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村论文,心理特征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59(2003)02-0085-07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景观。就小说而言，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有的执着于世俗现代性，着力叙述现代市民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故事；有的以反讽叙事消解着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的残存威力；有的立足于审美现代性反抗波涛汹涌的世俗化；有的返回乡村试图寻找精粹的传统以救度日益萎靡的人心；有的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借鉴深入地探求着自我之可能。在这种种立场中，北村、张承志等人展示了另一种向度，他们直接进入宗教语境以期觅得意义的中心，从而呈现出独异的面貌。无论他们的艺术成就、思想深度如何，他们能在中国这种无神语境中如此鲜明地展开神圣叙事，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北村在80年代中期是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登上文坛的。他初期的小说所营构的精神迷津与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的小说一道展示了先锋小说那令人退避三舍的形式技艺。但从1992年北村皈依基督后，他的小说顿然改观，专注于展现人的生存困境，追问人的生存意义，直面现实存在，并试图描述现代人可能的得救之路。本文试图在分析北村转变后的小说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指出北村小说内在精神理念转变的根由，以及北村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和局限，并由此反思中国文学的精神立场问题。
一、质疑实用理性
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本特征无疑是实用理性。这种理性精神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经固定成型，它不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现实、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而且极端重视现实实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就是由它来规定的：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和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昧服从等等。这种实用理性是建立在现世的自足性和人性的自足性的基础上的。儒家的社会伦理世界就是自足的现世。人在这个现世中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的世间生活之中，在这种日常现实世间生活的人群关系之中，便可以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成、心灵的满足和安慰。这也就是“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在这种实用理性文化中，人性被认为从根本上是万德自足的。如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因此人也就不需要的舍弃现实世间、否定日常生活，而去另外寻求灵魂的超度、精神的安妥和理想的世界(注：参看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4页。)。这种实用理性文化与世俗现代性的内在精神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中国人在现代转型中并不会感到极度的精神痛苦。
实用理性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以诗歌为例，这种实用理性直接决定了诗歌吟咏的题材要么是与政治有关的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等，要么是与非政治有关的情案思慕、耕读之乐、相逢契阔、山水田园等；而少有对宇宙的神秘和人性的深渊进行探索的。就当前小说而言，实用理性依然主宰了绝大部分作家的精神立场。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家中，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人对现实的关照方式就是典型的实用理性精神。至于90年代以来大写都市欲望的邱华栋、朱文、何顿、卫存慧等人更是深深地拘囿于实用理性主宰的现世中。他们都未真正意识到现世及人性的终极困境，虽说他们已经不再像儒家圣贤那样在现世建构社会伦理，但他们依然是在现世范围内寻觅着人的生存合理性，有的更是沉湎于现世的物欲欢歌中。
北村小说却极为尖锐而彻底地质疑了实用理性文化。在实用理性文化中，现世是惟一的天道与人道相结合从而具有意义的自足世界，而北村小说却质疑了这种现世的自足性。在他的小说中，现世是完全黑暗无光的沉沦世界，强力、金钱、欲望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要素，属人的价值难以生成，因此现世处于一种荒诞的自我否定之中。《施洗的河》中刘浪和马大大肆争斗的樟坂就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非理性的冲动控制着每一个人，最后这个城市只能焚毁于火海之中。《孔成的生活》、《伤逝》、《公民凯恩》等小说中的现世无不是风雨飘摇的黑暗之地。这种现世的欠缺在北村小说中最典型的表现于现世中单靠人自身的努力无法建立人与人之间本真的关系。譬如被儒家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的血缘亲情在北村小说中就杳无踪影。刘成业对刘浪的冷漠、超尘父母对超尘的不闻不问、周渔父母对周渔的怨毒等无不表明血缘亲情的淡漠与脆弱。人与人之间本真的关系无法建立，情感的阙如使得北村小说的现世变得极为荒寒，显示出匮乏的本相。北村小说还展示了实用理性文化所确信的现世功业(在现代文明的用语中就是自我实现)的局限。《消失的人类》中的孔丘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孩子到拥有三亿资产的农民企业家，从世间功业上看是成功的，但他却无法在这种现世功业中找到安居现世的理由，最后只能成为消失的人类。另外刘浪、康生瞪人无不如是。现世功业的意义阙如从一个侧面表征了北村小说对实用理性的质疑。
北村小说还彻底地质疑了人性的自足性。在实用理性文化中，人性被视为不存在终极矛盾的，从本然上看是善的，因此人只需保持、呵护本然之真，并不停地返回本然之根基，人就能建造出合理而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北村小说却指出人性深处的黑暗与罪恶确实存在，人性在终极上并不是和谐的善而是充满矛盾的。这尤其表现在他的一系列写爱情的小说中。中国文学中爱情题材作品最典型的情节模式无疑是外力干预型的悲剧模式，从《孔雀东南飞》到《长恨歌》再到《雷峰塔》，从《红楼梦》到《家》再到当前文学中许多爱情故事，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原初爱情的完满和外力的突然介入，背后隐含着这样的观念：假如没有外力的介入，人的爱情必然是善始善终的。这与实用理性所确信的人性自足密切相关。但是北村的爱情小说却全是爱情的内在悲剧。《玛卓的爱情》中玛卓和刘仁的爱情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但是他们到头来彼此都没有爱的能力。一种人性深处的黑暗使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处理好，更何谈爱情。《周渔的火车》也探讨了爱情由于人性本身的脆弱而变得不可能的问题。陈清和周渔的爱情从炽热到背叛完全是内在的原因。《强暴》中刘敦煌和美娴的爱情的崩溃看似起因于美娴被人强暴这件事，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人性的脆弱与虚妄，人无法与人建立信任，也无法超越事实性的侵害。这种爱情的内在悲剧直接瓦解了实用理性关于人性自足的神话，使人不得不正视人性的深渊。
