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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学术交流
伦理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特点，朱舜水的伦理思想也不例外，他把“忠孝”视为“天下之大节”（上册第30页）；“礼治”作为“国家之桢干”（上册第83页）。在他看来，“忠孝著乎天下”，则“日月丽乎天”，天下太平；要是“人心废忠孝，则乱贼相寻，乾坤反覆。”（下册第571页）从表面上看，这种伦理思想是十分传统保守的，似乎没有什么评说的价值。但结合朱舜水所处的社会环境细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忠孝观，是同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常常“忠君爱国”（上册第74页）、“忠君忧国”（下册第566页）连用。当然，朱舜水在日本传播这种忠孝观，也是为着适应江户幕府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综观朱舜水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非善非恶的人性论
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伦理思想，一般都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朱舜水所信奉的是“非善非恶”的人性论。他在《答奥村庸礼问二条》中，对儒者所谓“贤者受其清，愚者受其浊”的以“气质清浊”论性，提出了质疑，指出：“然此天赋之乎，抑人受之乎？”如果是“天赋之”，“则天地常以清气私贤智，而以浊气困愚不肖”，那么。“愚不肖之为不善，乃其理所应尔，是则天地有过，而愚不肖无罪也。”而天地应当是没有“偏私厚薄”的，是清是浊、为善为恶，乃人“自取之也”，“人自取其清，人自取其浊耳。”（均见上册第377-378页）日本友人古市务本对“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提出了疑问，自认为“仆性非善”，“且亦非恶”。朱舜水在答问中，实际上赞同了这种人性“非善非恶”的观点。他说：“性非善亦非恶，如此者，中人也。中人之性，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全藉乎问学矣。学之则为善人，为信人；又进而学之，则为君子；又进而学之不已，则为圣人。”（上册378-379页）这里虽以“中人之性”为例，但与上面所说的“清浊自取”说联系起来考察，朱舜水认为人性本来是无所谓“善”、“恶”的，为“善”、为“恶”都是后天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人性论。所以，朱舜水认为人心“浑然天真”，本来“绝无一毫私伪。”（上册第382页）他赞同管仲“衣食足而后礼义生”（上册第90页）的道理，并肯定“圣人之道，一皆出于自然，而毫无勉强。”（下册第484页）
（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
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无限忠诚，是朱舜水最高尚的道德情操。他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上册第101页）又说：“君相之心不得不忧民之忧。”（上册第121页）朱舜水不仅是言者，更是行者，他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苦斗了一生。他晚年流亡日本，一再表示每念“耻逆虏之末灭”，而“五内惨裂”。常与门人曰：“我既老在异邦，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引自今井弘济、安积觉合撰《舜水先生行实》，见下册第618页、619页）定居日本期间，朱舜水一直关怀着故乡人民的命运，每逢水旱灾害，他都忧患无穷，感叹：“托身异国，音信难凭。中怀割裂，如何可言！”（上册第270页）表达了他对故国乡亲同甘共苦的深情厚谊。
（三）积德累仁的仁义观
主张“仁政”、“德治”，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朱舜水也提倡以“积德累仁为法”，“以勤民为贤”（上册第117页）。他说：“仁义礼智积于中，恭敬温文发乎外，斯诚国家之至宝，而圣帝明王之上珍也。”（上册第26页）又说：“圣人之大德，莫重于施仁；仁政之大端，莫先于养老。”（上册第114页）足见朱舜水是把“仁政”与“德治”合为一体的，并把它看作国家之“至宝”，圣王之“上珍”。所谓“仁”，就是“常怀一点爱民之心。”（上册第381页）“仁也者，于心无所不尽，于义无所不安，至诚侧但而无憾焉者也。”（上册第380页）然而，朱舜水毕竟生活在民族争斗十分激烈的时代，他深深懂得“不仁”、“不义”者大有人在，所以他对孔子“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作了阐释，指出：按照“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的道理，是“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但因为世上确有不仁不肖者，所以“仁者爱人之贤者，而恶人之不肖者。”这样“能好人”又“能恶人”，才是完美的“仁者”。朱舜水坚信惟仁义可以治平天下，主张“以仁义之师”来战胜逆虏的“虐政”，认定“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这样才能使“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联合起来，“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刺骨之深仇”（上册第11页）。
