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胡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11月，胡绳先生去世后的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召开追思会，张海鹏在会上做了简短发言，题为《追思胡绳同志在建树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①谨此胡绳先生90冥诞之际，在上文的基础上，再做延伸，深入讨论胡绳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纪念。
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中国近代史作为以史论政的工具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②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五四运动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③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国民党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五四运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④文章的结论：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⑤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⑥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国民党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⑦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⑧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⑨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⑩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11)对于戊戌变法，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12)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13)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14)为了让民众认清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15)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16)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17)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宗教信仰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18)中国革命的人民绝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19)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20)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21)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蒋介石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走向系统阐述中国近代历史的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如果说上述以史论政的文章在学术性方面有所减损的话，胡绳第一本系统论述近代中国历史的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则体现了革命性与学术性的结合。本书初稿1947年写于香港，当时的香港并非置身于时代漩涡之外，而是“沸腾的时代所引起的各种思潮集中反映的地方，既为政论作者提供了丰富资料，也不能不激起他们写作的激情”，(22)而且也为胡绳提供了比较从容地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便利条件。胡绳后来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讲述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惟一形式”。(23)
这本书缘起于现实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推翻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斗争很快就将取得胜利之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24)从中国近代历史事实出发，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25)“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企图表明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传统”，(26)这种强烈的政治动机“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相反，作者坚信“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27)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胡绳深信科学性和革命性并不冲突，而是能够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像马克思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8)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与革命史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的一个：从鸦片战争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前夜的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这本著作不是一般地叙述帝国主义影响、操纵中国政治的一件件事实，而是着重说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29)从这一研究目的出发，胡绳所构建的是一个政治史的分析框架，贯穿全书的主线是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胡绳指出：“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致把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欺凌侮辱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因此，胡绳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一步一步地与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中国反动势力又是如何由起初的排斥一步一步投降帝国主义，并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中国人民又如何由沉睡而惊醒，在反抗外来侵略中逐渐成长起来。因此，胡绳的研究视角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冲击—反应”模式，中西畸形政治关系的演变是这本著作的主线。在这样一个研究框架的统摄之下，近代中国繁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变得清晰可解，一些被唯心主义史学家歪曲的历史认识得以澄清。
胡绳依据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进程，将全书分为六章，逐章展开，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在第一章“新关系的建立”中，胡绳认为，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下，清朝统治者由“排外”变为“媚外”，并且与帝国主义建立“互相信托”的关系，形成了绞杀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合作。鸦片战争成为一个关键：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以此为起点，人民与专制统治者的对立又增添了新的因素而加强。胡绳进一步对鸦片战争后官、民、夷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清朝当局的原则是苟安目前，洋人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即逆民而顺“夷”；而“看到洋人似乎‘安抚’下来，人民中的反抗情绪日渐高涨时，便又觉得为统治政权的利益打算，仍须多容纳一点民意，对洋人要求也就不能不违逆一点了”。因此，“官”是自居于“调停”立场，在“民”“夷”之间操纵运用。事实证明，这种苟且企图也只是幼稚的幻想。这些分析，鞭辟入里，迭见新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辨力量。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列强最初持所谓“中立”态度，企图以此获得要价的筹码。等到发觉太平天国是争取中国人民自由平等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有着进步改革的趋向，为清政府所远不及”，于是，他们对太平天国也就由拉变成打了。在清政府所谓“借师助剿”的名义下，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肮脏的合流，“使得从《南京条约》以来在中外关系上所形成的新的结合达到了最高峰。”(30)1864年，在列强的帮助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于被清廷绞杀。
胡绳指出：从1840年到1864年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31)中国近代史中这样的主题已全部形成。
在第二章“‘中兴’和媚外(1864-1894)”中，胡绳分析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他指出，统治者内部分化为极端顽固的守旧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洋务官僚举办“洋务”，“不过是想以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持旧社会秩序、旧统治秩序的实质；他们只是在当时列强侵略者所允许、所给予的范围内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中国的封建经济被破坏之后，必然要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帝国主义决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常发展，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强国。“帝国主义者又要求中国处在一个对外极端软弱无能而对内有力量‘维持秩序’的政府的统治下面，从而使中国永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家。李鸿章这种‘洋务’正是符合于帝国主义的要求，因而是为帝国主义所赞助的。”所谓的“自强、求富”，则永远只是一句空话，“整个社会的封建生产关系既没有根本的改变，在腐败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基础上面，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和建设近代国防军的计划都只能是沙上建塔一样而已。”在人民的觉醒和帝国主义贪欲的冲击下，“中兴”的泡影迅速破灭。
在第三章“洋人的朝廷(1894-1911)”中，胡绳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指出：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则借“门户开放”实现了“利益均沾”，实质无异于“列强互相保证共管中国”。1900年，列强借庚子事变之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以“保全之名”使清政府“忠顺不贰地做列强的孝子贤孙”，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列强成为“清政府的监护人”，各国使团“成为中国实际上的太上政府，凌驾于‘禁城’中的朝廷之上”。(32)清朝统治者在甲午战败后，更加仰赖列强，1898年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1900年利用义和团以泄私愤，兵败后“结与国之欢心”，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评价甲午战后上层士大夫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潮的时候，胡绳对于戊戌变法做出了较高的评价，称之为“士大夫层中的救亡运动”，“强烈地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性质”，并形成“带有若干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胡绳指出了戊戌变法的局限，“他们并不指望广大的人民力量。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范围。”这些维新志士在当时对于民族危机是有着敏锐的感觉的，但是，他们的认识存在着相当的缺陷：第一，他们未能意识到，“中国的‘弱昧’与‘乱亡’是腐朽的专制统治机构所应负责的”；第二，“他们宣传着发奋自强而掩盖了帝国主义者的罪恶时，他们就同时在如何解脱帝国主义束缚的问题上跌入轻率的幻想”，由此出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并不能进而为反帝运动，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
