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及未来增长空间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未来论文,动力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圈分类号：F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1)08-0065-10
一、引言
增长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题，但是长期以来依赖高增长、高投资发展模式的持续性如何？未来由于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资源成本的不断攀升，必将对现有的高增长模式提出挑战，如何维系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将是新时期一项重要课题。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思路几乎左右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走向，如果说此前增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高投资、高增长速度得以弥补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即便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很难再掩盖因发展方式问题而长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顽症，并且成为阻碍经济进—步健康发展的桎梏。那么，在内需不足以及外贸依存度过高局面下，要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如何在危机中突破短期的瓶颈同时又能维系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当前经济最大的挑战。因此，中国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是否还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基于目前经济环境及资源约束条件下，这种增长及发展模式要实现转变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和路径在何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选择今后的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首先针对中国改革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进行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在解决了经济增长事实与增长理论模型相洽性问题之后发现，无论是新古典模型、有效劳动力模型或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最终测算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是依赖投资增长，科技进步的贡献并不高。基于中长期发展中可能遇到的资源环境、资本、人力资源等供给因素的制约瓶颈，本文从结构调整、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本投资、城市化发展等方面考察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三大可能性空间后，设计了一个依靠效率提高、制度改进的可持续增长模型，认为依照效率改进后的发展路径，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合意的增长率约为6％—7％。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源泉
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增长的动力进行过深入研究，认为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那么，这些因素在中国的表现如何呢？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核算问题，众多文献主要运用了三类模型设定：一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运用Solow余值法对技术进步增长率进行分解，如沈坤荣(1997)；二是劳动增强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如王金营(2001)；三是引入人力资本变量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益。如王小鲁、樊纲(2009)，沈坤荣(2003)，刘朝明(2005)等。上述文献大都是基于经验判断直接设定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形式，但中国长期的增长历程中情况复杂多变，需要我们对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进行有效检验。鉴于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与增长理论模型的相洽性问题，以期选择合适的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奠定相对合理的基础。
(一)计量方法与数据描述
针对1978-2008年间中国的数据，结合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分别建立新古典模型、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通过OLS回归结果报告，选择适合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特点的计量模型。三大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本文所采用的1978-2008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9)》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
(1)产出指标
：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9)》，并且按1978年的可比价格进行了换算。
(2)资本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基本估计公式可以表达为：=
。在这个公式中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变量：一是确定基期资本存量K；二是确定当年的投资额I；三是确定当年投资品的价格折算指数，以便折算到不变价格；四是确定资本的折旧率δ。关于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的文献中，贺菊煌(1992)，邹至庄(Chow，1993)，王小鲁和樊纲(2000，2009)，张军和章元(2003)等学者的研究应是代表性的，但在处理基期资本存量和实际净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资本折旧)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王小鲁和樊纲(2009)最新的研究中根据邹至庄(1993)的计算，设定初始年份固定资产存量为700亿元，1952-1977年间折旧率依然取5％，并假设1978-2007年间资本折旧平滑加速直到8％；张军和章元(2003)也利用邹至庄(1993)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但他们认为建国初绝大多数农业的生产方式接近于手工劳作，很少有大型的固定资产可供使用，因此关于农业资本存量未必会如邹至庄(1993)估算的450亿元，最终设定K为800亿元(1952年价，不包括土地)。同时，张军和章元(2003)将他们的估算数据与王小鲁、邹至庄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和检验，发现其测算数据与邹至庄较为一致但高于王小鲁的，通过比较资本/产出比率(K/Y)认为，王小鲁的K/Y介于2—2.5之间，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水平2.5，这一情况与典型事实不符，因而怀疑其结论数据低估了资本存量。本文引用张军、章元(2003)的测算结果，而2002-2008年的数据将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推算[2]。考虑到1992年以后固定资产折旧率加速的原因，所以之后的折旧率采用平滑加速的办法进行递增。
(二)分类检验与计量结果
为合理选择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相洽的模型，本文在对上述三大模型回归基础上，还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对增长的影响，根据一阶自回归模型和Chow's断点检验结果引入时间虚拟变量D(D1=1，当时间为1992-2008年时，其他时间段取值0)，分别建立回归模型(1)—(7)。另外，模型(7)是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中添加了人力资本变量的三年滞后期，模型为：
因为通过分布滞后期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三年滞后期系数估计值最大且显著性水平最高。这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是通过正式教育时间来衡量的，并没有将工作和实践过程中通过“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考虑在内，而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知识积累需要劳动者工作几年之后才能有所体现。模型(7)可以看成是对人力资本用教育年限法度量所带来缺陷的一种补充形式，通过以三年滞后项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来弥补“干中学”经验积累的遗漏问题。
但回归之后发现几个模型均存在残差序列自相关的问题，为校正自相关带来的偏差，使用了Prais-Winsten AR(1)回归方法。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1)—(7)整体上都通过了统计检验，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
