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无言叙述”研究
干瑞青 (山东政法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 摘要 ] 中国法治题材电影是法治传播建设的必要阵地，把法治传播中蕴含的深层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无言叙述”让民众毫无戒备地接受，成为提升法治文化说服力、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体现着中国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能力。在当代，中国法治题材电影通过道德人物塑造、叙事平衡及叙事推理，在潜移默化中建构了“无言叙述”背后的意义和真理。但是，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无言叙述”也面临着挑战和调整。
[ 关键词 ] 法治文化；无言叙述；意识形态；道德权威
创新社会主义法制意识传播形态，发挥舆论监督导向，促进依法治国实践，是建立制度自信的重要方面。中国法治题材电影是法治传播建设的必要阵地，是建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途径。法治题材电影折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映衬法律制度特色，标志社会的法律思想。因此，在讲述一个个法治故事情节过程中，在展现法律人物风采时，把深层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无言叙述”让民众心甘情愿地接受，成为提升法治文化说服力、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根据本条规定，一是公布评估师名单的主体是有关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二是公布的评估师名单应当包括所有通过有关专业类别评估师资格的评估专业人员。三是评估师名单应当实时更新，例如应当及时补充新通过资格考试的评估师，对已经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评估师，应当及时从名单中去除。四是有关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评估师名单，便于委托人和社会公众查询。
一、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无言叙述”
(一)非专业名词“无言叙述”
“无言叙述”是一个非专业名词，从伊瑟尔的“空白”到阿尔都塞的“症候”，都在强调文艺作品中的“不在场”“不可见”，这些其实构成了一种“无言叙述”，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人类交流形式是纯描述性的”[1]。“无言叙述”以“在场”或“可见”的内容，涵盖图像、情节、人物等时刻提醒受众去追忆“在场”或“可见”形成的过程；但这个追忆过程不是去完整还原或重建，而是一种剥离或扬弃，在更广阔的领域审视“在场”或“可见”的图像、情节、人物，进行重新筛选和选择，发现文艺作品中的“不在场”“不可见”。进而，在勾连、构建各种关系时，我们将发掘出“无言叙述”真相。
眨眼间，陈山利的后卫队和救护队就成了一个单独的行动单位。陈山利忙对紧随其后的李晓英使使眼色，无奈李晓英根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管按照自己的速度行走。突然，陈山利发现了藏匿在丛林密处的日本兵士的枪口，对准了她。
(二)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无言叙述”
当法治文化需要新的传播领地时，法治题材电影就成为一种“社会新兴道德、另类权利的宣讲者和社会责任的代言人”[2]，并且发挥了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电影“视听同步印象的宣传价值很高，因为它给观者提供现成的视觉形象，观者还来不及对这一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他的思想就被标准化了”[3]。另外，法治题材电影不仅弘扬了以法规、制度、政策为基础的法治文化，更为深刻把握、研讨涉案的利益、伦理关系等复杂社会背景提供了参考。中国法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核心，不但包含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及法律心理、法律观念等，更包含了法律的实施过程，其中必然隐含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折射出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当下人情现状，表达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些组成了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无言叙述”。
二、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无言叙述”的方式
历史证明，改革与发展是华夏民族崛起的唯一选择，而经历市场化的洗礼，秩序与稳定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诉求。因此，在中国法治文化中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法理为指导，针对明确的犯罪行为必须采取强制性的惩罚。法治题材电影据此采取了一种“从一种平衡开始通过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5]的叙事手法，把主要角色设定为犯罪嫌疑人，案件的法理分析和依法惩戒的适用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道德化人物塑造中的信仰引导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涵盖面极广，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其中之一就是对国家政策的宣扬，潜在的“无言叙述”把观众放在被引导的位置，以懂法为目标，使民众要懂或理解中国深化改革的决心，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执法为民。