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国论文,九年论文,上海论文,一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9年2月，中、美、英等13个国家在上海外滩召开国际反鸦片、吗啡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这是一个由美国发起、由中国主办的多边反毒品会议，也是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开端。会议回顾世界各地的毒况，探讨禁毒的规范、机制和途径，组成第一个国际反毒品组织——万国禁烟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世界禁毒决议，在世界禁毒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该会暨世界禁毒运动发端百年之际，本文拟就万国禁烟会召开的背景、举办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一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背景：“土洋结合”鸦片泛滥
1909年万国禁烟会的召开，首先应归因于人类对烟毒认识的加深。鸦片俗称“大烟”，由罂粟的汁液提炼而成，是人类最早接触的毒品。早在远古时代，西亚诸地就已有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记载。当时人们对鸦片的认识还仅限于它在止痛疗疾方面，鸦片甚至还一度被冠以“快乐植物”的美名。①直到人们试图像对待烟草一样“享用”鸦片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它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危害，即鸦片不仅会使吸食者体质迅速下降，精神萎靡不振，而且极易成瘾，进而引发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鸦片进入中国后，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由昂贵的药品到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最后成为一般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从而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这正如魏源所指出的，“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②的确，在中国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像鸦片那样，震撼过这个古老的中央帝国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
然而，在对待鸦片的问题上，近代国际社会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受烟毒之害的中国，自雍正皇帝起曾多次下令禁烟，③而以英国为代表的所谓“文明国家”则看重鸦片的“经济价值”，力图通过鸦片贸易掠夺财富，进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接受屈辱条约，放弃禁烟政策，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保护下，鸦片成了“合法化”的“洋烟”。从此，“洋烟”像决堤的潮水一样涌进中国。清政府为减少白银外流和洋药进口，采取“以土抵洋”政策。随着“土烟救国论”的出笼，国内大量沃土被用来栽种罂粟；与五谷争夺地利，广植罂粟造成国内灾荒频仍，“谷价日昂，人心惶惑”。④以“丁戊奇荒”为例，此次灾荒自1876年始，到1879年结束，灾害地区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波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北方持续大范围亢旱，晋冀鲁豫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无收。大批饥民在本地吃完树皮草根之后，扶老携幼外出觅食。⑤“一般有钱的士绅阶级，挥金如土的官僚军人……为了生活的单调枯燥，以及所谓上层社会的应酬，都需要点起烟灯，备着烟榻。”⑥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描写道：“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于无人不吸，公门之中，几成烟窟。有人仿唐诗一首曰：‘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⑦上行下效之下，毒雾弥漫全中国。随着“物美价廉”的土烟的泛滥，吸食者甚众。在万国禁烟会上，中国代表团公布了一组颇具权威的数字：1906年中国土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万担，价值2.2亿两银子，进口洋烟价值达3000万两银子，中国一年为吸食鸦片要耗费2.5亿两银子；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约2500万人，⑧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消费国和生产国。“自鸦片流毒中国，隳人事业、败人败产、耗人经血、颓人志气、误人光阴、促人生命，莫此为甚，乃蔓延二十二行省，各处几无一干净土，且屡禁不能戢其毒焰，殆为浩劫使然”。⑨“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⑩甚至有外国人把罂粟花戏称为中国的“国花”。
