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科学与社会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试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预测是社会科学认识过程的最终完成阶段
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认识活动，其功能表现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预测三种不同的形态。其中，描述的功能在于力求通过客观而准确地记录、搜集和整理特定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信息，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提供符合实际的可靠的感性经验资料，告诉人们特定的认识对象“是什么样”；解释的功能是通过将描述的感性经验资料上升到理性认识，对社会现象的形成、发展及其过程进行因果性考察，从而告诉人们特定的认识对象“为什么会这样”；预测则是在前两种功能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利用描述功能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以及解释功能所提供的各种相关因素的因果分析，推测出特定的认识对象以及受其影响的相关事物将如何发展变化，其功能是告诉人们特定的认识对象“将来会怎样”。
社会科学在认识上的这三种功能，在序列上是不一样的。首先从认识活动的时间序列上看，它们表现为一种在认识上依次而动的继起性过程，即一项科研活动，总是从描述开始，进而解释，再进而预测。对此，大多数科学家有着基本相同的看法，例如：他们对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周期性过程都使用实验（观察）—描述—解释—预见；或问题—假设—理论—预言；以及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假设—理论—预见等语言公式来解说。由此可见，预测乃是一项科学研究的最后完成阶段。换句话说，“只有回答了关于未来的问题，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形成已到了完成阶段。”（《社会预测方法论》第1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从认识活动的空间序列上看，三种功能呈现出一种依次扩展的广延性过程。描述功能只能解决认识对象——一个特定的“点”是什么样的问题；而解释功能要想解释清楚这个“点”为什么这样，则必须了解与其相关的“点”（一个或数个以上）的相关关系，这样认识活动便从空间范围上扩展开了；预测功能的发挥在于根据各个“点”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某一个或几个“点”的发展变化，推测相关“点”的发展变化，这样认识活动的空间范围便进一步扩展，而且这种扩展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是可以无限延续的。总之，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预测的整个过程，在人们的认识空间上表现为一种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放射性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预测乃是社会科学认识功能的最大化表现。
再次，从认识活动的纵深序列上看，三种功能表现出一种依次深入的层次性过程。经由描述而达解释，经由解释而达预测，每一前者都依次为后者的基础，每一后者都依次是前者的深化和提高，并包含前者。因此，描述、解释、预测在认识的过程上并不居于同一个层次，描述属于科学认识的初级层次，解释居于中介地位，只有预测才贯穿到底，深入到认识过程中最彻底的层次。
追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现象科学认识过程的轨迹，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都是以提出某种社会预测来最后完成他们的科学研究的，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 社会预测的效果是检验社会科学成功程度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检验什么？是检验描述还是检验解释？我们认为预测具有更易于被检验的性质。在自然领域，只有当你预测的天体运行现象（如日蚀月蚀等）确实如期发生，才能证明你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描述和解释是正确的。同理，在社会领域，只有当你预测的社会现象确实发生，才能证明你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描述和解释是合理的。
首先从逻辑上看，一般来说能否预测常常被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因为凡是科学的理论，必然都揭示了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把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自然就具有预测功能。例如牛顿力学就是自然科学领域预测的典范：只要知道了物体运动的初始状态和条件，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就能预测出物体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又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是社会科学领域预测的典范：只要知道了生产力发展状况，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就能知道生产关系将如何变化；只要知道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根据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就可以预测社会政治结构也会随之变化。当然，社会科学不是“社会日历”，它不可能象自然科学中的预测那样清晰准确（如日蚀月蚀在哪一天哪一刻发生），它只能预测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因为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则更加复杂（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详细讨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社会预测不可能的结论，因为从唯物史观看，人类社会是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存在，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物质的、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所以，社会有机体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同自然界一样，本质上也是客观物质体系，也由其内部固有的矛盾所推动，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社会科学不仅应该能够进行科学预测，而且同自然科学一样，应当把预测的效果作为检验其成功程度的标准。
其次从实践上看，任何理论的科学性都需要得到实践的证明。在自然科学领域，证明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可以通过实验室等大量测试手段进行检验，如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等。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要证明一种理论知识的正确与否，则必须要经过人们社会实践的检验。所以，社会科学只有做出社会预测，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明确的检验目标。相对而言，一般停留在描述和解释阶段的研究要被实践所验证则要困难得多。
