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石论文,李清照论文,录后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不仅作为散文名篇被广泛收录于各种选本，而且作为李清照生平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依据，被古今学者频繁征引。但是，《后序》本身也存在种种疑点，似乎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后序》的疑点进行深入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 “西兵之变”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品的散佚 《后序》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叙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品散佚的过程，其中所记最重要的两次散佚事件： 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赵明诚)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建炎三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① 根据《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事件有两次：一、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 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蔡襄书《赵氏神妙帖》有赵明诚跋云：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② 根据赵明诚跋，赵氏夫妇收藏品似乎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秋天发生的“西兵之变”。赵明诚自称，在这次事件中，“予家所资荡无遗余”。所谓“荡无遗余”，诚然可能带有夸张成分，未必可以拘泥理解。但是，即使考虑到夸张的因素，仍然不能不承认“西兵之变”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 既然“西兵之变”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那按照常理，应该与李清照《后序》所述赵氏夫妇收藏品散佚事件能够对应。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学者或认为“西兵之变”指建炎元年十二月发生的青州兵变③，或认为指《后序》所述建炎元年金人攻陷青州事件④。但是，这显然都是错误的。第一，人物不符。“西兵”在宋人一般语境中皆指陕西兵，陕西兵在北宋以善战著称。青州兵变的主要人物王定是青州将官，赵晟是临朐土兵，青州和临朐皆在东部，与“西兵”扯不上关系，故青州兵变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金国在大宋东北方，绝无称“西兵”之可能，故金人陷青州更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第二，时间不符。赵跋明确说西兵之变是在建炎元年秋天，而青州兵变则发生在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的时间，据《后序》在建炎元年十二月，据《宋史·高宗纪》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等所载在建炎二年正月，与赵跋所云发生于建炎元年秋天的“西兵之变”明显不符。虽然仅差几个月，但是赵明诚跋写于建炎二年三月，岂会将两三个月前刚刚发生之事误记为半年前?何况是导致其主要藏品散佚的大事件?第三，地点不符。根据赵明诚跋所云“再掠镇江”，可知“西兵之变”亦当发生在镇江，故不可能指青州兵变或金人陷青州事件。 最近马里扬提出新说，认为西兵之变指建炎元年八月末李汲等之乱⑤。但此说亦不能成立，因为：第一，史书仅称李汲为“溃卒”，马先生谓其为陕西兵溃卒，其实仅出推测，并无确凿的文献证据。第二，这次兵乱主要人物是博州卒宫仪，史书只是在叙述宫仪兵乱时偶尔提及宫仪杀李汲兼并其众之事而已。李汲在这次兵乱中根本就是很次要的人物，且早早就为宫仪所杀，即使李汲确为陕西兵溃卒，亦不可能称此次兵乱为西兵之变。第三，李汲之乱发生在山东即墨等地，与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亦无法对应。 那么，“西兵之变”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件呢?指的是建炎元年秋天在秀州、镇江等地发生的一次陕西兵叛乱事件。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云： (建炎元年八月壬申)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赵子崧言杭州军变，遣京畿第二将刘俊往捕，又命御营统制辛道宗将西兵二千讨之。⑥ 同书卷九云： (建炎元年九月甲午)先是，御营统制官辛道宗奉诏讨贼，军行至镇江府。