1905年以后，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由于清政府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这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不能不发展为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为纲领”，成为高涨起来的革命运动的统一组织。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就是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武昌起义，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统治，“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到底不能够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觉醒的人民战胜了清朝统治者，也就是人民战胜了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者。
在第四章“‘强’的人”(上)中，胡绳论证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革命者的幼稚，表面上宣告“中立”，实则支持新的代理人——袁世凯这个“强”的人，称“中国非袁不可”，逼迫清政府和革命者先后交权。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最后发觉袁世凯也不是“强”的人，又放弃袁世凯，在中国寻找更“强”、更能卖国、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的人。袁世凯的崩溃，说明了“贯串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不会动摇的——反动的统治者只能因外力的援助而显得一时的‘强’，但在既暴露了卖国的原形之后，就必然遇到更高地觉悟了的人民的反抗，那么虽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也还是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在第五章“‘强’的人”(下)中，胡绳认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还缺乏一个“号召与团结广大人民明确地为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而奋斗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人民大众求解放的斗争，“而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壮大到足以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认为“在中国最‘强’的人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头子，只要找到这样的强的人加以支持和支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他们在中国找了一个军阀又一个军阀作他们的工具，军阀也有心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权益，并借无耻的政客作为民意的幌子。通过激烈的争夺，帝国主义势力发生了消长变化，日本和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它们倾尽全力对中国进行压迫、分割、独占。胡绳认为，日本的侵略最为赤裸裸，妄图独霸中国；而美国则更为隐蔽，巧妙地运用它欺骗的政治资本，“高唱‘民族自决’的口号，以骗取东方人民的好感”，“又很致力于收买中国官僚政客中的所谓‘自由分子’以传播亲美空气”。帝国主义培养各自老练的代理人，死死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们之间，或者是激烈地火并下去，或者是分赃式的相互协调，都一定是拿中华民族做牺牲品。”
在第六章“革命和反革命”中，胡绳阐明了五四运动“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中国社会涌起了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基础上，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在同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一切走狗的斗争中，有了能够正确地指出前进的方向，并且不屈不挠地在人民前面坚决斗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二大”上第一次明确地向中国人民发出“反抗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战斗号召，“抓住了民族解放革命的这个特点，并且能够为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站在人民前面最坚决地行动起来，因此中国共产党就迅速地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救星，成为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领导者”。(33)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联合其他社会阶层，帮助孙中山打破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改组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为掀起民族民主革命高潮——1925-1927年的大革命创造条件。
在书的结尾，胡绳总结了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规律，比较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这三个各有特色的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这三个时期，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势力与倒退势力相对抗的时期”。“抱着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在三个时期的基本立场都是破坏中国革命，阻止中国的进步，而扶持反革命的和倒退的势力。他们在每一时期的革命形势刚展开而获得优势时都会表示出伪装的‘中立’，且向革命方面表示‘好意’；而在‘中立’和‘好意’的烟幕之下进行其阴谋。阴谋的具体做法则又在每一个时期不同。”
帝国主义者在三个时期的做法各有不同，“但其方向与目标是一致的，其狠毒与阴险也是一致的。”而“具体做法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中国的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之对比形势的不同而来，也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的不同而来”。“革命力量越占有利形势，人民的觉悟程度越高”，帝国主义者为达到其目标所用的手段也就愈加狠毒与阴险。但帝国主义的狠毒“更造成中国人民的敌意”，阴险“更锻炼了中国人民的辨识力”，它们必然面临着失败的命运。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于近代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大决战之际，帝国主义又在重操历史故伎。这本书就是为了撕破帝国主义者的面具，告诉人民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但历史的结局绝不会重演。胡绳坚信：中国人民将“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连根拔除一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利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势力”，从而达到“中国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和在此基础上的统一的目的”。(34)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始终珍视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做出的革命伟业，充分贯彻了作者的人民史观。作者也并不讳言在革命斗争中人民认识和行动上的局限，体现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紧密结合。这本书在写作之初，只是“大体上有个模糊的轮廓”，而非事先设定论点。在深入研究材料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复杂的现象，逐渐探寻并发现其中的本质规律，可以说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典范之作。这本书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畸形政治关系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与卖国、内战、独裁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争取最后胜利的革命人民来说，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教育作用。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其对历史规律的深入揭示，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紧要关头，发挥了历史的战斗和借鉴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表现了他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非凡能力，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近代中国，以唯物史观为指南，透过现象发掘本质，对近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作深层次的分析，视角独特，语言清新流畅，使人耳目一新，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与史学专家的好评。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仍较薄弱，亟待开拓奠基，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稍早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共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35)
毋庸讳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作者自己也做过检讨。首先，该书缺乏中国近代经济状况的分析，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以说明，因而，有些部分的分析表现出概念化的缺点。其次，书中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36)第三，书中对洋务运动全部予以负面评价，未能辩证分析其客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一本20万字的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作者的。
这本书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50年代初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本书“对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依据”。(37)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学科范式。
在1936-1949年间，胡绳正值青年时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流里，驰骋文坛，才华横溢，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里，已经卓然独立。他不是坐在书斋里做学问，不标榜为学术而学术，不将历史研究作为远离政治的避风港，而以浓厚的忧患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庄严的时代使命感，以宽阔的视界，以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作为武器，积极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从而超越了纯学术研究的界限。这是近代中国一般革命者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
有论者指出，史学研究应该追求纯粹的学术性，因而对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世取向加以质疑。应该看到，学术问题，实质上总是与经济、政治、社会诸问题相关联。它既是一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正是我国文化学术的好传统。”(38)纯学术当然是存在的，纯学术也不能孤立于社会之外，任何纯学术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相对同现实疏离的书斋学问自有其意义，但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经世致用无疑是更有价值的一种治学取向。胡绳对此有深刻的自我认识，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胡绳认为，“若干年来，学术界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39)胡绳从青年时代即投身于革命事业，终生矢志不渝，近代史研究只是他所选的战斗武器。可以说，1949年以前胡绳从事近代史研究，是对时代呼唤的热切回应，是以自己的渊博学识服务于革命，他充分发挥了史学的现实战斗功用，求真与致用在他的史学作品中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毋庸讳言，由于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胡绳以史论政的作品，不可能做到学术性、科学性毫无减损。他的研究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首先，由于现实斗争主要为政治层面，因此，胡绳所作研究绝大多数都以近代重大政治事件为对象，对于经济、文化则相对忽视；而且，这些作品都侧重于宏观论述，殊少微观实证的研究。其次，胡绳所写的涉及近代史的文章往往比较零散，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构架，他虽然通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分析框架，但是还不够缜密与系统，对于中国近代史理论框架的构想还未成熟。第三，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些著作在史料的运用上不免略显粗简，片断性的史料运用较多。第四，他在充分肯定农民的革命性的同时，对农民局限性分析仍显单薄，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质上仍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内的社会关系，不是新生的阶级力量，它的革命性只有通过先进阶级的带领与引导才能爆发出来。而胡绳在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的论述中，褒扬较多，对他们思想中落后的一面，即本质中封建性的东西未能做深刻的剖析。