在“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树立党和政府的威信成为当时第一要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胭脂》成为新时期中国法治题材电影的首批作品之一。戏曲电影《胭脂》中吴知府勇于改正错误、敢于革除弊政，使得冤狱得以昭雪的故事其实在“无言叙述”党和政府力挽狂澜、直面“文革”挫折的历史担当。《胭脂》也开启了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中塑造强化道德权威清官形象为法制化开路的引导价值的题材取向。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在人们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中就会出现远离法、轻视法、不信任法的现象……是中国法律传统的惯性作用的结果”[4]，民众更青睐于如包公那样“刚正不阿”的清官，更信赖具有道德权威性的家长式官员。《法庭内外》中的尚琴院长、《少年犯》中冯队长、《法官妈妈》中安慧法官如父母般关怀着犯罪分子；《任长霞》中的任长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延续了传统士人“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满足了民众对朴素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期待。在期待和满足中，民众看到少年犯被感化，犯罪分子交代了罪行，群众举起了万民伞……这种满足与期待完成了党和国家对民众一种询唤，民众接受尚琴、安慧、任长霞的形象和行为，就会信奉一种公正或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存在。
塑造道德权威清官形象构成了中国法治题材电影的一种仪式。无论是我国法治体系不健全时还是当下，当民众感动于《远山》中抛家弃子的检察官霍新泰、《女检察官》中积劳成疾的女检察官、《司法所长老秦》中舍小家、顾大家的司法所长老秦……这些会构成一种形象召唤，观众会比对自身言行，进行思想道德改造、接受传统道德教化，向往成为一种公平、正义的化身。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就会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自觉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从而完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实现了法治题材电影“无言叙述”的目标。
你知道吗？当我吹起散落在手心的苇絮的时候，流泪了。日落的时候，我对着暗黑的天空，对着那游轮上渐次点亮的渔火，对自己说：不论身在何处，心向何方，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你当初想要的模样。是的，我们，都要活成当初彼此希望的模样。
(二)叙事平衡中体现的法律惩戒
中国法治题材电影的目标是取得包括华夏儿女在内的世界的认同，这包括对中国法律法规的认同，对中国法治实践的认同，更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尊崇。因此，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中通过道德人物塑造、叙事平衡及叙事推理，在潜移默化中建构“无言叙述”背后的意义和真理。
当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法律的服务功能凸显，耻讼成为过去时，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现实的司法实践在坚持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时也遇到了不少困境，产生了不少困惑。法治题材电影通过叙事推理建构情节之间的特殊关系，揭示法治题材电影作品在展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惑和那些在困惑中艰难跋涉的身影”[7]背后的意义。
(三)故事推理中折射的法治困惑
“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必须建立牢固的联系”[6]96，而且使它们紧密相连，只有这样才能震慑犯罪分子，让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法律的威严，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激情辩护》中陆达律师义正词严地表明，“水流下，不流上……父母疼爱子女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如果社会中许多父亲都像影片中李良伦，不但违背了人伦道德，更是对家庭秩序的破坏；《无形杀》中林燕和高飞的偷情导致了人肉搜索，从而引发的现实暴力警醒社会必须依法规范网络行为；《死刑宣判之后》中胡萍萍痴迷于情感而贪污公款，她虽然最终免除死刑，但难逃法网……自私的父亲、愤青式的网民、贪污公款的女出纳等破坏了家庭秩序、网络空间秩序、经济秩序，最终损害的是稳定的社会秩序。法治题材电影要树立依法惩戒的理念，必须表现健全法律体系、社会程序规则的制定、违法行为的确定和处罚尺度、司法职能的明确等，因此《激情辩护》中李良伦将面临香港、内地双重法律的制裁，《无形杀》中粗暴的网民被拘留10天……在人物命运转化过程中，犯罪引发的焦虑感由于法律的惩戒得到平衡，民众的期待会得到满足，从而树立了法律的威严。如果说上帝是子民的映像，那么法治题材电影作品中的犯罪主体就是犯罪观念或犯罪行为的映像，依据现实中犯罪行为进行作品中人物创造，依据现实法律、法规为作品中的司法行为提供依据。因此，民众可依法治题材电影作品中的犯罪主体为映照，据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类似的犯罪行为，因为其中的“无言叙述”是“寻求一种罪行的适当惩罚，也就是寻求一种伤害，这种伤害的观念应能永远剥夺犯罪观念的吸引力”[6]145。此时，民众处于被警告的位置，民众应该成为一个有秩序的主体或守法的主体。
