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论鲁王在金门的活动及其相关的历史记忆_金门论文

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论鲁王在金门的活动及其相关的历史记忆_金门论文

在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之间——鲁王在金门活动及相关历史记忆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门论文,礼法论文,正统论文,现实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明清之际闽海东南时局,有如下精辟论述:“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①陈先生的见解提示我们,从16世纪开始,数百年间东南沿海地域所发一系列事件有其内在的历史联系,治史者若能“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自当可从中发现其“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的意义。

本文试图以南明鲁王在金门的活动及以后300余年间相关历史记忆的形塑为中心,讨论在现实政治环境影响之下,礼法正统性在地方历史叙述中的表达形式及其意义的转变。

一、礼法正统性危机与鲁王在金门的活动

清代最初的数十年时间里,东南沿海地方动荡不安,由于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无常,政治认同上的“正统性”失去客观依凭,数十年的战事是在清朝与多个南明政权并存、地方长期处于“不清不明”状态、从属关系反复无常、军事将领不断易帜、而号称奉南明“正朔”的各支人马又互不统属有时还相互残杀的情景下进行的,地方社会实际上已经失去判断各种势力的“正统性”的客观依据。在当时的情势下,政局变幻不定,“华”、“夷”之辨模糊,由于政治和文化的“正统性”混乱,加之几十年间地方上科举考试偶开常辍,士大夫阶层所重视的朝廷法度、君臣之义、道德文章等等,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时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礼法正统性的危机也由此而产生。

在王朝存亡绝续的关头,东南地方的一些明朝旧臣和地方势力因种种原因携手抗清,除先后拥立五位朱氏藩王称帝外,还奉三位藩王为监国,即1645年六月初,杭州官民拥戴潞王朱常涝监国;同年六月末,张国维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同年八月,靖江王朱亨嘉又监国于桂林。此外,唐王朱聿键称隆武帝前先监国于福州,而绍武帝称帝前也曾监国,在此之前,桂王朱由榔还曾监国于梧州。先后称“监国”者有六人之多,局势纷乱,各竖旗帜。

“监国”本为明初就已确立的制度,朱元璋即有“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②之言,明朝历代也时有皇帝出巡由太子监国的情形发生。宗藩监国的情况则甚为罕见,其最为人关注的一次,是仁宗驾崩后,太后密命仁宗第五子襄王朱赡墡短期监国之事。③而明清之际,王朝危机时期的所谓“监国”,意义自然大不相同,监国者已不必是皇子,监国时也不必由皇帝下诏,基本的格局是由宗藩自行代理国政,声称待将来光复国土后,再复位正统。拥立鲁王朱以海即监国位的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国维就向其时仍为监国的唐王宣称:“今日之事,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当同心并力,共复国仇,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东人心涣散,鸿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则江上诸将皆须听命,猝然有变,监国之号令不行,唇亡齿寒,悔莫可追”④。这种几个监国并存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严重的礼法正统性矛盾。以鲁王为例,当时就已经有“鲁王监国绍兴,诸臣不奉我正朔,同室起衅,贻笑敌人”⑤的说法。

鲁王本人性格温和,才具平庸,以致后人有“鲁王才望远逊唐王”⑥评论。从1645年至1651年,鲁王以监国身份辗转绍兴、定海、舟山等地,既不能运筹帷幄,稳定政局,亦无力节制军旅,联合抗清,基本上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⑦。1651年终因兵败,南下中左所(厦门)投奔郑成功。《东南纪事》载其事曰:

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风,失大学士沈宸荃,进次岩头。朱成功自厦门来谒,称主上,自称罪臣。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处之泊如。⑧

以上记载有点语焉不详,所谓“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的缘由,同书“郑成功传”有更详细的描述:

九月,陈锦克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南奔,谋取海坛驻师;致书劝成功,会师迎驾。鲁王亦与之书曰:余与公宗盟也,平居则歌行苇之章、际难合赋脊令之什,公其无吝偏师,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给事中徐孚远前至鲁王行宫,面启永历见正位粤西,宜去监国号;王复书叙所以勉从监国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门,如寓公焉;名振、阮骏等兵皆属成功。⑨

郑成功奉永历正朔,事在1647年,其时他知道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朝,即白衣挂孝,遥奉永历年号,自称罪臣,称讨招大元帅。四年之后鲁王来依,他以“永历见正位粤西”为由,要求鲁王“去监国号”,自有其礼法正统方面的依据。其时郑营内部在迎接鲁王的利益安排方面,也颇感纠结。《小腆纪年》详记其事曰:

监国至厦门,朱成功召诸参军议接见礼。潘庚钟曰:“鲁王虽监国,而藩主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外藩于诸王非敌体,况监国乎?用宾主则纪纲混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礼见之,则于礼两全矣”。众是之。

贽千金、缎百端;安插诸宗室,从官月致饩焉。⑩

大致说来,郑成功对前来依附的明朝宗室及其随行官员,还是尽量保持礼遇的态度:

甲午,成功伪设六官,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以邓会知州事。月上鲁王豚米及泸溪、宁靖诸宗室,礼待乡绅王忠孝、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辜朝荐、徐孚远等,军国大事辄以相咨。(11)

康熙时海澄县人郑亦邹所著《郑成功传》也有类似记载:

奉监国鲁王、卢溪王、宁靖王居金门;凡诸宗室,颇给赡之。礼待避地荐生王忠孝、卢若腾、沈佺期、辜朝荐、徐孚远、纪许国等。此数人,郑之名客也,军国大事,时以咨之。

凡所便宜封拜,辄朝服北向稽首,望永历帝座疏而焚之,以煽诱愚民,鼓动天下。(12)

但郑成功对于不愿去掉“监国”名号的鲁王,也明显存有戒心:

或有谮鲁王于郑成功者;成功奉王日疏薄,诸臣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等勉为支应。然已不成局面矣。(13)

《鲁春秋》的记载与之类似:

永历六年壬辰,监国七年,监国跸金门。

桂主自安龙驰授国姓成功招讨大将军敕印。

国姓以桂无所通监国,引嫌罢供亿,礼节亦疏,以见一。监国饥,各勋旧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纪石青、沈复斋等间从内地密输。缓急军需。(14)