守臣赵子崧犒赐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兴县，始命给军士人五百钱，众皆怒。是夜，其众自溃乱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还镇江。众推高胜为首，胜者太行山之盗也，谓之高托天。乱兵攻秀州，守臣直龙图阁赵叔近城守，人遗以四缣，贼乃北趋平江府。⑦ 又云： (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是日，贼赵万入镇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学士赵子崧遣将逆击于丹徒。调乡兵乘城为备，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败归，乡兵惊溃。子崧率亲兵保焦山寺，贼逾城而入，纵火杀人，莫知其数，万遂据镇江。⑧ 同书卷一○云： (建炎元年十月丙戌)是日，两浙制置使王渊率统制官张俊等领兵至镇江府，军贼赵万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时辛道宗前军将官苗翊犹在叛党中，乃委翊统之，众心稍定。翊，傅弟也，渊寻绐贼以过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尽杀之，余骑兵百余人，戮于市，无得脱者。⑨ 统观此数条，则所谓“西兵之变”的始末已清晰可见：建炎元年秋，杭州发生军变，辛道宗受命率领陕西兵二千人讨之，行至嘉兴县，兵士因不满辛道宗独吞犒赐而叛变，攻打秀州，随后攻陷镇江，但不久就在镇江被宋军收服。此事亦载于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卷二。《宋史·赵叔近传》云：“建炎元年，(赵叔近)为秀州守，杭卒陈通反，诏辛道宗将西兵讨之。兵溃为乱，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谕以祸福，乱兵乃去。”⑩亦可相印证。翟汝文《奏为杭州军贼攻劫提刑不知所在乞朝廷遣重将将兵并力讨杀状》云：“臣见事势如此，扼腕痛愤，以谓浙东兵既为贼所诱，不可使战。而浙西兵又皆乡夫怯懦，独有西兵可必破此贼。既闻朝廷遣辛兴宗将西兵二千人前来，臣计期日望收复。而西兵至秀州，忽作乱杀主将辛兴宗，沿路劫掠，复欲回归。”(11)则更是当时亲历者的奏议，确凿可信。奏议中明确称“西兵”“作乱”，与赵明诚跋所言“西兵之变”正相符合。 那么，赵明诚跋中“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指什么呢?应是建炎二年正月张遇陷镇江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云： (建炎二年正月庚子)是日，张遇陷镇江府。初，遇自黄州引军东下，遂犯江宁。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之，遇乃以舟数百绝江而南，将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溃。……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镇江。守臣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弃城去。(12) 建炎元年九月乙卯赵万陷镇江，十月丙戌宋军收复镇江，次年正月张遇再陷镇江。赵万、张遇先后陷镇江，相隔仅三四月，故赵明诚跋云“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13)。根据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可知其前述“西兵之变”中导致“予家所资荡无遗余”的具体事件亦当发生在镇江，然则具体所指应是叛兵赵万于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攻陷镇江之事，而且当时李清照似寓居镇江。以往学者受《后序》所述李清照事迹的成见影响，因而将“西兵之变”与山东青州相牵连，不知其实枘凿不合、矛盾显然。 以上所考陕西兵叛乱事件，与赵明诚跋中所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皆一一合若符节，丝毫无爽，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根据赵明诚跋的亲述，赵氏夫妇的主要收藏品是建炎元年秋天在镇江的兵乱中散佚的。但是，根据李清照《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后序》甚至根本未提及镇江兵乱之事。这显然是无法弥缝的矛盾。 对于赵氏夫妇藏品的散佚过程，李清照的自述和赵明诚的自述竟然相互矛盾，这不能不说是难以解释的重大疑点。 二 《后序》其他叙事与史实的出入 《后序》除了对赵氏夫妇藏品散佚过程的叙述与赵明诚所述根本矛盾之外，其叙事还有很多与史实不符之处。其中一部分，前贤早已指出，兹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详细列举论证如下： (一)《后序》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丞相，指赵明诚之父赵挺之。《后序》称赵挺之在建中元年(辛巳)任吏部侍郎。今考《宋史·赵挺之传》述赵挺之建中元年前后所历官职，云： 徽宗立，为礼部侍郎。