开始着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
1949年10月，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学术领域里，中国近代史研究迎来了它的兴旺发达时期。“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提出了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40)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这就需要探索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近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与现实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规律的阐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供历史合法性，有助于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辨别方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极为复杂的革命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些原则性的认识，要从史学的角度加以论证，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
现实需要为近代史学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史学领域厚古薄今的趋向得以纠正，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空前的发展，成为新中国的一门“显学”。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表明了社会的需要。
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只是处于学术边缘地位，还要受到相当的压制和排斥；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迅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历史背景下，如何改变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模糊不清的状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的学科体系，便成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首要课题。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胡绳等先生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胡绳并未在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担任工作职务，只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但是，他却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思考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中国近代史提纲》初稿写于1953年，是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讲中国近代史准备的。这个提纲中，胡绳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一些比较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在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清晰起来。这个提纲可以说是20多年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最初设计。在《中国近代史提纲》1960年的修订本中，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涨”、近代史的分期标准与方法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标志着胡绳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
《中国近代史提纲》共四万字，分五章，史事叙述简略，主要是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史的进程，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作实证研究和微观剖析。
第一章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1840-1864)”。首先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困难作了分析，胡绳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障碍重重：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严重妨害了独立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贫民，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接着，作者又概述了1840年以前欧洲资本主义处心积虑地向中国扩张的情形，对中国走向它的近代史的背景作了一个铺垫。对于鸦片战争，胡绳认为，中国的自卫性与正义性自不待言，清政府的禁烟立场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清政府在战争中的立场是极其动摇的，“它时而主战，时而妥协求和，使战争形成‘三落三起’的情况”。鸦片战争“不但加深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和封建统治势力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打击，但是，“无论在农村和城市，太平天国只能像一阵暴风雨一样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破坏，但不能保证建立一种真正符合于广大贫苦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新秩序”。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采取的是一种利用时机、攫取利益的所谓“中立”政策，他们发现，“革命的农民虽然好像是采取了西方资产阶级传来的宗教，然而他们的骨头是硬的；而封建统治阶级虽然好像是自尊自大，然而他们对待外国侵略者远不像他们对待革命的人民那样坚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认为清政府已成为它们的驯服的工具，而新订条约中“许多条文的实施，特别是关于长江沿岸各口的开放，必须以消灭太平天国为前提。联合进攻太平天国的时机成熟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在东方世界中是以人民进步事业的绞杀者而出场，它同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第二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1864-1895)”。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与洋人密切合作，“一方面力求保存封建的统治秩序，一方面开始发展了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心理，不仅崇拜欧洲的‘物质文明’，而且赞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努力把衰朽的封建统治制度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要求而纳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模式里去。”自1873年起，中国开始出现了民用性质的企业，中国的社会经济由此而发生了重要变化：一部分官僚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产业工人数目逐渐增加。中国陷入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中，“中国广大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的生命已被这个世界市场所支配。”侵略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再加上贷款，这就使得“封建政权在经济上逐渐地成为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生存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知识分子中渐次酝酿着一种改良主义思潮，胡绳认为，这些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兴办洋务的买办官僚的界限不是很清楚的，他们对于封建制度不是站在根本对立的地位”。
第三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失败了的农民反侵略斗争(1895-1901)”。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农民暴动此伏彼起，革命形势步步高涨。戊戌变法被顽固势力扼杀，改良主义的失败昭示着革命的暴风雨的来临。义和团运动从朴素的反侵略思想出发，进行自发的反帝斗争，“封建顽固势力竭力煽动其单纯排外的情绪以麻痹其反封建的意识”。(41)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义和团就只能仍是属于旧式的单纯农民革命运动的范畴。
第四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失败(1901-1912)”。革命派未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又不能把信心寄托在广大人民的力量上，同时，他们又自认为“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自信能掌握局势”，而且“他们又以主观的社会主义空想来使自己相信可以避免下一步的阶级分裂”。他们纲领上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袁世凯利用革命者的软弱，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夺取了革命果实，这样，“就只有一纸《临时约法》，作为资产阶级的软弱的民主革命理想的表现而在风雨飘摇中残存着，并成为对这个理想的一种讽刺。”
第五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幻灭，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中国，五四运动(1912-1919)”。在反袁斗争中，“地方军阀和政客官僚照抄辛亥革命时的老文章，利用人民中的反袁情绪来谋自己的权力”。“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指使下，中国形成了北洋军阀统治并在各派军阀间互相火并的局面”。(4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迅猛发展，工人阶级数量激增。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近代史由此终结，一个新的革命时代来临了。
胡绳的这个提纲虽然较为简略，但是里面包含着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和后来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中国近代史提纲》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共同确立的基本框架成为后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依据和典范。
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在历史学界引发了关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间学者讨论文章予以出版，题名《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43)
应该看到，胡绳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分期的想法同当时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苏联历史学界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展开的“苏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也给了胡绳以启示。胡绳在文章中首先界定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即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80年间的历史应该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何在呢？在他看来，“正确地解决了分期问题，就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因此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关键。”(44)胡绳对以往近代史研究的著作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著作由于缺乏对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把握，未能科学分期，因而存在着相当的欠缺。1949年前资产阶级学者要么放弃分期，要么仅仅看到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片面，从历史的表象去分期，而不能反映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比如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而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共和时期”。由于浮于历史表象，这样的分期并无意义。早期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虽然企图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中国近代历史，但是在实际中放弃了分期的办法，而采用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因而“往往会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而且易造成“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忽视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所以，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不仅是一个时间划分的问题，而且关系着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能否建立的问题，也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
