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得失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2-0005-05 詹姆逊是英语世界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研究跨越了文学、哲学、文化、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涉及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詹姆逊不但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一些失误和局限。这样，客观地总结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既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又是我们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等问题。因此，这里特意地研究了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失及其启发意义，以有助于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 詹姆逊从理性上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深厚的感情，并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情结。而且，他还能够将感性与理性的追求结合起来，自觉地把情感上的认同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研究，从而使二者相互统一、相得益彰。詹姆逊非常清楚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位，对此是无怨无悔、倍感自豪与骄傲，“在这场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我曾经屡次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为数不多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我想我有某种责任去重申在我看来是一些自明真理的东西，但是你们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宗教信仰形式的古怪残存。”[1]詹姆逊对其承担的使命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教师的首要职责就是……教授马克思主义本身。”[2]“教授马克思主义并孜孜不倦地论证资本主义及其结果的本性是一种无须道歉的政治行为。”[3]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责无旁贷地研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不实之词，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这是他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否则，如果放弃了这些工作，就只能是伪马克思主义或名不副实的马克思主义。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詹姆逊就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提出了发展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4]他设想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后的工业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问题的农民马克思主义和解决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他自己来说，则是要努力发展出适用于解释北美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及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21世纪之初，他还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变化(特别是空间的肆意扩张)，试图发展出一种重视空间研究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他在《什么是辩证法》中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那么是否可以有一种后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法国哲学家勒费弗尔所说，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的马克思主义？”[5] 当詹姆逊开始学术研究的时候，正是冷战愈演愈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甚至整个西方)的处境极为孤立：既遭受反共政治力量的打压，又处于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并受到极右思想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妖魔化非常普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声浪日渐甚嚣尘上，并严重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阴暗面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的陆续曝光，不但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也打击了西方左翼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悲观绝望的情绪逐渐弥散开来。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威望逐渐下降，影响逐渐削弱，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詹姆逊并没有被困难压垮或见风使舵，而是迎着逆流而上。他敢于遵从于自己的信仰，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把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而且，他还敢于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这不但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勇气和良知，也体现了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学者本色。正因如此，詹姆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理论建树得到了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肯定：“詹姆逊通过提供引人入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通过恢复理论的生机和发展理论自身，以努力地普及、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6]难能可贵的是，詹姆逊并没有固步自封地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定为一尊，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观点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从而使其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兼容并蓄，在吸收其他流派精华的同时发展了自己。此外，詹姆逊还反对僵化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他既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他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同样重视时代的变化，以现实感激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修正那些难以适应现实的理论，结合时代的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肖恩·霍默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较之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其他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詹姆森发展出了一种开放的、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能够应付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老练的圈内语言的挑战。他驶上了一条穿越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困难小径，却又力图保有其政治解放的核心宗旨。”[7]同时，詹姆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积极地与当代各种新理论展开对话，通过综合、折衷和创新等方法，在吸收其活力、扬弃其弊病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既有灵活性又富有活力，并能够有效阐释时代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成果已经深得许多当代理论家的赞许。 戴维·格罗斯(David S.Gross)认为，詹姆逊不但重视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还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等批评理论的复杂性：“詹姆逊总是能够充分地意识到后现代主义是多种多样的；他非常重视结构和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坚持各种意义上的异质性、不确定性和非决定论。”[8]这也是詹姆逊能够吸收当代理论的重要原因。肖恩·霍默充分地肯定了詹姆逊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詹姆森的折衷主义，即他将其他理论视角纳入拱形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的方法，允许他既占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洞见，同时又通过将它们特定话语的历史化而使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中立化。简而言之，詹姆森看起来展现了两个领域的最佳情形：他一方面是坚持历史确定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敏感于正统批判的激进的当代理论家。”[9]这样，詹姆逊就发展出了一种“精细的、非教条主义、非还原论、非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哲学、文化、文艺、政治等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他纠正、破除了一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改变了一些人的偏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重塑了积极的、正面的马克思主义形象；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有利于阐释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为发展北美、英语世界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也非常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给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诸多启示。因此，詹姆逊在介绍、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驳斥了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其研究中发展、保护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成绩远远大于其失误，是第一位的，并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二、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 詹姆逊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弗洛伊德理论马克思化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进了欲望、满足和隐抑等概念。”