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及现状解析(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
青年研究30年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和繁荣，到90年代初中期至世纪之交青年研究逐步走向沉寂和分化，再到2000年之后青年研究重新复苏以来呈现的泡沫化与多元化。这个起伏跌宕的历史一方面反映了青年研究自身从问题导向到学科导向、再回到问题导向的变迁逻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学界这30年日益从意识形态的阴影下走出、向学术独立和学术规范化迈进的艰难历程。由此也反映出青年研究的两大传统：即意识形态化传统和学术规范化传统之间的纠结。与此同时另一条相关的线索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青年话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流社会关于青年的建构和定位虽然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接班人”话语，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涌入，其起作用的地盘已经越来越小，迫使主流文化日益表现出非政治化取向，让大众文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而凭借自己在流行文化和互联网上的独特优势，青年文化也以其草根化、平民化、娱乐化并且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在主流文化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此消彼长，不仅改变了不同代之间的代际关系模式，也影响了青年和青年研究的社会境遇。
国内青年研究在本世纪虽然出现了回潮和复苏的迹象，但总体上依然可归为“不景气”①。这种不景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界依然处在边缘化甚至看不见的位置，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或者研究范式，因而在学术场上缺乏竞争力；二是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需求，未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和解释，因而未能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这两个方面又是彼此相关联的，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本身可以推进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同时社会影响力反过来也可以提高学术市场的竞争力。但在这两个方面，青年研究都处在某些现实的困境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
国内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可以归纳为学科化困境和学术化困境两个方面，而这些困境又基本上与“两个脱离”有关：一是脱离青年的具体境况来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使得研究本身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和无根据的猜测；二是脱离社会科学的整个传统来谈论青年和社会，使得青年研究成为没有理论和方法资源的孤岛，进而无法在学术界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学科化问题是30年来困扰国内青年研究学者的一个基本问题。80年代的青年研究第一代学者曾经满怀激情要创立自己的“青年学”，终因缺乏学理基础而归于终结，在后来的两代学者以及当今的学术圈，已经鲜有这样的名称出现。90年代之后的青年研究躲在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学科羽翼下艰难地生长，在专业方面力求走出意识形态阴影，追求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但是由于学科定位始终不清晰，因此某种程度上也使研究者本身定位模糊、进而阻碍研究本身确立清晰的导向并吸引专业力量的加入。可以说，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从社会建制方面看，这一领域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衰落使得学科化处于搁浅状态；从知识传统方面看，对学科化的过分强调又使得这一领域与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传统相隔离，从而限制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方法和资源的获得，进而影响了它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及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什么是学科化？要不要学科化？如何学科化？是单学科还是多学科的综合？这些问题成了一代代青年研究学者无法回避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学者将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困境归于“元研究的缺乏”，认为“缺乏基本的问题解构、学术准备和方法论自觉，匆匆起步的青年研究在自身的元研究‘缺位’状态下的发展，外人看来却更像是一种运动似的‘学科圈地’”，在繁华和热闹的背后，“实质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停滞和学理边际效益的减少”。因此他建议在学科化问题上不如“带着笛卡儿式的‘悬置’态度，切实地实现青年研究中问题意识与结构意识的结合，或者说实现青年研究‘真问题’与‘真学问’的结合”(黄海，2007)。也有学者对学科化的含义进行了条分缕析，提出所谓学科化的超越问题。陆玉林将青年研究的学科划分为建制、体系和规范三个层面，指出国内的青年研究学者素来有浓厚的“学科化情结”，而不同层面的学科化诉求，分别形成不同类型的焦虑。他认为，青年研究需要超越学科讨论的是学理问题，这是比学科的知识体系更为根本的基础性问题。青年研究的学术性遭到质疑，“问题基本出在学理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既表现为研究没有任何的学理基础，也表现为研究建立在常识性的或政治性的论述之上，还表现为无视中国的情况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更表现为无视此前的研究而以简单的经验研究为基础而构建出一套所谓的理论。这几种情况分别可以称之为学理缺失、常识性/政治性论述、盲目套用和闭门自造”(陆玉林，2009a)。