……拜御史中丞，为钦圣后陵仪仗使。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谕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由吏部尚书拜右丞，进左丞、中书门下侍郎。(14) 赵挺之元符三年(1100)任礼部侍郎，建中元年(1101)正月拜御史中丞(15)，后改任吏部尚书，崇宁元年(1102)正月拜尚书右丞(16)。由此可见，建中元年赵挺之并未官吏部侍郎。又考赵挺之确曾官吏部侍郎一职，只是并非在建中元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一月)癸亥，礼部侍郎赵挺之为吏部侍郎。”“(元符元年五月)辛亥，权吏部侍郎赵挺之为中书舍人。”据此可知，赵挺之在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至元符元年(1098)五月间官吏部侍郎。而《后序》称建中辛巳(1101)赵挺之为吏部侍郎，显然与史实矛盾。 (二)如前所引，《后序》称李清照建中辛巳嫁入赵家时，赵明诚年二十一。考今传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墨迹中有赵明诚亲笔跋：“壬寅岁除日，于东莱郡宴堂重观旧题，不觉怅然，时年四十有三矣。”(17)壬寅为宣和四年(1122)，赵明诚时年四十三，据此则建中辛巳(1101)时赵明诚二十二岁，非二十一岁。 (三)《后序》云：“(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据《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二年正月)癸卯，金帅窝里嗢陷潍州，又陷青州，寻弃去。”“(建炎二年十二月)辛未，金人犯青州。”“(建炎三年正月)丁亥，金人再陷青州，又陷潍州，焚城而去。”(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八、一九所载完全相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九、一二○所载亦无异说。而《后序》却称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显然不符。 (四)《后序》云：“建炎戊申(二年)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考江宁府至建炎三年始改称建康府，此处称“建康府”亦微误，然犹可解释为追述之辞偶有笔误，姑置不论。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载：“(建炎元年七月丁巳)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自注：“《日历》：明诚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宁府。而《建康知府题名》：明诚以元年八月到任。按江宁要地，无缘彦国死半岁方除帅臣，盖《日历》差误，今附此。”(19)《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建炎元年七月翁彦国致仕，八月起复朝散大夫秘阁修撰赵明诚知府事，仍兼江南东路经制使。”据此，则赵明诚在建炎元年八月已经到任江宁府知府，而《后序》称其建炎二年九月起复知建康府，显然不符。 (五)《后序》云：“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此段文字所述李清照避兵所走路线，显然于地理不合。前辈学者早已注意及此，黄盛璋云：“这一节所记避难路线，舛讹几不可究诘……这一节一定传抄时抄错了。”(20)黄先生因此抛开文本另行考证李清照逃难路线。浦江清则云：“此数句疑有误倒处，按之地理不顺。以余之见，应改为‘出睦之剡，到台，台守已遁。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于地理方合。”(21)但是，浦先生随意解释为《后序》的脱简、错简，却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甚至也找不到校勘学意义上的“讹误痕迹”。这种大幅度的主观调整校改，似有违校勘学基本原则，实难让人信服。 (六)《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四年正月十八日)辛酉，发章安镇。壬戌(十九日)，雷雨又作。甲子(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丁卯(二十四日)，台州守臣晁公为弃城遁。”(22)可知宋高宗从章安镇到达温州后三天，台守才弃城遁逃。据《后序》所述，李清照到达台州时，“台守已遁”，则此时高宗必然早已离开章安到达温州。又岂会等到李清照从台州辗转到达章安后，还能跟随御舟从章安去温州呢?其时间错乱显然可见。 (七)《后序》文末题署：“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壮月指八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朔日之干支为戊子，非甲寅。李慈铭认为：“是月戊子朔，《后序》题甲寅朔，盖笔误。甲寅是二十七，或是戊子朔甲寅，脱戊子二字，又朔甲寅误倒，古人题月日，多有此例。易安好古，观其用岁阳纪岁，月名纪月可知。”(23)但当时自题月日，虽不能说绝无笔误之可能，但此可能性毕竟是微乎其微的。