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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4193（2000）04—0051—05
传统文化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的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上，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为此，本文着重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类型之蕴义及其内部的不同类型。
一、传统文化类型之蕴义
传统文化类型是文化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传统文化的厘定与剖析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类型”这一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学者拉夫·林顿（Ralph Linton）在所著的《人的研究》（1936年）中最早提出的。然对它的界定与论述，则是美国进化论者斯图尔德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异论》。他认为，文化类型是不同的民族文化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相互整合的心理特征网点：它不是全部的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的总和或集合，而是指那些有代表性的、具有因果联系的特征；这些特征都是与文化结构相关的，具有功能上和生态上的联系；它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间顺序和发展水平，表示着各民族之间的本质差别。这段论述揭示了两个基本点：其一，它不是整个文化的外延，或文化元素的总和；其二，它仅仅是代表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与他族文化的本质上的区别点，体现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所以它类似于在文化网罩上的若干代表性的网点。
传统文化类型，“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化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1]（P256-257）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胪析与把握：
首先，传统文化类型是各种文化形态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人类不同群体在历史上共同参与的结果。[2]（P319）斯大林曾指出，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及表现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才成为民族。一种表现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之所以为一个民族所必需，是因为它有民族认同的巨大价值。那些体现出民族特质的语言、习俗、伦理、道德、宗教、建筑、制度等社会文化，是一种历史遗产，有着独自性和完整性，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后形成了一种文化形态，即文化共同体。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自成系统，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个包含多民族文化系统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华夏族或汉民族文化系统最为完整、发展水平最高，一直居于领先、主导地位。
其次，文化类型是指各种文化形态体系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一种文化本质属性的特征，而不是指它的全部特征的总和。文化的范围甚广，有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学者张岱年、程宜山认为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3]（P4）：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 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这是首要部分；第二层次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既包括像哲学的著作、文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类的“物”，也包括科学技术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物质，这是形态上的，是属于主属地位；第三层次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念所凝结成的制度法律、规章教示等。
传统文化类型要体现出该民族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又由文化要素所构成，其中居多是不可离的文化要素。如中国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井田制、贵族制、就具有“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的不可离关系。同一个文化系统中，那些相容且不可离的文化要素相沿己久，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稳定不变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有人据此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类型的诸多观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类型
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雅俗之分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雅俗之分。雅文化亦可称为士大夫文化或精英文化；俗文化亦可称为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
1、中国传统雅文化。“雅”字， 是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雅诗”中套用过来的。雅是“正”的意思。士大夫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它既有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也反映了民族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的要素。他们一般都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较好地继承了历史文化传统，其思想文化比较系统、精致、深刻，书生气浓，文化思想趋于保守僵化，且具有较浓厚的空想色彩。在人生价值上，他们奉“重义轻利”、“崇德贱力”为人生之圭臬。