因此，学科化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还原为学术化困境。这也是青年研究30年来一直困扰的一个基本问题。青年研究的共青团血统、意识形态化以及青年工作化特点是常常遭人诟病的地方。尽管从80年代的第一代青年研究学者那里就开始讨论方法论和研究规范问题，90年代后这种讨论更加深入到具体的学科比如青年社会学当中，而2000年之后的反思性讨论已带有清晰的学术自觉，但是青年研究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初建时那种僵化的政治说教和道德教化模式，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范式和传统。同时，青年研究多年以来被认为是个政策取向或者跟“德育”相关的研究领域，这种定位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现实性和即时性，另一方面也往往为不断变换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动态所左右，使研究缺乏自己持久的学术关注和独立的知识积累。
受国内整个社会科学界规范化运动以及实证研究之风的影响，青年研究的学术化困境还来自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强调研究的规范性而忽略了问题意识②。陆玉林指出，过度强调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追求所谓“零度情感和价值中立”，会导致对研究对象的物化处理，导致社会关怀的缺失和问题意识的消解。而在青年研究中就大量存在这种“没有问题”的状况，“包括没有提出新问题、没有对已经提出的问题的新分析和提供新资料、没有对某些结论和判断的怀疑和批判等”。这种问题意识的缺失，除了研究者自身的素养之外，主要“源于研究的非自主性和功利性，更未从研究对象出发”。因而，“青年研究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是以真诚关注青年群体为基础或青年本位的问题意识”，是“青年本位的、社会关怀和公共性自觉下的自主意识、理性精神和怀疑、批判态度”，这样的问题意识主导下的青年研究，才是“自主的、独立的、学术自觉的研究”(陆玉林，2007)。
(二)两种传统与两种话语的博弈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青年研究的两大现实困境，其实跟青年研究领域自身的两大传统有密切关系，这就是意识形态化传统和学术规范化传统。这两种传统看似分离和对立，但在青年研究的不同阶段却同时发挥作用。在青年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那里，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占领着主位，学术规范化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刚刚在起步阶段，所以那一代的研究范式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是治疗拯救型的，也就是说将青年视为“问题群体”，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拯救他们。所以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角色同时就是教育者的角色，“青年研究者”是与“青年工作者”合为一体的。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就表现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研究者从主流意识形态和成人社会的立场出发，居高临下地对作为被研究者的青年进行先入为主的描述和评判，即使有基于实际调查的所谓客观材料，其结论最后也被纳入研究者既有的几种模式中，而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是个思想开明、同情年轻人的学者，还是习惯于摆着马列主义面孔、对青年没有好感的学者。
在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整个规范化运动中，这种意识形态化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淡化了文化中的政治色彩，学术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也给这种传统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以实证研究为代表的新范式成为社会学和青年研究中的新时尚。因此在青年研究的第二代学者那里，学术规范化传统的地位已经有所上升，而意识形态化传统的地位大大下降，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个疏离和分化的状态。其中一个现实的结果就是，许多崇尚规范化研究的学者感觉在青年研究这个离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太近的领域没有出路，学科本身的定位不清以及资源的减少，迫使他们中间许多人纷纷转行进入其他专业化更强、更加热门的学科领域，从而导致青年研究一度走向沉寂和衰落。
21世纪以来，两种传统之间的较量在青年研究领域已经不再是个问题，意识形态化传统逐渐沦为某些青年工作的从业人员或者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者的专利，而在学术界则成为过时的、被人唾弃的东西。学术规范化传统貌似完全占领了主导地位，因为年轻一代的学者接受的完全是规范化训练，所谓客观、中立的实证方法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在青年研究中都成为公认的价值取向。然而青年研究并未出现想象中的繁荣景象，而是出现了类似于经济学所说的“滞胀”现象，即一边是成果的泡沫化增长，另一边是看不到学术进步的迹象和应有的社会影响力。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看，还没有真正触摸到青年问题的关键脉络，就是许多学者提到的所谓“问题意识”的缺乏；二是因为从研究的理论框架来看，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教化模式的影响，离开这些模式就处在一种理论真空和解释的无力状态。而这二者实际上都跟两种青年话语的博弈有关。
青年本身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而成的，包括主流话语对青年的建构和定位，以及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这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峙和排斥，只不过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对比。主流话语一直将青年视为叛逆的、容易出错的不安分群体，是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需要通过引导、教育和控制，将他们培养成为听话的乖孩子和可靠的接班人。这种话语模式在青年研究中就表现为一种顽固的意识形态化传统。90年代之后主流文化的非政治化取向以及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流行，使得由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建构的青年话语形式渐渐失去自己的地盘，而以流行文化面貌出现的青年自身的话语形式则处于不断上升地位。尤其是2000年代以来网络文化的崛起，使得集草根化、平民化、娱乐性、原创性和批判性于一身的青年文化大行其道，青年话语第一次在大众文化中战胜主流话语，有了自己相对自主的生存空间，甚至反过来对主流文化进行渗透和反哺。但是所有这些在当今的青年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体现。青年研究虽然已经摈弃了意识形态化传统，以学术规范化传统取而代之，但是由于研究者对两种青年话语的变迁和博弈不敏感，对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也不熟悉，因此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依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主流话语对青年的那一套建构模式，使得青年研究在政治说教和道德教化的传统逐渐退场之后，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新的价值定位和坚实的知识传统，继而既无法满足市场和社会的巨大需求，也远离青年自身的真实境况。