鸦片烟毒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耻辱，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灾难。西方一些在华传教士为揭露鸦片的罪恶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在《万国公报》发表大量关于鸦片贸易的论文和报导，这些文章尽管有些内容不免对英国政府的罪责有所开脱，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反对鸦片贸易。1890年，外国传教士集会于上海，一致认为鸦片贸易是人类的一种罪恶，是传播西方宗教的一种障碍。大会通过6项决议案，号召发动新的戒烟运动，“申述继续对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建议中国基督教徒尽力唤起公众舆论，反对鸦片毒害之传布，设法使之灭除。”(11)会后，他们成立了中国禁烟会，在各地指导成立数以千计的戒烟所，推动中国的禁烟事业。有些传教士还出版小册子，到英国宣传鸦片贸易的罪恶。1906年，苏州禁烟会会长杜布斯(H.C.Dubose)起草了一份禁烟请愿书，得到1333名传教士签名。是年8月19日，杜布斯把签名装订成册，送交两江总督转呈光绪皇帝。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对清政府的禁烟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相继惨败，面对日益严重的烟毒，身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知耻而奋发，社会各界纷纷发出禁烟的呼声。如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王国维发表《去毒篇》，都对禁烟提出精辟见解。人们认识到要改变积贫积弱，自强自立于世界，须自严禁烟毒始，天津、山西、福州等地纷纷成立戒烟局、去毒社。海外华人也掀起了禁毒运动。鸦片不仅对华人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危害，也严重败坏华人在海外的声誉，海外华人设立禁烟团体，募捐禁烟资金，召开禁烟会议，并借助报刊，发表禁烟文章，呼吁同胞尽快戒除烟瘾。1903年，留美学生抗议在圣路易斯(St.Louis)举行的路易斯安那博览会(Louisiana Purchase Exhibition)将鸦片烟具列入中国展览品中。海外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也以舆论和资金支持禁烟，如维新派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的《中兴日报》等为华人发表禁烟文章提供了平台。“著名的锡矿大王胡于春等不仅从财力上援助禁烟，而且他们也亲自积极投入禁烟运动”。(12)日俄战争之后，“在日本的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从这个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的国家得到了启发，他们把这一点也增列为日本所以蒸蒸日上的原因之一。”(13)人们不断呼吁“鸦片为亡中国之具”，(14)“立宪救国请从禁烟始”。(15)
在朝野舆论的一再呼吁下，清政府于“新政”之时，被迫改弦更张，重新开始禁烟。从1906年9月始，清廷颁布一系列的禁烟上谕和法令，制定详细而严格的禁烟章程和十年禁烟规划，从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等方面厉行禁烟，宣布“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16)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禁毒运动。鉴于国内“洋烟”遍布，尤其是上海、天津等地的外国人在租界内公开销售鸦片，成为禁烟严重障碍的实际状况，清政府还反复同英国等相关国家进行禁烟交涉，多方争取国际支持和同情。一个民间禁烟组织致电英国议院，“恳其释放中国自由禁烟主权，俾使我国于年内禁绝一切鸦片之营业”。(17)不言而喻，至20世纪初，鸦片贸易已经在全球声名狼藉，禁烟已经成为国际上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联合禁毒也成为国际禁毒斗争的实际需要。可以说，这是万国禁烟会召开的一个重要条件。
作为全球首次禁毒会议的万国禁烟会之所以能够召开，还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美国的倡导。美国也曾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要比英国少得多。当鸦片贸易受到越来越多谴责之时，美国朝野开始感到不安，他们认为鸦片贸易“不但有损中国，亦有损世界各文明国”。(18)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美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已超越英国，很担心烟毒会彻底削弱中国的购买力，从而阻碍自己的商品倾销政策。(19)实际上，鸦片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的泛滥，已经使美国深受其害，头疼不已。而华人劳工大量被送到美洲，也使这种恶习在美国随处可见。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中描绘唐人街上鸦片烟馆里的场景：“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像个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地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大约20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是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干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20)在此情况下，1906年美国在清廷希望其支持中国禁烟时，明确表示了赞同态度，并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研究远东的鸦片问题，以此来遏制英国的鸦片贸易。同年，美国以属地菲律宾烟患严重为由，向英国提议，由美、英、法、荷、德、中、日等国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调查远东鸦片贸易问题，迫使英国勉强同意参加远东鸦片调查。(21)1907年2月，美国驻英公使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说略》，希望其同意调查远东地区的烟毒状况。
