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及其社会影响（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人道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哲学在其发展的后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人道化过程。这是苏联哲学的实质性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对苏联的改革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理解苏联历史性巨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重要历史现象。
一 人道化——1953年以后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倾向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与整个苏联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相适应，苏联哲学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苏联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课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传统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大量新内容被发掘出来。对这段历史，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评价，然而如果从宏观上对苏联哲学各个领域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加以概括和思考，便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向，这就是人道化。除了人和人道主义本身作为新课题进入苏联哲学家的视野并得到高度重视以外，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在其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中，都日益强调人的重要意义，日益把人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弘扬人道主义成为5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事实上的追求目标。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对这种人道化倾向作一简要考察。
第一，作为研究课题的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在苏联哲学中崛起。
50年代以前，人的问题在苏联哲学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位置。1953年，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之后，人和人道主义问题日益成为苏联哲学的热点。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出现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所固有的深刻的、真正的人道感情的科学表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M.彼得罗相：《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载《哲学问题》1955年第三期）经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苏联哲学家开始用人道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И.T.弗罗洛夫于1989年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新人道主义立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现在应当对这本书重新加以理解，因为其中包含着人和人类解放与发展的科学，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后来所研究的经济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实际上是对现实人道主义的论证，是寻求现实人道主义的实现。（参看《共产党人》1989年第15期）
对人本身的研究始于60年代。1960年，B.п.图加林诺夫出版了苏联第一部关于价值问题的专著《论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而价值问题正是人的问题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同年，他还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题为《社会与个人》的文章，开始了对个人的研究。从此，与人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苏联哲学的热点。1965年《哲学问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人是最高价值》。到70年代，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在苏联频繁举行，仅《哲学问题》就为此多次召开“圆桌会议”讨论人的问题。问题的范围也较前大为扩展，人性问题、个性问题、责任问题、生活方式问题、活动问题、以及健康问题、老年问题、生命的意义、死亡、不死与永生等等，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80年代以后，不断出现成立对人加以综合研究的专门机构的呼声。1986年12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1988年2月，苏联召开了有800多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出席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1989年1月，“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并在该中心之下组建了“人研究所”，创办了杂志《人》。对人以及与人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第二，基本哲学原理的人道化。
基本哲学原理的人道化，首先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在苏联哲学中一向以追求客观必然性的本体论为基本内容。但是，1954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э.B.伊理因可夫和B.И.科罗维可夫提出一份“认识论主义提纲”，声称人无法认识整个世界的本体，也即世界本身，他只能以人的认识为对象，以人自身为中介去认识客观世界，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由此开始出现了所谓“认识论主义”与“本体论主义”的论战。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认识论主义者备受压制，但其声音并未消失，反而日渐增强。例如哲学家И.C.阿列克谢也夫于70年代进而提出：“应该赋予活动（首先是实践－对象性的活动）以较之单独的物－客体的地位更为基本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地位。”（阿列克谢也夫：《互补概念的历史—方法论分析》，莫斯科1978年版第220页）“彻底把现实作为‘活动的形式’来思考，要求不仅在对客体的关系上，而且在对主体的关系上都赋予活动以本体论的和逻辑的优先地位。”（阿列克谢也夫：《论测量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与手段》，见《科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新西伯利亚1968年版第96页）他认为：对人而言，反映的直接对象是活动，但反映的结果以客体的形式出现，所谓的客体的属性都是人的认识而已。为极力突出人的作用，他自称为“主观唯物主义”者，以示与“客观唯物主义”的区别。至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以后，认识论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已在不同程度上为大多数苏联哲学家所接受。其次，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哲学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开始，人的问题、活动问题日渐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致70年代初有人开始呼吁对人的关注不应当压倒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心问题的重视。（参看《哲学问题》1969年第7期，1970年第3期）然而人道化的倾向并未停止。例如，哲学家B..凯列和М.Я.科瓦尔宗于1980年在《哲学问题》杂志撰文，强调社会历史的人和人道主义意义，提出历史研究的三个方法论方面，或者说衡量历史的三个尺度：第一，揭示历史规律，也即把历史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来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区别所在，但并不完全；第二，把历史当作人们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来分析，这样才能揭示出主体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把历史作为人自身发展的历史来观察。他们把这称作自然历史方面、活动方面和人道主义方面。（见《哲学问题》1980年第7期）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其观点为绝大多数哲学家接受。随着改革开始，人道化立即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时的哲学研究所所长拉宾指出：“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哲学问题》1987年第7期）这是哲学界的首要任务。哲学家Л.п.布耶娃说：苏联哲学中“人的问题目前所处的地位不仅与马列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和目的不相适应。现代哲学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同上）果然，1989年苏联出版了新的哲学教材《哲学导论》，贯穿这本书的基本精神便是人和人道主义。这表明，艰难演进三十多年的苏联哲学人道化倾向，已经得到官方的肯定，成为苏联哲学的主流。
第三，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人道主义转向。
自然辩证法研究数十年间一直是苏联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50年代中期以前，自然辩证法研究重在探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基本上局限在本体论范围之内，而事实上往往成为用自然科学材料对哲学基本原理的论证。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明显变化。1958年苏联召开第一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否定了以往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会议之后，自然辩证法研究逐渐由本体论问题转向逻辑和认识论问题，由研究自然界本身转而研究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B.C.斯焦宾院士称：“在60—70年代，科学哲学被认为是成效卓著的一个哲学研究领域。正是在这里，我们早于其他领域开始克服由意识形态造成的孤立主义，开始讨论西方同行正在研究的问题。在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的本体论问题在我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著作中逐渐退居第二位，占据中心地位的是逻辑和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哲学问题》1995年第2期）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研究再次转向。一些人在研究科学方法论时重点转向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人际交往及世界观等与人有关的问题，另一些人则通过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思考价值、道德等问题与科学技术的深刻联系。弗罗洛夫认为，这一次转向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认识到“现代科学正在人道化、社会学化。科学力图重建与认识活动的主体——人的统一。它日益以人为尺度，也即直接与人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我们可以要求一种新的科学，一种与人、价值、人道主义处于紧密的统一与相互作用之中的科学。”（《哲学问题》1995年第7期）可见，到80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哲学，也即原先的自然辩证法，已经以人和人道主义为中心了，人道化则是自然辩证法研究自50年代以后基本的发展趋向。