如果说，青年研究的发展逻辑遵循着从初创时期的问题导向、到后来的学科导向、再回复到现在的问题导向的话，那么2000年代以来的问题研究必须跟当年80年代的问题研究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体现在80年代的研究范式主要站在主流社会的立场上，将青年和青年问题作为麻烦的社会问题来解决；而2000年代以来的问题研究，则应该站在青年的主体立场上，让青年人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他们自身的叙述和在社会上的遭遇来寻找问题的真相。这种话语模式的转换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将青年从被动的、主流话语规定的青年客体，转换成作为主体的青年自身的自主表达；另一个是，所谓青年问题不再是社会眼中的青年问题，而是青年眼中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研究需要从目前狭隘而不乏偏见的“有关青年的研究”(studies on youth)转变成真正的青年为主体的研究(youth studies)，这或许是让中国当前的青年研究走出故步自封、自我循环的一个关键。这也是陆玉林所谓“青年本位”的自主研究和学术自觉的含义，而这需要通过彻底的范式变革来实现。越来越多不同知识结构背景的青年学生和学者的加入，将使这样的研究成为可能。
三、青年研究的未来走向
将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问题现状与80年代以来青年话语的变迁联系起来，一方面勾画出了中国学术研究长期以来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未能形成独立的学术人格和规范，而今面对市场的冲击无力做出回应的典型病状；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学术研究如果脱离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就不能找到其真正的动因，而青年研究与时下青年自身话语之间的脱节，也说明了青年研究在范式上需要做出调整、在话语模式上需要进行转换的迫切要求。
(一)范式变革与话语转换
关于青年研究的范式问题，学者之间也有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国内目前的青年研究还处于“前范式”时代(方巍，2007)或者“前学科”时代(黄海，2005)，这意味着统一的范式或者学科目标依然是青年研究想要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衡量青年研究是否进入主流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以是否具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彼此之间是否达成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共识、是否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来看，现在国内的青年研究很难说有什么范式，或者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多范式的无序状态；但如果以是否具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和价值取向、是否有自己的传统、惯例和成规来看，青年研究又不是完全无范式的。这种范式的核心就是在主流的青年话语模式下的学术规范化传统、或者说实证研究传统。它以其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面孔替代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化传统，但又由于脱离了青年的实际境况而正在远离青年研究的问题核心，即青年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范式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种话语转换，从主导青年研究的主流青年话语模式，转换为青年自身的话语模式。这就要求在方法论上先将研究者放在普通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位置，将研究的问题主体变成年轻人，也就是从青年的视角而不是主流社会或者成人世界的立场来看待青年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将来自青年自身的感受与表达上升为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因此重视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作为研究起点，而不是从建构的青年概念或者主流话语中对青年的刻板印象入手，才能抓住青年研究的真正问题脉络，继而真正了解和读懂社会中的青年以及青年眼中的社会。
有学认为，随着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失效，青年文化正在向后现代转型，“呈现出多选择、多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元深度的多元势头”。这就需要用解构、语言学、系谱学等后现代方法来加以阐释和解读，因此传统的青年研究范式需要完成“后现代转向”，包括走出定式化思维，建构青年研究的解构范式；走出学科思维，建构青年研究的语言学范式；走出终极化思维，建构青年研究的系谱学范式，等等(张志祥，2007)。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的青年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多样性集中体现在对复杂性的关注、高度的开放性以及解释性的主导等方面。其中青年研究的开放性，表面上是“观察和研究角度与理论范式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则是“跨学科整合和研究对象的参与”。过去青年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研究对象缺席或沉默的情况”，“研究对象处于被陈述、被建构的地位，使得青年研究成为与青年有隔阂的话语系统，而由此建构起来的对策与建议之类，也与青年的实际存在一定的距离”。随着研究者逐渐走出“精英化策略”，即认为研究者比青年更了解青年而有教化之权和权威之位，那种认为青年对自身的处境及其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因此需要给予他们表达自己、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和空间的看法，已经成为青年研究的基本共识(陆玉林，2004)。
