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作用
何 平,王云裳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与行为实践。越南在封建时代是东南亚有一定延续性的典型中央集权国家。在其中存在的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民族国家建构时,主要通过典章制度的设置、行政机构的建设、儒家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对少数族群运用武力等进行。因此,纵观历史王朝民族主义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不仅在前现代时期存在,而且对越南封建时代取得超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体化成就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王朝民族主义;越南;民族国家建构
一、安德森与史密斯的相关理论
民族主义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定义,是一种基于共同象征和符号的想象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民族主义创造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也是想象的产物,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安德森在讨论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时,尤其强调“想象共同体”的现代性。
首先,从起源学看,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出现基于现代殖民主义的全球关系,其兴起分为四波:第一波为18、19世纪之交南北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第二波为19世纪欧洲对第一波的自觉模仿;第三波为欧美殖民主义向世界推行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第四波为亚非殖民地对抗帝国主义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从四波民族主义产生时间和界定看,安德森强调其地理学的全球迁延性和类型学的差异外,无一不说明它们都具备“现代性”。那么,笔者疑惑,如果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共生现象,主观想象与客观存在不可分割,难道前后的两者都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其次,安德森认为,即使存在语言、宗教、文化和族群等相同的社会因素,这些只能被认为是族裔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等,无法上升到民族认同,地方性共同体也不能上升为统一政治共同体。按照这个逻辑,前现代时期的国家可以被定义为族裔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等,但它们不是具有政治共同体特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在这个时期,不存在民族主义对国家形成的影响。鉴于此,笔者疑惑,对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与国家,诸如中国历代王朝与中华民族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实体作何处理?
再次,安德森认为,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轮船铁路的出现,欧洲人对域外地理的发现与征服,使他们开始通过语言改革把拉丁化文字推向世界,这种科学性研究18世纪才出现。所以,安德森认为随着“印刷资本主义”出现,报纸小说等印刷品成为人类交流媒介,才使民族主义兴起与传播成为可能。知识分子在推动文化传播时创造了本民族共同的符号,依靠这样的文字与文化才使“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变得可能。那么,笔者疑惑,“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还是一种助推力量?那些没有使用拉丁化文字的国家不在少数,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又作何解释?在“必要条件”尚不存在的前现代,以其他形式交流媒介链接的民族文化符号与情感就不存在?以主体族群为核心进行的整合运动就不具备“民族主义”的性质?
最后,安德森认为在“人口普查、地图、博物馆”三种制度结合下形成殖民地政府对其领地想象的方式,在寻求域内人口性质、地图标识、考古阐释时,共同建构了殖民地政府的正当性,这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与国家才得到体现。(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第159页。 人口普查统计“全体人口”并对其社会分层进行想象的构建,为殖民社会及其制度奠基,在此之上殖民政府根据平行的族群—种族结构,建立教育、司法、公共卫生、警察、移民管理等官僚机构,为想象的共同体赋予真实的社会生活。“地图”的引入使亚非人民的想象有了被认可的国家边界,创造出认同体的统一性。考古及博物馆化的想象暗示一种政治继承过程,把古迹创建者放在层次结构里,强调他们与殖民者的分层划分,使殖民政府像被神话了的当地传统的守护者。