要解决分期的问题，必须先确定分期的标准，“这也就要确定，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史时，主要的任务是说明什么，以什么来做基本的线索”，实际上涉及对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内涵的理解。胡绳对以往近代史著作中的两种分期标准提出了批评：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态做划分时期的标准，则“只看到侵略的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这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胡绳强调对侵略的反应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洞见；单纯以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也并不妥当，因为“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的变化要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激烈一些，因而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考察当时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进行分期”。(45)因而，“把历史分期建基在纯经济性的现象上，便必然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46)在分析以往分期方法的利弊得失之后，胡绳提出，“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标志”，他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胡绳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去考察中国近代史，反映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努力。他进一步指出，阶级分析法并不在于将各个事变、各个人物简单地贴上阶级标签，这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实质，是将阶级分析法庸俗化、概念化的做法。真正的阶级分析法应该是“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并“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7)胡绳的上述观点，“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的重要观点”。(48)
在确立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的基础上，胡绳力图构建一个完善的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这点为根据。我们对现代史中的分期也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为根据的。”胡绳从革命史的角度，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于革命领导力量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理论基础，是通过胡绳的阐述和学术界的讨论，得到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广泛认同的。
胡绳在文中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存在“三个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也就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农民革命与资本主义思想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并存，但是彼此隔膜，互不相关。1905年开始了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最终归结为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一般地缺乏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纲领，表现了它的先天的软弱性，但它当时不但提出了资本主义的革命理想，而且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但最终结局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给自由资产阶级牵着走，自由资产阶级又让自己为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所同化，而后者则把革命带到了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外国帝国主义投降的路上去”。(49)胡绳的“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概念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概念，后来学界通常称为“三次革命高潮”。可以说，“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一个统率全局的重要概念。它表明作者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区别于解放前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史学家最重要之处。我国史学界虽然在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上，或者对某次革命高潮的评价，与胡绳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大体上，大家是接受这个概念的。这反映在大学的讲堂上，也反映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出版物中”，“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50)
胡绳的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事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方向问题，文章甫经发表，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热烈反响。论辩的焦点在于分期的标准，胡绳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的观点，得到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忱等学者的赞同，戴逸和章开沅还指出了胡绳的表述中不尽完善之处。戴逸认为，广义概念的“阶级斗争”应该包含斗争锋芒对内对外的区别，在分期时应予以考虑；章开沅则对于阶级斗争表现的具体理解同胡绳存在着某些分歧。范文澜也就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51)从而提出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分期的标准。这与胡绳的观点并无根本的区别，因为他们所依据的都是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只是理解的角度与表述的方式的差异。金冲及主张“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中的特点”。(52)实际上，这种意见也只是胡绳观点的补充，因为阶级分析法必然要结合对社会经济的考察，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概念，阶级斗争的本质，指的是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的斗争。
这次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讨论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发展基础。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论辩各方坦陈己见，体现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胡绳构建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近代史学者普遍接受“阶级斗争是划分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标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线索。通过讨论，中国史学界大致达成一个共识：对于像近代中国这样阶级矛盾错综复杂、阶级变动频繁的阶级社会，只有用阶级分析法才能抓住近代中国的特质，把握近代中国发展的主线，揭示出历史真相；否则只会局限于描述历史表象，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至此开始趋于明晰、完备和成熟，并且被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所采纳，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根据革命形势的涨落把握近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脉络，体现了传统规范的精神而又简约明了，对于推动传统规范指导下的常规研究发生过重要作用”。(53)胡绳的这篇文章，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谓中国近代史，胡绳非常明确地局限在1840-1919年之间，这次讨论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限制为1840-1919年间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大多数也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以1919年为上限。换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在这样的认识氛围下，范文澜在1955年将《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改为上册出版，他在“说明”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书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54)这一次改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影响甚大，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概念几乎就定在1840-1919年。
尽管如此，许多研究者并不赞成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19年。如林敦奎1956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延长至1949年；荣孟源在1956年第8期《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主张中国近代史断限在1949年9月；范文澜在1956年7月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近代史讲座所做的报告，也主张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在1949年；刘大年1959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55)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国历史学者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时，也持这种观点。
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19年，显然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割裂，不利于对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历史特点的把握和认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限制了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完整了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一部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近代史著作，该书“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56)因而“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57)