我们以《诗经》为例。雅诗是中央王畿的声调，与地方土乐是相对称的。除些许小雅的个别篇章反映了劳动生活，如《无羊》赞美牛羊的蕃盛、《何草不黄》表现怨愤的情感外，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小雅与所有的大雅描写的是祭祀祖宗、社稷土地、记叙历史、征战斗争等内容。如记叙周族历史基本上以大雅为主，这些诗叙事性强，篇幅略长，句型整齐，讲究篇章结构，明显表现出士大夫文人撰写的印迹。从描写的内容方面来看，多通过追忆祖先的发迹经过来表现其神异不凡，颂扬其德配上帝、功盖天人的德行。其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叙述周自始祖后稷至武王灭殷的全部发展经过：《生民》写周的始祖后稷的发迹，《公刘》写远祖公刘率部族从邰迁到豳，并在豳州开荒辟地，建屋定居的经过，《绵》写文王的祖父从豳迁到岐山营建城郭宫室的情形，《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到文王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写到武王伐纣。这些诗大都是根据传说写出来的，叙事比较呆板、稳滞，缺乏细致的情节描写。
2、中国传统俗文化。 俗文化流行于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的广大民众之中。俗文化包括农民文化和市民文化。中国传统的俗文化渊源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的“风诗”（160篇）。 风是“声调”的意思，国风就是地方声调、地方土乐，它们大都是民歌，产生于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流域一带，共有十五国风。其中绝大部分的风诗都反映劳动与生活，清新自然。如《豳风·七月》通过对劳动人民一年劳动情况的描写，展示了一幅悲苦生活的画面。又如《魏风·硕鼠》，不仅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愤怒情结，对非人生活处境的诅咒、怒弃，而且热烈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生活。
中国传统俗文化通常将“富贵利达”视为最高的价值，民众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不是仁智合一的圣贤，而是努力过人、侠肝义胆的“好汉”。俗文化中常常贯穿一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思想。如我们以唐代传奇为例，唐代传奇是唐代作家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中国以往把“释经阐道”的诗文认为雅文化或正统文化，而认为“不本经传”、“作意好奇”的小说是卑下的，贬称为“传奇”，是俗文学或市民文化。我国古代小说，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到六期时期的志怪志人，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到了唐代，传奇的出现使小说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作为俗文化的唐代传奇，不少作品描写豪士侠客，有的仗义执言，为平民百姓“排难解纷”，如《昆仑奴》中的昆仑奴，《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李娃传》中的李娃。他们“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或者“慷慨解囊”，施财济困、救焚拯溺、扶弱锄暴。唐代为例，除以恋爱、剑侠为两种主要题材的传奇外，还有话本、词文、变文、讲经文、俗赋等。大多是口传心授成为口头文学。因有文人记载，故今天我们还能在古籍如《太平广记》、《敦煌藏本》中略见一二。
中国传统俗文化的流行者，是一般民众，他们识字不多，甚至是文盲。其思想文化比较零碎、朴野、肤浅。但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劳动生产经验，故具有新活、实在、形象、生动的特征。如以唐代变文为例。唐代的变文是“俗讲”的底本，所谓“变文”是变易深奥的经文为通俗文的意思。这种通俗文是经文的变体，所以叫做变文，变化的体制，是从民间汲取来的，据学者胡士莹考证可分三种来源：一种是用一段散文和一段单韵文的形式相间写成的，如《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第二种是全部用韵文写成的，如《舜子至孝变文》；第三种是全部用散文写的，象《刘家太子变》。这三种变文，韵散相同，诗文结合，逐段铺叙，说说唱唱，成为我国传统民族文学的重要形成式之一；同时，唐代的变文不少是文图相配，如王昭君故事卷子（伯子2552）中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吉师老《看蜀女传〈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都证明变文是有图相配的，在表演时，仍以文为主，图为铺。
当然，雅文化保守、僵化、迂腐，甚至流为虚伪，不过，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雅文化。如唐代还是以唐诗为主，为宗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显之分
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后还出现了隐学与显学之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比而言，当时法家遭扼止，墨家和名家中绝，阴阳家被儒家所吸收。然而，中国两千年来，仍然是儒法两家的争斗。儒家从汉代起取代了法家，备受推崇，以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身份起作用，处于显学地位；而法家、墨家等被统治者所抑止，如法家的“权、势、术”和墨家的“兼济天下”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起作用，而成为隐学。
1.中国传统儒家显文化。儒家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颜元、戴震等的开创、继承、发展下，渐渐形成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儒家文化。其文化要点概而言之：（1）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 儒家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私利之说；（2）重视现世。 要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讲“来世”，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3）天人合一。儒家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 阐发天地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社会观；（4）刚健自强的人生思想。儒家倡导自强不息、发奋图强之精神；（5）修身为本、以政为德。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把德治礼教作为施政方针。
儒家思想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就是“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先秦诸子都反对“人怀其文而忘其用”，强调为现实服务。孔子的“兴观群怨”的理论，“温柔憨厚”的诗教，既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又规定了文学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在汉代，儒家主张文学要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要求文学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唐宋时期，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说，都是崇尚现实功用。白居易为此曾言：“文章合为对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就是体现出这一主导思想。
