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宗论文,师法论文,唐代论文,净土论文,并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净土教的历史上，中唐时期的法照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他创立、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而宋代被尊为净土教祖师（注：宗晓《乐邦文类》卷3《莲社继祖五大法师传》列莲社五大继祖为：一祖善导、二祖法照、三祖少康、四祖省常、五祖宗赜。志磐《佛祖统纪》卷26《净士立教志》列莲社七祖为：始祖慧远、二祖善导、三祖承远、四祖法照、五祖少康、六祖延寿、七祖省常。上述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影响的二部史籍均将法照列为净土教祖师，足见他在净土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法照创立的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偏重于修持践行，缺少理论著述，他不多的著作大概南宋时即已佚失，因而南宋以后人们对法照及其净土五会念佛法门逐渐知之不详了（注：志磐《佛祖统纪》卷26《莲社七祖》记法照“开五会念佛”，卷28记长安李知遥“率众为五会念佛”，均在文中自注：“当是五日为一会耳。”此说显系望文生义的揣测，表明南宋时人们已不明五会念佛为何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许多学者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新资料，并结合传世佛教史籍对法照的研究，特别是日本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者塚本善隆《唐中期的净土教——特别对法照禅师的研究》全面、深入的研究[1]，使人们对法照的生平事迹获得了相当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参照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佛教史籍和敦煌文献中有关法照的资料，我们可以把法照的生平活动分为三大阶段：1.在衡州湖东寺修行、创教，这是净土五会念佛法门草创时期；2.在五台山巡礼，在并州传播净土五会念佛法门，这是净土五会念佛法门获得成功、广泛传播的时期；3.由于并州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产生了广泛影响，被皇帝遣使迎入长安，曾教宫人念佛，此后驻锡长安章敬寺传教，此为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传播的极盛时期。
但是，有关法照生平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考察、研究。譬如，在传世佛教史籍有关法照的记载中，用笔墨最多、最着力记述的内容是法照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五台山的感通故事对于法照一生的传教活动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评价法照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又如，法照在太原传教的时间究竟有多长，被皇帝迎入长安到底是什么时候，传世佛教史籍对此均语焉不详，甚或歧异抵牾。
本文的主旨有二：1.利用传世佛教史籍，并结合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对法照与五台山及其感通故事的关系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2.利用以往学者们尚未充分注意到的敦煌文书P.2130-1《法照和尚五台山、并州、长安行游记略》（拟名）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对法照在并州传教的时间、由并州入长安的准确年代以及法照在并州传教的贡献，提出新的看法。
二、巡礼五台：一个神通名僧的诞生——法照与五台山的关系
在传世的佛教史籍中，有关法照的记载留给人们一个印象：法照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谈论有关五台山的名僧时，人们肯定会谈到唐代法照；在谈论法照的生平事迹时，人们更是无法回避他与五台山的关系。
1.五台山巡礼——法照传教生涯的转折点
《宋高僧传》、《净土往生传》、《广清凉传》、《乐邦文类》、《佛祖统纪》等记载，法照于大历四年(769)夏，“于衡州湖东寺启五会念佛道场”。在衡州的传教可能不成功，因为他在衡州传教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当年八月，他就离开衡州北上五台山了。有关法照的资料中见不到他在衡州传教产生影响的记载。可以说，法照在南方衡州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人。
法照之所以离开衡州，可能是因为当地传教不成功，试图另辟新的发展空间。法照为什么选择五台山作为目的地，根据《宋高僧传》、《净土往生传》、《佛祖统纪》的记载，是因为在衡州湖东寺僧堂粥钵中见到了五台山诸寺、在五会念佛道场中见到了文殊大圣的感通显现，决定前往五台山巡礼。这表明他是受当时在中国乃至亚洲佛教圈内影响日盛一日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感召。
