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三个代表”重新定位中国的外交战略，这是我们党包括对外政策的一切方针政策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总结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页。）。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江泽民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1.外交要通过首脑外交和专门的外交机构来具体实施，但外交政策的效果必须充分体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或少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江泽民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末，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403页。）。而国家利益的真正内涵则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根本归属，就是人民大众关键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满足，因此对外政策的目标，对外政策的形式，对外政策的结果，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相一致，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就等于是损害了国家的根本的利益。我们党几十年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时刻地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总体上执行了一个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上的失误也较小。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党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方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到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条件。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江泽民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3.外交政策的运作，应该有极高的透明度，人民应该有外交的知情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31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大众对外交的知情权的动力和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直接参与和知情能够更好地推动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我们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必须牢牢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或者政治家也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其国家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注：Samucl.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crest",Foreign Affairs,Scp,10ct,1998.P35.），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以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扩展这一愿望来界定，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对未来的这一看法”（注：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原载美国Foreign Affairs2002年1-2月号，参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36页。）。只是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所难以达到罢了。事实上，在一切外交理念比较健康的国家中，外交的大众化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所谓的“国民参加型的民主主义”（注：“韩国新政权国际志向の新太阳政策で2003年0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社论。见http://www.mainichi.co.jp/eye/shasetsu/200302/25-2.htm1），这其中就有外交政策的大众化的概念。各国NGO即非政府组织广泛地介入外交决策和活动，实际上不少都是大众直接参与外交的证明。只有各种层次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积极参与，才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外交决策的水平和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外交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外交的人民性的特点，大众化的外交和外交的大众化应该成为我们新时代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注：外交政策大众化的概念早已有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奥尔森等在其论著中就提到过此概念：“我们熟知罗马人对他们的帝国及公民地位感到骄傲。当时或许只有在高层比较狭小的圈子里才会有这种感情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外交政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参见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77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江泽民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江泽民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四、结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是明显的，这就是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三位一体。这三个方面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结构和总方向，且这三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单纯地搞经济外交，不重视外交的文化内涵，不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和平思想，中国的外交就可能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而在国际事务上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或者与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为伍。如果我们外交的基本着眼点不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不是适时地推动大众化的外交战略，我们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方针就可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使外交堕落为少数人的专利，从而损害国家的最高利益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战略取得新进展的重要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