考古学博物学在殖民主义中体现的政治性的双重意义在于:既通过打造当地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角色彰显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塑造其民族认同象征与想象的共同体的“源”。实际上,安德森强调的仍然是以“人口、地图与博物馆”为载体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性。那么,笔者又有疑惑,作为特定地域内物化的“人口”与“器物”难道不是前现代时期就存在?只不过前者在繁衍，后者未出土。至于“地图”体现的国家领土及其边界,米尔顿·奥斯本指出，“欧洲侵蚀东南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殖民国家创立的边界(只有少数例外)已成为东南亚当代国家的边界”(3) 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史》,郭继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1页。 。在越南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疆域打造是一个长期的客观事实,并非“地图”标识后的“想象”那么简单,至少也是奥斯本说的“少数例外”。
将脱硫废水引入湿式排渣系统和煤场喷洒系统，可以实现燃煤电厂内部废水的有效利用和零排放，从工艺结构和节能降耗的角度出发，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其中将脱硫废水用于煤场喷洒适用于大部分煤场，而采用湿排渣系统的燃煤电厂，则可考虑将脱硫废水排入渣水系统。
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中,却大量论证它们与前现代族裔共同体的延续性与历史不可分割性。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其目标是为了使一个被其他部分成员视为实际或潜在的‘民族’的人口单元实现和维护自治、统一与认同”(4)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4-65、92页。 。民族则是“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领土,拥有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和义务”(5) 参见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第52页。 。在以英法15、16世纪历史为例,反诘查尔斯·蒂利与塞顿·瓦特森的理论时,史密斯提出了更加具体的看法。蒂利认为,西欧民族最早出现并兴起于民族主义概念出现之前,其他地方的民族基本上由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与运动造就(6) 详见Tilly Charles,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 Princed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 Methuen, London, 1977, chapter 2-3。。史密斯指出,在讨论非西方的民族形成时,对于有“紧实”政治共同体和“领土型民族”的独立国家,对于已开启民族形成过程及找到实现它的路径的国家,应当别论。这些国家的特征是:有贵族制基础并有由贵族式文化传统主宰的影响;虽然包含重要少数族群但所形成的官僚制国家具有“现代化”特点,反映出核心族群及其统治阶层对从属地位的族群和阶层的统治能力;能频繁利用“官方”和制度化的民族主义巩固统治并使全体人口同质化为一个紧实的民族,以及通过民族主义教育同化少数族群人口。(7)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第126页。 此文所讨论的前现代时期的越南,在许多方面即符合上述标准与特征。
史密斯虽然没有明确阐述古代民族的概念,却对“民族的现代性与古代性”进行论证。他指出,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都认为:“民族既是现代的,也是自然的,它适合方兴未艾的工业文明,也能在原始时代找到踪迹”;“现代民族的古代性还有一个侧面:它们的地理位置……因为它们与领土内的一些特殊地点拥有长久联系……在这里,民族性(nationality)的严肃的实践层面就与纯粹的象征层面合二为一了。”(8)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第55-65页。 除了关于历史性“祖地”之外,要依赖于对前现代族裔历史解读的还有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的层面。他说:“如果说从许多方面来看,民族都是现代的,那么,它同样也是根深蒂固的……族裔的独特性始终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意味着共享的祖先神话、共同的历史记忆、独特的文化市场,以及一种差异感……对于现代民族来说,如果它不想变成隐形的,那么这些要素都必须被保存下来。”所以,史密斯认为民族全然是一种现代现象只有在特定概念下才成立。(9)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第86-88页。