二是英国的让步。英国作为世界鸦片贸易的霸主，一方面从中国掠夺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舆论谴责；还有另一原因，即中国的土药开始取洋药而代之，英国所获的鸦片利润大减。(22)而在印度，由烟农变为瘾君子的人数则越来越多，“孟买一埠染烟癖者日众”。(23)不仅是印度，连英国国内也逐渐出现了鸦片问题，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就有英国人因吸食鸦片而长相也变成了中国人的可怕的描述。(24)1869年时，有英国公民向英国政府进言：“清国人为你们提供了上等的丝绸和茶叶，你们反过来只要引诱他们吸食有害的鸦片就行了。”(25)于是，耶稣会要求英国政府禁止在印度种植罂粟，禁止向中国输送鸦片。英国来华传教士们首先站出来反对鸦片贸易，他们从道义和宗教利益出发，感到必须同罪恶的鸦片贸易划清界限。此后，在传教士持续不断的批评下，一些国会议员也加入了反对鸦片贸易的行列，要求政府改变政策，放弃鸦片贸易。英国公众反鸦片的舆论在政治上也有所反映。1891年，在英国下议院讨论鸦片问题时，争论激烈，有半数议员赞同停止向印度发放买卖鸦片的牌照。在1906年的大选中，约有二百多位参选议员称，如果他们当选，会尽快结束鸦片贸易。同年5月30日，英国下议院对鸦片贸易问题展开了一场新的辩论。下议院议员德雷发言指出，1858年中英条约中关于鸦片弛禁的规定，是英国政府强行加于中国的，现在鸦片的毒害已为世人所公认，英国如果继续推行鸦片贸易，必然会引起世人的唾弃，因而英国政府必须悬崖勒马，尽快停止鸦片贸易。国内外舆论的压力，特别是国会内部的争论，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时，中国也在长期敦促英国放弃鸦片贸易。早在1869年时，恭亲王奕就对即将离京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说：“把你们的鸦片烟和你们的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26)即使主张“以土抵洋”的李鸿章在鸦片贸易问题上，其反对态度也颇为坚决，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清廷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国的……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27)1906年11月30日，清廷外务部就禁烟问题照会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次年1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将照会递交英国外交部。(28)8月14日，朱尔典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答复照会，中英双方在限制出口鸦片的数量等诸多问题上，进行了多次交涉和协商，最终于1908年3月达成禁烟协议。所以在接到美国关于召开国际反毒品会议的提议后，英国也表示了赞同。这也是万国禁烟会得以召开并最终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筹备：多国协商 达成共识
从酝酿到召开，上海万国禁烟会筹备了足足3年。早在1906年，美国圣公会菲律宾主教、传教士勃伦脱(Bishop Brent)就写信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请他关注国际禁毒问题和美属菲律宾的鸦片问题。在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决定在远东地区发起召开国际禁烟会议。同年10月17日，美国驻英公使黎德在谒见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时，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意见，希望与鸦片贸易有关的美、中、英、法、荷、德、日、葡等国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远东的鸦片问题，讨论是否应当禁止鸦片。对于美国的倡议，英国颇为迟疑，认为如果设立联合委员会之类的组织， “恐会中只研究其理，至于办法，难期敏善”。迫于舆论压力，英国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派员协助调查；但英国提出中国须首先停止土烟生产，并以此作为减少对华洋烟输出的先决条件。至于其他国家，除德、日两国响应比较积极外，法国、荷兰等国的态度则与英国大体相似，都表示原则上同意美国的提议，但又坚持认为，禁烟问题“须由中国先行声明襄助，并将在中国内地所种之土药，及运入中国之洋药，详为考查，方能允准派员”。(29)
面对英、法、荷等国的疑虑，加上国内社会各界禁烟舆论的高涨，清廷决议趁此国内外禁烟舆论高涨之际，力争禁绝洋烟土药。于是，清政府在答复美国政府同意派员调查鸦片问题的同时，再三保证在10年内完全肃清国内土烟。(30)由于清政府此次禁烟态度坚决，措施也比较得力，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国先后打消了“顾虑”。1908年秋，美国作为倡议国，分别函告各国政府，准备在次年元旦召开国际禁烟大会，经过反复磋商和酝酿，各国逐步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召开国际反鸦片、吗啡会议。在与会国范围的问题上，美国本来仅仅倾向于上述8个“在远东拥有领土”或有鸦片问题的国家，后来邀请范围扩大，增加了俄罗斯、土耳其、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和意大利。至于会议的地点，之所以选择在上海，主要是基于三个因素。第一，上海在开埠60多年的时间里以其独特的优势获得了迅速发展，至20世纪初，已俨然成为远东的重要贸易和金融中心，为世界所瞩目；加之上海开放程度高，英、美、法等国又在此拥有“租界”，这无疑也为召开国际会议提供了方便；第二，上海是远东的交通枢纽，交通便捷迅达，在此开会方便代表们的往来与媒体的报道；第三，上海毒品泛滥成灾，日益成为各种洋烟、土烟及新型毒品的转运中心和集散地，被媒体称为“鸦片之都”；由于人口众多，特别是“国中之国”的特殊环境，禁毒态势复杂，困难重重。显然，各国要在上海集会讨论远东的鸦片问题适逢其时，不仅有利于扩大会议的影响，而且也便于实地了解和调查烟毒状况，借以研究和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会议选址汇中饭店，(31)它处于外滩与南京路交汇处，高6层，为当年上海最华丽的旅馆建筑。会议原定于1909年1月1日开幕，后因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因此决定推延一个月举行。国人期待着万国禁烟会的召开，认为这是1909年中国的第一要政，“宣统元年第一发现之要政，何事乎？明日沪上开万国禁烟大会也。禁烟实强国之本，为我国内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需各国协助，故尤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会，实我国转弱为强之关键也。”(32)