（四）英俊有耻的廉耻观
朱舜水提倡的廉耻观，是与他的爱国情操密切相关的。他在给最知己的朋友和学生安东省庵的“耻斋”题词中，对廉耻观作了这样的阐述：“人原可以有耻乎，有耻则必其不若人也。人原可以无耻乎，无耻则必其不若人，而为耻也。狂夫之耻自无，而至于圣人之耻，（自）有（以）至于无，省庵之以耻名斋有志哉。”（补遗第202页）显然，这里包含着“人不能有耻”与“人更不能无耻”这样两层意思。前者说的是人不能有“耻辱”，后者说的是人不能不知“羞耻”，而成为“无耻之徒”。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更不能有耻辱。为了“雪中国之耻”，就得“视死如归”。朱舜水说：“生，寄也。死，归也。”“我若能恢复归大明，能救生民于水火，能雪中国之耻，天必不肯杀我。朱之瑜如不能恢复大明，不能救生民于水火，不能雪中国之耻，虽活百年，与今日死一般。”（补遗第165页）他希望青年人努力修养成为“英俊有耻”、“仁贤廉洁之士”（上册第2页）。由此可见，朱舜水的廉耻观和生死观，充分体现了爱国志士的崇高品德。
（五）不亢不挠的独立人格
“人贵有志”和“士不可侮”的独立人格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道德传统，这在朱舜水一生的言行中表现得非常典型。他崇尚“至大至刚”、“刚柔相济”的品格，指出：“夫励志不挠者刚也，自强不息者诚也，内文明而外柔顺者柔也，则亦进于正直而平庸矣。”（下册第450页）又说：“道既明，德既立，所为直养无害，至大至刚之时也。”（下册第479页）在《梦梅说》中，朱舜水赞颂梅花“骨干凌霜，清韵开泰”（下册第449页）的性格。在与日本友人小宅生顺谈及自己生平时，说自己“幼学之时，固有用行之志。”壮年以后，“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上册第311页）公元1657年（明永历11年、清顺治14年），年已58岁的朱舜水，曾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达50余日。在异国权贵的无理威逼面前，朱舜水表现了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差官要他在异国国王面前跪拜，朱舜水在“拜”字前面写上了“不”字，并说：“杀之可也，监禁可也，拘留可也，顾独不可拜耳。”（上册第20页）正是由于他坚持“不亢不挠，以礼譬晓”的立场，对方最后也只得以礼相待。对此，梁启超在《朱舜水先生年谱》中评价说：“此事在先生全生涯中，如飓风一度来袭，瞥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一表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征也。”（下册第674页）同时，梁启超对于朱舜水“于万死一生之际，刀锯临之而不怵，重禄饵之而不回”（舜水自语）的人品，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先生亢直之气”，“足以表现先生壁立千仞之人格也。”（下册第684-685页）梁氏对朱舜水独立人格精神的赞美，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
（六）以礼裁度的礼治思想
注重“礼治”，提倡“以礼裁度”，是朱舜水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礼也者，不特为国家之精神荣卫，直乃为国家之桢干。在国家为国家之千在一身为一身之干，未可蔑也。”（上册第83页）又说：“凡为天下国家之礼，在乎有制。有制则贵贱有等，上下有章。”（上册第388页）所以，他主张“大凡处事，须先以礼裁度，而后发之于言。”（上册第158页）这就是说，礼既是一种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礼仪制度和行为章法。在定居日本期间，其学生和朋友向他问礼的很多，他也非常热心地传播中国古代的礼仪节文。据服部其衷记载，当年朱舜水在日本推行礼制和礼仪，从宰相到幕府官员都有极大的兴趣。服部其衷指出：先生“两年以来释奠习仪，进退雍容，礼仪卒度，宰相样谓十数百年未有之礼，先生教日本之人莫大之恩，加贺守展谓先生以此礼教后人，乃先生莫大之功。贺国多士谓三代礼仪尽在于斯，凡观者无不称赏叹服曰：‘不图礼意之美乃至于此。’或曰：‘一至此地，不严而肃，骄慢之气不觉销熔顿尽。’其间老成人至有泣下者，此仅老师绪余耳。若使老师大道得行，吾国之至鲁国至道不知作如何观也。”（补遗第95页）这一生动的描写，充分说明了当年朱舜水在日本传播中国古代礼仪节文所产生的影响，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很有意义的篇章。
应当说，朱舜水的伦理道德思想还有更多的内容，诸如，他提倡言行一致，尊师重道，敬老爱幼，勤俭节约，立志好学，等等。限于篇幅，不再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