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式转换的途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途中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8－0005－09
●杨学功（以下简称“杨”）：最近，我看到你作为副主编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以新的面貌出版了。我把第一批已出版的十种书翻阅了一下，发现除重印以前的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外，又增加了几部新书；有的是旧版“升级”，如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由第三版“升级”为第四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零星出版过几部，是“供批判用”的，且不成系统。比较系统的译介工作始于80年代，最有影响而且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当推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总数大约有三十多本，包括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而翻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二十多本。除这套丛书外，零星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译著也不少，如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都有一些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近期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除了你们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还有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和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
比较一下，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就数量来看，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相比，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反而要少些。这与中国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的地位似乎是很不相称。但我认为，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来自西方、来自马克思的故乡，而是来自俄国及以后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中国人起初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很长时间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予以排斥和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的地位，于是人们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很热，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吧！
○鲁克俭（以下简称“鲁”）：看来你对“国外马克思研究”是很关注的。说实话，我是不赞成笼统地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的，而是主张采用“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新提法。实际上，就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常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其研究套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是“国外马克思学”，主要是面对马克思文本本身，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以前我们对后者的研究重视不够。
●杨：我赞同你对“国外马克思研究”的划分。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国外马克思学”，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以前完全忽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固然失之偏颇；但是像现在一些研究者那样，完全颠倒过来，以为只有“国外马克思学”一枝独秀，而“国外马克思主义”则一无是处。我认为这也有些过头了，因为“走向反面”并不会使我们离真相更近。
这两天我乘兴把卡弗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看了一遍，觉得国外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论证细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也曾是我感兴趣的一个课题。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魏小萍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简称‘MEGA2’）研究”课题时，就是以此为题申报的子课题。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变动，就不再参加了。
2005年初，应《南京大学学报》之约，我写了一篇文章①，谈到这个问题。后来应邀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以该文提交。会议期间，一个叫中野英夫的日本人，提出要把该文翻译成日文，后来果然在该年《情沉》杂志上发表了。② 读卡弗的书，不禁勾起了我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有趣的是，虽然我们的基本观点不同，但在涉及恩格斯的几部代表作时，却有相似的看法。因为你说过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写一部专著，故请你批评指正。
○鲁：我看了你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没看日文翻译，估计内容相同吧）。从论文来看，你很早就注意到了人们对恩格斯评价过低的问题，难能可贵！卡弗在北京大学的报告结束后③，对我说“感觉很满意”；第二天，我为他送行时，他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猜测，他是感到有收获才这么说的。我自己正在着手写的关于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著作，主要以“MEGA2”笔记部分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知识考古学的），以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唯物史观主要是马克思创立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