按《鲁春秋》的说法,郑成功对寓居金门的鲁王待遇日薄,缘由之一是永历帝未承认鲁王监国的地位,还是由于礼法正统性方面的缘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鲁王驻跸金门不到两年,即于1653年去掉了“监国”名号。《小腆纪年》载其事曰:

(顺治十年)三月,明鲁王自去监国号。

有构鲁王于朱成功者,成功礼仪渐疏。王乃自削其号,飘泊岛屿;赖旧臣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纪石青、林复斋之徒调护之。(15)

其时在鲁王周围的从臣,有张煌言、曹从龙、任文正、沈光文、马星、俞图南、蔡昌登、任颖湄、钱肃遴、陈荩卿、傅启芳、张彬、叶时茂、林泌、崔相、陈光禄、陈豸、丘子芳、丘伯玉、俞师范、杨灿及太监陈进忠、刘玉、张晋、李国辅、刘文进、韩升等二三十人,据称“时缙绅避难入岛者甚众,赐姓皆优赡之;岁有常给,待以客礼,军国大事时辄咨之,皆称为老先生而不名”(16)。其中张煌言(字玄着,号苍水)和陈光禄(字齐莫,一字佛庄)二人,在调解鲁王于郑成功的关系方面,尚能发挥一些作用。《蠡测汇钞》“陈光录传”载:

时成功修颁诏之隙,不肯奉王。列营之奉王者,其军莫如成功强,皆不自安。公说成功,当以公义为重。成功虽不为臣,而始终于王致寓公之敬。其时会稽旧臣能笼络成功而用之者,亦惟张公苍水与公二人。(17)

郑成功对张煌言略存尊重,很重要的理由,是张煌言一直在江浙一带率领军队,是后来郑成功一直准备着的北上作战的重要依靠力量。鲁王去监国号,张煌言也改奉永历正朔:“鲁王既去监国号,煌言通表滇中,与成功同日拜命”(18),后来郑成功北伐,张煌言确实起了重要的接引作用。此事可见现实政治利益的影响。而张煌言也谨言慎行,“自舟山败后,遥奉桂朔。凡大举,必与延平合议,不敢显通监国,用绝嫌疑,以固同忾”(19)。

尽管鲁王去掉“监国”名号,但郑成功还是不放心,仍将之迁至距离厦门的更远的南澳岛居住:

郑芝龙遣其私人李德招降成功,有“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语;乃送鲁王于粤中行在以避之。王踌躇不欲行,成功强之,始扬帆出海;遇风,回居南澳。自是,居海上者七年。己亥秋,永历帝手敕命仍监国,而成功不欲,迁之澎湖。寻复悔之,迎归金门,供给如初。(20)

鲁王迁居南澳岛的年份,有多种不同说法,《小腆纪年》系于1654年;《东南纪事》和《赐姓始末》均记于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21);而1959年在金门发现的《皇明监国鲁王圹志》(详见后文)则云:“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夏,复至金门”,丙申年即1656年,当以之为准。至于《小腆纪年》所述“永历帝手敕命仍监国”事,《爝火录》系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丁酉):

(顺治十四年)夏四月……鲁王遣总兵何达武赍表诣行在,请会兵吴、楚。

九月……帝赐敕鲁王,仍命监国。郑成功忌之。(22)

可见,鲁王自己派员前往云南拜诣永历帝,而永历帝未经郑成功,直接敕命鲁王再次监国。虽然此时鲁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毫无力量,但其在礼法正统方面的影响,仍然让郑成功感到不快:

有敕使自安龙来,命王监国。……是时,成功以计力并诸镇,缓于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饥寒,出无舆导,至以名刺投谒。宾旧张煌言、徐孚远避形疑,不敢入朝。王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23)

至于《小腆纪年》和其他资料多次提到的郑成功迁鲁王至澎湖事,连雅堂先生等早已证明这一说法不可靠(24)。反之,前引《皇明监国鲁王圹志》有“己亥夏,复至金门”一句,可见重称“监国”之后,郑成功又让鲁王回到金门居住。张煌言1660年(庚子)作《闻监国鲁王以盗警奔金门所》五言诗(25),内有“挥泪东南信,初闻群盗狂;扁舟哀望帝,匹马类康王”之句,也许能反映鲁王迁回金门的仓皇景象。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据称张煌言曾再三致书金门,期望鲁王东山再起: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锦嗣,称招讨大将军,部曲携畔,多出降大清者。

张煌言移壁沙埕,三启致金门,略言:“去冬缅甸内变,致宗室职官无一得免,惟吉王自缢以殉。而晋王李定国入洞邬,巩昌王白文选亦遁深山。臣闻变之日,肝肠寸裂。追惟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岂意后王祸等徽、钦,辱同怀愍?臣以为延平藩王必当速定大计以伸大义,而至今寂寂,道路遥传,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彷徨,穷岛孤军难与相守,即今浙、闽、广各有招抚之人,解散海上;若不先事豫图,则报韩之士气渐衰,思汉之人情将辍。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独念主上旅羁岛屿,与闽海存亡相倚;万一变生肘腋,退无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顾力微,既不敢轻为迎驾,又不敢辄行趋扈。计惟在闽勋镇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罗,以资拥卫。然后速正大号,传檄省直,刻期出师,虽强弱悬殊、利钝莫必,而声灵宣布,响应可期。兴灭继绝,端在主上诏书一道。惟主上密与宁靖王及诸大臣谋之”。王览启悲恸。(26)

张煌言致鲁王三启,《张苍水诗文集》有录,也有史家认为“其事疑信参半”(27)。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机会不会再出现了,当年十一月鲁王因哮喘病发,在金门去世并安葬于金城东门外。可靠的记载来自《皇明监国鲁王圹志》:

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才四十有五。

岛上风鹤,不敢停榇;卜地于金城东门外之青山。穴坐酉向卯。其地前有巨湖、右有石峰,王屡游其地,题“汉影云根”四字于石。卜葬兹地,王顾而乐可知也!以是月廿二日辛酉安厝。