而所谓脱文、误倒，又皆为毫无版本依据的臆测，且“戊子朔甲寅”的纪日法，亦极为罕见。又有学者认为“绍兴二年”当为“绍兴四年”之讹，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朔日之干支为戊寅，亦非甲寅；而且“玄黓岁”指壬年，绍兴四年为甲寅，更不合。还有学者认为“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是“绍兴五年壮月玄黓朔甲寅”之讹(24)，但此类毫无版本依据的臆改恐难让人信服。且如其所改，则是以“玄黓”纪朔、以“甲寅”纪日，古籍中亦似未见如此纪时之例。总之，百计辩解，疑点终在。 (八)《后序》云：“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所谓“陆机作赋”，用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之典，则“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指十八岁。而所谓“蘧瑗知非”，用《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之典，则“过蘧瑗知非之两岁”指五十二岁。两者相隔恰好三十四年，应无疑义。据此李清照作《后序》时年五十二，《后序》题署“绍兴二年”(1132)，据此上推李清照的出生年，当为元丰四年(1081)。然《后序》记事始于建中辛巳(1101)李清照嫁入赵家，则此年李清照为十八岁，据此上推李清照的出生年，却当为元丰七年(1084)年。两者相差三年。即使《后序》题署据《容斋随笔》改作“绍兴四年”，但仍然相差一年。学者又因此认为《后序》题署原作“绍兴五年”，但又毫无版本依据，且亦与“玄黓岁”不符。经过众多学者百余年的讨论，李清照的生年、出嫁年问题，迄今未能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 《金石录后序》流传过程的疑点 《后序》作为《金石录》之序，按照常理本应附在《金石录》中流传。但《金石录》最早的刻本淳熙间龙舒刊本中却并未载《后序》。最早提及《后序》的是洪迈《容斋四笔》卷五：“今龙舒郡库刊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因为撮述大概。”(25)洪迈自称从王厚之(字顺伯)处见到李清照《后序》手稿，并撮述其内容大概载于《容斋四笔》中。但是，如果李清照真写过《后序》，那为何淳熙刊本《金石录》未收录?即使淳熙刊本《金石录》偶未收录，南宋时李清照文集具在，何以在洪迈之前或和洪迈同时的文人学者从未提及《后序》，洪迈亦只能偶然从所谓李清照手稿中得见《后序》?洪迈之兄洪适《隶释》收录了《金石录》部分内容以及赵明诚自序，却未收录《后序》。不仅如此，《隶释》甚至提及“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却根本未提及李清照撰有《后序》，显然并不知道《后序》的存在(26)。这些，都是让人生疑的。 学界一般认为，开禧元年(1205)赵不谫重刊《金石录》就已载录《后序》全文。然而，所谓开禧刊本《金石录》不仅今日未见传本，而且历代书目皆未见著录，甚至未见可靠文献记载任何人真正见过(27)。学者称有此版本，唯一的依据是明清抄本《金石录》中的一篇跋文： 赵德父所著《金石录》，锓板于龙舒郡斋久矣，尚多脱误。兹幸假守，获睹其所亲钞于邦人张怀祖知县。既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安之志云。开禧改元上巳日，浚仪赵不谫师厚父。(28) 赵不谫此跋只见于明清抄本以及源自这些抄本的清刻本《金石录》中，未见明代中期以前的任何文献提及，其来源并不是特别可靠。因此，是否真的存在载录《后序》全文的开禧刊本《金石录》，是不无可疑的。 以往我们都认为开禧刊本《金石录》载录《后序》全文之后，《后序》开始广泛流传于世。但是，笔者经过仔细考证，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明末以前，绝大多数学者所知的其实仅限于洪迈《容斋四笔》中的撮述，并未见过《后序》全文。比如，本文第二小节讨论赵明诚任建康知府的时间，曾引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的相关考证，李心传提及《日历》和《建康知府题名》对赵明诚任建康知府时间的不同记载，却完全不提及《后序》的异说，可证渊博的历史学家李心传亦未见过《后序》全文。明末以前《后序》作为散文名篇被收录于众多选本和杂著中，但这些选本和杂著所收录的《后序》居然全部都是《容斋四笔》撮述本。如田艺蘅《诗女史》卷一一、唐顺之《荆川稗编》卷八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三二一、赵世杰《古今女史前集》卷三、刘士鏻《古今文致》卷三、郦琥《彤管遗编》续集卷一七、陈继儒《古文品外录》卷二三、毛晋刊本《漱玉词》附录，等等，所收录者无一例外皆是撮述本《后序》，从未见有收录《后序》全文者。《金石录》在明代的流传甚广，《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宝文堂书目》、《澹生堂藏书目》等明代书目都有著录，曾征引此书的明代著作更多得难以枚举。即上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两书本身就皆曾征引《金石录》，后者甚至还收录赵明诚《金石录自序》，而所收录的《后序》却为洪迈撮述本而非全文，可见其时所见《金石录》皆未载录《后序》全文。