1.2.2 检查中护理工作 护理人员需要协助患者在检查过程中保持相对舒适的体位，引导患者通过腹部进行呼吸，在插入内镜时，要适当的抬高患者的头部，并控制好药物的输入速度，避免过快，同时结合患者的生理反应及时调整药物的输入速度[4-8]。此外，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患者从麻醉中清醒过程中的躁动现象，避免患者在无意识状态下伤害自己。
农村的司法实践让我们产生了困惑，《秋菊打官司》中秋菊讨要的公道就是赔礼道歉，但村长因轻度伤害罪被拘留了；《马背上的法庭》中大学生法官阿洛无法忍受现实司法实践的艰难而逃离、断案不循法的老冯最终跌落山崖而尸骨无存，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似乎是一条无望的路。另外，法治题材电影作品中对西方法治实践方式的借鉴和形式运用反映到中国的法律题材电影中来。《十二公民》《全民目击》《圣诞玫瑰》等无论翻拍还是合拍，都浸淫了浓厚娱乐色彩，剑拔弩张的辩论、危机重重的智斗，层层的悬念把民众带入一个炫目的探秘世界。这完全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十二公民》中陪审团辩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全民目击》中财阀联合大牌律师企图洗脱罪名的事件在人民法庭运行体制下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些作品内容严重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法律心理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规范。这些都反映出当下中国法律实践的现实空间的多元化，也就必然带来更多的法制难题和困惑，更昭示了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是在探索中前行，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前无古人。
三、法治题材电影“无言叙述”的挑战和调整
(一)法治题材电影“无言叙述”的挑战
当下社会文化领域后结构主义暗流涌动，颠覆性、断裂式的解构思潮影响社会时，法治文化必然被波及。在解构中，国家司法人物角色将卸去道德权威的光环，舍弃对国家政策的直接说教，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奉献性的革命符号将被完全抛弃，尤其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重利轻义”思潮，通过形象暗示来完成的道德故事就把“无言叙述”变成了尴尬叙述。当传统道德符号被挖空后，法治文化作品对西方法治传播经验的借鉴和套用成了扩大法治传播影响的一条途径，但也给我国法治文化实践带来了挑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法庭辩论片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个人权利至上”等思想基础之上，与我国法系不同，更重要的是与我国追求社会和谐的法治价值取向相异。另外，西方法治文化传播中突出的推理性、传奇性色彩也不利于展示法治中国下民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不是一种权谋文化，否则，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作品中“无言叙述”就成了一种空白叙述。
(二)法治题材电影“无言叙述”的调整
面对当下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有调整法治题材电影中“无言叙述”的传播策略，才能在既不失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能维护好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创造出民众喜闻乐见的好电影作品。首先，法治题材电影作品中充满幽默色彩人物设置，他们既肩扛道义又具有诙谐感。《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冯没有说教，带有“嘎”字的话语充满喜剧感，面对杨家“几时来走婚”逼问和阿洛的调侃，他诙谐地回应着；《小镇大法官》中基层法官碎嘴、调皮，并且面对鸡毛蒜皮的小事能断不断，面对乡民能屈能伸，反而能做到案结事了。假如说道德权威人物需要民众来仰视，法治的惩戒需要民众具有敬畏的心理，那么喜剧化司法人物角色的设置会产生一种平视的感觉。喜剧化司法人物角色会让民众感受到法的亲近性，在润物无声中进行法治信仰的培植。其次，是世俗化的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世俗化就要接地气，摒弃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叙事节奏，把叙事焦点对准普通民众的家长里短，如夫妻矛盾、子女赡养、经济赔偿、邻里纠纷等。这样既能良好普法又能丰富司法实践，减少司法矛盾，顺利完成社会的法制化改造。
四、结 语
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论证，充满说服力的法治故事是提升法治中国建设水平的有力证明。“无言叙述”是建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意识形态权威性的有效手段，在塑造人物形象、法治故事叙事平衡和推理过程中，使民众自觉认同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揭示法治题材电影“无言叙述”的目的是提高我国法律传播的技巧，更好抵御外来法律文化的侵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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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车浩.中国法律电影的十年反思[N].人民法院报，2008-01-05(04).
[ 作者简介 ] 干瑞青(1978— )，男，山东德州人，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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