1909年2月1日早晨，冬日的阳光刚照射在外滩上，大批的市民便来到汇中饭店门首，兴奋地看着中外代表们“长车如水，鱼贯而来”，(33)而华人队和印度队的骑兵负责在门口执勤。汇中饭店两台中国最早的电梯“上下穿梭”，将代表们送到顶层。万国禁烟会在最高层的宴会厅开幕，四周的墙上悬挂着与会国的国旗。有意思的是，为标榜公平，代表们的席位是通过抓阄决定的。参加会议的共有41名代表，分别代表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土耳其、暹罗和波斯共13个国家。中国作为会议的主办国，派出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为首的代表团，人数最多达10人。端方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表示敬意。上午11时，美国代表勃伦脱担任主席宣布开会，端方首先致辞：“本代表奉皇帝、摄政皇命致谢美国大总统发起禁烟之盛情，并致谢与会各友邦政府赞成禁烟之美意，请美国代表及各国代表予以转达。”接着他介绍了中国方面的禁烟举措，他指出，本会议的“目的是要根绝一种毒品，一种危害人类的祸根”，“如果由于大会的努力工作，我们能找到一个办法来缩短期限，早日根绝鸦片祸根，这对全世界实在是太幸运了。”(34)翻译用英文复述后，各国代表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表示了肯定。中国代表唐国安作了《中国鸦片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有2500万人染上了毒瘾，每年的经济损失达85625万银两，这是“中国生产效率很低也是中国人民十分贫穷”的主要原因。唐国安说，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能列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为此，中国朝野深切认识必须首先禁绝毒品，“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当然，“要取得完全的成功还需有其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英国，“如果中国能获得文明各国的合作，中国就能迅速、干净地清除这种祸害”。(35)当天晚上，端方在汇中饭店宴请各国代表，以尽地主之谊。
大会从2月1日到26日，共举行正式会议14次，按会议讨论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月1日至4日，为开会规则的协商阶段，主要内容是推选美国代表勃伦脱主教为大会主席，决定英语和法语为会议官方语言，并草拟议事章程和表决办法（一国一票）。大会主席宣读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来的电报：“我对今天与会的各国代表寄予最美好的祝愿，并深信他们的努力，对扫除全世界范围内的烟患有着最重要的影响。”(36)第二阶段从2月5日至22日，为大会实质性讨论的阶段，各国先后将关于本国和在远东属地鸦片问题的报告递交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这些报告进行了非常尖锐的质询。12日第六次会议上，英国代表对于中国的鸦片报告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将走私鸦片数量夸大了，并且完全否认香港向大陆走私鸦片。在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唐国安引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证据进行反驳，他指出，走私到中国来的鸦片不仅来自香港，还来源于新加坡和一部分与新加坡、槟榔屿及印度进行贸易的货船。(37)在18日的第八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对英国减少印度罂粟种植和对华出口问题进行了提问，德国代表提出有必要对鸦片贸易等诸多问题展开全面而公正的调查。为了统计世界鸦片贸易及其税收等情况，大会还设立了税务、统计等专门委员会，负责拟定最后向大会提交的总结报告的各部分具体内容。会议期间，还首次设立“国际禁止贩运鸦片协定委员会”，专门研究已有的国际鸦片贸易协议，制定禁毒计划。第三阶段从2月23日至26日，为会议的总结阶段。大会认真讨论各国的议案，在23日第十一次会议上，英国代表提出4项提案，其中的第二案指责“在中国代表团递交的报告中，中国代表未能提供罂粟减种的具体数字，英国代表认为，中国国内的某种消极因素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禁烟运动，因而英国代表提出，大会应建议各国政府就中国禁种问题与清政府进行交涉”。(38)尽管中国确实存在不利因素，但英国代表的蛮横态度，遭到了中国代表义正词严的驳斥，也引起了其他国家代表的不满，最后英国代表被迫撤回该提案。大会最后通过9款决议案，主要内容是：（一）与会各国承认中国对禁除鸦片烟出产行销之事所付出的真诚努力和获得的进步；（二）各国将在本境或属地内逐渐推行禁吸鸦片的法令；（三）各国将作医用以外的鸦片均视为禁品，并应防止鸦片运往禁烟之国；（四）禁止制售吗啡；（五）各国应在中国的居留地和租界内禁烟；（六）有关药物法规属领事裁判权限内，各国在华公民应予遵守等等。(39)大会取得了成功。
成果：历史价值和世界意义