西方马克思研究的确思想很活跃，论证做得也很深入，但毕竟没有苏联、东德学者的文献学功夫深；而且，他们所依赖的马克思文本也有限。我有一个判断，面对“MEGA2”发表的大量马克思新文本（特别是马克思的笔记），中国学者和英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者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抓住机会，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与英语世界的学者平等对话。实际上，在1978年科亨发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时，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该是与英语世界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但是三十年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在于，中国学者讨论的问题脱离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而且也没有可持续性。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说，卡弗已经感觉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深度（至少就与该著作相关的学术问题的把握）已经超出他的意料，而英语世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有些落伍了，至少缺少了2003年年鉴版的支撑，故他们的研究近些年并没有实质性突破。我预测，卡弗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英文版出版后，会在英语世界引起震动，并有可能掀起以它为文本依据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高潮。如果真是这样，英语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上已经落后于中国学术界了。
我的感受是，经过努力，我们这一辈学者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和英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者平等对话。我最近在与莱文④ 就赫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通过电子邮件不断交流看法，感觉莱文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我们占优势。
你的英语以及思维活跃是很大的优势，如果你能下决心更实证一些，相信可以和英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者加强交流和对话，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另外，韩立新④和我都觉得你没有必要继续不同的场合从方法论角度批评文本研究。对于已经确立起文本研究优势的学者，只有做得更实证，才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一辈学者相比，“外语”和“实证”是60年代出生的学者们的优势，这也是我的治学策略。从勤奋的程度来说，我们可能不及前辈；从“思想性”（或曰思辨性）来说，我们也无优势（年龄和阅历是一个因素）。如果不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最多也就是达到20世纪50年代那一辈的高度，很难真正超越他们。
●杨：你所谈对我颇有启发。近些年来，我似乎一直在实证性和思辨性之间徘徊。比起那些更思辨的研究者，我强调要拿材料和事实说话（所谓“文本依据”）；比起那些更实证的研究者，我又强调要有思想和启发性（所谓“问题视域”）。但是，这种“骑墙”的态度毕竟是暂时的，究竟应该“偏向”哪个方面，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决定”。
至于我对文本研究的批评，首先需要辩解一句，我并不是空谈方法论。我从方法论所作的批评是以自己的文本解读经验为基础的。我的博士论文⑤ 就是对马克思早期文本比较系统的解读，当然做得还不够细。其次，我的批评完全是公开的，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而是针对某种研究倾向而言的。公开的学术批评是学术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出于私利目的的批评除外。事实上，一些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和学生对现在的文本研究也有议论，认为是在堆积大量材料，并未从中引出有启发性的思想，也未构成对马克思思想的重大改写。因此，他们不免要怀疑这种文献工作的意义了。
我自认为是对文本研究持“同情理解”态度的学者之一，我对文本研究的批评是以尊重为前提的。结合近期的思考，我把自己对文本研究的批评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有的学者声称他们的文本研究是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为依据的，我认为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什么是“原始文本”呢？据我理解，那只能是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甚至复印件也不能算在内）。而这些原始手稿被中国收藏的，据说只有几封书信。既然我们并未掌握所谓“原始文本”，何谈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研究呢？第二，“回到文本”也是一个不确切的提法。“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在恰当理解的意义上（比如超越对马克思的误解，达到对马克思思想更符合其所是的理解）还有其合理性；但是，“回到文本”却是不通的表述。因为文本是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它们自从被创作出来以后就一直在那里（遗失的除外），并不需要我们去“回到”。第三，所谓“文本学派”这个标签更是不能成立，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是所有研究者的公共资源。我赞同聂锦芳⑦ 的这样一个看法，即文本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是，学派之为学派，必须有与其他学术共同体不同而为自己所特有的研究纲领、基本预设和基本方法才能成立，怎么能把作为公共资源的“文本”拿来作为自己学派特有的标签呢？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马克思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不仅有不同分支领域，而且有不同的做法。我现在感到忧虑的倒不是研究路径的分化，而是那种“文本独大”的情结。事实证明，有这种情结的人，必然对其他研究采取排斥的态度。我曾区分两个概念——“以马克思为对象的研究”和“像马克思那样研究”。我认为前者是基础，永远需要；但后者是重点，当前尤其急需。
