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中国金融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金融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已近20年，这一时期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并逐步实现了由中央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价格机制在农业，继而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引进带动了效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长，从而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强国。
同期，中国的金融制度也经历了重大变革，但平心而论，在许多方面仍滞后于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本文着重讨论在当前和今后金融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之间的关系，银行管理和监督的必要性；货币政策和手段及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
1.引言
我们专门小组的成员很高兴被邀参加这次“迈向2020年的中国”的研讨会。或许有人会认为提前23年预测中国的未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法，但如果回忆一下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进程的话，我们会看出这次研讨会是多么适时。
这次我选的主题是中国的金融制度。我很欣赏中国在生产领域取得的许多进步，诸如GNP、农产量的超额完成任务，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也要看到，如果没有同步进行的金融改革做保证的话，这些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金融改革使得（1）人们愿意把财富增加的一部分用于储蓄；（2）增加的储蓄可能转向投资；（3）经济实体之间的支付能够顺利、及时地进行；（4）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过去，由于上述条件的不健全曾屡次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便证明了关注金融体制发展的必要性。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整个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下，回顾1978年来金融领域的改革；第二部分讨论在新的世纪中国金融体制仍将面对的主要问题。简言之，中国金融改革落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步伐，因而很值得深入研究。
2.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金融体制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受到严重破坏的交通设施。50年代初，基础设施恢复到战前水平，通货膨胀达到控制目标，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增长速度上。
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结构。大的国有企业负责工业生产，各省的农村公社负责农业生产。国家计划对各行业及国民经济的具体目标作出现定。中国金融体制是计划中相应的一部分，只存在一家垄断银行，即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融和在一起，或更准确地说，中央银行没有货币控制的功能。信贷计划根据已确定的具体规划分摊给地方和企业，作为补充，现金计划规定了在计划期内需要多少货币注入或移出。
在50、60和70年代，这种具体的金融计划体制，从表面看来对抑制通货膨胀颇为有效，但实际上，这期间产量的波动极大，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都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紧跟的是经济混乱和生产大幅下降，只是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物价，产量的波动才没有引起价格的剧烈变动。
总之，从二战后到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是发达国家勉强能接受的标准，其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人口的农业，年均增长率只有2%。对中国来说，这一速度尚未达到其增长潜力的一半，更不可能对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注重实效和循序渐进的，中国的领导者们有一个中心目标：逐步下放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同时，利用金融手段刺激生产的增长。其结果是希望通过发展生产力总要素带动总产量的加速增长。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建立，最后扩展到城市企业改革。可以说，改革取得了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最成功的经济发展。
与生产结构改革相伴随的必然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在中央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垄断信贷显然已经同成千上万接受价格刺激的企业所构成的生产结构不相适应了，因此，需要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即商业银行体系，同时，需要建立一个货币的权威机构（中央银行）受托管理并控制货币和信贷总量。1979年，金融改革措施紧急出台，此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而非预算拔款。
从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生产结构的改革必须伴之以金融制度的改革。首先，从过去的垄断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三大专业银行，即中国农业银行（ABC）、中国建设银行（PCBC）和中国银行（BOC）。中国农业银行具有自我解释权，管理各类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建设银行负责原中国政府管辖下大规模的建设开支；仿照苏联，中国银行负责外向的存储和借贷，大约5年后，1984年第四个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也从中国人民银行中脱离出来，管理其他的商业活动。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就成为国务院指导下的中央银行，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监督金融体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作为典型的中国改革进程，金融体制改革历经了一段时快时慢的发展道路。例如，1984年改革后，又经过了好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与其分离出来的其他银行结清帐务关系，这才使得中国银行可以专门控制货币总量，衡量对其他银行的净贷款。1984年，根据存储类别和银行类别，订立了20—40%的差别准备金制度。第二年，根据实际情况，准备金统一降至10%。尽管如此，要是没有可靠的收支表，中国人民银行是无法做到有效监督的。
更为麻烦的是，其他银行结清帐户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积存了大量多余的储备金——这无疑是预期通货膨胀的一枚定时炸弹。原因有二：一是垄断银行分离时，其他银行在中国银行有大量挂帐存款；二是随着信贷扩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信贷监控能力的不足，这种挂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较弱的预算限制和较低的贷款利率促使各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拆借出过量资金）。