2.中国传统法家隐文化。法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如在价值观上，儒家重义轻利，崇德贱力；而法家却重利轻义，尚力黜德。法家是战国末期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派。法家思想起源甚早，郑国子产作刑书，晋国范宣子铸刑鼎，这是法治思想的萌芽，到战国初年，魏国李悝著《法经》，楚国吴起主张“明法审令”，到战国中叶进行商鞅变法。法家集大成者为韩非，他汲取了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和李悝的“法”。
法家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反对儒家的“仁爱观”，否定道德的作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汉书.艺文志》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日：‘先王以明罚饬治’，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云，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法家认为“法、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并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奖励耕战，翦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等政策，这些为推动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家也注重于名实问题的讨论，将名实研究用诸政治，联系于刑名法术，故又称为刑名家。法家注重“参验”的认识理论，宣扬历史进化的历史观、非道德主义的伦理观以及极端功利主义的美学观，都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西汉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汉代儒学的体系中，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庙之分
在先秦，道家与儒、法、墨、名诸家对立，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道家、儒家复兴，佛教亦兴盛。这样，终于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之势。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史，儒道两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部分，由此派生出庙堂文化与山林文化。
1.中国传统的山林文化。山林文化亦可称为隐逸文化，它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先秦道家反对有为，主张无为，他们不仅攻击儒、法、墨、名诸家的思想学说和主张，而且从根本上否定整个文明。他们追求的是那个超越一切相对的道。
道家舍弃“从政”，他们以蟒袍加身为自然本性的丧失。他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10]（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不与朝廷合作。庄子认为从政当官之事，类似“络马首，穿牛鼻”（《释私论》），败坏人生，违背天性。正因如此，道家欲图“游无何有之乡，以处旷壤之野”（《庄子·德充符》）。于是，山林便成了隐士理想人格追求的神往之地。《汉书·王吉传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可见，山林与庙堂相对，山林之士便是隐士。
中国历代以来，读书人凭借科举进入仕途，宦海沉浮，升迁不定，进退莫测。这样，他们不但需要儒家这样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一旦失意，也需要老庄这样消极恬退的人生哲学。道家“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要超脱人世的圣人、神人、真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对人的种种压抑，但又不敢也无力去改变其消极退守的人生态度。在人生失意之后，最合适的居处便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
山林文化我们可举陶渊明加以评说。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120 多首，还有一些散文和辞赋。他的诗歌中绝大部分是“田园诗”，描绘了作者归隐后的农村生活，反映了作者讨厌官场宁愿归隐的思想感情。陶渊明的山林文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唐代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显然与陶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相联系。白居易、苏轼等在政治斗争中受到挫折时喜用陶诗安慰自己就是明例。爱国诗人陆游、词人辛弃疾，也都称赞过陶诗。陶渊明的诗文给后来的山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2.中国传统的庙堂文化。道家和儒家，它们之间常常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清代王夫之曾说：“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出世时，超然尘外，情欲沉寂，做自甘落寞的隐士；入世时，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所以儒道两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在价值取向上，前者倾心于庙堂，后者钟情于山林。
所谓庙堂，是指太庙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楚辞·九叹·逢份》：“始结言于庙堂兮，信中涂而叛之。”王逸注曰：“言人君为政举事，必告于宗庙，议之于明堂也。”后来多用以指代朝廷。宋代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的这层意思。
儒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入世的，他们大多有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思想，怀抱经世之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有深沉的爱国激情和社会忧患意识，注重立德、立功和立言，重视气节、操守，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被誉为“天才少年”的王勃，表达了“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宋代理学家张载更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志向。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篇，在后世的反抗强暴侵略、坚持民族气节方面播下了永不屈服的思想种子。宋代范仲淹为后AI写作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苏轼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喟叹，等等，这一切无不与儒家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关，是中国传统庙堂文化中的结晶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