万国禁烟会取得进展和成果，与中国代表密不可分。首席代表端方“以热忱禁烟，善于辞令著称”。(40)他在开幕式上的演讲，赢得各国代表赞同。外国代表赞赏他具有“忠诚合作精神”。(41)主要代表唐国安、刘玉麟、徐华清、瑞徵等，也十分敬业负责。他们在汇中饭店设立办公室（时称会所），每天均赴会所办公，直到晚上才回寓所。尤其是外交部司员唐国安，代表中国作《鸦片问题之报告》，提议搜集医治鸦片断瘾的“最妥之法”，(42)向大会提出四项决议书草案。他利用扎实的专业知识、经验、娴熟的英语，充满激情地工作，与美国等代表沟通，多次挺身与英国代表抗争，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维护国家的利益，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唐国安不仅重视与英国的交涉，而且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对华走私毒品的问题，在会上他指出：“在上海的租界内，就有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日本的戒烟丸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是最大的供应商。”(43)唐国安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在戒烟丸药方面的合作，以早日清除国内的毒患。因操劳过度，曾因此而患病。在最后一天的会上，他和美国代表各发表一总结性禁烟演说。唐提到禁烟的急迫性：“中国非常不幸地对于本次会议的结果要比其他各国更要深表关切。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最重要问题之一。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44)唐国安的英语演说，被舆论界评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45)唐国安成为仅次于主席勃伦脱的会议第二号重要人物，为会议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11年，他代表中国，参加海牙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再度与勃伦脱合作，通过《海牙禁毒条约》，为人类的禁毒事业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46)
上海万国禁烟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万国禁烟会揭露鸦片、吗啡的罪恶，公开打出了反毒禁毒的旗帜。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前，尽管鸦片、吗啡等毒品，对于人类身心健康的危害已经为人们所认识，有识之士对鸦片贸易也早有揭批，但是，真正主张反毒禁毒的主要是宗教人士。他们的反毒宣传也主要是为了同毒品划清界限，借以争取人们（主要是中国人）对宗教的好感。万国禁烟会则以国际集会的方式，第一次公开将鸦片、吗啡等毒品推上了“被告席”。虽然这次会议并没有发表什么宣言来揭露毒品的罪恶，但它的召开，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开始正式向毒品宣战。会议使人们进一步认清毒品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特别是中国代表的发言，更使与会者认识到：毒品不仅危害健康，而且危害经济，危害社会；鸦片贸易“对全世界是经济上的损失”，不仅会使输入国民穷国弱，而且会严重阻碍正当的经贸往来，最终使输出国受害。(47)会议认为“有效地根除这种恶习的唯一办法是彻底禁止鸦片”。(48)因此，万国禁烟会的召开，不仅坚定了与会代表们反毒禁毒的决心，也唤起了各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这对于国际反毒禁毒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如前所述，鸦片危害人类已久，而吗啡的出现更使人类遭遇新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毒祸，中国很早就颁布了禁毒法令，其他国家也不乏限制鸦片、吗啡使用，甚至是禁止的法令。然而，鸦片等毒品却屡禁不止，愈禁愈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过往的禁毒都属于“单边行为”，缺乏国际支持。由于利益的驱动，英国开始是武装鸦片走私，继而又以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前，英国仍然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其他如法国、日本等国的所谓“赞助”禁烟，也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日本正在步英国之后尘，逐渐向中国输运毒品。会上通报毒品和反毒状况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越南、澳门、香港、锡兰、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波斯、意大利、荷兰、荷属印度、德国、暹罗、菲律宾、加拿大、奥匈帝国、日本、波多黎各、古巴等，其规模为人类社会第一次，从而使各国政府对正在日益扩大的毒品，开始予以高度重视。“大会的目标是为有关各国处理鸦片问题达成公同的行动准则”，(49)万国禁烟会的最大成果，就是它使各相关国家在鸦片、吗啡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制订禁毒的初步方案。
会议期间，成立了万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便是各国代表，自会议开幕时起开始工作，它成为第一个国际反毒品组织。万国禁烟委员会的工作和成果，为后来国际联合反毒组织提供了经验。
会议最终通过的9项决议表明，与会各国已经不再把反毒禁毒当成中国或美国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开始将毒品视为全人类的公敌而采取一致的行动，要求各国共同向毒品开战，“鸦片烟之用，除作医药外，在会各国均视为禁物”。决议明确指出：“凡与会各国均有责任订立相应之规定，以禁止鸦片及鸦片提制品运往已颁行禁例之他国。”(50)从后来的情况看，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与会国家，都基本履行了决议的条款，开始参与或“赞助”禁毒。9项决议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禁烟协议，其主要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1912、1913年两次海牙国际鸦片会议正是上海会议的延续与发展。(51)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国禁烟会堪称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开端。
最后，万国禁烟会消除了中国禁烟的国际障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开展。