五台山自北魏以后逐渐发展为中国北方的一个佛教圣地，特别是由于《华严经》等经典的流传，五台山逐渐被认为是文殊道场，为世人所仰慕。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所译2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之《菩萨住处品》云：
尔时心王菩萨摩诃萨，复告诸菩萨言：“……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2](P590)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于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奉武则天之旨新译的45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之《诸菩萨住处品》中也有完全相同的内容[3](P241)。《华严经》说文殊菩萨现住处在“东北方”，名“清凉山”，于是佛教信徒逐渐将其与位居天竺东北方的中国五台山相联系。曾与实叉难陀合作新译《华严经》的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于景龙四年(710)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说得更为明白：
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游行居住，为众生于中说法。”[4](P791)
此经与《华严经》相比，不仅文殊菩萨的地位明显提高，由为其眷属说法的诸菩萨中的一位（尽管是比较重要的一位）变为继佛灭后为众生说法的菩萨，而且更容易使人明白无误地将文殊的说法道场与中国五台山联系起来。唐代佛教高度繁荣发展，在整个佛教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连来自佛教发祥地的天竺僧人也逐渐认同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之一，菩提流志所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
既然有来自天竺和西域僧人翻译的佛教经典作为依据，那么中国佛教信徒自然更乐意将五台山指实为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华严宗三祖法藏是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代的高僧，他所撰《华严经探玄记》指出“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是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5](P391)。法藏于圣历二年(699)在佛授记寺为武则天讲授新译《华严经》，其影响自然非同一般。此后这一观点被中国佛教学者广泛接受，并加以进一步演绎。如中唐华严宗四祖澄观撰于兴元元年至贞元三年（784～787）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就说：
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5](P859)
这里不仅已经把五台山全然指实为清凉山，而且更进一步将五台山的地理特征演绎解释为文殊菩萨的种种智慧德行。
从北朝至中唐，五台山由一座普通的山逐渐演变为一处佛教圣地——文殊说法道场。这一演变历程正可作为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之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它表明了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五六百年的发展，至中唐已不再是一种完全来自异域的宗教文化，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密切结合，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也已被认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之一。
随着五台山逐渐演变为文殊说法道场，五台山也逐渐成为吸引佛教信徒仰慕崇拜、争相巡礼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一文殊信仰由此而兴起。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记载，从北朝开始，就不断有北方僧人为寻访文殊大圣之迹而到五台山巡礼、修行。唐朝时，南北各地更多的佛教徒前往五台山参拜。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朝廷也格外崇奉五台山。“龙朔年（661～663）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会赜返京后向高宗奏闻种种圣迹祥瑞，“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6](P1098)。长安三年(703)，武则天敕准将工匠用玉石琢制的女皇塑像送往太原崇福寺，以表“帝王日万机之务，犹造玉身，来礼大圣”[6](P1107)。既然皇帝以万乘之尊犹崇奉礼拜文殊大圣，普通佛教信徒更是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从此在中国掀起前往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的热潮。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代宗大历年间，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一个巡礼五台山的高潮，活跃在中国的各个主要佛教宗派的宗师大德纷纷前往五台山巡礼。禅宗高僧无著于大历二年(767)从浙东“远诣台山，志求大圣”[6](P212)；密宗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于大历五年(770)奉诏“往五台山修功德”[7](P713)；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大历十一年(776)“誓游五台，一一巡礼”[7](P737)。