○鲁：我很赞同你关于学术批评的观点。就拿我与张一兵教授之间的相互批评来说，我并没有恶意，纯粹是学术批评。但他起初可能有些误解，反应比较激烈，现在似乎已改变了态度⑧。其实，我对张一兵教授是很钦佩的。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思想特别活跃，经常能够引领学术潮流。他现在重新解读列宁，我深为赞同，而且我明白，他是要彻底解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但做实证不是他的强项，需要我们这一辈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前行，比如搞“列宁学”研究。
●杨：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一书的“序言”我已看过了。他确实在变，但是据我观察，作为全书方法论的“思想构境论”，与其说是在朝着你的批评所希望的方向变，毋宁说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变。虽然“思想构境”这个新造的名词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不过，其所批评的“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想”，不过是古典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神话；而所谓“构境”，即意识到“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与现代解释学在大方向上应该说是一致的。
张一兵教授的下述批评是绝对真诚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多是在以他人（圣人言，过去是“六经”，现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义言说。”这个问题李德顺教授在其1998年出版的《立言录》⑨“前言”中就指出过。张教授的话跟我以前说过的下面一段话意思相近——
即使我们把文本研究理解为“我注六经”式的解读，这个“我”即解读者的作用虽然是隐匿的，但仍然是不能排除的。因此，不管“我”怎样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实际上所说的还是“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每一个“马克思”的读者都有权利说“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但当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多一分谨慎，多一分认真，敢于承担自己作为解读者的“责任”，而不是像过去所做的那样，每一个“马克思”的研究者都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却把本来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轻易地推卸掉。④
遗憾的是，有些文本研究者就是从“文本”与“自我”的虚幻“同一性”中去汲取力量的。他们常常以“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自居，习惯于用权威的语气使用“独断”的语词说话，全然失去了反省意义上的“自知之明”。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读者只能从文本中看到他所能看到的东西，或者从文本中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这是否又是解释学的一个注脚？
○鲁：没想到，对于张一兵教授的同一篇“序言”，我们竟然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这也算是解释学所谓的“先见”在起作用吧！
我所说的张一兵教授在变，是指他已明确否定“视界融合”的说法，而提出“后文本学”的概念，也就是他的“思想构境论”(11)。其实，张一兵教授现在既不想“我注六经”，也不想“六经注我”，而是“说自己的话”，也就是我在《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12) 一文中所说的“我的哲学”。
我之所以佩服张一兵教授，还在于他明确表示要提出自己的“原创哲学”，这正是我所倡导的——要么彻底实证，要么提出自己的哲学，而不要“六经注我”，故意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的。
能提出自己哲学思想的人当然是令人佩服的，正如你所说，一打马克思实证研究专家也抵不过一个思想家。广松涉之所以在日本有影响，恰恰在于他建立了“广松哲学”。不过，构建自己的哲学也是风险最大的（相对于马克思的实证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套路的“六经注我”来说），也许一万个尝试者只有一个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传下来，即使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原创哲学也可能有此下场。费尔巴哈绝对没有想到，今人对他很自负的“新哲学”评价如此之低，而叔本华大概也没有想到他的意志哲学会在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吧？所以，我自己现阶段宁愿保守一些，量力而行，先做些实证研究。
●杨：看来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了。
“要么彻底实证，要么提出自己的哲学。”——这是你说的。
“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这是张一兵教授说的。
你们似乎都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了：“我的”与“他的”绝对对立；“实证”与“哲学”绝对对立。其实在哲学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是如此泾渭分明的。黑格尔也不过是要把历史上“他人的”思想纳入自己的体系（所谓历史过程和理念的逻辑过程一致），何况他还专门研究哲学史。就连海德格尔这样的被认为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同样花大量时间研究“他人的”哲学，从古希腊到他的老师胡塞尔以及稍早的布伦塔诺，还写过厚厚的两大卷《尼采》。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说自己的理论建构完全不凭借任何“他人的”思想资料，即使是那些有思想抱负的人，通常的做法也是“拿别人说事”。
当然，这只是推到极端的说法，你们大致的区分我还是赞同的。学者确实有不同的类型，如通常所说的学问家和思想家，“狐狸”和“刺猬”等等。而究竟做何种选择，不仅与个人特殊的禀赋和气质有关，也与一定时代的知识氛围有关。
在今天这个时代，谁也不敢轻言“创立自己的哲学”。在“考证”和“创立自己的哲学”之间，有广阔的中间地带，我想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在这个词的确切意义上）都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活动的。他们既非“我注六经”，也非“六经注我”。例如，做翻译和客观的介绍，根本无须有“我”；而大量做哲学史研究的人，也还称不上是“六经注我”。