这部著作虽于1981年初版，实际上是他在1954年所写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下论述1840-1919年间80年的中国历史的一部书，也是他在50年代提出的《中国近代史提纲》的写作实践。在具体的历史分期问题上，胡绳对50年代提出的方法有所修正，他“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从而将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时期：(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58)
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虽然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有人对第二次革命高潮提出疑义，认为义和团不能算作一次革命高潮。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原版序言中再次重申了他50年代的意见，即第二次革命高潮是包含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二者在内的，他强调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的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因此，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纳入第二次革命高潮是毋庸置疑的。也有学者提出，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应被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应给予更高的评价。胡绳在初版前言中提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59)从而全面坚持了三个革命高潮的观点。
1995年11月到12月间，胡绳已年近八旬，他以抱病之躯再次通读了这部著作，并做了修改，于1997年再版。比照两个版本，可以充分感受到胡绳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他及时吸收近代史研究的新成果，订正了一些史实。在力求避免初版的缺失的同时，对于初版的基本论点和总体体系，胡绳认为“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从而全面坚持了初版著作的核心的价值取向。通过作者的精心修订，再版比初版又有了改进。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基于1997年的再版。
1840-1919年80年的历史，饱含着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摧残的血和泪，也充满了中国人民英勇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剑与火，其风云激荡、瞬息变幻可谓亘古未有。作者深入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从历史事实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和方法，通过归纳、提炼，整理出典型的史料，论述帝国主义如何步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将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种侵略下，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社会思潮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中国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展现着复杂的形态；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是如何从沉睡中觉醒，逐步提高觉悟，进行由自发到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挽救民族危亡；从而揭露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凶残和封建统治者的腐朽，讴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和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探索，真实地再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反映了中国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艰难历程。胡绳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也不仅在于他以“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为骨架结构全篇，铺陈成这部煌煌巨著，更在于他在这部书中，通过对80年间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发展、演变的论述，阐明了这三次革命高潮的各自特点和承继关系，说明前一高潮发展到后一高潮的根本原因及历史必然性。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农民是革命的唯一动力，他们不能得到任何别的阶级的赞助；第二次革命高潮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阶级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构成，二者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却彼此互相隔膜，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继之而起的代表民族资本中下层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领导了辛亥革命，形成了第三次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的结合，从而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作者指出，在无产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和结合，形成了三次革命高潮环环相扣而又各具特色的历史景观。作者通过分析三次革命高潮的历史背景与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论述从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系。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有前驱先路的功绩，但由于是初创，限于当时的条件，尚有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又有了新的超越，堪称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一方面，它是胡绳对近代中国历史总体认识的一个完整体现，是胡绳用阶级分析法的武器解剖中国近代史的结晶，也是胡绳构建其宏大的中国近代史理论解释体系的一个典范；另一方面，这部书又是集各家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作者虚怀若谷，对于近代史学界的各项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及时吸纳，力图体现最高的学术水平。概而言之，这部著作在宏观把握上高屋建瓴，气势恢弘；在微观剖析上细致入微，条分缕析。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书中都给予了科学的阐释，从杂乱的历史事件中寻绎出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落到实处。
1949年以后，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胡绳主要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宏观解释体系的建构，他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和关于近代史分期的理论，得到近代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并进而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前提，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平台，同时其自身的形成、发展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全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胡绳作为这一学科体系的最主要的创立者，他的功绩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与此同时，胡绳在他所构建的理论缜密、逻辑谨严的解释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为底色，高屋建瓴地对近代史进行宏观把握，融合自己数十年的研究之功，吸纳其他学者的先进研究成果，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典范性的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著作在当时可算是一部反潮流的作品，是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种很有害的学风和文风多少表现了一点抵制”。(60)相对于1949年以前的著作，其科学性、学术性进一步增强了，其基本观点、价值取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延续至今。
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史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显示了其理论的卓越之处，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为本质核心的东西。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当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创新的制约也是存在的，虽然这绝非初创者的本意。主要表现在：由于过分强调从政治角度来铺叙中国近代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则相对忽视；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势必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61)
应该承认，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具有时代精神和个人风貌特征的，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在新的时代，要不断迎接新的挑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胡绳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1978年，胡绳年过60岁。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繁重的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1985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还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理论撰述外，他还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1979年到1990年，他发表的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文章，有13篇之多。1991年，他还领导并主持编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这些论著表现了胡绳晚年的研究仍生气勃勃，屡有新见。《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显出作者的睿智，学者曾给予评论。(6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至今仍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一本中共党史。1949年前的中共党史，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容之一，但本书所写中共党史的时限已超出了1949年，加上中共党史已成为单一学科，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
胡绳晚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思考之一是对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反思。
1950年代确立的中国近代史是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主要是胡绳的意见。通过学术界的讨论，大部分学者接受了这一见解。但是，这样的分期法割裂了1840-1949年近代中国这个整体，因为这个11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这种研究体系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63)诚然，我们应该看到，当时把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前进，这一界定的局限愈发显现。解铃还须系铃人，胡绳在反思中曾多次建议打通1840-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早在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胡绳就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64)1983年《谈党史研究工作》的谈话中，他也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65)1997年在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时，他重提这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66)胡绳以他的声望，登高一呼，再加上学者的及时跟进，做出进一步的论证，(67)无疑有助于统一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