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法照为何于大历四年(769)由衡州北上五台山巡礼的动机了，实际上，他是顺应五台山一文殊信仰的时代潮流而为自己传教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2.五台山感通故事——法照的神话
法照巡礼五台山后，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他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僧人，此行之后却成了著名的高僧。他在五台山的名声，成为他传教成功的重要条件。因此可以说，北上巡礼五台山是法照传教由起步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由一个无名僧人而为著名僧人，皆因他的五台山感通故事。
《宋高僧传》、《净土往生传》、《广清凉传》、《乐邦文类》、《佛祖统纪》等有关法照的记载，都毫无例外地着力记述了他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而且主要情节都基本相同。如《宋高僧传》的主要情节有：法照初至佛光寺之夜，“见一道光从北山下来射照”，后知是“长答有缘”的“大圣不思议之光相”；在光的引导下进入“大圣竹林寺”见文殊，被大圣教导“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并被大圣授记“汝以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在金刚窟“忽见其处广博严净，琉璃宫殿，文殊、普贤一万菩萨及佛陀波利，俱在一处”；在华严寺见东山有五盏圣灯，按其意愿分合数目[7](P844)。
上述法照感通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基本相同，显示来源相同。上述传世佛教史籍中，《宋高僧传》的最早。《宋高僧传·后序》说：“赞宁自至道二年(996)奉濬恩，掌洛京教门事。事简心旷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状，撰已，易前来之阙如，寻因治定其本”[7](P900)。由此可知，赞宁在北宋初年撰写《宋高僧传》时曾得到了前代流传的有关法照等僧人的传记资料。
有理由可以进一步推断，有关前代流传的法照感通故事的材料，其实来源于法照本人。根据有二：
其一，传世佛教史籍的根据。根据传世佛教史籍记载可知，法照对本人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作了“实录”。北宋延一《广清凉传》卷中《法照和尚人化竹林寺》：
法照虽睹圣异，不敢妄传，恐生疑谤。至冬十二月初，遂于华严寺入念佛道场……正念佛时，忽见一梵僧至道场内，告法照曰：“汝所见者台山境界，何故不说？”言迄而隐。法照心疑此僧，亦未宣露。翌日申时，正念诵次，复见梵僧，年约八十，神色严峻告照曰：“向时所见者台山境界，何不依事实记录之，普示众生，令所见者发菩提心，断恶修善，获大利益？师何秘密，不向他说？”照答曰：“实无有心秘密斯事，恐人疑谤，堕于地狱，所以不说。”梵僧告言：“大圣文殊见在此土，尚有人谤，岂况汝今所见境界？但令多人见闻之者，发菩提心，来到此土，消除无量无边生死之罪，断恶修善，称佛名号，得生净土，即是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岂不大哉！何虑疑谤，秘而不说。”法照闻已，答云：“谨奉所教，不敢秘密。”梵僧微笑，即隐不现。法照方依所教，具前逢遇，实录一一示众。[6](P2099)。
传世史籍也证明了法照“实录”的广泛传播。唐王士詹《五台山设万憎供记》：
竹林精刹应现，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师法照，自南岳悟达真要，振金锡之清凉，根瑞相以徘徊，蹑云衢而直进，跻灵山入化寺。周历而□□□百二十院，所睹奇光异迹，具记于大师实录。海□□播，故略而不书。[8](P6267)
其二，敦煌文献的根据。敦煌文献证明法照非常善于创造、记述自己的感通故事，除五台山与文殊的感通故事外，还有衡州与阿弥陀佛的感通故事。P.2066法照《净土五会念佛观行仪三卷》卷中：
此五会念佛诵经法事观门，实非自意……照以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于南岳弥陀台……每夏九旬，常入般舟念佛道场……二月七日夜……正念佛时，有一境界，忽不见道场屋舍，唯见五色光明云台，弥满法界。忽见一道金桥，从自面前，彻至西方极乐世界，须臾及至阿弥陀佛所，头面作礼。阿弥陀佛欢喜微笑，告法照言：“……我有妙法，无价珍宝，今付嘱汝。今将此宝，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普利天下无量众生……有一无价梵音五会念佛法门，正兴彼浊恶世。今时末法一切众生，机感相应，闻汝暂念，悉皆发心……”[9](P386)