根据以上史密斯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和非西方独立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实践特征,笔者选择越南封建时代王朝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为个案,解读民族与民族主义并非一定都是现代性的。即在前现代时期族裔—民族主义存在的这样一种理论,认为至少基于对“祖地”与“归属”的诉求,许多现代民族的内核中都存活有其自身前现代的构成要素。否认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前现代性缺乏历史主义与唯物主义精神,也没必要过多纠结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出现孰先孰后,以及在西方与非西方、殖民地与非殖民地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间划线。越南前现代时期的族裔—民族主义,表现为千年中不断打造民族国家及其在“实现与维护自治、统一与认同”中的王朝民族主义。
二、王朝民族主义打造越南民族国家的体现
李朝统治者特别注重完善封建制度,开始整理和编撰治国规章和制定官僚制度。李太宗1042年颁布越南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刑书》,标志着越南开始有了钦定的成文法典,其成为影响后世法律制度发展与国家重要规章制定的基础。《刑书》问世也证明中央集权国家相对稳定并建立完善的机构。(25)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6页。 随后,1230年陈太宗颁布《国朝刑律》,1342年陈裕宗颁布《刑律书》,1483年黎圣宗颁行《洪德法典》,这些法典的颁行体现了越南封建国家的国家律法机制正规化的进程与发展。
因越南地理位置上的特点,长期受中国影响,直至968年越南才独立建国。(11) 另一说是938年,且认为越人在打败中国南方军队实现独立并改名“大越”后,在李、陈两朝迎来其黄金时代,并先后击退了三次蒙古入侵。见Hong Lien, Vu,Sharrock Peter,Descending Dragon ,Rising Tiger :A History of Vietnam ,Reaktion Books, 2014,p.55,p.95.此后,越南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并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的“法属时代”。这个封建国家的打造过程尽管时断时续,但越是晚近时期断裂时间越短,总体上延续久远且发展稳固。(12)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800—183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46-348.这个以越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在打造民族文化认同的贯通性与国家官僚体制的成熟性,以及抵御外部侵略的坚毅性方面，一直是东南亚翘楚,而不仅仅在被殖民时代。(13) Patricia Pelley, “The History of Resistance and the Resistance to History in Post-Colonial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in K. W. Taylor and John Whitmore, eds. ,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 , Ithaca,1995, pp.232-245. 也就是说,直到法属时期,越南在东南亚一直是政治一体化和文化延续性最强的国家。(14) 美国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认为,在1350—1830年的后朝贡时代,东南亚大陆国家在领土整合中充满政体的崩溃和创建,北南走向大河谷地的大国都为霸权开辟生态位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与阿瓦王国和大城府相比,东部的大越对占婆的冲突小而零星。参见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800—1830,p.28.其领导阶层是以君主、王室和贵族为主的核心族群上层,他们使用核心族群传统文化对社会中下层及其他少数族裔进行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看,越南处于具有封建官僚体制国家特点的时代,它对处于“朝贡国”地位的从属族群如占人、高棉人或其他人口较少的族群具有驾驭能力。最后,这时的越南已存在一套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其文化教育体系也能够对社会中下层和少数族群进行“民族主义”教化和传播,以形成具有共同意识、统一领土、同一经济体及自治政治的共同体。所以,笔者认为,封建时代的越南“民族”不仅存在,而且其“民族主义”在形成一个统一、自治和有共同认同意识的民族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国家的建构并非现代之事,更非一蹴而就。在建构过程中,疆域步步南扩、京人南迁西进、将占婆的土地与人口纳入,才使现今“中部文化区”即沿海狭长地带,以及“南部文化区”即奈河—九龙江流域成为越南版图的一部分。(15) 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4-35页。 处于中印两大文明圈交汇处,除了本身固有的“越南性”外又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越南,(16) “对越南人来说,他们在早期阶段生活在中国人的统治之下,从来没有发生印度化的过程。”见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史》,郭继光译,第20页。笔者认为,至少曾经为吴哥王朝一部分以及占婆南部应属例外。 与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伴生的族群—民族意识也并非现代才存在。所以,以历史路径为基础来对其民族国家建构中特定时期的“王朝民族主义”追根溯源自有道理。纵观越南历史,王朝民族主义以封建国家典章制度的确立、封建文化中儒学的越化、国家领土打造中对异己族群的征服为主要体现。