会议的召开表明了中国朝野禁毒的决心，《申报》刊文称万国禁烟会为万国救生会、万国实业大会、万国体育大会。文章指出：“自鸦片入口以来，逮六十年间，死于瘾，死于戒，死于生服，死于非针均不计焉。日胜月削于呼吸之中，而死于无形者以亿万兆计，是故烟禁而其死者得不死”。作者认为，会议制定的禁烟政策能将处于水火之中的瘾民解救出来，所以称之为“万国救生大会”；而之所以成为万国实业大会，是因为“自烟苗入口以来，内地之膏腴半栽罂粟，则膏腴之地半为石田，石田尤可加以鸩毒，是故烟禁而后土地之利开”。自罂粟泛滥之后，便与粮食作物争地利，导致饿殍遍野，而会议的召开，可以将毒卉铲除净尽，兴种其他经济作物；为何称为“万国体育大会”，作者解释说：“食烟者，则称之曰鬼，非真鬼也，瘠弱而类于鬼也，伤身而近于鬼也。烟之为害遍及五脏，国民之弱胥由于此，是故烟禁而后国民之体强”。(52)
事实上，万国禁烟会在中国召开，本身就是对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极大鼓舞。对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平等参与国际禁烟的平台，并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中有关鸦片贸易的条款，恢复中国的禁烟主权。“尽管中国开始很有戒心，但是最后还是表示中国感谢在一个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受到了平等待遇。这显然是中国在这类会议上第一次得到了平等的权利”。(53)“这是中国政府参加的第一次公正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中国政府不用付出割让土地或者是赔款的代价。”(54)“这样，中国和列强在鸦片问题的财政和商业方面历经一百多年的矛盾，终于在这个问题的道德基础上达成了协议。”(55)万国禁烟会的协议充分肯定了“中国之坚诚”，(56)万国禁烟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在于，会议在充分肯定中国政府禁烟成就的同时，代表们看到“比朝廷和封疆大吏所表示的决心更为令人鼓舞的是人民的响应！”“各个阶层——官员、学者、士绅、农民，直至最底层的劳工都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全国扫除这种祸害。”(57)很明显，禁烟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
鸦片本属舶来品，中国的鸦片之祸源于国外，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对于中国鸦片的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迫中国输入鸦片对人类造成比非洲奴隶贸易更大的犯罪。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经济贫困、道德沦丧、人民孱弱，阻碍中国进步”。(58)中国禁烟的屡次受挫，也是因为英、法等国竭力阻挠所致。然而，当中国政府就鸦片问题向英国交涉时，英国却抱怨中国依赖外国禁烟。在会议中，中国、美国等代表对英国施加了压力，纷纷指出“英国是仅次于中国，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要求“英王陛下的政府采取必要措施，迅速结束这种贸易”，(59)英国被迫再次同中国订立协议，承诺在10年内逐渐停止对华鸦片输出；会议协议也明确规定各国应在中国的居留地和租界内禁烟，并应防止鸦片运往禁烟之国。这就为中国禁烟破除了国际障碍。1911年5月，在中国禁烟初见成效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同意与清政府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无论何省土药已经绝种，他省土药亦禁运入，显有确据，则印药即亦不准进入该省。”(60)英国鸦片政策的改善，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发展。万国禁烟会也敦促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应“禁止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61)促进了上海、天津等租界的禁毒。在这次禁烟交涉中，尽管英国没有放弃向中国贩运洋药，但在交涉之中，中方能够据理力争，达到以谈判的形式渐禁鸦片的目的。尽管处于弱势的清政府不断作出让步，而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英政府也不得不在某些条款上作出妥协。在这一特殊的国际环境下，促成了海牙禁烟会议的召开。
在万国禁烟会的推动下，国内禁烟取得显著进展，1911年时，山西、四川和东三省等地已基本禁绝罂粟种植，其他各地的罂粟面积也大大减少。英国记者莫理循在考察西北禁烟后指出“多年来沉湎于鸦片的甘肃省，正在努力与其他省一道禁绝鸦片。”他们“关闭了烟馆，不允许公开吸食……发布了禁烟告示，大街小巷都贴满了。”(62)以贵州为例，巡抚庞书鸿厉行禁烟，取得了显著成效，鸦片产量由近5万担减少到1万余担。(63)再如产烟大省四川，鸦片产量由1906年的23万担降至1910年的5万担。1906年经重庆海关输出的鸦片达9153海关担，而1911年仅输出354担。另外一个产烟大省云南的鸦片产量更是减少了9.6%。从蒙自输出的云南鸦片达4012担，1909年减少到了527担，到1911年又减至187担。(64)全国鸦片的产量在1910年下降至158505担，比1906年下降了72.9%。呈现出一派革除陋习的新气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赞扬说“出乎所有外国人的意料，中国方面竟能履行”国际条约中“中国所负的责任”。(65)可以说，清末民初禁烟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的成效，正是得益于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万国禁烟会的推动。
应当指出，作为第一次国际性的反毒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参加会议的国家仅有13国；且代表大多是宗教人士或商务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无代表各国政府处理相关事务的全权；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远东地区的毒品问题，尚不能实施全世界范围的禁毒；会议最后所通过的9项协议有“敦促”或“陈请”各国政府字样，并没有法律的约束效应。