均在0.99以上，说明三大模型及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扩展模型都有很好的拟合效果。另外，根据模型筛选准则看，AIC(赤池信息统计量)统计量越小，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越好，自由度的损失较小。计量结果发现，模型(7)不仅拟合优度是最高的(为0.9955)，从模型筛选准则看AIC统计值也是所以模型中最小的，并且其各项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同时，根据计量回归系数可以看到，1978-2008年间我国技术进步体现出了明显的非中性技术进步，由于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溢效应一起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因此，依据统计检验以及技术进步特征的双重准则，最终选择扩展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7)为拟合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优模型。对应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679，而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为0.3321，这个时期同时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益也逐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检验模型对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要素贡献和TFP贡献的估计可信度如何，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拟合的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反映出来。检验结果表明，1978-2008年间二者的最大误差在0.23—0.002之间，除个别年份与实际值略有差异外，应该说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依据估算出来的生产函数及要素产出弹性，就可以得出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见表2)。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是依赖投资增长，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走高，科技进步率的贡献并不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从2002年左右开始出现大幅下滑趋势，并且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扩大。虽然有关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方法不同以及数据精确性的差别，会导致计算结果的不同。不管研究者采用何种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假设，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趋势的看法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中国的TFP增长速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赶超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放在不同年代实施却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90年代中期以前，“增量和存量”改革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及企业技术效率大幅提升，资本深化为我们带来了资本生产效率和TFP的迅速上升。而90年代后期，由于没有持续的改进机制，资本边际报酬将会递减，增量改革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将会日益减弱，配置效率改进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小，那么，为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只能越来越依靠资本深化。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效率之间何为因果，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深化似乎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力中最容易启动的工具，一旦经济出现下滑或是遇到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冲击，最快捷有效的延缓方式就是依靠大规模投资。
三、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空间预测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伴随着TFP快速下滑，未来若仍然沿着依靠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人为倾斜的高增长模式继续前行，恐怕无论是资本、劳动力抑或是资源、环境都很难再支撑起下一个30年的高增长。如果我们在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再不及时着眼于增长效率，而是仍然一味追求增长速度，未来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一)可选择政策情景下的可持续增长计量检验
为此，在综合了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进行重新探索，力求描绘出一幅中国经济在改变了高投资驱动模式后的别样增长前景，旨在为经济最终走上配置效率提高、投资和技术效率改进的道路做一些理论上的可行性论证。为了能捕获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结构变动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参照王小鲁、樊纲(2009)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方法[3]，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外溢模型基础上，将结构变量、制度变量、技术变量等都纳入生产函数中，同时，为了更加切实地体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能源的依赖，也将该变量作为要素投入纳入其中：
其中，mkt表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代替；RK表示科技资本存量，代表科技资本的投入力度。初步研究发现
回归系数为负并且不显著，而取一阶差分后D()则显著，说明科技资本投入总量太少，不足以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有当其加速增长时才会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ub表示城市化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替；td是外贸依存度，代表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ga表示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st指产业结构变量，用第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替代；fc是指最终消费，反映消费需求市场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实际上，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而言呈倒U型，过高或过低的最终消费率都会影响经济效率，其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将最终消费的二次项包含其中进行检验；fk是指利用外资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反映了引进外资过程中伴随的先进技术或者管理经验的传播和学习。
基于上述回归模型，采用AR(1)和AR'(2)方法进行纠正，运用逐步回归法采用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预测(2009-2020年)②(见表3)。预测时将考虑两种不同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基于各种贡献因素当前的变动趋势的延伸，并根据当下最可能的情况做了适当改变；第二种情景是基于未来我们最希望出现改变的乐观情景，即经济增长朝着合理的、理性的、正常的方向前行。
依据情景一的预测，未来十年我们仍然保持了8.79％的高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方式中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投资等要素对增长的拉动作用高达6.72％，占整个要素贡献的76.45％，最终这样的增长模式将重蹈上文论述的资源瓶颈覆辙；而在情景二的发展模式中，虽然降低了资本投资和能源消耗的比重，但是，因为我们通过体制和机制的改进，在城市化率、科技资本投入、管理效率、人力资本、市场结构等方面如果取得相应的大幅提高，最终能够改善资本生产效率、转变投资方向，未来还是能够支撑起庞大经济体持续6.9％左右的增长率。
(二)中长期经济增长空间预测
通过上述可选择政策情景下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检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将遇到来自要素资源供给瓶颈、环境制约瓶颈等多方面的阻力，但是，如果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不同，将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结果之一，如果仍然延续目前低效率的发展路径，投资比重仍然屡屡高过经济增长速度，用投资数量的堆积换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终将走到尽头，未来经济发展危机深重，最终不可持续；结果之二，如果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下依然是能够可持续增长的，但绝对不是超高速意义下的增长。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未来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在下述三大空间中将充满巨大机遇：