笔者从前现代时期寻找其民族主义起源的原因是:首先,核心族群上层已经开始建构以王室即中央为核心的国家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等机构,并逐渐吞并周边族群或吸收族群碎片,使之进入国家民族的范畴。国家对于所整合的族群赋予一个共同名称和一种共同文化特许权,形成统一的文化基础。在普遍大众眼中,类似这样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权似乎只是一个公共性的、有统一文化基础的主体族群,围绕这个主体族群的神话和记忆,确定这个族群的文化边界,这个以核心族群为基础的文化影响力在国家的边界中无比强大。实际上,这个国家边界中的“大众性公共”文化已经涵盖了经过整合与内化的少数族群文化精华。其次,王朝以核心族群为主体而塑造的国家边界和民族性格,尽管基于核心族群而让少数族群融合进来,由此形成“大众性”的民族共同体,但是当这个共同体具有政治意义即主权意识时,实际上就形成了民族国家。最后,在形成民族国家前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的共同体,所创造出的一套条理清晰的神话体系和象征符号,都不仅仅是国家形成的基础,更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追根溯源的基点。(22)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第51-52页。 再者,战争尤其是国家间或族群间的战争,在前现代族群—民族主义形成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创造国家“边界”和以同化方式创建整体性民族文化有重要作用。族群间整合的共同体意识,即使并非源于战争,也是在征服影响下一次次得到强化。族群间敌对关系通过战争得到“阐述与表达”,更加深刻地成为族群认知趋同与族群融合强化的手段,尤其是区分更大的“我群”和“他群”的手段。所以,战争是一种族群—民族情感的动员手段,对共同体来说战争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以及征服以便吸纳他者的手段。(23)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第37页。
熊锡元认为民族意识包括:“第一,它是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7) 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在对“自己人”感觉基础上形成“同一性”的心理认知,通过这种心理机制,“个人可以据此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18) 张旭鹏:《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威廉·康纳利认为,人们通过建构“我族”和与之对立的“他族”来形成族群认同。(19) 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 /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斯图亚特·霍尔指出,通过借助“他族”来区分“我族”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和缺少什么。(20)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 in Stuart Hall 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6 ,p.4.据此理论,越南历史上的二征起义可以被看成越人族群—民族意识的朦胧隐现,它成为雒越人共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因为二征起义多多少少在有意无意中使雒越人的战斗族际化,凸显雒越人“我族”有别中原汉人之“他族”的族群—民族属性。(21) 二征(Trung Sisters)为越南兖州领主诗索遗孀征侧与其妹征貮，因不堪汉王朝官吏对土著居民的剥削，于公元39年起义并在红河三角洲糜岭自立为王。东汉王朝派马援用两年时间镇压起义后姐妹俩跳河自杀。为纪念雒越人反抗汉族官吏的女贵族在河内建有二征庙。 起义的原因中,雒越贵族与汉族官吏的矛盾有着双重含义:既指“被统治”雒越人与“统治者”汉人在社会阶层属性上的利益之争,也包含雒越人在自我认同中对“他者”排斥的族群—民族属性。起义被平定后,世袭的雒将、雒侯制度才被废除,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才向汉朝封建社会转化。二征姐妹算得上越南历史上最早出现、隐约具有族群独立意识的贵族领袖,她们形成了雒越人族群象征的一面旗帜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其封建时代形成的族群—民族认同及其“王朝民族主义”的兴起上有奠基作用。这个历史节点也算得上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最早基石。
基于对越南封建时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性解读,王朝民族主义包括以下特征:第一,领导者大多是处于主体民族顶层的君主、王室和大贵族,他们手握统治大权,有相对成熟的疆域我属意识、自上而下的臣民动员能力,以及对他族或他国的强烈对立意识。第二,在西欧民族主义兴起时代,他们渴望与市民大众结盟,共同应对占地为“王”的分离主义中小贵族。在东方他们利用知识分子与军队,形成共同对外过程中建构民族国家的核心力量,其进步性则在于它先行一步,使国家疆域、祖地意识、封建建制、文化认同成为反抗殖民时代大众民族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基础。第三,其斗争方式更多是利用高位重权,以征战杀伐的武装斗争或纵横捭阖的外交抗衡,获取并保卫国家疆域与政治权力,无论何种途径,“自上而下”的动员和“一致对外”的拱卫封建王朝的正统性是其关键所在。第四,王朝民族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困苦屈辱未必了解,容易在民族同化与开疆拓土中形成狭隘民族主义,且由于王侯将相们利益不一致,容易在局部胜利后发生分裂,不一定能把民族解放斗争肩负到底。