第四，全球性问题研究。
苏联哲学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始于1972年。这一年的4月，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在西方国家问世，10月，在弗罗洛夫主持下《哲学问题》举行了苏联第一次关于全球性问题的讨论会。此后，全球性问题研究在苏联不断升温，进入80年代成为苏联哲学成果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社会影响最大的研究领域。就理论观点而言，全球性问题研究的中心是弘扬人道主义。早在1974年弗罗洛夫便说：全部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人的发展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哲学家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由于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武器威胁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成为问题，因此，共同努力克服全球性问题，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成为全人类高于一切的任务。这一结论实际上是要从人道主义出发重新看待以往的一切，彻底否定了科学、生产力、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还不仅如此，哲学家们的上述结论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闻媒介和文学艺术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以致于弗罗洛夫在1988年大声疾呼：必需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原则，不能借口条件不成熟而把人道主义原则的实现推向以后，不允许以任何借口要求人们为了将来的人或为了实现某个抽象的目标而牺牲自己。（参看《共产党人》1988年第11期，第84页）
以上变化充分表明，人道化是50年代以后整个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倾向，尽管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并非没有思想斗争，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常开展对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认识论主义”便多次挨批并长期受到压制），但到80年代，苏联哲学事实上已经人道化了。改革开始以后，人道主义更进而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了。
二、苏联哲学人道化的原因
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决不是偶然现象，也决不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哲学家的某种主观愿望的产物，它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就其内在原因而言，主要有如下三条：
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苏共人道主义纲领的提出。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核心，然而正是苏共自身1953年以后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人道化，这一变化对苏共以及整个苏联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复杂的影响。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几乎立即出现了人道主义运动。在哲学领域，人们开始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暗含着对个人迷信的批评。在文学艺术领域，一场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延续十几年的“解冻”运动开始出现。同时对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种种不人道做法的批评开始酝酿。1956年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解冻运动进入高潮，使人们的各种正统的政治的、哲学的观念受到强烈震撼，人道主义呼声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日益高涨。苏共20大提出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方针同样包含了人道主义精神。1953年以后的这些变化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22大得到集中的反映。22大修订的苏共新党纲明确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公开打出了人道主义旗帜。从此之后，各种人道主义思想，无论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还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抑或是由西方国家传播而来的，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从现实条件出发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它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科学解决，事实上造成了种种抽象人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的冲突。虽然对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在苏联从未绝迹，但始终无法抑制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无法把它纳入合理的轨道。
其次是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研究。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成为直接的迫切的任务。进入70年代，苏共把发达社会主义研究规定为理论界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如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又是其中的重要课题。由于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本身远远脱离实际，因而在理论研究中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空谈便成为发达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特点。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理论界一致认为关键的一环是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于是如何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又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这种政治上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哲学界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内容的深入发掘。
一方面，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必需对人本身加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新人是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也即人道主义在其身上得到实现的人，因此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要求对人道主义及其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加以深入研究。具体而言，这又包括人道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及异化问题、异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人道主义的实现等问题。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受到高度重视。
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对人的本质与个性问题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苏联哲学在人的问题上的研究视野，使人的问题以及与人有关的各种问题成为苏联哲学的热点，意义重大。但对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影响更大的是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使苏联哲学家们深深相信并热情赞扬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
再次，苏联哲学的人道化也是苏联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产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是一种以本体论为基本内容的哲学。由于人们所指称的本体世界的存在及其种种特征、规律都是人的认识的结果，是人的描绘，因而对世界本体的研究必然要深入到对人的认识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认识的研究同样要进一步深化，深入到对影响人的认识的众多因素的探讨，这些因素中十分重要的便是社会、文化、价值、交往等等。苏联哲学发展中的这两次深化由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中的两次转向就是它的典型表现。此外，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以及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不可能不引起苏联学者的关注，研究全球性问题则必然要对人类的未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等问题表示关切。
苏联哲学的人道化也和来自外部的影响，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关系。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等原因，苏联无法排除来自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一直存在，而且随着1956年苏共20大以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往来交流的扩大而不断加强。人所共知，弘扬主体性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倾向，并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人的问题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人道主义和对人的关注成为普照之光，体现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之中；西方学术界最早开始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很快在全世界得到人们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迅速人道化，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与此相应的流行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还应该指出，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无不不遗余力地指责苏联社会惨无人道和苏联哲学存在“人学空场”。以上因素有力地影响了苏联哲学的发展，这一点在苏联哲学人道化的各种表现中都可看到。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的弗罗洛夫甚至说，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苏联失败，在宣传战中输给西方以致西方影响泛滥，是重要原因。
此外，如果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在苏联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传统，也有力地促进了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宣传在服从上帝的前提下人对人乃至人对自然的仁爱，是东正教的基本内容。这种不讲条件的抽象的宗教人道主义虽然在十月革命以后与东正教一道受到打击和批判，但在苏联从未绝迹，一旦条件合适，它便复苏、发展，并成为人道主义思潮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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