空间之一：城市化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10-20年，中国将有近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还会经历一个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无论从任何角度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规模都将孕育新的发展机会，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首先利于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了中国城市化速度将在2030年达到66.8％，2050年达到75.3％，这一预测也与现代化进程规划中的城市化率目标(75％)相吻合。当然，城市化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城市化要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必然要通过一些传导途径。我们将城市化与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包括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人力资本外溢ha、知识资本RK、结构因素STR和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估计结果见表4。
通过上述影响机制的分解，可得城市化发展最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下：
第一，通过对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限制。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到本世纪中叶预计在16亿左右，如果按照城市化率75％的目标，则我国农村人口数在2050年将减少为4亿；假定2008-2050年间全国新增的2.8亿人口按照2008年的城镇/农村人口比例进行分配的话，则在2050年我国的农村新增人口数将达至8.73亿。若再加上原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7亿人口，未来我国将从农村转移出大概4.73亿至6.43亿的农村人口，那么，平均每年将转移1183万至1608万农村人口。由此可见，虽然人口总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将减缓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但是，通过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能弥补这一缺失，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又将带来新一轮的“人口红利”。
第二，考虑城市化对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的带动。依据可选择政策情景预测模型，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得进城务工的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提高0.61个百分点，进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0.2—0.38个百分点。同时，城市化率提高1％，可以拉动科技创新提高0.68个百分点，进而对经济增长拉动0.107—0.22个百分点。
第三，考虑对投资需求的拉动。城市建设加速1％，将对经济增长可以额外提供0.58—0.7个百分点的拉动。据测算，近十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迁移，每个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下来需要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住房的投资，大约在30万至35万元[4]。如果未来20年我们能够实现5亿至6亿人口的城市化，那么意味着将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
第四，考虑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城市化率每加速提高1个百分点，将通过人口的转移对消费扩大贡献1.44个百分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提高0.4—0.5个百分点。
第五，考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产业结构升级0.49个百分点。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0.493—0.564个百分点，因而城市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对经济增长贡献为0.24—0.28个百分点。未来20年里，如果中国城市化率从2008年的45.7％提高到预测的2030年66.8％水平，那么，中国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就可能提高约9.45个百分点，从而在2030年通过城市化的作用达到50％比重。
空间之二：经济结构调整空间
未来5—10年是中国产业结构大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来自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一是从国际形势看，全球范围的能源、资源争夺战，对建立资源供给保障体系和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二是以绿色能源为主导的技术革命正孕育新的产业革命，将催生一批新兴产业；三是工业化成本显著上升，对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提出迫切要求；四是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带动多层次的产业结构递进升级；五是多层次的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加速高级化。
根据上述环境和情况的推断，我们对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预测(见表5)。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增长会进一步加快，使得第三产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030年以后，第三产业将以49％左右的份额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也将带来经济增长空间的扩大，以2000-2008年产业结构的平均产出弹性计算(第一产业产出弹性0.132，第二产业产出弹性为0.479，第三产业产出弹性为0.499)，假定未来十年经济年均增长8％，那么，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将分别达到44.9％和50.5％，分别拉动经济增长约3.6和4个百分点。
空间之三：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发展空间
无论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还是产业结构的升级，都离不开人才教育的问题，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纵观历次经济危机的到来，都孕育着一次科技创新革命的到来。中国在低投资效率背景下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必须靠人才和科技进步。依据人力资本外部性扩展模型的预测，将教育年限的平均增长率从1.75％提高到年均增长2％，同时将R&D投入比重的年均增长率提高1.5—2个百分点，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为1.26％—1.57％，而人力资本外溢效应也将对经济增长贡献0.086—0.296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达到0.814—0.908个百分点。
(三)未来经济发展障碍
虽然中国未来经济在上述城市化进程、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但也应看到，当前的经济发展环境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的因素。尽管增长的反弹已经使得全球经济走出衰退，但复苏可能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这样复杂而不确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本质上决定于中国增长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能否得以解决，这些内在矛盾的凸显将成为短期内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
第一，出口需求受到国内外因素影响，增幅有可能回落，短期内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受到全球经济疲软和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的贸易顺差情况有所缓解。但长期以来，外需已成为缓解我国产能过剩、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一旦出口需求受挫，未来将可能使经济增长下滑。2007年，中国经济11.4％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25个百分点来自外需的带动，其中占据外需最大比重的美国出口约为22％，那么约有0.5个点是美国出口带动的。2008年出口开始下滑，对9％的经济增长速度拉动作用仅仅为0.83％。面对未来出口增速的继续下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作用可能降至-0.1—0.2个百分点，同时也会使得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投资消费需求比例的合理回归，将使经济增长面临增幅下滑的压力