公元11世纪,李朝统治者开始推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大一统”的思想:修文庙、建国子监、行科举、选翰林;13世纪创国子院,教四书五经;14世纪的陈朝是儒学在越南的重要发展时期,儒生开始取代佛教僧侣成为朝廷重臣;(28) 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第106页。 14世纪末胡朝君主使越南出现儒学宫廷化和正统化,甚至“独尊儒学”的局面。15世纪黎朝是儒学在越南文化史上鼎盛时期,黎圣宗全面推行儒学中心秩序。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利伯曼认为,14世纪中期后越南的转型更多的是心智与制度的转型,而不是种族与领土的转型。(29) 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800—1830, pp.344-345.尽管17、18世纪之交西山王朝时期越南儒学一度衰落,但在南方依旧得到封建统治者的维护和推崇,使之成为贯穿越南社会统一的精神文化旗帜。(30) 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第111-112页。 所以,学者们才坚持认为,越南是一个“统一的、乡村的、儒学的与革命的越南”(31) Keith Tailor，“Vietnam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Vietnamese Studies, Hanoi, 1997, cite in Li Tana, “The Late 18th Century Mekong Delta and the World of the Water Frontier” (ms)，2. 。
首先,国家统治的政权核心是越南在封建时代仿照中国中央集权制度而建立的典章制度和行政机构。典章制度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规范臣民的基本行为,成为民众的行事准则,并以之为基础建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国家行政结构。国家政治的行政机构,是管理国家的职能机构,它能够让顶层统治者的意愿层层向下传递,以增进臣民的凝聚力。越南统治者设置典章制度与行政机构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大瞿越(968年)初建时期,其模仿宋朝政治制度建宫殿、制朝仪、置百官、立社稷、设六军,定国体。(24) 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第93页。 此后封建中央集权制得到发展,直至李、陈两朝达到鼎盛,使越南成为同时期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
王朝民族主义在越南民族国家建构中虽有历史断裂,但总体上连贯一致,并得到证明。理论上说,民族国家建构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国家政治一体化,即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和行政机构,把组成国家的多元要素整合为一体的自上而下的纵向打造过程;另一个方面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和资源调动,把领土范围内的多数或少数的族群整合成国家层面上的民族,(10) 刘务、贺圣达:《缅甸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 这是一个涉及地理涵盖面的横向水平运动。那么,越南王朝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历史作用及其体现何在?
国家行政机构的建设是一种对政治资源的集中整合,目的在于在主权范围内的国家领土上实现统一和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这是一种国家建构的重要构架基础,通过相关行政机构及其治理行为对疆域内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进行横向的地理链接和纵向的社会分层打造。同时,通过设立行政机构和典章制度,建立一种全体臣民共同遵守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共同文化规则,来构建一个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通过统一的政治认同再进一步创造出这个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凝聚力,为国家政治合法性奠定制度文化和社会治理的基础。(26) 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以空气作为热泵的低位热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其受季节、温度变化影响较大[2].在极端寒冷的天气下，热泵的制热量和制热系数衰减严重，限制了空气源热泵的推广[3].在实际工程中，空气源热泵可与其他供热设备联合使用，例如太阳能集热器[4-7]、电加热器、燃煤锅炉、燃气锅炉[8-9]等.其中，太阳能集热器初投资较高，受天气影响明显[10]；电加热器运行费用过高，二次能源浪费严重；燃煤锅炉虽然初投资较低，但排放物污染大.