从1651年至1662年,除去中间移居南澳岛的3年,鲁王在金门先后居住8年之久,他在金门城外古岗湖南巨石上留有“汉影云根”四字石刻,迄今金门民间也还流传有鲁王陈妃为金门下市村人,当地人因鲁王常以番薯充饥而称之为“番薯王”之类的故事(28),但是,关于这8年间他在金门当地的生活状况,直接记录甚少。目前能见到的当时本地人所写直接与鲁王有关的记载,只有卢若腾的三首诗词,分别为1656年的五律《鲁王将入粤,赐诗留别;次韵奉和》、1661年的七律《辛丑仲夏恭贺鲁王千秋》和1662年的《泰山高·壬寅仲夏寿鲁王》(29)。卢若腾为金门贤聚乡人,崇祯庚辰进士,在外任官数年,甲申之变后,又追随隆武帝、唐王、鲁王诸政权,最后随鲁王回到故乡金门居住(30)。如前引《鲁春秋》所述,诞生卢若腾对处境窘迫的鲁王有所接济,但这三首诗词的内容,基本不涉及鲁王的具体生活状况。总的说来,清初历史文献对鲁王在金门8年的具体情形着墨很少,有关鲁王的故事,基本上被置于南明政权与清王朝抗争的大历史脉络中被关注和描述。

二、“鲁王墓”重修与地方历史的建构

如前所述,鲁王逝世之时,清军正步步进逼,金门已风雨飘摇,只能草草下葬,即所谓“岛上风鹤,不敢停榇”。次年“清师堕厦门、金门城,焚掠而还”(31),金门成为“迁海”政策之下的界外之地。以后10余年间,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氏政权与清朝军队在厦、金一带拉锯作战,金门数度成为战区。鲁王墓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湮没于荒草之中。然而,明朝一位宗藩在金门这样边远的海滨之地前后驻跸10余年,号称“监国”,且在正史、野史、笔记等历史文献中被一再提起,一有机会,仍可能为本地文人重新关注,影响地方历史的建构。

终于在鲁王去世170年以后,随着清王朝对南明那段历史逐渐宽容的政策,金门本地的士绅通过所谓“鲁王墓”的“发现”与保护,将鲁王故事纳入地方历史的解释体系之中,重修的“鲁王墓”也被营造成为颇为契合士大夫情怀的文化景观,且被列入地方的祭祀系统。

事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本地文人林树梅刻意访求,在金门城城东发现一古墓,以乡人称之为“王墓”为由,判定其为鲁王墓,即报知其老师、兴泉永巡道周凯。周凯乃檄命金门县丞清界址,加封植,禁樵苏,树碑以表之。碑题“明监国鲁王墓”,左上镌“大清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四月建”,右下镌“福建兴泉永道富阳周凯书”。周凯亲自书写了墓碑背阴,全文如下:

王讳以海,字巨川,明太祖十世孙。崇祯甲申,袭封鲁王。乙酉,监国绍兴。师溃,郑彩自舟山迎王入闽,居中左所。郑成功修寓公之礼。戊子,居闽安,颁监国三年历。有兴化以南二十七州县,旋失。癸巳,去监国号,居金门,凡十年。壬寅,成功死,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会王得哮疾,于十一月十三日薨。生于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五,葬于城东王所尝游地。野史载成功沈王于海,又称王薨于海外,皆传讹也。沈太仆光文挽王诗序云:墓前有大湖。按之,即今鼓冈湖,去墓里许。湖南多石。镌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并从亡诸臣题咏。知王尝游息于此,则墓在金门无疑。惜久湮失。林君树梅访得之,凯于分巡闽,为树墓碑,禁樵苏,加封植焉。惧其久而复湮也,为记于碑阴,愿金门士人岁时祭扫,共保护之。

大清道光十有六年,岁在柔兆涒滩孟夏之日周凯记又书。(32)

道光丙辰,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除了这篇碑阴文字外,周凯还写有《明监国鲁王墓考》,收录于所著《内自讼斋文选》,其中描述了林树梅发现该墓的经过和确定其为鲁王墓的缘由:

世传明监国鲁王薨于金门,葬后埔,墓久湮失。道光壬辰春,林生树梅访得之城东鼓冈湖之西。墓前合灰土为曲屏,不封树,土人称王墓,不知何王墓也。下一墓,形制相似,相传瘗王从者。岁久,为耕犁所侵。林生急白凯,檄金门县丞清界址,加封植,禁樵苏,树碑以表之,期于勿替。

盖当日诸臣流离琐尾,道途梗塞,传闻异词,故所载亦异词。而墓在金门后埔,则无疑焉。今墓前有鼓冈湖,广四十余丈,湖南多石,镌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并镌从亡诸公题咏。其为王尝游处,又似可信。甲辰以后,二岛糜烂,或碑碣无存。惜不得沈斯庵集而读之。其云:墓前有大湖,谓鼓冈湖耶?抑谓台湾之大湖?即今鲫鱼潭耶?凯尝游其处,鲁王墓亦无考焉。呜呼!王以明室宗支,间关颠沛,漂泊海上数十余年,惟伪郑是依,而又不以礼待,致受沈海之诬,卒至埋骨荒岛,榛莽为墟,春霜秋露,麦饭无闻,亦可悯已。(33)

发现并认定古墓为鲁王墓的林树梅,光绪《金门志》中有传:

林树梅,本姓陈,字瘦云;副将延福养子也。每从廷福巡洋,所至港汊夷险,辄随笔记录。既长,学为诗、古文词,从巡道周凯及玉屏掌教高澍然游,得其指授,故为文具有矩矱。尝赞曹谨令凤山,兴埤头水利。道光间,海氛告警,总督颜伯焘以币聘之;上战守诸策,议于刺屿尾置戍。地无水,乃登山相度地脉,掘之得泉,因名曰“林泉井”,刻石井上。事平,当道奏授布政司经历;欲改授武职,力辞。福州林文忠予告归,适筹议防海,树梅密参帷幄。文忠赴粤办贼,中途卒;树梅感其知爱,为诗招魂,遂郁郁以殁,年未五十也。