今天的某些情势与王国维那个时候有些相似，实学昌盛，考据容易被认为是学术，并且可以积累，因此确实是风险较小而又可以有实绩的路子。而“创立自己的哲学”，条件确实还不成熟，即使有人拿出“原创哲学”来，我想也不会怎样。李泽厚不就是几个提纲吗？
你和张一兵教授的文章我都看过。对于你主张的“马克思学”是可证伪的实证科学，我完全赞同。但是考察中国经学史就会发现：没有“误读”就没有这一部历史。至于你提出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说，我尚存疑。张一兵教授对“视域融合”的批评虽有些夸张，但他所说的“文本原初语境还原的不可能性”(13)，对于宣称以此为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文本研究者还是有提醒作用的。
○鲁：我关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我的意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态势应该从“纺锤型”变为“哑铃型”，西方马克思主义套路的研究不是说应该终止，而是应该收敛。否则，那些70年代出生（简称“70后”）的博士生或年轻学者仍一窝蜂地照这一套路来做，实在看不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有什么进步和希望。就像韩立新借用马克思在《德意志形态》中的话所说的那样：“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的一家之言更是说给“70后”博士生或年轻学者听的。因为年轻学生有可塑性，中国未来是否出真正的哲学家，是否能够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包括以实证方法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就是我所倡导的“马克思学研究”），应该说希望在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年轻学者中很难出卢卡奇、葛兰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希望在未来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只可能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原创哲学，如冯友兰、金岳霖，或者如日本学者那样做的马克思思想实证研究。此其一。
其二，现代西方解释学（伽达默尔、利科等）并不是直接可以用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尽管当我们讲马克思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时是在解释学意义上来说的（英语里似乎没有“文本学”的说法）。伽达默尔、利科的解释学都是在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我在《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4) 一书的“导论”中提到过这种解读方式。在我看来，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与研究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研究”没有关系，因为它关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学者的“研究”。
还有另外两种解读方式与学者的“研究”有关：一是“创造性解读”，也就是“六经注我”。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就是这种解读的典范。比如，马克思评论黑格尔、评论斯密等等，他并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从这些思想家那里寻求构建自己理论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应该就是这种创造性综合的产物，你可以从中看到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赫斯……甚至鲍威尔的影子。苏联（以及中国）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通常以马克思在相关著作对以前哲学家（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等）的点评作为依据，是不科学的，因为马克思这时的身份并非哲学史专家。这时马克思的任何点评，在今人看来即使不正确的，却是对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发展有价值的，也就是你所说的“误读”的价值。最近我和莱文一直有电子邮件联系，他目前正在写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著作，原计划、在2007年底完稿，但现在仍在写，大概今年底可以完成吧。他把第一章发给我看，感觉很有意思。他这本书就是要探讨马克思当时眼中的黑格尔与当今黑格尔研究专家眼里的黑格尔形象的差异，因为马克思当时所阅读的黑格尔文本一方面是有局限的（虽出版但马克思没有读到），另一方面是不完整的（黑格尔的早期手稿20世纪才陆续出版），因此，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莱文的这种“问题意识”代表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新动态，也是与我的“方法论自觉”暗合的。二是马克思研究专家的路径，即“我注六经”。听起来类似于伽达默尔所扬弃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传统解释学，但借用了现代解释学的“文本”、“视界融合”、“合法先见”等理念。之所以说借用了现代解释学的理念，主要是强调解读结论的非唯一性，这样就避免了解读上的“独断论”（或译“教条主义”），从而是“现代的”而非“传统的”解读。苏联教科书体系是典型的传统解释学套路，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从而变成了“意识形态”。对于“文本”解读来说，伽达默尔、利科之后又出现了所谓“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张一兵教授的“思想构境论”即来源于它，强调“作者死了”，“读者”是完全自由的。这种“后”解释学不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很类似于学者研究型的解释学套路，因此很容易让人和伽达默尔等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混为一谈，似乎两者都强调解释的主体性。伽达默尔等的解释学当然也可以用于学者研究型的解释学套路，比如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研究。但这种应用仍然强调“视界融合”，也就是解读者的“视界”与文本作者“视界”的融合。而所谓文本作者“视界”，关涉文本的“语境”（context），英语中甚至有一个词“contextualism”将这种文本解读称之为“语境主义”或“语境论”。“后”解释学则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因此，张一兵教授才说对“视界融合”很表怀疑，而他的《回到马克思》是很强调“语境”的。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有一个“方法论自觉”——是想当马克思研究“专家”呢？还是像马克思那样读前人的经典文本只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呢？虽然两者都无可指责，但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甚至有时故意混淆两者，就是不恰当的。