敦煌文献还证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也流传着法照神通故事的文本。P.2130-1《法照和尚五台山、并州、长安行游记略》（笔者拟名）是五代、宋初时的写本，卷首残存法照在五台山由佛陀波利引导面见文殊菩萨、文殊授以念佛法门的神通故事，与上述传世史籍有关法照的神通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其中文殊、普贤菩萨对法照所说之偈，更是与《广清凉传》卷中《法照传》记载的几乎完全相同。既然晚唐、五代僻处西陲的敦煌也流传着法照神通故事的文本，那么它在内地的流行也是不难想见的。
据此可以判断，赞宁在北宋初年所见“法照行状”的感通故事，当源自法照自述的“实录”。
3.五台山感通故事的评价
法照用心地创造、传录他五台山的感通故事，应是出于他传教的需要。法照可能受本身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像其前辈祖师昙鸾、善导那样阐发净土教义的煌煌著述、以自己的佛学造诣而标榜，能在信徒中形成号召力，他只好借助当时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时代潮流，利用自己与五台山、与文殊大圣的种种感通故事，为自己营造神通的光环，以便增强他在信徒中的感召力，为他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铺平道路。客观地看，还由于中唐时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巨大影响，净土教信众的广大中下层民众对于神通故事特别信仰，法照借助自己在五台山的神通故事获得了神通高僧的身份，从而有助于他传播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并且成功。
法照所处的时代，对于他在五台山的神通故事显然报以热烈欢迎。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唐代盛行，当时的佛教信徒十分需要也十分乐意传播法照这样高僧的神通故事，用以证明五台山的神圣、文殊菩萨的灵验，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崇拜文殊、巡礼五台山。因此可以说，法照的五台山感通故事是他本人与时代在互动中共同创造的神话。
在法照以后的时代，法照传播的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只注重念佛诵经的具体仪轨和法事活动，缺乏理论形态的著述，因而随着时间推移，当他的修行法门不再流传时，人们很容易渐渐淡忘那些具体琐细的修持行事，而他那些引人神往的神通故事却人们牢记着。在后来五台山一文殊信仰依然流行的时代，他的神通故事一直被许多佛教史籍津津乐道。有关的传世佛教史籍在记载法照事迹时都突出了他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以致于法照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只是以神通著称的高僧。《宋高僧传》最为突出，称该书将法照的事迹以“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传”为题列入《感通篇》，开篇介绍法照出身说“不知何许人也”，叙述完法照的五台山感通故事之后，篇尾说“不知其终”，显然意在突出法照生平的神奇莫测，给人的印象是法照除了五台山的感通故事外，别无其他事迹可言了。《宋高僧传》等佛教史籍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于是法照便在后世人们的视野中只是一个神通高僧的形象。
今天以佛教史研究的眼光来看，法照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在于他有多少类似五台山神奇的感通事迹，而是在于他在巡礼五台山后在并州府治太原及其后在首都长安地区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而推动唐代净土教发展的贡献。
三、传教并州：一代宗师的贡献——法照与并州的关系
北上巡礼五台山是改变法照在南方衡州创立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传教不成功局面的转机。法照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真正取得成功，应当说是他巡礼五台山后在并州府治太原长期传教的结果。
1.佛教史籍对法照并州传教记载不足
传世佛教史籍只详细记录法照五台山的神通故事，但对他在并州传教活动的记载却十分简略主要有以下几条：
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卷3《莲社五大继祖法师传·法照传》：
师续于并州行五会教，化人念佛。德宗于长安宫中常闻东北方有念佛之声，遣使寻觅，至于太康（原），果见师劝化之盛。遂敕迎入内，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10](P193)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26《净土立教志·莲社七祖·国师法照》：
师于并州行五会教，化人念佛。代宗于长安宫中常闻东北方有念佛声，遣使寻之，至于太原，莱见师劝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宫人念佛，亦及五全。[11](P264)
又《佛祖统纪》卷41《法运通塞志·唐·德宗》：
兴元元年……法照法师于并州行五会，教人念佛。帝于中宫常闻东北方有念佛声，遣使寻至太原，果见师劝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11](P379)
明祩宏《往生集》卷1《五会法师》：