新体制另一让人担忧之处是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可以不在中央控制下自行放贷。因为，实际上各省和地方的银行都被地方政府视为自己的附属物。虽然各行贷款总量要受到贷款计划的控制，但利用临时信贷可以跨越这种限制（因临时信贷属于短斯行为，不算在贷款计划内）。
新的金融体制在早期（90年代以前）曾遇到过一些问题，这是深层次结构变化的必然产物。但是，如果同国有企业无力自我改造、效益不高等实际问题放在一起时，上述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事实上，在80年代末，专业银行除了为不景气的企业筹措证券资金外，几乎别无选择，而中央银行也只能通过“临时信贷”再向专业银行提供资金。这之后引发了1988年和1993年的通货膨胀。
3.今后的挑战
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引发的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控制。1993年11月中国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国金融体制现代化和发展的指导方针，并于1995年制订了《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利率交得更为灵活，储备需求建立在超额的储备存款上（控制定时炸弹）。市场开放，银行间的市场也已形成。尽管信贷计划对四大银行仍然有效，但小型商业银行的贷款高限已根据资产负债比率重新确定。既然如此，当前金融体制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今后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呢？
（1）国有企业的现状
毫无疑问，新世纪中国金融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贷款信誉不足。中国金融体制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与国有企业改革联系在一起，这两个问题是2020年议程中首先要考虑的。
据估计，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变动范围较大，最高能达到专业银行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原因何在呢？中国人民银行引证说是由于对外开放后，国有企业竞争力不足。但这只是部分原因，其他方面包括：国有企业还要负担政府职能，为职工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金；不能裁减职工；有义务帮助效率低的企业。总之。国有企业——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主要客户——在与新的、更具效率的集体和私人企业竞争时明显表现出自我束缚和缺乏竞争力，但关闭国有企业又极为困难。专业银行必须帮助企业收购未卖出的股票，承担他们的经营损失。所以，企业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是今后20年的重点。
（2）银行管理和审慎监督
中国金融体制的健康发展与借贷者的信誉有关，但银行机构对借贷者信誉的评估和对债务的管理能力也很重要。另外，它还会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个金融体系监控能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国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监督工作被称为“稽核”。中国人民银行的稽核权仅限于监督利率、银行储备金以及贷款等是否有关法规和信贷计划，不包括对资产（即贷款的风险程度）、资本和管理水平的评估。实际上，各银行也不会同意对其经营进行如此详尽的检查。
随1995年《商业银行法》和《中央银行法》的出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新法明确要求各银行进行有效、谨慎的管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总控制。这种做法虽在法律正式颁布之前就已开展，但尚需不断完善，他国经验表明，银行的监督管理手段应依据新的金融产物和技术的出现时常更新。
（3）贷币政策
如上所述，中国货币政策的发展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例如，当大部分的商品和服务都已实行市场自由定价时，存贷利率仍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后确定。目前大约有200个这样制定的利率。尽管所谓的私营商业银行已不再纳入信贷计划中，而是根据其资产负债比率自行决定贷款，但占银行总业务量80%的四大专业银行必需遵守信贷计划的上限。
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说，国家通过储备金继续控制大部分的银行存款，并将这些资金重开渠道，投入到需优先发展的活动或部门中。换言之，储备金不仅是宏现管理信贷规模的一种方法，而且还可以作为信贷政策的手段之一。
在最高权力机构进一步肯定中国人民银行的钞票发行权后，货币管理体系被证明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这种体系虽然可以对货币总量和贷款规模进行有效控制，但是对合理分配的作用却不大。因此，需要建立价格机制，即由市场确定利率。
过去两年，中国已开始向新体系迈进。如上所述，国内小型的银行业务往来市场已经形成（此之前，只在个别地区有活跃的银行业务往来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也已开始在小范围内初步进行开放市场的操作。尽管只是尝试性的，但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今后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银行间往来市场，并为之注入活力。在这样一个市场上确定的利率才可以成为市场开放的依据，并最终成为银行存贷款的基础。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建立现代化的货币管理体制。
（4）金融体系的结构
金融体系的结构可能是2020年议程中最具争议的一个议题。80年代初，银行体系包括：四大专业银行及其相关的城乡信用合作社、中国人民银行，后来新增的13个商业银行（其中5家仅有国内业务）、3个政策性银行和相当数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从1993年起，企业可以自由地与多家银行建立帐户关系。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尽管其经营人民币的业务能力极为有限，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
由于金融机构的膨胀，四大专业银行和其城乡信用合作社仍负责大量公众贷款。按计划，三个政策性银行有义务减轻专业银行政策贷款的负担，但具体做到什么程度并未确定。政策性银行没有考虑到在其建立之初就已存在的政策贷款问题，致使专业银行的资金及行政负担的增加。
综上所述，专业银行正受到由不良贷款引起的潜在问题的困扰。此外，四大专业银行和现代商业银行相比，是否规模过大，影响了有效运行也是问题之一。简言之，需要重新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现状，以便确定合理的、适合中国经济情况的银行数目，并在地区或国内市场上展开金融机构间的充分竞争。显然，只注重金融机构的规模是不够的，还要在其他方面提供帮助，诸如提高职工的素质、减轻其政府性的负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以及最主要的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在中国走向金融体制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利用政策措施解决的主要问题。虽然改革面临的困难重重，但中国已取得的成就是鼓舞人心的，我相信在中国迈向2020年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会得到成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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