如果开禧年间赵不谫重刊《金石录》已经附载《后序》全文，那胡应麟、毛晋等皆是著名藏书家，藏书数万卷，何以皆未见开禧刊本《金石录》，甚至也未见源自开禧刊本的抄本，以致根本不知道《后序》全文的存在?因此，是否真的存在所谓载录《后序》全文的开禧刊本《金石录》，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疑问了。 在现存文献中，《后序》全文最早的出处是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四六所载佚名《瑞桂堂暇录》： 易安居士李氏，赵丞相挺之之子讳明诚字德夫之内子也。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词行于世甚多。尝见其为乃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比间见世间万事真如梦幻泡影，而归于一空而已。全录于此，曰：……(引者按：此下载录《金石录后序》全文，省略。)(29) 据《说郛》所载，《瑞桂堂暇录》原书十卷，今仅存《说郛》摘录二十余条。其作者及成书时代皆不能确考，惟书中记事止于南宋中后期，叙述语气似为宋人，其中一条云：“陆放翁为侂胄作碑南园，园已为福国之物，陆碑仆卧庑下。”此条显为记当代事之语气，据此则此书当作于南宋后期。由此可见，《后序》全文确实在南宋后期已经出现。 虽然《后序》全文在南宋后期已经出现，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很多学者注意，流传仍然甚罕。明代弘治年间，著名藏书家朱大韶曾将《后序》全文抄录在一部宋刻残本《金石录》后。其书至今仍存，藏上海图书馆，卷末有朱大韶亲笔跋云： 丙辰秋，偶得古书数帙，中有《金石录》四册。然止十卷，后二十卷亡之矣。因勒乌丝，命侍儿录此序于后，以存当时故事。易安此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妇女口中语，文固可爱。余夙有好古之癖，且亦因以识戒云。丙辰七夕后再日，前史官华亭文石主人题于钦天山下学舍味道斋中。(30) 朱大韶虽未明言从何书抄录李清照《后序》，但所抄《后序》末尾有跋云：“易安居士李氏，赵丞相挺之之子讳明诚字德夫之内子也。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词行于世甚多。今观为其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不已。以见世间万事，真如梦幻泡影，而终归于一空也。”(31)此跋字迹与前引朱大韶亲笔跋迥异，而与《后序》字迹则完全一致，皆为端庄秀丽的小楷，当是朱氏“侍儿”连同《后序》一同抄录者。此跋文字又与前引《瑞桂堂暇录》基本相同，可证所抄录的《后序》必源自《瑞桂堂暇录》无疑。《后序》本为《金石录》而作，而朱大韶却反而需要从僻书《瑞桂堂暇录》中将《后序》抄录到《金石录》中。这难道不是大可怪异吗?可见，朱大韶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藏书家，亦未见载录有《后序》全文的《金石录》刊本或抄本，其所见《后序》全文的唯一来源，就是《瑞桂堂暇录》。朱大韶将《后序》全文抄录于《金石录》中，很可能是《金石录》附载《后序》全文的开端。而明末以后，直至清代，各种《金石录》抄本和刊本，无不附载《后序》全文，究其文献来源，也很可能追溯到《瑞桂堂暇录》。 综上所考，《后序》作为《金石录》之序，并非如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附载《金石录》而流传于世。据现存文献，《后序》全文首见于《瑞桂堂暇录》，直到明代弘治年间被朱大韶抄录于宋残本《金石录》中，才附载《金石录》而流传。这样的流传过程，不能不说是极为可疑的。 四 对以上疑点的解释 既然《后序》的文本内容和流传过程都有那么多疑点，我们就不能不尝试对其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对于《后序》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前贤的解释是：版本讹误或者作者误记。这一解释是否合理呢? 首先考虑版本讹误的解释。古书在刊刻、传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一些文字讹误，《后序》当然也可能存在此类讹误。因此，用文字讹误来解释《后序》个别与史实不符之处，有其合理性。但是，从版本学和校勘学的角度来看，文字讹误一般都会有讹误的痕迹，造成文字不连贯、不通顺，但是《后序》中与史实不符的文字，在表述上大多都是文从字顺的，只是所表述的内容不符合史实而已。这恐怕就不是文字讹误所能解释的了。再者，《后序》与史实不符之处，不仅仅在今存各版本《金石录》所附载的《后序》中存在，而且在宋人《瑞桂堂暇录》本中同样存在，甚至在洪迈《容斋四笔》声称根据李清照手稿所作的撮述中同样存在，这又岂是用版本讹误所能合理解释的? 其次再考虑作者误记的解释。写文章出现一些记忆错误，是很正常的。《后序》开篇第一段“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句，其中“王播”当是“王涯”的误记，此类误记典故的情况在很多著名作家中都存在，并没什么可疑的。即使是回忆追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也同样有误记的可能。因此，用误记来解释《后序》个别与史实不符之处，亦有其合理性。