有学者干脆借鉴人类学的思路，倡导一种“从田野中发现真问题，在叙事中强调‘他者’的自我解释的解释性青年研究”，强调从偏向于政策性和问题化的“政策性的青年研究”向偏向于建构性和学理性的“解释性的青年研究”的转换，关键就在于“以青年主位的立场进入研究场域”，去发现“田野中的真问题”；同时借用人类学中“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让青年自己的声音在研究中自然呈现，而不是被呈现、被表述、被建构”，以此去“寻求问题理解背后的自在逻辑”。他认为，“田野的真问题和叙事的理论表达”这二者的结合，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他者”解释与“自我”建构的结合，实质上就是“一种隐秘的结构化企图，或者说进行青年研究学科范式转换的企图”(黄海，2007)。因此这种范式变革和话语转换的模式，也可以理解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开放策略，就是让青年自身更多地参与到青年研究中去，不是作为被动的研究客体和建构对象，而是作为研究主体以及话语的建构者。这种从年轻人的日常情境和主体性出发的研究，将会颠覆青年研究的传统模式，让青年研究真正回到处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变迁中的青年自身。强调对青年自身话语表达的关注、对青年主体性的认可和对研究范式中所体现的话语形态的反思意识，正是青年研究的开放性和反身性的体现。
(二)青年研究的非青年化与非学科化
范式变革和话语转换只能用来解决青年研究中两种传统和两种话语之间的纠结，而青年研究的未来想要走出自己的空间，还需要终结目前对青年概念赋予的难以承载的负担以及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过度焦虑，彻底走向非青年化和非学科化。
非青年化的含义并非不以青年为研究对象，而是指改变关于青年的传统概念和角色，将青年还原为普通大众群体而非政治符号。陈映芳认为，那种传统意义上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神圣使命、并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青年，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已经走向解体，呈现出一种所谓“非青年化”的趋势，即青年自身没有了对那种主旋律建构的青年概念的身份认同，社会大众也对自由取向和个体化的青年持更加宽容的态度(陈映芳，2007:224－244)。且不论这种政治化的青年在80年代是否真的完全走向衰微③，至少在8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以崔健和王朔为代表的通俗青年文化，他们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承载了过重负担的青年角色的厌倦，已经非常明显。此后的流行文化更多地表达了传统的“落后青年”而非“进步青年”的情绪和心态，因此不是被斥为“颓废”、就是被斥为“反叛”。尤其到了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角色青年”已经消失殆尽，青年们崇拜的偶像也从传统意义上的承载着社会责任和期待的英雄、劳模、科学家等等，变成了明星、老板、成功者。特别是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残酷的竞争压力，使得年轻人虽然在家庭中作为独生子女享受到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和重重关爱，但在社会上却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忽略的弱势群体④。这种青年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可以从30年来青年话语的变迁轨迹得到印证，网络时代青年文化的空前膨胀，以及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无厘头反抗、草根化和平民化的特性、充满娱乐和反叛精神的形式等等，都是现代青年人真实境况的反映。
因此青年研究的非青年化，首先需要将青年在中国社会以及既往研究中特殊的政治符号含义还原成现实中活生生的一个年龄群体。他们既不是麻烦的制造者，也不是某个理想和事业的接班人，而是为了应对转型社会和全球化风险、为了走出学校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为了迎接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未知生活而做准备的无助而执著的一群年轻人。与主流社会建构的被寄予了厚望的青年角色不同，他们只想在生活中扮演他们自己。虽然青年归根到底难以逃脱被社会文化建构的命运，但是至少他们自己可以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种建构本身。
其次，青年研究的非青年化，意味着对青年状况的多元化和异质性的尊重。青年并不单单是成年人的反叛者，还可以是成年人的领路者；他们也不仅仅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而且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主导者。青年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话语权之争，正在呈现出多元的结果。同时，处在不同社会结构和情境中的青年，他们的命运会因环境不同而截然不同。因此青年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性、动态性和多样性(Johanna Wyn & Rob White,2008)，也应该在青年研究中体现出来。
再次，青年研究的非青年化，还将带给我们崭新的视野和传统。脱下了政治角色外衣的中国青年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了更多与世界青年相通的境遇，也给青年研究提供了国际对话的基础。例如青年文化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秩序的反叛和挑战、青年作为成年转型期在教育、就业、婚恋等过程中经历的困惑和挫折、年轻人与成年人或老一辈之间从文化价值、利益分配到话语权的冲突、全球化风险时代青年人面对的自我实现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问题等等，都可以从海外青年研究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非学科化的含义就是在青年研究中淡化学科意识或者学科化情结，既不为了将青年研究纳入某种学科建制或建立一种可接受的知识体系而费心论证或焦虑，也不刻意反对青年研究学者之间共同体或者研究范式的形成和构建。30年来国内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至少树立了研究者的规范化意识，形成了几经起落而所剩有限的共同体圈子，也积累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和讨论话题。然而这些年的经验也表明，一个研究领域的合法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学科化，而在于它的研究是否遵循学术界的通行规则、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是否能够解释某些社会现象等等，也就是所谓规范性、学术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事实上，近些年来青年研究学者队伍中越来越多青年学生和学者的加入，已经给这一领域带来了转机的机会。