其次,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在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越南封建王朝对文化认同方面进行的建构,主要是依靠使儒学本土化并让其作为一种文化导向及粘合剂而进行的,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越南王朝民族主义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儒学越化对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认同进行了纵向整合,并成为统治者用来打造越南共同民族文化意识的重要手段,形成统治阶级手中卓有成效的文化利剑,以实现王朝民族主义在社会整合方面的文化扩张。自越南独立且封建制度初建之时起,统治阶层就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需要一种共同的思想体系来维持政治上层建筑的建构,儒学越化因此逐渐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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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定义既然体现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具有的政治属性,以及作为一个统一政体在族裔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基础上最终形成具有内聚力的民族国家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越南封建国家的形成、雒越族群的整合,以及这个主体民族进行的战争,这三点构成了越南封建时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其中,王朝民族主义最典型的作为是典章制度的确立、儒学越化的开展与围绕雒越人进行的民族整合,这三点构成了越南封建时代民族建构的核心内容。
一干渠改造：将桩号17+629.7～20+903.5段的渠道两侧土堤加高为复式断面，过流能力15 m3/s，在现有渠顶左侧设4 m宽的泥结石路面，右侧设2 m宽平台。
儒学本土化过程体现了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特征。这时,越南民间对中国儒学教义的认知出现了明显变异,这就是越南学者潘玉说的“折射现象”:“我们可以把原始的孔教视为一束阳光,而把越南看作是这束阳光穿过的物质环境,这个物质环境就是越南人的心理认知(习惯),而这种心理认知是在具体或特殊的物质条件下,越南民族在生活中与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32) 潘玉:《越南文化本色》,转引自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第113页。 这个折射现象有着典型的越南民族对儒学的再释义:从社会中下层看,越化儒学在与越南村社文化的融合中形成下至个人与家庭、上至村社与国家的社会组织网,这是王朝民族主义引导越化儒学在社会建构中对民间心理认知的改造;从社会上层来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建构对核心问题即“何为国家”、“何为民族”的认知,强调大一统的“国土”,实质上是围绕“君王”使“国家”独立,将“忠君爱国”思想内化为崇拜“独立国家之明君”的更深层次,激发儒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的民族认知系统化,使其成为贯穿越南封建王朝民族主义的核心意识。儒学的“仁”、“智”、“孝”也被越南人在理解时赋予了以“国家”为基础的重要性。这样,越南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心态下的儒学越化,带有强烈的崇尚王朝民族主义的家—国与仁—智—孝意识。本土化的儒学成为越南王朝以族群—民族主义引领大众心理认知的重要支柱。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建立民族国家需要经历一个“内部绥靖”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国家行政资源集中建构的过程,“既然,固定的边界只有依赖于国家体系的反思性建构,那么,多元民族的发展就是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统治得以在内部进行行政扩张的基础。”(27)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145页。 越南封建王朝进行的这种积极的政治整合,既是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一种政治体现,也为后封建时代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打造了政治认同的横向地理框架。所以,典章制度与行政机构的设置的确是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一个集中体现。
最后,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另一重要作为,是在民族认同塑造的同时打造国家疆域,尽管其中不乏战争行为。明确的边界意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在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是发生在李、陈两朝的对占人和其他民族的征服。李朝君主为拓展疆域和增强中央集权,将“华夷秩序”强行融入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意识。雒越人对于占婆、真腊和哀牢人的周边小国,先通过“亚宗藩关系”来确立主体族群与其他族群间的主从关系。对占人的同化采取“以战促贡”:990年黎桓乘占婆国力衰弱之机派兵攻下其里州,迫使占人向前黎朝称臣纳贡;(33) 何平:《东南亚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1044和1069年李太宗发动两次大规模战争,迫使占婆割让土地并使朝贡正规化。这样,现今广平与广治两省地界基本形成。1305与1312年陈英宗两度入侵,导致占婆完全沦为陈朝藩属。黎圣宗于1470-1471年御驾亲征,所征服的占婆领土比过去掠夺的大五倍,(34)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800—1830,p.380.组成了现今广南省,残余部分划为三个傀儡统治区,占婆名存实亡。(35) 何平:《东南亚民族史》,第154页。 大越向南扩展对长山山脉西部与西南部弱小民族起了“杀鸡儆猴”作用。对真腊“远交近攻”,使不少高棉人无声无息融入京族。对于边境山地的牛吼、哀牢等部落民族则采取“以强凌弱”的直接和间接统治方式:中央权力弱小地方行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委任当地首领统治;条件成熟的地方改土归流,由朝廷京官直接统治。(36) 王继东、郭声波:《李陈朝时期越南与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 这样,至18世纪末阮氏王朝时,越南完全占有了湄公河三角洲。