虽然清季末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十年禁烟的条约，并在万国禁烟大会上得到了与会列强的承诺，但事实上，上海租界当局清末的禁烟仍只是一幕滑稽剧。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成为烟贩的避难所，瘾君子的逍遥窝。尤其是吗啡、海洛因等新增的毒品从国外运入租界，再从那里销往全国。因此，表面上禁烟的租界，却又变成了公开半公开地贩卖新毒品的基地，鸦片烟毒禁而不绝、界内烟馆关而不闭。
一百年前的《申报》记者曾预言，万国禁烟会“必为将来世界上绝大之纪念日”，“此会之效果，必能格外满足，而其为益于人类，非特中国前途之幸，亦世界各国进步之征也。”(66)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到1909年积极参与万国禁烟会并两次与英国达成逐年递减鸦片进口的条约，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潮流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的标志。
如今，万国禁烟会已历百年，2009年2月，联合国禁毒署将在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然会议的主题至今仍未完成，在外滩万国禁烟会会址的纪念铜牌前，(67)我们须深感今日之重任。万国禁烟会所开创的国际禁毒合作事业，至今仍在各洲各国蓬勃展开，它的遗产正鼓舞着人们为有效管制和铲除毒品的目标而奋斗。
注释：
①详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37。
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考二三；李圭：《鸦片事略》；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六），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139页。
④《农学报》第35期，1908年5月。
⑤此类报道参见《申报》1878年1月11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917页。
⑥何引流：《中国的毒物问题》，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27页。
⑦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09页。
⑧《字林西报》1909年3月1日。
⑨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第102页。
⑩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年，第14页。
(11)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19页。
(12)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13)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24页。
(14)《汪惕子医生创制戒烟茶广告》，《申报》1906年1月1日。
(15)《论禁烟与外交之关系》，《外交报》第147期，1906年7月6日。
(16)《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70页。
(17)《国民禁烟总会电求英国议会》，《大公报》1911年3月2日。
(18)《中国除烟之希望》，《万国公报》1905年第192卷第1期。
(19)美国国内“黄祸”舆论泛滥，排华运动此起彼伏，此种行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自1903年始掀起了颇具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
(20)Mark Twain,The Pattern for Mark Twain's Roughing It:Letters from Nevada by Samuel and Orion Clemens,1861-1862,collec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otion by Franklin R.Roger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21)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美国国会递交了有关鸦片委员会的报告，调查日本、台湾、上海、西贡、缅甸、爪哇、新加坡和菲律宾群岛的鸦片情况，具体调查：亚洲毒品形势的实质，那里是如何处理鸦片问题的，什么办法在非律宾最可能获得成功，等等；委员会由主席大爱德华·C.卡特(Major Edward C.Carter)、菲律宾教区主教勃伦脱(Charles H.Brent)（后任上海万国禁烟会主席）、马尼拉的乔斯·艾伯特(Jose Albert)博士和秘书卡尔·J.阿内尔(Carl J.Arnel)组成。到1908年，各国就召开禁烟会议达成初步协议，定于1909年1月1日于上海举行。
(22)1874年，上海的一位英国领事就曾预言：不久的将来，土烟将可增加并满足中国人的需要，那时的英国，要么停止印土输华，要么削价与中国鸦片竞争(I.U.P.,B.P.P.,China,vol.11,Report on the Trade of the port of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74,p.430.转引自胡金野：《中国禁烟禁毒史纲》，台北：宋氏照远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23)《申报》1908年4月11日。
(24)狄更斯在他最后一部小说《艾德文·德鲁的秘密》里，描写了一个小镇如何被华人的烟馆毒害的情形。每当夜幕降临时，镇上的人就会光顾烟雾缭绕、恶臭熏天的烟馆，而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令英国人非常害怕的一幕：一位吸烟上瘾的英国妇女，慢慢连长相都会变得像中国人了(Charles Dickens,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