[10]这是詹姆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恰当的评价，如果把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推而广之的话，这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当代理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式的关系。其实，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如此？在詹姆逊的思维方式、理论范畴、命题、研究对象和理论运作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受到过诸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理论流派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几乎西方现当代的任何一种主要理论都影响过詹姆逊，在他的理论中非常容易发现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萨特、阿尔都塞、萨义德等理论家的影子。詹姆逊并没有因为这些理论存在着问题就将其拒之门外，即“通过对可选择观点的批判交锋，而不是通过对它们的彻底抛弃，来保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方案并使它恢复元气。”[11]詹姆逊通过这种策略，吸收了西方现当代学术的长处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又以不丧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前提。这样做，为詹姆逊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就视野之开阔、学识之渊博、创新力之强而言，詹姆逊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詹姆逊引发的质疑、争议也颇为引人注目。詹姆逊几乎同时受到“左”“右”两种力量的夹击：前者认为他过于开放，对现当代的学术思想过于同情，甚至背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后者认为他过于保守，太忠实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了。其实，这些指责并非毫无根据，也并非都是毫无道理的，它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詹姆逊思想的实际，也反映了研究处境的尴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理论存在着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之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紧张与矛盾，进而影响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致性和彻底性。在进行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时，不但要选择和运用主要的理论，还要处理好主要理论与辅助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些理论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如果缺乏必要的辨析，不仅不能将一种理论坚持到底，还可能出现理论之间的抵触、消解和矛盾。马克思主义是詹姆逊学术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但他也广泛地吸收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西方现当代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样，詹姆逊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了这些理论之间的紧张和矛盾。这种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明显表现如下： (1)运用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缺乏必要的批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与矛盾。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当代的各种理论既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差异、矛盾或不同。因此，在使用这些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研究清楚其特点，并恰当地选择和运用这些理论。否则，如果不加辨别和分析，就可能导致理论上的混乱。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紧张和矛盾在其研究中也很突出。从这些方面看，詹姆逊的问题是：他未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并有效地整合这些理论。譬如，詹姆逊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凯尔纳与贝斯特就曾经极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其致命缺陷：“由于杰姆逊试图去调和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在他的著作中还存在着更深层次上的紧张关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后现代主义定位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又采用后现代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象的、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可是，这些后现代立场有时并不相容于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的观点。”[12]肖恩·霍默曾经敏锐地发现，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抱有太多的期待，受后现代理论的文化主义及其对当代社会看法的影响，他对经济之于后现代主义的意义缺乏足够的重视；虽然他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重视经济因素提供了可能，但在其众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述中，并没有明确地、恰当地说明经济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文化问题一直采用的视角。既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文化问题，关注其背后的经济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应有之义，但这些恰恰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研究语焉不详或缺失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缺陷理解为詹姆逊无意的失误，而是他过于认同后现代主义、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分析的结果，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及其理论上的混乱。而且，这个问题还影响了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其他问题。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主体受到客体的制约，但主体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詹姆逊没有吸收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没有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其关系，而是受到了鲍德里亚、福柯等后现代理论家的很大的影响。结果，詹姆逊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主体的力量，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批判主体的终结，损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也斫伤了人们对主体的实践效力的信仰。”[13] (2)折衷主义策略导致了其理论中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紧张和矛盾。综观西方现当代理论，它们在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侧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或不同，其优势和缺陷都是非常明显的。在选取多种理论研究某一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性地吸收这些不同的理论资源，并根据自己研究的实际处理好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缺少必要的批判、辨析、选择和整合，就只能是理论上的拼凑、调和与折衷，并可能导致不同理论之间的紧张、矛盾和混乱。折衷主义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有的紧张和矛盾是表面化的；尽管从表面上调和了各种理论，但仍然存在深层次的或内在的紧张和矛盾。詹姆逊信奉视角主义并采用了折衷主义的研究策略，他经常吸收多种资源进行其理论建构。而且，他过于同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它们也缺乏必要的辨析和批判。正因为此，他受到肖恩·霍默的批评：“一方面，批评他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用过于同情而不加批判；另一方面，批评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行重构的马克思主义者。”[14]凯尔纳与贝斯特曾经预言性地指出过折衷的多重视角给詹姆逊的理论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试图将大量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中有些视角却互不相容，彼此处于一种紧张状态。”[15]实际上，这些预见也都被詹姆逊的理论一再地证实。由于立足点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和不同。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其拼凑起来，就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矛盾。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它们所受到的西方现当代理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理论之间存在密切的、同构的关系；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抑或修正)和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都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但它们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紧张与对立。而詹姆逊的折衷主义和视角主义的策略使他能够把这些理论都调遣于自己的麾下，随需使用，势必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而且，虽然詹姆逊把自己定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但他经常动摇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实际上，詹姆逊的定位也颇为困难：他自己比较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有人视他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视他为后马克思主义，甚至有人视他为后现代主义，其思想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肢解了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其马克思主义观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有机贯通。