我甚至觉得，伽达默尔等的现代解释学只是对自康德以来自然科学哲学“人为自然立法”、“观察渗透理论”、波普“批判理性主义”在人文学科的应用，科学家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对“自然”进行解读，“拷问自然”。当然，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怎么都行”尽管否定了科学真理，但科学哲学占主流的思想还是波普“对真理的逼近”。因此，对马克思文本，如果我是作为马克思研究的专家，那么我相信一个可以无限逼近的真理，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解读结论已经逼近了真理。因此，要有学术的宽容心态。但完全否认我们在“逼近”，我们在学术积累和进步，那就不要做文本研究，就像张一兵教授那样明确说自己在做创造性解读，这才是他所谓学者的“诚实和学风的踏实”。
●杨：我很欣赏你“方法论自觉”的理念。虽然空谈方法论容易给人“只说不练”的印象，但没有方法论自觉却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很容易把某种本身就成问题的方法论奉为圭臬，成为非批判（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观点的附庸，甚至沦为别人的某种方法论的蹩脚模仿者，而对自己的论域、限域等缺乏自知之明。
我们的看法已经大致交流了，肯定有差异。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多元化就是其特征。过去人们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现在则需要发扬古人的智慧——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你上次谈到“走极端”是一些人有意为之凸显个性的策略。在一个以特色制胜的时代，这确乎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为学当坚持己见，这是学者应有的品格。但我对那些以“极端”相标榜的人总有些戒心，正像他们不能合理地看待他人一样，他们也不能恰当地对待自己。现在文本研究（或你所谓的“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研究比较热，但那些以前和现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人都还在，他们也在探索与过去的“原理”不同的搞法，何况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现实问题研究等方向。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最为庞大，大家在研究方向和具体做法上的差别也非常之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少有五个不同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研究。由于研究者各自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兴趣的差异，必然会选择不同的路子。（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20世纪80—90年代，这种研究一直是主流，但新世纪以来似乎有些沉寂，目前正在孕育范式转型，理论创新最终取决于这个方向上的突破。（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这种研究在80年代热过一阵，后来问津者少，近年来借助文本研究有所升温。你是亲历者，不用我多说。（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曾被视为异端；90年代以来却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兴奋点，至今不衰。特别是近年来各单位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这方面的选题占很大比重。（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研究因其难以与意识形态宣传相区别，而被一些学院派学者所冷落，认为其不是学术。其实，近年来也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5）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研究。既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发展理论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也有借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切入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者人数可能是最多的，虽然总的来说理论层次还不够高，但如果不抱“学院派”偏见的话，应该承认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不少，并且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是有积极贡献的。未来十年，以上五个方向的研究都会在分化、整合、转型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也都会在不同的层面取得进展，但与当代生活世界和中国问题相关切的哲学研究有可能会逐渐兴旺起来。
因此，我的建议是：第一，包容。当下中国哲学界，我总感觉有一种分崩离析之势。无论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又陷入了争夺话语权的新一轮竞争。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居于话语主导地位的；现在，则要么被有些学者“妖魔化”，要么被有些学者“矮化”。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包容的精神，这是维系学术共同体的纽带。学者切忌在“唯有”和“没有”两个极端之间跳跃，例如“唯有马克思”和“没有马克思”(15)，“没有文本”和“唯有文本”。以前，文本研究少有人问津；现在刚有起色，有的学者就有意无意地将之放大，仿佛只有自己搞的才是学术，其他的都不是学术。我想，方向的差异乃至做法的差异，都不是判断一种研究是否为学术的标准，标准应该是学术规范以及在此规范下所取得的创见。只要是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规范所做的研究都是学术，其学术价值的大小则取决于在遵循规范的前提下所取得的进展。学术历来有并且应该有不同的做法，谁敢说“只有我做的，才是学问”？第二，独立。在当代社会高度分工的条件下，学者应该有学者的品格和立场，其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和独立。上述五个方向的研究，哪怕是现实问题的研究，只要是自己独立的研究，采取学术的方式，都不影响其在自己的范围内成为学术。学术唯以理服人和取胜（赢得声望）。一方面，学者应避免追求话语霸权和实践应用的诱惑；另一方面，学者应保持清醒和一贯。“清醒”是指明确自己的限阈，避免扩张（推广自己的东西使之普遍化）和排斥（把与自己不同的一概视为旁门左道）的冲动；“一贯”是指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除非被证明行不通）和观点（除非被证明是谬误），避免自己选择的方向一旦“热’，起来就忘乎所以（虽然这是人之常情），一旦受到冷落或批评就要么改变（方向），要么放弃（观点）。