这些年轻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受到了良好的规范化训练，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使他们不会受制于青年研究中意识形态传统的束缚，也多半没有什么学科化的理想和情结，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专长选择了某些与青年相关主题的研究，使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五花八门、来自各个不同学科和领域。他们甚至从未将自己的研究纳入所谓“青年研究”的行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做出让学术界和青年研究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因此学科化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可能成为研究的桎梏⑤，而青年研究的非学科化，也可以理解为青年研究的跨学科性加上自由松散的共同体，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视野与可能性，是让青年研究从既有的传统束缚和狭窄的研究取向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
青年研究的非学科化意味着青年研究不再局限于对青年群体和所谓青年问题的研究，而是扩展为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青年与社会之间变动的关系，也就是通过淡化青年研究的学科性，把它消融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跨学科动态研究之中。这样就把青年研究与社会研究融合起来，拓展了国内素来对青年研究的偏狭理解。与此同时，青年研究的非学科化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开放，不用试图寻找任何赋予特权的方法论或者学科优先权，其结果必然带来研究范式上真正的多元化。事实上，非学科化或者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也是海外青年研究的共同现状。这种特点虽然使青年研究富于变动而充满争议，难以形成自己的传统和经典，但是却为青年研究的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总之，国内青年研究想要走出不景气的现状，除了需要时刻关注青年话语的变迁，将青年视为解读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研究路径，还需要将青年研究自身放在社会科学的学术大背景中来检讨，建立自身与各种知识传统之间的关联。因此青年研究需要放弃建立独立学科的幻想，逐步由学科化走向问题化、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换句话说，当研究者不再煞费苦心试图建立独立的青年研究学科之时，也就是青年研究真正走向学术化和成熟化并在学术市场站稳脚跟之日。青年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青年自己的声音了解青年，还在于要通过青年问题和青年眼光看社会，这样才能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虽然表面上多彩纷呈，却始终不会远离学术焦点、也不会远离社会焦点。
注释：
①单光鼐教授在谈到青年研究现状时也认为，青年研究目前仍不景气，虽然成果挺多，但是影响力不够。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涉及或没有谈清楚，比如，青年研究至今还没有类似妇女研究的“社会性别”那样的核心概念，又比如意识形态问题，如何看爱国主义，如何看待年轻人等等至今也没有见到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法。不管今后景气不景气，青年研究需要结合实际，同时方法要对(单光鼐访谈，2011年8月2日)。
②单光鼐教授在访谈中指出，80年代有几个主要的东西比现在好，一个是坚持结合实际调查研究的方向，紧紧结合青年人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等；另一个是对西方的东西不是生搬硬套，整个话语体系还是自己的。他强调这是青年研究30年回顾值得肯定的东西。同时他也一再抨击现在青年研究中那种对现实中鲜活的、严峻的“问题”视而不见，不屑、不愿顾及，却一遍又一遍地“规范”地玩着“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字游戏”借此去证明“常识”的做法(单光鼐访谈，2011年8月2日)。
③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青年还在为类似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并试图寻求答案，因此有思想界的“文化热”以及青年精英文化的繁盛。这种青年角色扮演直到“89风波”之后才被彻底断了后路。
④单光鼐教授在访谈中谈到当代青年的境况时指出，虽然在家庭中现在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平等了，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对年轻人实际是一种“忽略”，例如对他们面临的就业问题，并没有真正当成问题来解决，房地产更是让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等等。而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想把年轻人视为思想教育的对象，用固有的观念去说服他们，结果是，既吸引不住也说服不了。青年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如今，就业不易、房价高企、生活压力大；社会上物欲横流，风气不好，我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讲比我们那个时候还糟糕”。而对这些社会问题我们还研究得很不够(单光鼐访谈，2011年8月2日)。
⑤陆玉林曾以英国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为例，对他们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他们一直坚持反学科的立场，认为“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因而拒绝为其他学科所收编。这种反学科立场包括“对现存学科制度的抵制、拒绝赋予任何方法论以特权、尝试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关注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的问题、认为参与性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行动更加重要”等等，因而使得文化研究“保持了独树一帜的实践品格和批判精神”。也就是说，伯明翰学派的反学科立场并没有给他们的研究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他们在青年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成就最为卓越(陆玉林，200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