(25)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2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册，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第241页。
(27)《李鸿章会见过禁烟联盟执行秘书》，参见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回忆录》，第134页。
(28)《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驻华英使朱尔典致英外交大臣葛雷公文附件》，《外交报》第223期，1908年10月9日。
(29)《万国禁烟会纪事》，《东方杂志》第6卷第3期，1909年4月15日。
(30)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CHINA,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1909,Shanghai: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1909,p.72.
(31)19世纪40年代中叶，英商购得外滩与今南京东路外滩转角的土地，于1866年建成3层的中央饭店，又称帝国饭店。1906年该饭店重组后改名汇中饭店并拆除重建。新楼高6层，占地2125平方米，是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建筑为文艺复兴样式，装饰具有巴洛克风格，富丽辉煌，并设有屋顶花园，次年开业，为当时上海顶尖的旅馆之一。今该楼为和平饭店南楼。
(32)《宣统元年第一要政》，《申报》1909年1月31日。
(33)《申报》1909年2月2日。
(34)《字林西报》1909年2月2日。
(35)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CHINA,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1909,p.32.
(36)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CHINA,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1909,p.14.
(37)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CHINA,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1909,p.32.
(38)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CHINA,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1909,p.57.
(39)《万国禁烟会公决九款》，《申报》1909年3月1日。
(40)《申报》1909年2月1日。
(41)《字林西报》1909年3月1日。
(42)《申报》1909年2月21日。
(43)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CHINA,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1909,p.76.
(44)《字林西报》1909年3月1日。
(45)《字林西报》1909年3月2日。
(46)1909年9月，唐国安率第一批留洋学生去美国，1911年他主持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的开办，为清华之首任校长，1913年病逝。
(47)《字林西报》1909年3月1日。
(48)《字林西报》1909年3月2日。
(49)《字林西报》1909年3月2日。
(50)《申报》1909年3月1日。
(51)第一次海牙国际禁烟会议于1911年12月1日开幕，于1912年1月23日闭会，各国签订了《海牙禁毒公约》。
(52)《申报》1909年2月1日。
(53)马丁·布思(Martin Booth)：《美国禁毒史：麻醉品控制的由来》，周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54)K.L.Lodwick Chinese,Missionary,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End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1890-1916,Ann Arbor,Mich.:UMI,1976.p.7.
(55)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526页。
(56)《申报》1909年3月1日。
(57)《字林西报》1909年3月1日。
(58)托马斯·D.莱因斯：《改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900-1908年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罗检秋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59)《字林西报》1909年3月1日。
(60)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11页。
(61)《申报》1909年3月1日。
(62)《泰晤士报》1910年4月8日。
(63)《清实录》(60)附《宣统政纪》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6页。
(64)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902-1911,Chungking，p.248.转引自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215页。
(65)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672页。
(66)《申报》1909年2月1日。
(67)1996年11月25日根据联合国的建议，我国禁毒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和平饭店南楼举行“万国禁烟会”会址纪念标志揭牌仪式，来自3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一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