素好义举,值年暮,市绵衣数百给邻里之贫者。曾游鼓冈湖,访得鲁王墓,请于当事,清其界,树碣墓右,自捐市廛为祭费。其负奇如此。以自幼受父钟爱,不忍归宗;乃迎养生母于厦门别业,娶妾生子,以继其后。(34)

林树梅为本地知名文人,也曾参与周凯监修并作序的道光《金门志》的纂修(35),他平常注意结交官员,与林则徐等均有交往,周凯亦是其老师,“游鼓冈湖,访得鲁王墓”一事被载入县志。可见对他在地方上的名声也有裨益。周凯在碑阴的铭文中提到“愿金门士人岁时祭扫”,林树梅即“自捐市廛为祭费”,而在本地最有影响的浯江书院的“规条”中,就出现了“祭鲁王墓费钱四千文”(36)的记载,说明新发现的鲁王墓已经进入了具有礼法正统性的地方祭祀体系。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有一些礼法正统性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周凯的《明监国鲁王墓考》以这样一段文字作为结语:

我国朝加惠前代,自陵寝及名臣、贤儒坟墓,俱有禁令。于明史不讳唐、桂诸王事。靖节诸臣,皆宝之谥典。圣德皇仁,超越千古。若鲁王墓,固守土者宜恪遵禁令,急为防护者也。而斯邦人士,展念陈述,宜何如之感慕、叹息、保守之,期勿再失乎?因为考以实之。

林树梅“发现”鲁王墓在道光十二年,而周凯要求地方官重修该墓并撰写碑文则在四年之后,其时正是他监修《金门志》并为之作序的时候。实际上,周凯与林树梅等一起,充分利用《金门志》纂修的机会,将鲁王墓形塑为一个颇具士大夫文化情调的处所,从而让与鲁王有关的故事进入金门地方历史的解释架之中。除了“立墓碑,禁樵苏,加封植”,并“岁时祭扫”外,鲁王墓和与鲁王相关的历史遗迹,也被金门志列为地方的重要文化景观:

献台山。左揖鸡笼、右抱南盘,在太文山南。旁即鼓岗湖,明进士董扬先隐处;凿石为室,自题“正冠”二字。上有诗,旁镌“石洞天”三字,不题名号。又“汉影云根”四字,明监国鲁王寓岛时手书刻石。诸葛倬、吴兆炜、郑缵祖、郑缵绪,各有诗镌石室旁。湖畔钓矶,扬先垂钓于此;前俯漂布石,镌“董子垂钓”四字。

监国鲁王墓。在古坑后埔。(37)

《金门志》还收录有金门本地知名士人林文湘在道光十二年与林树梅等文友,在古岗湖修禊之后所作的《鼓冈湖春禊序》:

金门城东,巨石垒砢,重叠蜿蜓,中潴为湖;一涧由高泻下作曲水流觞,可据湖溆饮之。湖之北,傍山瓦矗;湖之南,圆阜环拱;中间一碧渊涵,鱼鳖肥美。盖浯洲一胜区也。湖西一箭地曰后浦,前明监国鲁王墓在焉;石上镌“汉影云根”四字,鲁王书也。以外,即汪洋大海矣。

余壬辰二月,与童君渊若、家瘦云修楔于此,而系以诗:瘦云以觞酒奠鲁王之墓而拜之。余因慨昔人诗“唐陵汉寝无麦饭”句为可悯,而瘦云之风为甚高也。

夫鲁王以兖州分封之裔,甫袭爵而甲申之变乘之;崎岖闽、浙之交,艰辛踣踬,流离琐尾,后乃依郑氏于浯江岛上。当时贞臣若王愧两、卢牧洲诸公,其才学郁而弗舒,所吟皆颠沛侘傺之辞、酸辛呜咽之调,即欲强为逸豫之作不能也。

今者海宇升平,将二百年矣。士之游其间者,领略江山之恢奇、俯仰古今之变幻,其所见云垂海立,沙走雷奔,风樯驰骤,壑蜃离合,阴火潜燃,可惊可愕之事,皆足以发其雄特瓌瑰之辞;其或雨霁天晴,雾敛烟销,鸥鹭征逐,草树笼苍,碧畴蓑笠,绿野牛羊,可欢可忭之景,皆足以生其灵隽窅眇之趣。盖境因时变,而诗亦与之俱变也。诗不与人期而领斯境者,自不容已于诗也。

或曰:“兰亭修禊,王右军诸名流韵事,兹乃敢踵而行之乎”?余曰:“不然,情与景会,到处皆兰亭也。宇宙光景常新,历久不陈,惟会心者自得之耳。岂舍会稽山阴,别无修禊地哉”!今者纲师佑客不能领而诗人领之,耕夫牧竖不能探而诗人探之,是造物无尽藏也,而永和有嗣响也。渊若将以每年二月修禊之事,续而行之;余顾谓瘦云曰:“豪哉!斯举也”。浮杯酒而泚笔序之,为后日讌集之左券。(38)

据称,林文湘“博极群书,为文沉挚。游长泰庠,屡屈秋闱,遂不复置意;肆力于诗、古文词,为历任有司所敬礼”,“分巡道周凯以古文提倡后学,尤器重之”。“性耿直,急公义”(39),是当时本地文人的领袖人物。他热心地方文化,道光间还曾参与劝捐浯江书院膏火(40)。从《鼓冈湖春禊序》可知,在林树梅声称发现鲁王墓当年(道光十二年)的早春二月,以林文湘为首的金门本地文士,已经在古岗湖一带聚会,且认定“湖西一箭地曰后浦,前明监国鲁王墓在焉”。他们还联系鲁王的际遇,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文学见解。由此可知,四年之后与鲁王墓重修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举措。其实是当时金门本地士绅文人集体有意思谋划的结果,而非由于个别官员或文士一时的心血来潮。

鲁王被“发现”并重修之后,成为地方上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地方文献中不断被记载。1936年初,因为时任福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元秀的提议,在塚墓右侧修建了一个纪念亭,命名为“鲁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应黄元秀函请,为该亭题写了“民族英范”四字,事载现仍树立于亭内的碑记:

粤稽鲁王墓,自清道光丙申四月福建分巡兴泉永道周凯为树墓碑,禁樵苏,加封植,忽忽又阅百年矣。风霜久历,剥蚀滋甚。客夏六月,福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公元秀巡视金门,诣墓展谒,追维鲁王当年监国抗清,誓复国土,抑何其气之壮而志之坚欤。设任其湮没不彰,民族曷资宗仰?