法照……于并州五会念佛，感代宗皇帝宫中闻念佛声，遣使追寻，乃见师劝化之盛。遂诏入京，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号五会法师。[6](P131)
上述资料不仅记载简略，而且相互间歧异、矛盾，甚至同一部书《佛祖统纪》中，卷20记代宗将法照迎入长安，卷41却记德宗将法照迎入长安，前后抵牾。这可能是所据原始资料就存在歧异。仅仅凭借这些资料，我们连极为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清楚：法照在大原传教究竟有多长时间？他被皇帝遣使迎入长安究竟是什么时候？是代宗时，抑或德宗时？因此，塚本善隆氏在其《唐中期的净土教——特别对法照禅师的研究》中，对法照在南方、五台山的活动作了详细论述，但在《太原·长安地方的布教》一节中，也只能无奈地说“法照在太原布教的年代不清楚，至少在大历九年十月在北京龙兴寺完成了《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的再述”[12](P155)。“法照进入长安的时代，以及在此地活动的时间也不清楚”[13](P161)。
2.敦煌文献有关法照并州传教记载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有关法照并州传教活动的记载，内容详实、确切，不仅可以弥补传世佛教史籍记载之不足，而且还可据以判断传世佛教史籍记载的歧异是非。
P.2130是五代、宋初时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所抄录、使用的文本（注：P.2130卷尾道真亲笔题记：“三界寺道真，经不出寺门，就此灵窟记。”），抄录内容比较庞杂，篇幅较长。对此写卷的内容及其性质，以往学者们尚没有获得比较清晰与准确的认识（注：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最早简单著录：“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一卷。”显然仅仅著录了其中卷末有明确题名的一篇，却忽略了其他的大部分内容。其后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巴黎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稍微详细地著录：“文殊普贤二圣为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授记因缘（拟，参见《宋高僧传》卷21）、念佛偈赞、净土乐赞、西方礼赞偈文、善导禅师劝善文、佛说观三昧海经·本行品第八。”依次分别录出了该卷中有题名的部分内容，仍然漏录部分内容，此题录无法揭示卷中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施萍婷《法照与敦煌初探——以P.2130号为中心》“认定它就是学者一直想得到而未知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上卷”，故在其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著录为“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佛说观佛三昧海藏经本行品第八”。）。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以集中抄录有关法照事迹、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仪轨、赞文、礼忏文等为主要内容的写卷，当是五代、宋初敦煌地区流行的净土五会念佛道场法事中使用的写本。对于此卷的全部内容及其性质，笔者将另文专论。本文所关注的是卷首记述法照事迹的一篇。
P.2130卷首残缺，卷首一篇文字已阙题，是从记述法照在五台山见文殊、普贤菩萨的感通故事开始的，情节与《宋高僧传》基本相同。黄永武先生《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巴黎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据此著录P.2130的首篇文字为“文殊普贤二圣为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授记因缘（拟，参见《宋高僧传》卷21）”[13](P641)。这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记述法照在五台山巡礼活动后，还有一段文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法照在太原传教的活动以及被召入京都长安。对此后段，施萍婷先生最早加以关注，并引录[14](P77～78)。笔者对此卷也予以特别关注和考察。根据卷首依次记述法照在五台山、太原、长安活动的以及在结尾处自称“略说行游宜者，任详读”之语，笔者将此篇文字拟题为“法照和尚五台山、并州、长安行游记略”，并参考施先生录文，又根据《敦煌宝藏》和法藏敦煌文献缩微胶片加以校录。现将该段文字引录如下：
是时，太原地界所由，告节度使萨□□，训延入太原城内居住。其年有敕，天下置般舟道场，诸寺众□申拔于节度使，请法照和尚为道场主守。频词（辞）说，不放，即道扬思惟修习，即作念佛法事，并作般舟梵。未经旬日，即有数千人誓为法照念佛弟子，各请愿闻，终身修行。于太原一住十有七年。去贞元元年，节度使马遂（燧）入太原，奏敕知。昨贞元四年正月廿二日延入京中。现今敕自辰朝供养，劝化众生，至今见存，并劝一切四众□等，急须相劝念佛，来世极乐为期耳。略说行游宜者，任详读。[13](P188)
从“昨贞元四年”、“现今”、“至今”等词语的语气判断，上引文字当记于贞元五年(789)法照在长安时。通观此篇不同于传世佛教史籍注重记述法照的感通故事，而追求神奇惊异的效果，以平淡语气娓娓叙来，行文客观朴实，不尚词采修饰，因而据此判断记载详实可信。