比如前文所考《后序》述金人陷青州时间，结婚时赵明诚岁数之类的小差误，诚然有可能是误记所致。但是，《后序》所述大多都是建炎年间李清照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仅仅相隔五六年之后的回忆追述，居然会出现如此多的误记，这显然也是不合情理的。更何况，其中一些重大的史实出入，根本不是误记能合理解释的。 我们具体分析《后序》中的部分与史实不符之处，就可以更清楚认识到版本讹误和作者误记不能合理解释这些疑点。比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根据当时《建康知府题名》考定赵明诚在建炎元年八月就已经到任建康知府了，可是《后序》却称“建炎戊申(建炎二年)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这不可能是版本讹误，因为《后序》这段文字是严格按时间顺序叙事，“靖康丙午”、“建炎丁未春三月”、“十二月”、“建炎戊申秋九月”、“己酉春三月”、“夏五月”、“六月十三日”、“七月末”、“八月十八日”、“冬十二月”、“庚戌十二月”、“绍兴辛亥春三月”、“壬子”。也就是说，《后序》叙述赵明诚在“建炎戊申秋九月”任建康知府，是这一完整时间链中的一环，不可能存在大的版本讹误问题。那是否可能作者误记呢?显然不太可能。按照李清照《后序》的记载，赵明诚建炎二年九月任建康知府，建炎三年二月罢任，也即任期只有五个月。但实际上赵明诚建炎元年八月就上任建康知府，任期共十八个月。赵明诚罢任建康知府后半年即去世，五年后李清照写作《后序》，居然会将丈夫赵明诚生前最后一个重要官职的任期由十八个月误记成五个月?须知，建康知府这样的官职是要迁居就任的，而且李清照也随从居住，仅仅相隔五年之后，号称“性偶强记”的李清照回忆丈夫赵明诚建康知府的任期竟然会出现高达三倍以上的误差?这是不合情理的。更关键的是，《后序》叙述的核心事件就是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的聚集、散佚过程，但居然连这样的核心事件的叙述也与史实大相径庭。这又岂是版本讹误和作者误记所能解释得了的? 既然版本讹误和作者误记无法解释上文提出的种种疑点，那我们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后序》并非出自李清照之手，而是后人的伪托之作。李清照并未写过《后序》，洪迈《容斋四笔》首先伪称获见李清照《后序》手稿，并杜撰了《后序》的撮述。后来《瑞桂堂暇录》作者又据洪迈的撮述伪撰《后序》的全文。直至明代中期以后，《后序》全文才被抄入《金石录》中并广泛流传于世。这一解释，虽然乍听之下似乎很难接受，但仔细思考上文提出的各种疑点，伪作的解释是合理的。因为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何短短二千字的《后序》竟然会出现如此多的史实出入，而且可以解释为何《金石录》最早的刊刻本中并无《后序》，为何明代中期以前在《金石录》流传颇广的情况下却极少有人见过《后序》全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后序》全文会最早出现在《瑞桂堂暇录》中，为何《说郛》摘录《瑞桂堂暇录》时会保留《后序》全文，为何朱大韶要从《瑞桂堂暇录》中把《后序》全文抄录到《金石录》中。不仅如此，以往学界关于《后序》作年和李清照生平的纷纷聚讼，也可以有较合理的解释。比如，《后序》的作年，洪迈《容斋四笔》明确称是绍兴四年，《瑞桂堂暇录》作者据之伪撰全文，故其题署写作时间亦为“绍兴四年玄黓壮月朔甲寅日”，相互是一致的。但明清各版本、抄本《金石录》所附载《后序》皆题署为“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后人发现“玄黓岁”指壬年，而绍兴四年乃甲寅年，显然不合，所以臆改为绍兴二年(壬子)以求相合而已。但无论绍兴四年还是绍兴二年，八月朔日皆非甲寅，这就是因为《后序》本来就是伪作，故所题署年月日根本就是错乱的。又如李清照改嫁之事，宋代多种不同史源的文献皆众口一词明确记载，自可信从。但清末反对改嫁说的况周颐等人根据史籍考证建炎三年至绍兴二年间张汝舟的行踪与《后序》所载李清照的行踪判然不相及，因此认为两人不可能结婚。况周颐提出的这条证据颇为有力，主张李清照改嫁说的学者似乎并未能对此作出合理的反驳。其实《后序》是伪作，所载李清照行踪本不可完全据信，况周颐提出的证据自然也就落空了。 综上所述，《后序》存在的种种疑点，皆指向其文献可靠性本身存在问题，《后序》很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对于《后序》这样一篇名作，我们固然不能随意断定其伪；但面对《后序》的种种疑点，如果我们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却随意以版本讹误、作者误记去牵强解释，而不去认真思考研究其伪作的可能性，恐怕也不是对待文献的严谨态度。因为随意解释的实质只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后序》的种种疑点如果能得到其他合理的解释，笔者自然很乐意放弃对《后序》真实性的质疑。