黄公因之捐廉,倡议修墓筑亭,为鲁王留一纪念。乃命维舟出任募捐,董修筑事。义无可诿,勉效驰驱。荷承李县长暨诸乡君子踊跃输将,鸠工焉,庀材焉,雕之琢之,经之营之,且得许君维翰及金城、鼓冈两乡民众乐于趋事赴功,故不匝月而亭告成焉。

黄公于是大书特书其亭曰“鲁亭”,并请蒋委员长题“民族英范”四字于石,俾后之过斯亭者,犹想见当日鲁王鞠旅陈师,灭此朝食之气概,油然兴起其敌忾同仇之志,念有不顽廉懦立而丕变世风者哉。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孟春之月 里人许维舟谨识并书。

黄元秀为浙江杭州人,字文叔。辛亥革命元老,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早年与黄兴、秋瑾、徐锡麟、蔡元培、章太炎等交游,为光复浙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民国后在军政界享有很高声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在多年隐居之后,应邀到泉州出任行政督察专员。因为其名望和身份,也由于鲁王“监国抗清,誓复国土”的形象,在当时国难当头的历史场景之下,蒋中正为位于海边蕞尔之地的金门鲁亭题写了碑铭。在亭内正面横梁上,时任金门县长的李世赓题有“还我山河”四字,并附铭文描述黄元秀倡建鲁亭的过程:

金门城东,为明监国鲁王埋骨地,岁久□毁,专员黄公行部建议重修,且筑亭其畔,颜曰“鲁亭”,从封号也。亭既成,□请蒋公邮句题楹。黄公亦自有联扁。世赓恭礼题篆,景仰尤深,爰缀长联纪实。以此四字镌扁,盖明王素志,亦俾览者有动于衷,知共勉焉。

李世赓谨题

上文提到的“黄公亦自有联句”,见鲁亭正面两侧石柱,文曰:

鲁王监国抗清。不降不弃,正气凛然,足资景仰。秀巡视金门,墓前展拜,抚今思昔,感慨系之。

坯土足千秋,玉辇无声孤月白;

丰碑屹一片,金门有恨朔风骄。

浙江钱塘黄元秀拜撰并书

黄元秀“抚今思昔”,赞扬鲁王“不降不弃,正气凛然,足资景仰”,可见其重修鲁墓、倡建鲁亭的举动,确实是针对时局,有感而为。而李世赓的“长联”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情怀,且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

延明朝历数,争汉族光荣,正气凛千秋,矢步不回无惧色,

仰长吏筑亭,颂将军题句,菲才惭百里,海氛未靖更惊心。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长乐李世赓撰书

而为鲁亭撰写碑记的“里人许维舟”,早年在印度尼西亚经商时即加入同盟会,民国后曾作为华侨代表当选国会议员,因反对曹锟贿选,回故乡金门定居。鲁亭修筑主要是他董事完成的,亭旁至今仍立有他撰写的《修墓建亭芳名》碑:

专员黄元秀捐银壹百元

县长李世赓捐银捌拾元

参谋滕时发捐银伍元

吴锦章捐银壹百捌拾元

洪潮焕 董允耀各捐银五拾元

林长庚 林长椿合捐银肆拾元

许嘉文捐银壹拾肆元弍角

林策勋捐银壹拾元

计共捐银伍百肆拾玖元弍角

附列开支各条如左

一建亭树碑工料对石匠陈炳煌庄水生等去银弍百陆拾玖元柒角

一筑洋灰亭盖亭座并修墓工料对泥水匠许嘉后去银壹百捌拾元

一金城、鼓冈两乡助工修筑对津贴点心去银弍拾玖元

一杂费对扛运石碑石条工资计共去银叁拾肆元

又对碑柱髹字照像并买杉麻竹遮等费去银叁拾陆元伍角

计共支银伍百肆拾玖元弍角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孟春之月 董事许维舟谨布并书(41)

经当事者的有心策划,上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至鲁墓周边的金城、鼓冈二地百姓,均参与了鲁亭的建构过程。联系到其时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险时局,当事者再三强调鲁王“监国抗清,誓复国土”,“鞠旅陈师,灭此朝食之气概”,期待能“油然兴起其敌忾同仇之志”,“还我山河”的良苦用心,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收录于周凯所著《内自讼斋文选》的《明监国鲁王墓考》,近代以后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刊登有黄仲琴、夏廷棫《金门明监国鲁王墓》(42)一文,即根据所录《明监国鲁王墓考》,就鲁王与金门关系的若干史实作了考证。夏廷棫为中大民俗学会会员,他是浙江富阳人,蒐集到乡先贤周凯的《内自讼斋文选》,即以《明监国鲁王墓考》一文请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黄仲琴先生考证。所录《墓考》文中有“同安举人吕世宜书其碑阴,林生又为墓图与记”二句,为常见《内自讼斋文选》版本所未见。“林生”即林海梅,可知其时他还为鲁王墓作图与记。而吕世宜亦为金门本地人,道光二年进士,以书法著名,与周凯交往颇深,和林海梅等参与了《内自讼斋文选》的校订。《金门志》中有传:

世宜,道光壬午举人。性好古,通许氏《说文》及金石之学,最工篆隶。尝摹拟汉书四十九石,厦人林墨香刻之。时巡道周凯、山长高澍然俱能古文,世宜时相谈论。其为文,笔意警峭,颇似王半山。晚年,援例捐翰林院典簿。尝自为墓志,刻于砚背;命家人即以砚殉。其标格崖岸如此。著有《爱吾庐文集》三卷、《笔记》二卷。(43)