上引所记录法照在太原、长安传教活动的确切时间和具体内容，是传世佛教史籍所阙，因而具有弥补传世史籍记载之不足的重要价值：
帮助我们确切地得知，法照在太原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时间，是从大历六年至贞元四年（771～788），长达17年；他在太原受到数以千计的弟子们的崇奉，传教成功。
帮助我们确定，法照被皇帝遣使迎入长安的确切时间是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正月二十二日。据此可以断定，上述传世佛教史籍的记载中，以《乐邦文类》、《佛祖统纪》卷41法照于德宗时被迎入长安。传世佛教史籍有关法照事迹之阙和歧异，幸赖上录文字得以定谳。
四、法照并州传教的贡献
并州是历史上净土教传播的地区，净土教初祖北魏昙鸾、二祖隋唐道绰、三祖唐初善导均曾在并州及其附近地区传教，净土教在此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道端良秀在《中国净土教的时代区分及其地理的考察》中曾考察了中国自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净土教的发展及其与不同地区的关系，在论及唐代并州地区净土教的发展时，他指出“并州地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净土教的根据地”[15](P25)。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法照在并州府治太原传播净土五会念佛法门获得成功，是非常自然之事。法照在太原长达17年的传教，极大地推动了净土教的发展。
根据敦煌文献中有关法照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法照在太原传教的最大贡献就是完善并确立了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仪轨，并在太原传教活动中加以推行。
P.2963《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卷下说明法照该书的完成时间“时大历九年冬初十月”，此“北京”是指太原，即李唐王朝为彰显其发迹地太原，曾先后将太原改称为“北都”、“北京”（注：《新唐书》卷29《地理志》载：“北都：天授元年置，神龙元年罢，开元十一年复置。天宝元年曰北京，上元二年罢，肃宗元年复为北都。”）。P.2066《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卷下也说：“上都、南岳念诵音旨，虽有稍殊，而根本体同，不离念佛，皆归净土，同见弥陀。”由此可知，法照当在大历初年在南方衡州推行五会念佛法门时既已编撰过有关仪轨的著作，可能适值草创时期，在衡州的短期传教未产生大的影响。可以想见，当时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仪轨十分简单粗疏。从大历六年开始，法照在太原传教，得到数以千计信徒的崇奉，使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大行其道。在经过三四年传教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他在大历九年于并州龙兴寺“再述净土念诵观门”，编撰出更加完善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从而确定了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仪轨。这是法照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开门立派的标志。
法照通过在太原以及后来在长安的传教活动，使其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仪轨得到广泛传播。笔者曾考察敦煌文献中有关法照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仪轨和赞文的64个写卷，从中可知，此法门从唐咸通初至北宋雍熙四年的120年间曾在僻处西陲的敦煌地区广泛流传，则它在内地的盛行也不难推知[16]。
法照在继承净土教祖师昙鸾，特别是在善导将礼拜、忏悔、念佛、诵经与诵赞相结合的净土教法事仪轨的基础上，创立了净土五会念佛法门，更加突出了诵赞的仪节。他编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不仅汇集了隋末至中唐知名的净土僧人彦琮、善导、慈愍、净遐、神英、灵振、惟休和其它佚名作者的净土赞文52种，而且收集了他创作的净土赞文16种。这样，不仅将净土教法事赞仪轨推向愈加丰富、完善的阶段，促进了净土教法事赞仪轨的发展，而且他为净土赞文创作、运用的集大成者，也促进了佛教文学的发展[17]。
总之，法照在并州地区成功的传教活动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甚至引起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瞩目和赞誉。因此，他被代宗封为国师（注：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载：“在代宗时，有僧法照为国师。”），被德宗遣使迎入京都长安传教，使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全国更大范围得到传播，从而扩大了净土教的影响，推动了净土教的发展，这正是法照在中国净土教史上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