但是，如果这些疑问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恐怕我们就不能回避《后序》为伪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以《后序》为真作，并以此为前提去研究其他相关的问题，拒绝以开放的心态认真研究其是否有伪作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有可能自己堵住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 总之，笔者提出对《后序》真伪的质疑，并非轻率宣判其必是伪作，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讨论，以期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后序》的真伪问题能获得最终的裁定。笔者相信，无论《后序》是真是伪，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无疑都是有益的。 注释： ①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180页。本文所引《金石录后序》皆自此书，为省繁复，不再一一出注。 ②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页。 ③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7—329页。 ④黄墨谷《李清照易安居士年谱》，《重辑李清照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3—164页。 ⑤马里扬《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200—201页。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14页。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26页。 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36—237页。 ⑩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64页。 (1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册，第163页。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71页。 (13)马里扬《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认为张遇起事于淮西，不得称“江外之盗”。其实古人称“某盗”，未必指其起事之地，多指其当时所在之地，故同一“盗”可以有不同指称。比如宋江，史书或称“山东盗”，或称“京东贼”，或称“淮南盗”。又如李昱，史书或称“济南寇”，或称“兖贼”，或称“任城寇”。张遇当时自真州攻镇江，称“江外之盗”，正相切合，似无可疑。 (14)脱脱《宋史》，第11094页。 (15)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6页。 (16)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4页。 (17)参阅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墨迹原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18)脱脱《宋史》，第454、459页。 (1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92页。 (20)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李清照研究论文集》，第331—332页。 (21)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22)脱脱《宋史》，第475页。 (23)李慈铭《书陆刚甫〈仪顾堂题跋〉后》，褚斌杰等编《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1页。 (24)夏承焘《〈易安事辑〉后语》，《夏承焘集·唐宋词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171页。 (25)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4页。 (26)洪适《隶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3页。 (27)上海图书馆所藏十卷宋刻残本，清儒江藩等曾误以为是开禧刊本，但近年被证实为淳熙刊本的后印本。 (28)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571页。 (29)陶宗仪《说郛》卷四六，中国书店1986年据涵芬楼1927年版影印本，第7页b。 (30)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残本《金石录》卷末朱大韶手跋真迹。皮迷迷女史代为查阅，谨表谢忱。此跋又载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第30页。 (31)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残本《金石录》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