人们总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我听说，陈平原教授(16) 在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生讲话时说道，我们希望你们超过我们，但你们未必一定能超过我们。其实，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学者，总的来说才刚刚起步，不仅是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甚至是学术品格和学术操守都比40—50年代出生的学者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练、认真干，才是上策。
○鲁：看来我们已经形成共识，就是先埋头做起来，拿出过硬的东西让同行来评判，让学术市场来选择。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元哲学”很“发达”，但就是没有“哲学”。正如你的导师李德顺教授所说，有的是“打井学”，而没人去“打井”。相信若干年后，经过我辈学者踏实地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出现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可喜局面。
●杨：讨论至此，我终于发现，我们的共同点要大于差异。
首先，我们都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可喜局面”。你对“独断论”的批评和对学术宽容的强调，表明我们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与之相关的，我以为，作学术研究还要抛弃过去那种“唯我独尊”的“正统”意识。所谓“正统”，不仅是观点和立场，而且是路径和做法。无论过去把“苏联模式”视为“正统”，还是现在的逆向反弹，其实都有根深蒂固的争“正统”意识在背后作祟。我是一个存在论（ontology）上的多元论者，相应地，也是方法论上的多元论者。你谈到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其实他也不是否定科学真理，而是说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我虽然是个多元论者，但不是相对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多元不仅可以并存，而且可以比较和竞争。
其次，关注并倡导治学方式的转变也是我们的共识，尽管表述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做学问的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比如，反对大而空的议论，主张做小题目、谈小问题；反对人云亦云的套话，主张突出个人的见解和心得；反对天马行空、信马由缰的观点宣称，强调必须对自己的结论给出严密的论证；反对人我不分，强调文献征引；等等。如果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什么进步的话，可能在这些方面是最明显的。不过，这些是否都一定要用“实证性”来概括呢？我是不以为然的。
再次，你对马克思研究的三种方式的概括比以前更全面了，即“六经注我”型（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就是这种解读的典范，也就是你说的“原创式”）、“我注六经”型（马克思研究专家的路径，或“马克思学”）、“学者研究”型（我理解，它既非“六经注我”，亦非“我注六经”，而是以问题或理论为指归的“六经”与“我”的“互注”）。多种方式的并存为马克思研究的多元化局面的出现敞开了空间。虽然第三种类型很容易混同于以前的所谓研究，其实并不相同。原来的所谓研究，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口号下，一方面把“理论”当作现成的，而且常常就是写在教科书上的那些“原理”，另一方面把“现实”曲解为“现行（政策）”，然后拿“现成”的理论来图解“现行（政策）”。这种所谓“研究”方式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已难以立足了。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研究型”还是有待于建构的。至于三种研究方式的关系，我用“学术分工”来说明，主张三者并存，反对争什么“正统”和“主流”。“主流”不“主流”，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号召”出来的，而且是可以变化的。至于你刚才所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年轻学者中很难出卢卡奇、葛兰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希望在未来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只可能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原创哲学，如冯友兰、金岳霖，或者如日本学者那样做的马克思思想实证研究”，我对此不完全赞同。固然，像冯友兰等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原创哲学”，在若干年后将会成为一件可期可待的事情；“马克思学”如同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一样，也会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但根据我的观察，我们还不能对中国出像卢卡奇、葛兰西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完全悲观。在一个有如此之多的人研究马克思的国度，竟然出不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我是不相信的。以前出不来，原因很清楚；至于以后，就难说了。