于2015—2016年观察记录各树种物候期出现的时间。一般3～5 d观测1次，物候期重叠、生长较快时每天或隔天观察1次，冬季休眠期停止观测。物候期的分期标准：5%的芽体伸长1 mm为萌芽始期；10%的枝基部第1片叶展平为展叶始期；枝上1%花序或花蕾开花时为开花始期；枝上50%的花序或花蕾开花时为开花盛期；枝上残留约5%的花时为开花末期。
三、越南王朝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
乐善秦腔中的“唱念”，同样是表现戏剧人物的重要语言手段，其唱念的方式有对唱、独唱、旁唱、伴唱、独白、旁白、帮腔等。其中旁白、旁唱、独唱是人物内心活动自然流露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好的唱念对塑造人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乐善秦腔也是如此。
王朝民族主义是发生在前现代时期,以贵族、君主或王室为领导基础的,自上而下对其他民族进行民族认同同化,打造共同国家疆域和民族文化,目的是捍卫封建王朝正统性的一种以国家或族群为活动范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它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围绕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的五个要素,(37) 参见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1,1992, (Vol.68).文章中提出的民族认同的五个要素包括:1.各文化群体在其本国的地区范围。2.共同性的起源神话和共同体的历史追忆。3.大众标准型文化的共同连结。4.生产活动的共同地域分工,全体成员具有可流动性和对资源的拥有权。5.在共同法律和制度下全体成员拥有统一的法权和义务。以此为据,我们把民族定义为一个有共同的历史地域、共同的追忆和起源神话、大众标准型公共文化、共同经济和区域流动,以及全体成员的共同法权和义务的有名称的人类群体。王朝民族主义在越南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历史作用至少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它奠定了共同历史地域即“祖地”的基础。“祖地”的概念是由越南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对其他族群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整合,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穿插了越南民族对“祖地”的怀念和归属感,这是越南王朝民族主义从地域上对民族国家进行建构的作用。以至于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强调,越南在东南亚“与众不同”的最重要因素是通过对延续性“祖地”的强调,越南在大一统及中央集权上首屈一指。利伯曼指出,“在越南军事挑战与行政改革间的关系更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儒家思想有一个无论军事环境如何都要实施的社会蓝图……儒家模式也呼吁领导者关心国家间的竞争:通过使程序规范化和将行政管理推向地方,中国式官僚机构有助于遏制地区主义,并在越南与占婆、柬埔寨和暹罗的军事斗争中对政权起了支撑作用。”(38)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800—1830, p.60.
如果这个人逃跑，它就追上去；不过这个人并没有逃跑。现在，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勇气已经使他振奋起来。同样地，他也在咆哮，而且声音非常凶野，非常可怕，发出那种生死攸关、紧紧地缠着生命的根基的恐惧。
第二,在打造大众标准型文化的共同链接方面,儒学越化提供了最好的路径。儒学铸就越南士大夫的理想气节,本土化的儒学促进了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成为产生封建时代民族主义文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统一和民族整合的思想体系,并最终上升为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儒学崇尚知识、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实行科举制,培养出来儒生知识分子成为王朝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殖民时代早期大众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通过儒学折射而创建的民族独特心理意识,成为越南“大众标准型文化的共同链接”:对统治者来说它是封建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向心力,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民族文化建构;对大众而言它是一面文化旗帜,最终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聚焦点。利伯曼说,“在越南特别是北方和社会上层,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新儒家革命加强了对中国学术、法律和家庭关系模式的接受程度”,“引进了一种完整的中国式结构,包括公务员考试制度、科层主义”,在南方新儒学也逐渐获得规范的吸引力,以至于19世纪30年代南方阮氏政权公开接受中国技术,试图整合其空前细长而分裂的领土。(39)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800—1830,pp.36-37.诺拉·库克在《历史视角下的19世纪越南儒学化》中说,大越自15世纪开始外地精英加入中央政府官员行列,以改革税收、动员更多军力、保证劳工服役,并通过公务员考试使公职正规化。(40) Nola Cooke,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ese Confucian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25(1994), pp. 270-312.