从科学发展史看，早期西方国家就曾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质表示怀疑，甚至根本否认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总是把社会科学排斥在科学的殿堂之外，其理由就是认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性无法验证。后来正是由于社会科学家所作的许多社会预测得到了证实才改变了上述局面。例如：法国思想家迈希尔（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对巴黎未来几百年的发展进行了预测。从1950年的实际情况看，他的预测36%得到证实，28%接近实现，只有36%是错误的。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寇道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采用外推法进行了一系列社会预测，其中75%得到证实。沙杰尔莱特1901年在《21 世纪的发明》一书中作的一些预测， 其中64%得到证实。凯木费尔特在1910年和1915年公布的25 项预测中， 到1941年只有3项未被证实和3项是错误的。由此可见，社会预测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社会预测具有提高社会科学可验证性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社会科学预测功能的发达与否及其预测应验率的高低是检验社会科学成功程度的标准。
三 社会预测是“认识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化的中介或临界点
时下社会上一些人常发出“社会科学有什么用？”这样的疑问或质问，其中隐含的意思很明白，即是说社会科学对于“改变世界”没有什么实际用途。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对于“改变世界”的作用，是以间接的形式体现的。但是，我们无法阻止一些人就是要这么“直观地去看”，因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毕竟是两回事，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长长的一串中介环节。一般来讲，事物之间联系的中介环节越多，则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越不容易看清楚。在从“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这一根长长的链条上，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站立在远离“改变世界”的另一端，尽管我们作了很好的描述研究和解释研究（这当然也是很有用的），但如果就此止步不前，那么我们煞费苦心弄出来的那些精美的描述和圆满的解释，对于“改变世界”的实际工作来说，如果不是让人感到隔靴搔痒，也会让人感到鞭长莫及。对于缺少预测环节的社会科学研究，一些人提出“社会科学有什么用？”的质疑，虽然片面但也不为大过。马克思就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当然， 社会科学理当追求对世界的正确描述和合理解释，但它决不就意味着可以永远停留在描述和解释阶段，因为描述和解释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有预测才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任何正确的描述和完美的解释都有待于深化成预测才能最终体现其价值和意义。所以社会科学要想以积极的方式能动地改变世界，就必须进行社会预测。
社会预测作为一种针对众多可能性前景而进行的对策性分析，它的主要意义是为社会决策即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社会预测作为“认识世界”过程的最终完成阶段，它在迈向“改变世界”的下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决策。由此可见，社会预测是社会决策的基础和前提，社会预测具有直接引发社会决策的品格，社会预测的功能和目的，就在于引起人们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从而影响被预测事件，使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健康发展。由此可见，社会预测是使社会科学“认识世界”的学术活动，最大限度地接近“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中介或临界点，是社会科学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预测，所引发的人们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运动，就极其充分地说明了社会预测能够真正地有助于社会科学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任务。
四 社会预测功能的强弱关系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前途
从系统论看，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须与其它系统交换能量即社会资源才能存在和发展。而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资源主要掌握在各级社会决策系统中。那么社会科学如何从社会决策系统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呢？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预测是社会科学诸种功能中最逼近社会决策系统的功能，它能比其它功能更直接地进入社会决策系统；而社会决策系统也更愿意拿出资源来与社会科学系统的“最终产品”——社会预测相交换。由此可见，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生产学术理论知识的特定智力系统，预测要比单纯的描述、解释等“半成品”更具有直接的社会交换价值。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越发达，与其它系统的交换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如果社会科学完全丧失了预测能力，那么作为一个系统，它就接近了“熵死”状态。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进了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言自语、自我循环的死胡同。你不与社会交换能量，社会当然没有理由“回报”你，给予你想要的地位。对此，一位曾做过政府高级官员，后来又当了社科院院长的“边际人”有着深切的体会，他曾针对社会学的发展指出：“从社会学学科看，社会学如何与政府决策相联系，是社会学生命力之所在。”（《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5页）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深刻总结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从我国古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和“百家争鸣”的盛况？学者们为何能纷纷“学而优则仕”，而一个二流学者苏秦居然能挂六国相印？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能为社会决策者——各路诸侯争霸天下提供以种种预测为主要内容的谋略。楚汉相争时期，宰相萧何为什么要“月下追韩信”？就是因为韩信擅长军事预测，并精确到“十面埋伏”。三国时期，刘备为什么要“三顾茅庐”？就是因为诸葛亮的政治预测能力达到了“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的程度。由此可见，当时的学者（社会科学）和王者（政府）在交换能量方面是相得益彰的。由于当时“社会科学”预测功能的充分发挥，那些善于神机妙算的学者们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封功臣时，就把这些人置于“功居第一”的地位。当时一些武将甚为不服，唐太宗解释说：这些人“虽无汗马功劳，然有运筹帷幄，鼎定社稷之功，犹如西汉萧何，故得功居第一”。在当时的“社会科学”内部，专门研究预测方法的学问也备受推崇，《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把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对学者建议的采纳数量以及吸收学者入仕的人数等参数，做成一种反映政府对社会科学重视程度的综合指数；同时把社会科学机构数、科学家人数、科研成果数等参数，做成一种反映社会科学繁荣程度的综合指数，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本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末期这半个多世纪里，这两条指数曲线是成正比例发展的。