最后，与你所主张的“哑铃型”相类似，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专业化，也就是专家路子，分工越来越细；二是综合化，即跨学科贯通式研究。中国现在的学术研究在前一个方面不够精深，在后一个方面又不够放开。在一个专业化分工高度发达的时代，专家路子也许是比较可靠和保险的，但带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现在大学都特别提倡“通识教育”，北京大学甚至还成立了交叉科学研究院。而哲学学科内部八个二级分支学科的体制弊端日益显现，有可能在若干年后重新布局。中国哲学学科专业设置的最大弊端就是没有哲学基础理论的地盘，除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比较专门的分支外，作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前者以学派划分，后两者以地域划分。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前人的哲学；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主要是介绍域外的哲学，以前以古典哲学为重，现在以当代哲学为重。他们都不准备建立自己的哲学，过去没有人有这种雄心，体制化后也就逐渐成为习惯了。唯一可以搞点自己的东西的，还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领域。西方大学哲学系从来不像我们这样划分的，哲学对他们来说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在东亚系），下面的分支全是按照理论领域来，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等。对比一下，我们的体制确实没有为你所说的“原创哲学”留下空间。
中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非“范式”），在现有队伍状况和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我概括为四种：“文本式”，“问题式”，“对话式”，“形态式”。如前所说，“文本”只是对象，故“回到文本”是一个让人糊涂的说法；“文本学派”也是逻辑不通的表述，因为文本是公共资源，而学派必须有自己所独有的研究纲领和具体做法。因此，“文本式”不能成为独立的研究范式。同样，“问题式”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研究范式。所谓“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只是一个倡导，没有具体的做法细则予以落实，实际上包含了极其多样的选择。“对话式”充分凸显了哲学研究方式所特有的本性，却未能明确规定对话的主体及其所应该达到的目的。“形态式”无疑最明确地标示了研究目的，却未能确定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缺乏达到目的的方式和途径，目的本身就会沦为空谈。很显然，以上几种现行的研究方式都不能单独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范式。一种比较成熟或可行的研究范式，必须至少是其中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
你提到，“英语里似乎没有‘文本学’的说法”。但我们根据构词法很容易把这个词拼造出来——“textology”。有意思的是，我在“金山词霸”（专业版）上检索，真发现了这个词，翻译为“考据学”。“文本学”也好，“考据学”也罢，说法虽不同，做法却相似，即强调对文献材料的考证。不管你是否爱听，我仍然要说：严格意义上的以所谓“原始文献”（只能是马克思的手稿）为依据的考证，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学者还做不到；所能做的只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尽可能利用国外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把自己的解读建立在新的文献学事实的基础上。因为文献学工作只是更进一步研究的准备，既非研究的全部，也不是研究的重点（就其非中国学者所长而言），当然更非研究的终点。即使我们弄清了全部文献学事实（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终止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一切纷争。“马克思学”遗忘或失落了马克思的价值关怀，可能是这种研究无法避免的局限。不过话说回来，你所选择的“以实证方法治马哲史”，就其可以彻底或部分改写“苏联模式”的马哲史研究范式来说，是一条非常有前景的学术道路。我期待着你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取得越来越突出的成果。
○鲁：谢谢你的期待，我希望今后做“打井学”研究的人少些，去“打井”的人多些。
注释：
① 参见杨学功：《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贡献——以文献为基础的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1)。
② 参见杨学功：《ェングルスの「マルクス哲学」に対する解釈と貢献略論——文献をとする基礎分析》，载日本《情況SITUATION》，2005年10／11月号。
③ 2008年5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邀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弗（Terrell Carver，1946—）以他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英文版为题作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与会的中国学者和应邀出席的法国学者洛克莫尔（Tom Rockmore）围绕卡弗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④ 莱文（Norman Levine，1931—），美国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
⑤ 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⑥ 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一种理解》，北京，人民出版社（即出）。
⑦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⑧ 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个后文本学的解读》“序言”，见“实践与文本”网站，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
⑨ 李德顺；《立言录》，第1—3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⑩ 杨学功：《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载《学术研究》，2003(9)。
(11) 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载《学术月刊》，2007(5)。
(12) 鲁克俭：《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3)。
(13) 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载《学术月刊》，2007(5)。
(14)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5) 这是借用徐长福的一个提法。参见徐长福：《唯有马克思与没有马克思》，载《现代哲学》，2003(2)。
(16)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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