胡绳在完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曾规划续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要实施他的这一建议。1995年初，胡绳约丁伟志、徐宗勉两位先生谈及续写中国近代史的构想，请丁、徐二人协助组成课题组，承担起草的具体事务。此后，胡绳就写作这一中国近代史续编的一些设想，与课题组成员作过十次谈话。胡绳的谈话记录被收入《胡绳全书》第7卷。这十次谈话，对五四以后30年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了扼要而精辟的论述，视角独到，见解新颖，发人所未发。其中有些论述澄清了以往人们的种种模糊认识，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谬误说法，因而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可惜天不假年，他续写中国近代史的宏愿未能实现。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68)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部分研究者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固有模式，要求突破并探索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全局的新模式，所谓“现代化史观”迅速崛起，并对所谓“革命史观”构成了挑战。
为了回应时代的挑战，胡绳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原来理论框架做了一定的调整，颇有新见，引起反响。可见，胡绳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学者。有论者极力夸大胡绳晚年思想之“新”之“变”，似乎晚年的胡绳全面否定了此前的自我，乃至于脱胎换骨了。这种夸大无疑是对胡绳晚年思想变化的曲解。其实，胡绳历史观的“变”，只是对原来理论构架的修正与完善，对于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的核心价值，胡绳是一以贯之、毫不松动的。他以一位洞察历史的老人的智慧，执著地坚持着自己探索到的真理，而绝不盲从于潮流。相反，在一些趋新好异的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所谓“新潮”前面，胡绳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胡绳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充满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69)有学者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重写近代史的主张。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胡绳在晚年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阐发了一些新的观点。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的再版序言中，胡绳对于此时学界较为热衷的现代化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70)胡绳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义。(71)
胡绳这些话曾被有的学者解读为对革命史观的否定，对所谓“现代化史观”的全盘接纳，(72)并被那些力主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为标准来臧否一切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学者引为理论支援。这种看法颇有断章取义之嫌，甚至是对胡绳思想的误读。胡绳的本意是将从现代化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作为革命史视角的一种有意义的、必要的补充，而绝不是主张仅仅以现代化视角、用现代化理论来揭示整个中国近代史。
胡绳在阐明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论述往往被人忽略。他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解释和解决的。”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胡绳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他认为，要澄清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模糊认识，必须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加以区分，而“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73)事实上，力主“以现代化为纲”来改铸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混淆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将现实中搞的现代化，与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围内的畸形现代化混为一谈。
胡绳认为，前一种倾向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洋务运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它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它的宗旨与现代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正如费正清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部世界和内部叛乱的双重威胁所做的基本反应，就是重新确立或‘中兴’旧的儒家制度，而不是使之现代化。”(74)学术界不少学者提出应该从促进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极力拔高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胡绳明确表示不能认同。
胡绳特别强调，近代中国的两大课题是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75)民族独立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以首先解决现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近代中国的恶性循环被证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76)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胡绳愤怒地斥之为“极端无知的昏话”。(77)
因此，在胡绳晚年的历史观中，为回应时代挑战，他将现代化视角融入他所构建的宏大而缜密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为完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胡绳没有简单地否定现代化史观，而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阐明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
关于中间势力的讨论。胡绳晚年提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中间势力问题，并且做了充分的论述，见解新颖，醒人耳目。
胡绳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国共两党当然是矛盾斗争的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相当多数的中间势力，他们最后的选择决定了人心向背，进而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但是以往的历史书对中间势力的重要性有所忽视，因而着意淡化处理，从而难免有将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单化的趋向。
胡绳对中间势力的界定有异于我们以往的认识，也有异于他在1946年的论述。在40年AI写作的时评中，他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也并非把一切政治矛盾都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上，“小资产阶级、职员、小商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摇摇欲倒的中小地主……这样许多成份的人构成了这个庞大的中间阶级”，(78)而工农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到了90年代，胡绳认为“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在这里将作为阶级整体的工农与具体个人的工农分子加以区分，这一种区分是颇具洞见的，它大大扩充了中间势力的外延。胡绳视野中的中间势力，在职业上实际上涵盖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那么，真正处于对垒两极的只居于少数，中间势力才是大多数。
如果没有更为先进阶级的引导，“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应该如何评价呢？胡绳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惟一进步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五四以后，发展资本主义仍是进步的主张。“要使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虽然中间势力并不赞成革命，他们的主张也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主张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也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的。我们“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因而，“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做出估价”。例如曾被视为反动阵营的中坚分子的胡适，胡绳认为也可以将他纳入中间势力的范围，属于“不革命的民主派”。因为胡适这一类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79)对于那些并没有明确革命意识的民族资本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意识，也应该给予中肯的积极评价。
胡绳指出，事实上，“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批评、有联合的关系”。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争取中间势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正是中间势力的支持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了人心向背。胡绳甚至认为，“没有中间力量同封建主义、法西斯势力斗争，单靠共产党孤军作战，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
胡绳重点阐述了中间势力的分化。他指出，中间势力“可以是新民主主义的后备军，也可以成为旧民主主义的力量”，(80)其分化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消极抗日，而共产党坚持抗战，赢得了人心；二是发展经济，国民党上台后，疏于抓经济，不关心人民疾苦，使许多原来跟随它或对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最终投向人民革命阵营。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论述，给思想界、史学界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某些具体论述也还可以展开讨论，总体上讲是很新颖的观点，丰富了他的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这些观点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五四后30年历史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胡绳经过修正和完善后的理论体系，祛除了原有体系一定程度上简单化、僵硬化的弊端，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对新时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开拓。以这个丰富了的理论体系来考察中国近代史，就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全貌，也更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胡绳历史观的核心部分是终生坚守不渝的，并未随时代潮流而发生改变。
关于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其他史学流派的基本特征，也是胡绳历史观中的核心价值。1950年代由胡绳等确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明确地将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作为叙述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将阶级分析法作为基本的史学方法。1997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81)阶级斗争在近代中国程度如此激烈，形式如此复杂，离开阶级分析法，就只能止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而不能说清楚任何问题。因此，胡绳设想：“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82)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各派政治家在为解答中国革命问题而发表议论时，往往已经初步认识到阶级斗争问题。他们使用“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这些概念虽然失之模糊不清，但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开始传入中国时，虽然是完全新的学说，但它所要解答的问题并不是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实际生活中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学说才获得科学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现实生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些学者因此认为阶级分析法过时了，研究近代史也不必再用阶级分析法了。胡绳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用阶级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问题是两回事。在以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研究革命的历史，不用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行的。”如果因为新时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生产力，就否定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不是联系实际，而不过是影射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83)