式（6）中：表示为电感电流状态平均量；为电容两端电压状态平均量；为输入电压状态平均量；为输出电压状态平均量；为占空比状态平均量。
第三,史密斯的“生产活动的共同地域分工及全体成员的资源拥有权”主要是指,在国家疆域内人们处于一个共同经济体,具有资源共享权。有了共同“祖地”上存在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共同语言和教育体系等政治与文化的建构,才谈得上“共同经济体”,生产活动分工与资源占有并非在全体成员中呈现平等占有,但是,王朝民族主义对于“共同经济体”的打造仍然做了奠基性工作。对于史密斯的“共同法律制度和法权拥有”,越南封建时代的典章制度和行政机构的设立也只是一种框架性建设,需要随时代发展而完善。
第四,王朝民族主义在越南成为殖民时代大众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石。两者有延续性与继承性。倘若把大众民族主义看作现代民族主义,那么王朝民族主义与它不同的关键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不似大众民族主义从民众向上流动,比如通过选择制度确立治理模式及重要执行人,而是从真命天子等统治者向下流动;与现代民族主义强调统一公民身份和共同法权不同的是,前殖民时代的民族精神是等级主义、反熵主义的,它痴迷于臣民与君主间的距离所决定的地位和特权的等级性,因此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体现的道德原则。除了这些重要差别外,在国家统一建构、民族独立与整合的目标上,应该说没有大的区别。
总之,以越南历史发展为个案的解析,说明民族与民族主义可以具有前现代性,它们表现为封建时代的民族国家与王朝民族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主体族群为核心对国家从地域边界、统治制度到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建构的一种前现代时期的意识形态及相关运动。安德森的全球殖民化后兴起的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大众为基础的由知识分子带领并经“印刷资本主义”产品传播的民族主义,在有“紧实”祖地与主体民族的地区,实际上它是对王朝时代族群—民族主义的接续与发展。因此,王朝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这样一来,安德森与史密斯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论述并非对立,而是出发点不同、考察对象不同、历史态度不同的差异性观点:前者强调水平方向的发展,并力图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间找到契合点;后者强调纵向轴线及历史视角,在前现代族群—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间找到了链接。(41) 关于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可参见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 Oxford, 1986,pp.76-89.
The Historical Role of Monarchy Nationalism in the Building of Vietnam Nation -state
HE Ping，WANG Yun-sha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
Abstract : Nationalism is not only an ideology,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during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n Southeast Asia, Vietnam was a typical unitary state during the feudal era. The Monarchy Nationalism constitute a nation-state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rspectives in Vietnam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s and systems,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he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ethnic minorities, etc. Therefore, throughout the Vietnamese history, Monarchy Nationalism is a form of ethnic-nationalism which does not only exist in the pre-modern period,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integration achievements beyond others in Southeast Asian during the feudal era.
Key words : monarchy nationalism； Vietnam； nation-state building
[收稿日期] 2019-06-27
[作者简介] 何平(1956- ),男,重庆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问题与东南亚民族;王云裳(1984- ),女,江苏新沂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问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目标构想与民族整合进程研究”(14BMZ043)
[中图分类号] C 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194(2019)06-0070-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10.13951/ j.cnki.issn1002-3194.2019.06.007
[责任编辑：曹鲁超]
标签：王朝民族主义论文; 越南论文; 民族国家建构论文;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