吕世宜亦参与道光间鲁墓重修事,也有助于印证其时纪念鲁王在金门活动的一系列安排,在本地士人中是有共识的。

三、发现鲁王真冢及其文化意义的转换

在林树梅等地方文人“发现”并认定古岗湖南“土人称王墓”的墓葬为鲁王墓之后120余年,1959年8月因金门驻军构筑工事,真正的鲁王墓被发现,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事件。发现者刘占元中校记录了发现的经过:

鲁王真冢,为余于八月二十二日十六时发现。特将发现经过详述于次。

八月十九日,余奉命率部负责在旧金城东炸山采石工作。次日开工,发掘地皮,探取石块,俾钻孔爆炸。约入地五十公分,发现深埋地下之石碑一块露出,厚约十五公分、宽约八十公分。余意测为墓碑,饬属不予破坏。继向下掘一公尺余,圹盖毕露。长约二公尺五十公分、宽约一公尺四十公分。墓碑高一公尺二十公分,入地约三十公分;碑面平滑,未刻一文。墓碑案长二公尺余,宽六十公分、厚十五公分。其圹四周及盖,均系用特制之三合灰砌成,坚固异常,诚一久已湮埋之古墓。

八月二十二日,余本须参加上级举行之“八二三”炮战周年纪念庆功会及会餐,祗以身心偶感不宁,请准缺席,整日在工地巡视。午后三时,由于工作进展,此一古墓必须破除;特再前往视看,计划如何爆破。偶立碑前瞻望,见此墓坐酉向卯,前有古岗大湖,右靠梁山;山顶多石,其顶一巨石似系人工所置,用为记号。左青龙、右白虎,天然形胜。右前大帽山麓倒塌巨石,刻有鲁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余顿觉有所悟!特饬属慎重将事,保持原状。谨在碑后一公尺处凿开一洞。命谢文澜中尉派士官刘田入内检视,获石碑一具长七十公分、宽四十公分,余知有异。除饬暂停发掘外,亲自持该石碑往湖边清洁;几经洗制,始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鲁王毕生事迹之全文。余以事体重大,随令权将遗骸装入用木箱改装之棺材,敬谨收藏;一面报请上级处理。十八时,本部队副部队长蔡上校、参谋长刘上校莅基地凭视后,将圹志碑携返。是夜“艾瑞丝”台风侵袭,余为对此一代忠魂表示敬意,漏夜冒狂风暴雨之险,亲往墓地将鲁王遗骸肩回;置之寝室,妥为保护。(44)

在墓中发现的《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全文如下:

监国鲁王,讳以海,字巨川,号恒山,别号常石子。始封先王讳檀,为高皇帝第九子,分藩山东兖州府;王,其十世孙也。世系详《玉牒》。王之祖恭王,讳坦颐。父肃王,讳寿镛;传位第三庶子安王,讳以派;王兄也。崇祯十五年冬,虏陷兖州,安王及第一子、第四弟以洐、第五弟以江俱同日殉难。山东抚臣奏闻,王以第六庶子,母王氏所生,□授镇国将军;部覆应继王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册封为鲁王。方三月初旬,使臣持节甫出都,而京师旋告陷矣。东省驿骚,王遂南迁。

师琅琦,附省诸邑屡有克复。虏援大至,复者尽失。王又再抵舟山,躬率水师入姑苏洋,迎截虏舟;而浙虏乘机捣登舟山,竟不可援矣。王集余众南来,闻永历皇上正位粤西,喜甚,遂疏谢监国,栖踪浯岛金门城。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夏,复至金门。计自鲁而浙、而闽、而粤,首尾凡十八年。王间关澥上,力图光复;虽末路养晦,而志未尝一日稍懈也。

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才四十有五。痛哉!

元妃张氏,兖济宁州张有光长女,原浙之宁波人;兖陷,殉节。继妃张氏,亦宁波人;舟山破日,投井而死。有子六,皆庶出。第一子、第三子在兖陷虏,存亡未卜;次子卒于南中;第四子弘槮、第五子弘朴、第六子弘栋,俱在北蒙难;仅存夫人今晋封次妃陈氏遗腹八阅月。女子三:长为继妃张氏所生,选闽安侯周瑞长男衍昌为仪宾,未嫔尚;二女,俱陈氏出,未字。

岛上风鹤,不敢停榇;卜地于金城东门外之青山,穴坐酉向卯。其地前有巨湖、右有石峰,王屡游其地,题“汉影云根”四字于石。卜葬兹地,王顾而乐可知也!以是月廿二日辛酉安厝。

谨按会典,亲藩营葬,奉旨翰林官撰圹志、礼部议谥。今圣天子远在滇云,道路阻梗,末繇上请;姑同岛上诸文武叙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诸圹中。指日中兴,特旨赐谥、改葬,此亦足备考订云。

永历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辽藩宁靖王宗臣术桂同文武官谨志。

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先生接到军方送来的《圹志》后,于10月31日写成《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刊载于《中华日报》1959年11月2日。该文利用新发现《圹志》的记载,对有关南明历史的若干有争议之处做了考证,纠正鲁王被郑成功沉于海、鲁王死于台湾等说法,对鲁王去世的时间、原因,多位王妃、子女的下落等也有论述。有意思的是,10月31日下午完成该文后,当天晚上胡适先生有写了一段“补记”,对撰写《圹志》的“辽藩宁靖王宗臣术桂”做了一番颇有感情色彩的介绍,其结语为:

辽藩宁靖王朱术桂的诗似乎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读这篇新出土的“圹志”,还可以想象那位末叶王孙的故国哀思,还应该对他“指日中兴”的梦想寄与无限的同情。(45)

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冷战的局势和台湾的政治境况,胡适之先生所言“应该对他‘指日中兴’的梦想寄与无限的同情”,反映了那个时代台湾许多人的复杂情怀。