由于以往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片面、机械地运用阶级分析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弊端，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阶级分析法受到部分学者的贬损和诟病。胡绳批评将阶级分析法庸俗化，他明确指出：“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84)在胡绳的理论体系中，现代化视角与阶级分析法应该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已由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要求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有学者将对现实的认识反观于近代中国，从而出现了一味地歌颂改良、否定革命的思潮。
胡绳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全面坚持了他原来的观点。对于改良的历史进步性，胡绳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角度予以有限的肯定和承认。他指出，渐进的点滴改良的思路在中国近代以来从来没有断绝过，“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他们企图通过“中体西用”式的改良迈上现代化之路，但没有民族独立，只是在“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的范围内进行”，它的标志“也只是有限度的现代化”；(85)维新派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独立的问题，甚至有了政治变革的要求，他们倡导的戊戌变法虽然被顽固势力扼杀，但却在客观上为后起的革命开辟了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势力致力于“工业救国”、“卫生救国”、“教育救国”，在客观上有助于改变中国落后、愚昧的状态，但最终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正是这一次次改良运动的失败，雄辩地证明了革命的必要性。胡绳明确指出，对于改良的历史作用不能一笔抹煞，应该看到改良主义在和旧势力斗争中的积极意义；但是更不能一味对改良加以歌颂和揄扬，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而且“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86)因而显示出它的反动性。
胡绳认为，革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制造的，而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87)中国近代史的基调无疑应该是革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腐朽的国内封建专制统治者、贪婪凶横的帝国主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这一切决定了近代中国不可能为改良提供最起码的条件。革命肯定有破坏，甚至难免带来社会的阵痛，但这是历史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胡绳指出，“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这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88)
胡绳针对新时期某些学者否定农民革命的观点进行了阐述。诚然，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的评价有“拔高”的倾向。实质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能不带有种种弱点，而且，“中国社会各阶级都生活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者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也不能不影响于社会各阶级”。但我们并不能因这些弱点而否定农民革命的积极作用。胡绳认为，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的发展，农民革命打破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89)因此，在科学分析农民的阶级局限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农民无疑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最为坚定的依靠力量，其历史作用不容抹煞。而且，从近代中国革命的延续性来考察，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诚然是农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所进行的自发的、低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它们同时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胡绳的这些论述，抓住了近代中国农民斗争进步作用的主流，全面坚持了对农民革命的肯定评价。
至于“革命”与“改良”何者更可取，胡绳认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90)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可供选择的手段。事实上，“改良是常态，革命是变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就可以通过阶级调和、社会改良的办法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社会改良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91)
有学者顶礼膜拜英美的渐进改良，提出“告别革命”，这是一种“错置历史具体感的谬误”，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的历史命运已然雄辩地证明了其荒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92)这绝不会因为今天社会发展的主题是改革而发生变化。
综观胡绳晚年历史观的“变”与“不变”，无不深深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真理毕生的执著追求：一方面，他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迎接时代的挑战；同时，他绝不诡随流俗，坚守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他所探索到的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毫不松懈，并对某些学者的一味趋新好异提出了批评，从而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指明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胡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锋。他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自我融进时代，而最终确认了自身价值并实现其历史使命的缩影。他既有高深的理论修养，又有厚重的史学功底，一生中以相当多的精力致力于最有挑战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视界宏阔，史识精到，著述等身，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学遗产，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块丰碑。正如有论者指出，在胡绳的著述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同现实相贯通，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特别具有说服力。他的政论文章具有凝重的历史感，他的历史著作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93)这在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中是鲜有其匹的。
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和著作涌动着时代的脉搏，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近代史学家，胡绳的理论思辨能力是高超的、前卫的，他总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不株守成说，敢于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独到而新颖的论述。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深刻洞察，“对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对历史细节与时代特征、深层社会背景的周密关照”，(94)都体现了一代大家的风范；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是胡绳为我们铺设的近代中国历史画卷的底色，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毕生坚定的信仰，他才能够面对种种横风逆潮而岿然不动，他的研究成果也因而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恒久价值，传世而弥新。
胡绳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功绩可以作如下概括。
第一，对中国近代史学前驱先路的奠基之功。《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在1949年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建构了一个规模宏大、理论缜密的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为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与交流对话的平台，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与成熟。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以《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为代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张，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形成关系巨大；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总体构架的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一部很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著作”，(95)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部通史体例的政治史著作积作者数十年研究探索之功，并集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大成，全面吸纳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以作者自身的理论体系为灵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水平。
第三，丰富的史学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胡绳指出，历史是必须不断被重新认识的领域，历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才能获取其自身不息的生命力。历史学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生活，只有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连贯的考察中，才能建立起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但是，这不是否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并非根据现实的需要剪裁历史、比附历史。研究历史必须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要把历史问题放置于其原有的历史范围之内，历史地去看待它，这样才能真正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的这些思想，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一般学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胡绳治学极为严谨，足为后人楷模。他鄙视和排斥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他的宏观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微观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胡绳才华横溢，博览群书，他的近代史著作，力求做到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在他的具体的研究结论上，或许有学者持有异议，但都不能不重视他的研究成果，从他的著作中吸取养料；对于他的这种严谨朴实、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都是不能不佩服的。