这说明社会决策系统和社会科学系统在能量交换上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而这种交换的实现，得益于社会科学预测功能的充分发挥。拿美国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本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正处于专业的形成和巩固时期，科研活动也主要在大学里进行，社会预测的能力还很弱，这时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拨款是很少的。但进入4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开始以社会预测的方式干预政府决策：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日本文化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中根据日本的民族性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为美国政府解决日本战后的问题帮了大忙；德林软件公司和兰德公司关于“中国将出兵朝鲜”的预测未引起政府重视，而致使美国蒙受了巨大损失；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对总统选举的预测屡屡应验……这一切都使政府和社会各界不得不对社会科学所显示的预测威力刮目相看，从而不得不从本系统中拿出相当的资源来与社会科学的智力资源——社会预测相交换。最为明显的是美国政府对社会科学拨款的迅速增长，从1959年的5700万元增长到1979年的7.5亿元，20 年增长了10倍多。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格的提高，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制出的《20世纪末世界粗钢产量预测报告》每份售价高达17000美元，仍然顾客盈门。兰德公司虽为非盈利性组织，而每年的收入却总在3000万美元以上。各种为政府和大财团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大量涌现，社会科学空前繁荣起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极大提高，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大学里的社会科学家以惊人的速度直接进入联邦政府”（《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第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基辛格博士当上了国务卿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英、法、日等国也有相似的情况：英国政府在80年代中期用于研究事业的全部经费开支中，社会科学部分的增长率大大超过自然科学。法国社会科学进入昌盛阶段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社会展望学派”，G ·贝尔热创建的社会展望中心和《社会展望》杂志，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为大型企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预测工作。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接受的委托金额，竟同日本政府对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相等。
五 社会科学中社会预测功能不发达的原因
在人类科学的脚步即将跨入2000年的今天，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预测却依然让人感到扑溯迷离。这种情形在我国科学界尤为显见。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其一，从客观上讲，社会预测确实要比自然预测更加复杂。在自然领域里，预测的客体是自然存在，自然界中各种因素是确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较少，预测客体一般不受预测主体的干扰和影响，如用牛顿力学预测某一天体在某一时刻的运行位置，这项预测对天体不会有任何影响，因此预测结果的确定性较强。然而在社会领域里，预测的客体是社会存在，社会是人构成的，这样在认识客体中就必然包含着主体的活动，而认识主体的活动往往会对预测事件产生干扰和影响。如某股市预测权威对股票价格做出了近期将上涨的预测，往往会引起一大批股民的购股狂潮，从而实际地影响他所预测的上涨现象。又如预测犯罪率将大幅度提高，势必引起社会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加强社会控制措施，从而实际上影响了原有的预测。这种社会预测对被预测事件发生干扰和影响的现象，被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来自古希腊“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著名预言）。社会预测中这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自我相关、相互渗透、相互缠绕的特点，决定了社会领域中充满了大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决定了社会预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也是为什么社会预测的可能性和客观性常常受到一些学者诘难的原因。
其二，从主观上讲，与人们对社会科学的三大功能（描述、解释、预测）认识上的偏差有关，而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历史上浓厚的个人专制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本世纪50年代的“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所有这些，都使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遭受抑制和挫折以至逐步萎缩。如50年代马寅初先生关于人口的社会预测遭到了无情批判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很少再有具有科学价值的社会预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相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科学的解释功能却畸型发达起来。而且这种被扭曲了的解释功能（指那种曲意迎合性解释）在上级的决策之后而显得异常活跃并常使人产生“过剩”的感觉。这种情形久而久之很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科学产生误解甚至错觉，即以为社会科学的功能就是解释，就是对政策的图解和宣传，就是对上级认可的事实进行理论上的“包装”。当这种误解泛化为一种社会性之后，其结果不仅是扭曲了社会科学解释功能的正确形象，而且更使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淹没于一种无形的抑制性的社会心理氛围之中。其实任何人如果在常识的范围内思考一下都会极清楚地看出：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未知的创造性活动，对未知的解释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而任何对已知的解释，严格说来都应属于“科普”的范畴。当然，社会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应尽之责，但问题在于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甚至放弃了社会预测这种探索未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更加具有本质意义的科学研究活动。