正因为如此,在金门发现鲁王墓事一经披露,即在岛内知识界引起颇多的反映。11月5日至10日,《中华日报》连载了郭尧龄《考正历史,鲁王重光》长文,其他报章杂志也有评论和报道。台湾风物杂志社于1960年1月之《台湾风物》第10卷第1期汇刊《明监国鲁王文献汇辑》,除收录刘占炎《明监国鲁王墓发现经过》和胡适《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二文外,被收录的文章还有许如中《鲁王墓记》、絜生《鲁王真冢的发现》、陈汉光《皇明监国鲁王圹志》、毛一波《读鲁王圹志》、毛一波《郑成功与鲁王之死》和台南市文献会《鲁王圹志发现后台南市文献会意见七点》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又以同年3月出版的《台湾文献》第11卷第1期作为《明监国鲁王特辑》,刊登了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毛一波《鲁王抗清与明郑之关系》和《浙闽公案与南澳公案》、廖汉臣《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陈汉光《鲁唐交恶与鲁王之死》、陈汉光、廖汉臣《鲁王事迹考察》、黄玉斋《明监国鲁王与诸郑及台澎的关系》和《明监国鲁王与隆武帝及郑成功》等8篇文章。一时之间,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之下,寄托着许多人“中兴复国”复杂情怀的鲁王,成为岛内众多读书人关注的对象。

鲁王真冢发现当年冬天,蒋中正到金门巡视,亲自到鲁王墓发现地视察,当即指示金门当局在太武山建筑新墓。新墓历时三年始告完成,于1963年2月举行安葬典礼。鲁王新墓正门左侧,树立着蒋经国1960年12月就已写成的《重建明监国鲁王墓碑记》: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己亥仲秋,金门将士以构筑工事伐石启土,获见南明监国鲁王以海真圹,圹志记王世系、事迹、生卒时日及死因甚详。

惟据《明史三王传》及《三藩纪事》所载,均谓“王居金门,不为郑延平所礼,将之南澳,被沉于海”云云。斯圹之出足证旧史之妄,而延平数百年来横遭诬蔑,亦从此晓然大白于天下后世。此自世间是非与正义所系,不徒供史家考览已也。

当明室末造,流寇播乱,清军乘机入关窃据神器,王以帝胄致力匡复,备历险艰。亘十八年而所志不懈,自监国后为虏骑逼廹力竭势危,适延平以孤臣孽子之身举义金厦,奉明正朔。王之辗转渡海往依,自必能和衷协力,共谋大计。使天假以年,竭其志虑,奖率忠义,其光复旧物固在意中。以恒理度之,岂有如延平之坚忠劲节而肯伤仁背义残害明室宗亲者乎!盖其时,延平据地虽小而为倦怀故国,不甘臣虏之人心所系,清廷初主中夏,立业未固,深恐义声所播举国景从,故不惜伪撰史实以厚诬之,而乱视听动摇其人心士气耳!

往昔余游金门,瞻王疑冢,缅怀往事,辄为之欷歔低徊而不能去。今地下之秘豁然轩露,王之死得其正已无可置疑意者。碧血丹心永留海澨,精诚所感,造物亦不得久必之,其足增重延平作忠臣义士之气为何如也!

今世共匪之恶浮于闯献,而俄寇之处心积虑,欲假汉奸以亡中国,视当日之清廷为尤甚。我三军将士在总统蒋公英明领导之下,正仰承先烈遗志,以海外基地秣马厉兵力图兴复。而斯圹出土,适丁其时,是诚足以发扬忠义之心,恢宏志士之气,益坚反共抗俄成功之信念者矣!

金门防卫司令官刘安祺上将军及所属将士遵总统指示,重建王墓以安忠骨,特为之记,俾彰其事焉。

蒋经国敬撰,孔德成敬书。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榖旦(46)

在所谓“世共匪之恶浮于闯献,而俄寇之处心积虑,欲假汉奸以亡中国,视当日之清廷为尤甚”的情势之下。蒋经国赋予鲁王墓新的文化正统意义:“而斯圹出土,适丁其时,是诚足以发扬忠义之心,恢宏志士之气,益坚反共抗俄成功之信念者矣!”因为当时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碑文还置一直为史家所议论的鲁王与郑成功不和的史实于不顾,断言“自监国后为虏骑逼廹力竭势危,适延平以孤臣孽子之身举义金厦,奉明正朔。王之辗转渡海往依,自必能和衷协力,共谋大计。使天假以年,竭其志虑,奖率忠义,其光复旧物固在意中。”用心良苦,尽在不言之中。

鲁王真冢发现并重新营葬后,对清代道光以来100多年间在地方历史解释体系中有重要位置的那个“鲁王墓”,也就必须有一个交代。据称,地方地方人士经过研讨,即呈请“行政院”批准对之进行考古发掘。1983年11月发掘工程进行,过程详见次年金门县长张人俊所撰《明监国鲁王疑墓掘考志》:

明监国鲁王朱以海薨于金门,墓址年久莫稽,致明史有“成功沉王”之诬。清道光间,邑之士人林树梅发现此古冢,以其气局恢宏,误为王墓,而报诸于福建兴泉永巡道周凯勘考树碑;盖欲以白沉王之冤,表景怀鲁王英范之忱,砥砺民族精神志节也。后人更因而建亭封植,遂为怀古胜迹。

迄民国四十八年秋,守军于古岗湖西构工,掘出鲁王真冢,圹志详实,昭雪三百余年“成功沉王”之冤诬。今鲁王新墓己崇建于太武山麓,而此古墓犹以鲁王疑冢并存;虑后世之混淆,度悬疑之可决,乃建议行政院文建会同意掘考,即委史学家黄典权、王启宗两教授于七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来金监掘。

依据掘出之宋元丰通宝、银镯、珠结顶架、骸骨、棺钉及朱漆碎片等项详加鉴考研析。确认为宋代命妇之墓。使此自道光以来,百余年之鲁王疑冢豁然澄释。而攸关北宋史迹之墓中人,则有待续考。