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它们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缺少了任何一部分或随意夸大某一部分的作用，都可能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最终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是，我们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能够发现：他一直推崇历史唯物主义，在各个时期的著述中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其价值；在其学术研究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都一直排斥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状况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16]；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深刻性和当代价值，但他对于诸如马克思主义之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说明。由此说明，詹姆逊有时的确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仅仅从局部阐释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其结果是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其完整性，不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并必然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而且，这样的研究势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仅仅是关于概念、范畴、命题的抽象的探讨，使其远离社会、远离政治实践，沦为“象牙塔”内的纯学术研究。究其原因，这些缺陷大都与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院性——詹姆逊是学院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是他的主要工作——有关，尽管他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攻击，但他的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主要是一种学术行为(主要通过学术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是对具体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与升华，也并不必然接受政治实践的检验，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密切关注现实的理论，其创始人大都有过政治实践的经历，都是政治领袖、政治活动家兼政治理论家，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倾向于远离政治实践。詹姆逊受此传统影响并把自己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与老一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詹姆逊更加远离政治实践，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抽象化程度和学院化色彩都更甚。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看，有的成果来自于他对具体的政治实践的观察；有的成果是他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得；有的成果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之外，他曾经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影响；有的成果则吸收了当代左翼思想家或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影响；有的成果则是反对、驳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物。因此，他的大部分成果都是“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实践性和系统性的缺陷。这些问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因素，但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第三，某些研究存在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的来源、性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强调文化的作用，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矛盾。佩里·安德森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一书中，就把“文化决定论”总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詹姆逊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不仅如此，詹姆逊还受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影响，即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看待。尤其在他研究文化问题和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时，夸大了文化的作用，缺乏对中介环节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其研究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詹姆逊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但把文化的作用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有夸大其作用之嫌。针对后现代社会中商品化逻辑的广泛渗透(特别是对文化的侵蚀)，詹姆逊提出了文化已经商品化、文化变成了商品的观点，并要求从这个基本特点出发研究许多问题：“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的结果是，过去习惯上看做是经济和商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文化，必须根据这一特征来分析各种理想社会或理想的消费行为。”[17]詹姆逊正确地洞察到了市场和商品经济的扩张，但他夸大了这种趋势，把文化完全等同于经济、商品。实际上，从总体上讲，这个判断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即使存在着这样的特例，也只能是极个别的，并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普遍结论。而且，这样的判断也否定了文化的超越功能，其结果只能是，夸大文化与商品之间的联系、抹杀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文化无论如何商品化，它都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商品，如果完全取消了其文化属性、沦落为商品，就很难称其为文化了。文化在商品化的过程中，需要很多中介、环节，这个过程包含了很多审美的要素，把文化等同于商品则夸大了商品逻辑对文化的支配，抹杀了诸多环节的中介及其作用，把问题简单化了。同时，我们还应该警惕这个判断所潜在的实践上的危险。詹姆逊不但把文化等同于商品，而且还要以此为根据研究其他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判断是以偏概全的，如果以此为基本点来研究其他问题，就可能得出一些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结论，不但不利于认识现实，还可能导致实践的失效。进一步来说，如果从价值的角度着眼，也只能是批判这种价值和发展趋势，否则，缺乏价值批判则可能导致对文化商品化的推波助澜，并在实践上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詹姆逊有时在研究文化问题时，将文化凌驾于阶级之上，缺乏对文化进行阶级(也可以称之为政治)方面的分析。这些都是他夸大文化的作用、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地方，也是我们借鉴其文化理论时应该克服的。 詹姆逊不但认同、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学术研究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根据社会的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并推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且，马克思主义是其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也是他研究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和其他问题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因此，詹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论、方法，及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其他问题的具体实践，对我们都具有启发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失误，他曾经不同程度地误读过马克思主义，这些现象都是不容回避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明确，这些问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歧，应该通过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派的讨论、对话予以解决，而不能因为这些分歧就否定其成绩、贡献，更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视之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而将其拒之门外。而且，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这些失误和误读，明确这些失误和误读是他在当代语境中、在他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话与斗争中、在他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失误和误读既反映了处理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困境。正如肖恩·霍默评价的那样：“我们可以批评詹姆森是一个既过头同时又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本身，不仅指示着理论的不一致或弱点(这在他，也的确在我自己)，而且也标志着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他所达到的成就的局限。”[17]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由此获得启发，并在克服这些失误和误读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介入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 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詹姆逊受到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与此一脉相承。甚至还可以说，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就直接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错误，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其转变主要表现在他的论文《什么是辩证法？》(王逢振译，《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中。但仍然缺乏学理上的详细论证，其转变的必然性和彻底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