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社会转型为特征的社会变迁的加速演进，以及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展，社会科学认识活动中三大功能不平衡的局面开始得到改观，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1996年党中央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科学提出了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明确要求。预测是决策的基础，这就促使社会科学必须加强预测功能。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我国社会科学长期萎缩的预测功能一下子还很难展开，无论从科研个体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还是从科研群体的知识结构，以及从社科研究行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衔接机制上来说，一时确实还很难完全适应这种要求。好在对社会预测的社会性需求的大门已经打开，这将为社会科学预测功能的发挥提供一个广阔的天地和良好前景。
六 当代社会对社会预测的需求及预测研究的发展前景
当代社会对社会预测的需求，要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意识活动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对客观事物具有一种“超前反映”能力。人类的活动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能够对未来进行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预测。所以预测作为一种探索未来的活动，自古以来就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被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科学发展水平所制约。
从纵向来看，人类的预测活动大致经历了神话、宗教、哲学和现代科学预测四个阶段。在神话阶段，人们通过“龟测”，即用火烤龟甲所显示的裂纹来预卜未来，或是到神庙祈求神谕；在宗教阶段，人们进一步把自然力量神化和系统化起来，形成了宗教并以宗教迷信的方式预测未来；在哲学阶段，进步的哲学家用理性与逻辑对人类社会作哲理性预言，但很抽象模糊，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很有限；在现代科学阶段，人们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尤其是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方法和技术手段预测未来，社会预测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从横向来看，人类预测活动的领域由自然向社会，由单一向多元扩展。据有关专家考证，“预测”概念起源于医学。在古希腊语中“预测”与“诊断”是同义词，主要指预测病情的发展。“预测学”一词也来自2000年前介绍古希腊医生契包科拉特的一本书中。这不由使人想起我国2600年前的春秋时期，名医扁鹊给齐桓公看病时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恐深”，而终于推断其将“病入膏肓”而事先逃走的故事。这说明当时人们在医学领域的预测能力已经很高。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的预测活动主要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领域进行，对“社会预测”的需求并不迫切。因为那时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变化很慢很小，即使是上层政权更迭和改朝换代，对于天高皇帝远的老百姓来说，也往往犹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言“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所以在人生的几十年中几乎感受不到社会有什么变化，甚至几代人生活的社会背景都没有多大区别，人们对未来有相当确定的认识：未来如同现在。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预测的需求不仅由弱到强，而且越来越强。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造成的，公元前50万年人类绕地球一周的时间需数亿年，公元前2万年需数百年，公元前300年需数十年，公元500年需数年，1900年需数月，1925年需数周，1950年需数日，1965年只需数小时。马克思说“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技的加速发展促使社会加速变化， 美国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用了100年，由工业社会变为信息社会只用了20年。而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变化更是复杂万端：大企业瞬间倒闭，银行汇率骤然变动，显赫政要昙花一现，各种新事物往往“忽如一夜春风度，千树万树梨花开”。总之社会变革之快越来越让人应接不暇，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人们越来越感到把握未来社会发展变化趋势对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社会预测的社会需求便日益发展起来。由此可见，人类对社会预测的需求是与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成正比的。换句话说，社会变化速度的快慢是衡量社会预测需求量大小的标准。道理很简单，因为当社会变化处于极为缓慢或停滞状态时，人们对未来社会的预测需求量就几乎等于零。
社会需求的趋势决定着社会预测研究的发展前景。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我们从当代盛行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发展势头最足的，以预测未来社会发展为主要目的和内容的“未来学”思潮的蓬勃发展，以及大量社会预测机构的涌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形势。“未来学”一词从德国学者费莱希姆本世纪40年代提出算起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从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所引发的未来学高潮算起也有20多年。这与当代绝大多数学术思潮各领风骚仅几年的境况相比，可谓经久不衰。未来学著作成为全球最畅销的书，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被译成50种文字，到80年代就发行了700万册。哈尔林斯的《地球末日》竟售出2500万册之多。 这和其它某些学术著作出版难形成强烈反差。未来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罗马俱乐部自成立以来，每一两年就有新作问世，一口气提交了十几份研究报告。托夫勒继70年代《未来的冲击》和8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之后，又于90年代推出新作《权力的转移》（又译《大未来》）。奈斯比特1982年《大趋势》轰动全球，1990年又出版《2000 年大趋势》，1996年又推出《亚洲大趋势》。总之各种预测未来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一浪高过一浪，呈席卷全球之势。各国预测未来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有的发达国家专门搞预测的研究机构多达600多家， 还有的国家甚至实行了“社会经济预测立法”。我国从80年代开始进入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加速期，社会科学中的社会预测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自9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悄然兴起了以经济社会预测为目的和内容的各种“白皮书”、“蓝皮书”、“绿皮书”、“金皮书”等等，而其中以社科院系统牵头组织的“蓝皮书”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据粗略统计已有十多个省市的社科院开展了这项工作。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社会预测研究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前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敏锐地看清这一形势，突出发挥社会科学的社会预测功能，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社会科学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