因葬复原墓,树碑曰“宋元丰命妇之墓”,立石叙掘考经过。原有周碑、鲁亭、古迹,均予维护保存,并美化景观,藉供观游凭吊而怀古励今,当有得于心而志于道焉!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岁次甲子孟冬榖旦,金门县江苏邳县张人俊谨识。(47)

1983年进行的发掘应该是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专业工作,不过,以墓中出现“元丰通宝”铜钱即判定该墓为宋元丰年间墓葬,根据若干随葬品而确定墓主为朝廷命妇,在立论上均有先入为主之嫌。无论如何,经过这番工作之后,已有百余年历史的“鲁王墓”转换为“宋元丰命妇之墓”。与周碑、鲁亭等古迹一起,继续作为地方文化景观得以保护,也成为到旧金城观光采风、感怀古人的游客们的常往之地。

四、简短的结语

因为其明室宗藩的身份和被拥立监国的地位,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时代,鲁王本人成为明朝法统存亡绝续的某种象征,身系礼法正统性的赓续。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抗击清军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即使败亡依靠郑成功后处境窘迫,即使其生命最后十余年间流亡、寓居的是金门、南澳这些东南沿海荒僻的小岛,但当时和以后三百年余年间,史家、文人和政治人物一直对他的生命历史保持关注,关于他在金门活动的历史记忆被一再重塑,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意义。

明末清初,关于鲁王的记载主要保存在野史、笔记和其他私人撰述中,能亲历其事者寥寥可数,道听途说者居多,因而鲁王故事充满了矛盾和揣测。当时鲁王在金门一带的活动,被置于晚明政权与清王朝生死抗争,关系到国家存亡、正朔存续的“大历史”框架下被解释和理解。其对于金门地方历史解释的意义,基本上不被关注。

清朝中叶以后,王朝对南明历史描述的禁锢逐渐宽松,金门本地文人与地方官员配合,以所谓“鲁王墓”的发现和重修为契机,结合纂修《金门志》的机会,重新建构关于鲁王的历史记忆,将鲁王故事嵌入金门地方历史的解释体系。在东南沿海相对边远的地域,地方文人尽力将具有国家正统文化象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皇帝或具有类似身份者)的活动与本地历史解释相联结,是相当参见的现象,更著名的故事是浙、闽、粤沿海地区广泛流播的关于南宋昺帝的各种版本的传说和所谓“遗迹”与“后裔”的大量存在。

民国时代金门关于鲁王的记忆,似乎更深地被涂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印记。20世纪30年代鲁亭的修建,可被视为对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政治局势的一种反应,牵涉其中包括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地方官员、本地士绅和普通百姓等不同的层面。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鲁王真冢的发现和迁葬为中心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文化与学术表达,反映的当然是“冷战”背景下的政治期待和文化愿景,鲁王与金门关系的历史文化意义,有心无意之中又被重新解释了一次。

注释:

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27。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115,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3548。

③关于明代的监国制度,可参见徐卫东:《明代王位继承中的监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页501~516;尹霄:《明代监国制度探析》,载《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页66~69。

④翁州老民:《海东逸史》卷4。

⑤钱秉镫:《拟上行在书》,载《藏山阁文存》,书疏。

⑥⑧(23)(26)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

⑦可参见李三谋:《顺治初年鲁王“监国”政权在浙江失败的内因》,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页90~94。

⑨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

⑩徐鼒:《小腆纪年》卷18,顺治九年春正月。

(11)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

(12)郑亦邹:《郑成功传》,载《台湾文献丛刊》第6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页13。

(13)李天根:《爝火录》卷23,顺治十年五月。

(14)(19)查继佐:《鲁春秋》,监国纪。

(15)徐鼒:《小腆纪年》卷18,顺治十年三月。

(16)夏琳:《海纪辑要》卷1。

(17)邓传安:《蠡测汇钞·附录》,陈光录传。

(18)徐鼒:《小腆纪年》卷19,顺治十四年正月。

(20)徐鼒:《小腆纪年》卷18,顺治十一年正月。

(21)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黄宗羲:《赐姓始末》,鲁纪年卷上,监国鲁王。

(22)李天根:《爝火录》卷27,顺治十四年。

(24)连雅堂:《鲁王迁澎辩》,见《雅堂文集》卷1,论说。

(25)张煌言:《张苍水诗文集》,奇灵草。

(27)邓传安:《蠡测汇钞》,海外寓贤考。

(28)参见卓克华:《金门鲁王“汉影云根”摩崖石刻新解》,卓克华:《从古迹发现历史》,兰台出版社,2004年版,页281~318。

(29)卢若腾:《岛噫诗》。

(30)参见光绪《金门志》卷12,人物列传,宦绩。

(31)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2,郑成功。

(32)周凯:《明监国鲁王墓碑阴》,该碑仍立于原址。

(33)周凯:《明监国鲁王墓考》,载《内自讼斋文选》卷6。

(34)光绪《金门志》卷12,人物列传四,文学。

(35)光绪《金门志》卷首,周序;金门志纂辑姓氏。

(36)光绪《金门志》卷4,书院,浯江书院规条。

(37)光绪《金门志》卷2,山川。

(38)林文湘:《鼓冈湖春禊序》;光绪:《金门志》卷14,艺文志。

(39)光绪《金门志》卷10,人物列传,文学。

(40)光绪《金门志》卷4,书院。

(41)本文所录鲁墓、鲁亭碑铭、楹联等,除注明出处者,均为笔者现场抄录所得。

(42)黄钟琴、夏廷棫:《金门明监国鲁王墓》,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集第29期,1929年2月,页47~50。

(43)光绪《金门志》卷10,文学。

(44)刘占炎:《明监国鲁王墓发现经过》,载《台湾风物》第10卷1期,台湾风物杂志社,1960年1月版,页31~33。

(45)胡适:《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载《台湾风物》第10卷1期,页38~41。

(46)碑文为笔者现场抄录所得。

(47)该《掘考记》立碑于所谓“宋元丰命妇之墓”前,碑文为笔者现场抄录所得。

标签:;  ;  ;  ;  ;  ;  ;  ;  ;  ;  ;  ;  

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论鲁王在金门的活动及其相关的历史记忆_金门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