在外部需求可能继续疲软的情况下，为保持中国的高速增长，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但是，长期以来投资需求过高的增长排斥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如果约在24％以下时，投资需求增长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就减少1％；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超过30％，这时固定资产投资再增加，消费需求就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出现负增长。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都在24％以上，而2009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达到30.1％。不过在消费需求提高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减少短期内会使经济增长面临增幅下滑的压力。目前长期维持高投资率时，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约为4.06—5.4左右百分点，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降低到24％以下，那么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约1.5—1.78个百分点。
第三，伴随资源与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可能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
2000-2009年十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5％，而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为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0.9，如果产业结构不调整，技术进步没有大改变的条件下，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平均增长保持在7％左右，到201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8.2亿吨标准煤，2020年将达到50.64亿吨标准煤，这样未来十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要增长6.32％，那么，这与我们原来提到用能源消费一番保证经济增长两番的标准背道而驰了。也很显然，无论是中国自身资源供应条件，还是环境的束缚条件都很难支撑这样的能耗。
第四，通胀压力不断显现，控制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将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减缓
在实体经济增长超预期的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货币环境过于宽松。数据显示，中国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年年均增速超过17％，即使剔除2009年27.7％的畸高增长，2000-2008年的9年间，M2平均增速也高达16.5％。过去多年货币超发过程中，通胀并没有迅速抬头，超发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滞留在虚拟市场上，堆积起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到来此时此刻，各种市场化体制改革背景下，资本市场对货币的吸纳空间将越来越小，结果必然导致严重通胀发生和经济的衰退。2011年即便将M2增长目标设定为16％，对一个通胀压力已经很大的经济体来说仍然是过快的。近期可行的M2增长速度应降低到12％-13％左右，那么扣除通胀压力后，将可能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减缓1个百分点左右。
四、对策及建议
由此可见，未来发展道路上充满机遇和空间，同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很严重。上述面临的挑战问题是我们面临的表面问题，但从内因上看，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生产过剩导致的出口拉动。当表象的短期问题与深层次的长期问题的表现形式相反时，就需要标本兼治。只有把握根本，选择正确有效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才能将目前面临的问题转变成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实际上，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借助三大空间的描述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未来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为引擎，围绕技术进步、配置效率提高以及制度改进与完善三条主线，真正做到提高投资效率和附加价值，最终将三大空间转换成发展的大机遇[5]：
(1)认真贯彻科教兴国方针，加大人力资本的培养力度
在各种资源中，面对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短缺局面，人力资源是我国具有最大潜在优势的战略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高效率之道，就是要扬长避短，将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作为构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首要战略，通过政策措施，促进各类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将我国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创新能力。
(2)务实理性地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升值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依托，但是面对一哄而上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同构化的浪潮，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看到一个地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规律使然，是在市场内在力量的推动下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实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通过政府主导来实现。政府一方面应看清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立足本地情况，为建立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而服务，不要盲目冲动地调高本地的产业结构。
(3)着力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是宏观层面完善税收政策，加大对于高收入者的收入调控增加财政投入，扩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建立统一、竞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由行业垄断所导致的工资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微观层面推进集体协商，建立工资随着利润增长的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中观层面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可以理解为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在分配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促进就业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提高收入的机会增加财政投入，为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发挥转移支付的功能及发挥社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的积极作用，营造三次分配氛围等。
(4)深化改革，破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
中国提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转变到如今依然未转变过来，吴敬琏指出根本性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转变，“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四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第一，破除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这一障碍；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税体系使得收入和支出都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增长为主，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第四，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注释：
①内生的回归变量设置过多或许会降低回归方程的可信度，但在此我们仅想通过模型本身来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方向，证明可选择政策情景的变化影响。
②基于文章篇幅限制，模型回归过程不再逐一列出，此处仅报告回归预测结构。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预测模型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王小鲁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