“文苑风高激浪斜，当年征战笔生花”，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时只有18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翩翩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名动天下，亦不过30岁。大器早成，并且毕生如一地对中国近代史的真理执著探索，有卓越的理论建树和辉煌的研究实绩，说他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绝非过誉之词。他的一些具体观点、论述容或存在缺陷，他的探索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历史认识，他构建的理论体系、研究规范也会被发展、突破，但是，他作为中国近代史学术史上里程碑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参考了匿名审稿人提出的部分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①此文收入张海鹏：《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8—720页。
②《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④《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⑤《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⑥《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⑦《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⑧《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⑨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⑩《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11)《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12)《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13)《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14)《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15)《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16)《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17)《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18)《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19)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2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21)《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95页。
(22)《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23)《〈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1977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147页。
(24)《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2页。
(25)《〈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胡绳全书》第5卷，第147、 148页。
(26)《〈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四版序言》，1954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149页。
(27)《〈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胡绳全书》第5卷，第14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29)《〈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初版序言》，1948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151页。
(30)《胡绳全书》第5卷，第189、164、167、184页。
(3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
(32)《胡绳全书》第5卷，第185、253页。
(33)以上引文见《胡绳全书》第5卷，第231—327页。
(34)以上引文见《胡绳全书》第5卷，第362—364页。
(35)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
(36)戴文葆：《介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日报》1953年1月18日，第3版。
(37)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4页。
(38)任继愈：《壮志未酬的一生》，郑惠、姚鸿编：《思慕集》，第107页。
(39)胡绳：《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第7版。
(40)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41)以上引文见《胡绳全书》第5卷，第433—474页。
(42)以上引文见《胡绳全书》第5卷，第485—501页。
(43)参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44)《胡绳全书》第2卷，第153、156页。
(45)《胡绳全书》第2卷，第154—156页。
(46)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上海：中华书局，1952年，第8页。
(47)《胡绳全书》第2卷，第158、159页。
(4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页。
(49)《胡绳全书》第2卷，第163、159、161、162页。
(50)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范文澜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52)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4页。
(53)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4页。
(54)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九版说明”。
(55)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转引自《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56)张海鹏：《评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追求集》，第423页。
(57)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第116、117页。
(58)《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26、27页。
(59)《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25页。
(60)《漫谈〈八十自寿铭〉》，《胡绳全书》第7卷，第184页。
(61)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62)参见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文章指出：“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文，不仅详细分析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尤其透彻地分析了‘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弱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过，通过实践才逐步加以克服，甚至现在还在克服着的。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生活在中国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因而某些想法有共同性’，如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的观点，不仅孙中山身上存在，共产党人身上也存在(直到今天是否已完全克服了？)，是对研究者一个重要提示。胡绳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家，他研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考虑，体现出作者睿智的目光，给人以深刻启迪。”见《追求集》，第280、281页。
(63)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序言”，第1页。
(65)《谈党史研究工作》，《胡绳全书》第3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4页。
(66)胡绳题词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100期纪念号)。
(67)1998年张海鹏曾在《光明日报》和《近代史研究》先后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文章，呼应胡绳的分期主张，参见《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即“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载《追求集》。
(6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与评论》，《东厂论史录》，第21页。
(69)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与评论》，《东厂论史录》，第22页。
(70)《〈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1995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9页。
(7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8页。
(72)徐晓旭：《胡绳晚年历史观的变化》，《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2页。
(73)《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8—10页。
(74)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8页。
(75)《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全书》第7卷，第74页。
(76)《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1990年，《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77页。
(77)《〈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9页。
(78)《论“第三方面”》，1946年，《胡绳全书》第1卷，第632页。
(79)《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全书》第7卷，第46—70页。
(80)《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全书》第7卷，第57—58页。
(8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4、5页。
(82)《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全书》第7卷，第5页。
(83)《谈党史研究工作》，《胡绳全书》第3卷(下)，第549页。
(8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5页。
(85)《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全书》第7卷，第76页。
(86)《〈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6页。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3页。
(88)《〈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5页。
(89)《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1981年，《胡绳全书》第3卷(下)，第514、515页。
(90)《〈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第6页。
(91)张海鹏：《“戊戌维新的再思考”的再思考》，《东厂论史录》，第107、108页。
(92)费正清：《观察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6页。
(93)逄先知：《高深的理论修养厚重的史学功底》，《思慕集》，第244页。
(94)庞松：《忆思胡绳：史识·史德·治学精神》，《思慕集》，第224页。
(95)刘大年：《评戊戌变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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