明对照，江润勋的《词学评论史稿》则完全以史料宏富翔实著称，以扎实严谨见长。该书以人为经，分列五代欧阳炯至近代王国维共七十多人的词学评论观点，材料丰富、罗列周详，几乎所有的词论家都有涉及，大有一网打尽之势。其不足之处是理论性、概括性不够，作者迷失在详尽的材料中未能抓住大的、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史”的发展规律。
除此之外，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重要范畴、概念进行了整体综合的研究。刘百闵的《中国文学上所谓“气”的问题》（1963年）、黄兆杰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求学期间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1969年），都属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而黄维樑先生的《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收入《中国诗学纵横论》），则更为精彩。该文从历史的梳理，到理论的阐发，把中国诗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深入研究。他不仅把中国的言外之意分为哲学的、群学的、美学的三大类，把以“主文而谲谏”的讽刺观为中心的儒家群学的言意观同以艺术观点出发的美学上的言外之意区分开来，而且从因象悟意和一言多意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美学上的言外之意的丰富内涵和巨大魅力，并与现代诗歌美学思潮进行汇通。从选题、研究方法到理论视野，这篇长文都是极有水准之作。
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香港的古代文论研究学者，很多人就曾到美、欧求学。这些因素形成了它得天独厚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条件。黄兆杰先生许多重要的中国文论研究论著，就是用英文写成，而且他还曾把许多中国文论典籍译成英文。他的这一学术活动本身就隐含了中西比较的思维和意识。而陈国球的研究则表现出很浓厚的参照——阐发意识：以西方现当代文论观念（如以“后设小说”而改造成的“后设诗歌”、“文学正典”、“规范系统”、接受理论等）为参照，来阐发他所研究的司空图和明七子诗论，从而使他的研究视野宽阔、理论意识浓厚。而在中西比较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且取得成就最大的，则是黄维樑先生。他七十年代在美国求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其主要部分已分解成论文发表，如《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诗话词话中摘句为评的手法——兼论对偶句和安诺德的“试金石”》），对中国诗话、词话批评方式的研究，正如作者后来在其《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后记》中所说，“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用的是中西比较的方法”。八十年代末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黄维樑先生把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点转到了他读大学时就非常喜爱的《文心雕龙》上，而探讨的着重点亦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他的这方面的成果收入他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一书中。他把《辨骚》视作一篇新批评派所重视的“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的佳构，说明它在今天文学批评上的意义，他看重刘勰的“六观”法，并认为西方新批评及其以前的“种种技巧分析理论，基本上都可以纳入六观法的体系里面”（第21页）。他还比较了新批评家和刘勰对结构的看法，认为他们“不少观点，不谋而合”（第39页）。而通过《文心雕龙》与西方文论经典《诗学》、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权威著作《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的比较，则旨在揭示《文心》的“视野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广阔多了”、 “《文心雕龙》一点也不输给《文学理论》”（第60—61页），从而争取《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中的崇高地位。比较，既是对特点的揭示，同时也是对价值的估评。作为一个谙熟西方五花八门文学理论的学者，黄维樑先生深感中国古代文论“在国际文论界毫无地位，这是不公平的”（第167页）。 他所要做的工作，正是争取公平。他说：“《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是承先启后的文论宝典。我国当代的学者，向它‘取熔经意’，然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加以汇融‘通变’之后，‘自铸伟辞’，我相信是可以有所建立的。以此向外国宣扬，成为一套有益于中外文学的理论或‘主义’，我们的声音就出现了。我们就此输出了文化，争取得席位。”（第261页）此拳拳之意、殷殷之语， 可与我两岸三地及全球华人同仁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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