刘小枫曾说：“儒家哲学避而不谈个体性命的死亡、欠缺和无用性问题。个体的成德、历史王道的传承、社会秩序(礼乐)的维系湮没了个体生命的深渊处境问题。”(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9页。)的确，个体生命的深渊处境问题是实用理性文化的避讳之处。实用理性文化在现世和人性的自足之上关注的只是现世的乐感。而北村小说中人的终极困境的频频展示恰恰是对实用理性文化的致命质疑。这种终极困境在北村小说中首先是由死亡带来的虚无。《伤逝》中的主编钟家田得了癌症，他的死亡让超尘直接目击了虚无对生命的入侵。生命的脆弱与死亡的绝对逼迫人直面最终的绝境，巨大的虚无感使得一切现世事物彻底丧失光彩。这种绝境也是刘浪、孙权、陈凯恩、孔丘的绝境。此外，人的终极困境在北村小说中还表现为人无法单靠自己确立生存的意义。为什么活着?这是北村小说人物的终极追问。孔丘自杀前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吃饭“这样上牙打下牙是啥意思?”(注：北村：《消失的人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他们曾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据。刘浪曾说：“我儿子就是我的宗教，过去是钱、手枪、女人，现在轮到了儿子。我不管明天会有什么让我喜欢的东西。”(注：北村：《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他竭力从有限的存在者身上去建立他的意义世界，以此自救；但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只是虚妄。这种意义的匮乏和人又无法自救的终极困境使得北村小说人物大多走向灭亡之途。他们以自身的存在质疑着。面对这种终极困境，实用理性文化如若无法给出合理的解答，那么它必然会来到它的边缘。
北村小说就是这样以人的终极困境为基点质疑着怡然自足的实用理性文化的。北村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达到了别尔嘉耶夫这样的认识：“假如世界和人是自足的，如果再没有任何更遥远的和更高的，更深刻的和更神秘的东西存在，那么恶和生命之苦就是不能忍受的。”(注：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命运》，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二、质疑审美现代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是儒道禅的共同特征，它们的终极指向都是一种审美境界。李泽厚曾说：“虽然儒学不是宗教，但它超越了伦理，达到了与宗教经验相当的最高境界，即所谓的天人合一。我把这种境界称为审美境界。”(注：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下)，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35页。)儒家是如此，道家心向往之的“悠然独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是一种审美境界。至于禅宗的“拈花微笑，悠然会心”更是以审美境界为旨归。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中国人在现代进程中确立审美现代性的基础资源。王国维对净化人生的美术的青睐、蔡元培的“以美术代宗教”、宗白华对传统艺术的抉幽发微、李泽厚对华夏审美精神的再阐释等，康德、席勒、荷尔德林、叔本华、波德莱尔、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等，最后终于催生了中国的审美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或与之相关的艺术价值)，以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立法，从而达到反对工具理性的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注：参看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它常常包含着这样三项基本诉求：“一、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与价值论的地位，夺取过去超感性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的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与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的所谓的审美态度。”(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7页。)
这种审美现代性渗入到中国当前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我们暂且不说，单看文学。就诗歌而言，审美现代性在当前中国文学中呈现出两极化的现象，一是以海子、戈麦等为代表，他们追寻诗歌的神圣意义；另一是以伊沙、沈浩波等为代表的试图彻底世俗化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就小说而言，80年代的先锋小说就具有典型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它们效法的对象是西方作家。尚有另一批作家向传统审美资源掘进从而呈现出相对缓和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如韩少功、贾平凹等人：还有一些作家在尼采的酒神精神以及西方的生命哲学的熏染下展示出审美现代性的另一侧面，如莫言、张炜等。余华在创作《活着》及《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时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照世界与人生的苦难，显示的也是一种回到道禅根基上的审美精神。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人在现代化的困境中为自己寻找的一条出路，北村小说质疑了这种出路的可能性。北村曾创作了一系列以艺术家为主角的小说，如《孔成的生活》，《消灭》、《水土不服》、《还乡》、《最后的艺术家》等。诗人孔成、康生、宋代、海娃、谢安、小说家程天麻、音乐家杜林、画家柴进等人都试图“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上，并以艺术来建筑生存意义。程天麻曾说：“人总要信一点什么，我就信文学，文学就是我的宗教。”(注：北村：《周渔的火车》，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但是这些诗人、艺术家最后无不在意义崩溃中死亡或发疯。北村曾说：“诗寻找的是美和安息，也许诗人已经找到了美，但他们没有找到安息，我可以从无数作家自杀中找到证据，来说明这一种失败。”(注：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艺术能提供美，但不能提供安息，那么所谓的艺术具有宗教式的解救功能就是虚妄。北村又是如何展示这种虚妄并质疑审美现代性的呢?
北村小说首先展示了一批艺术乌托邦中的艺术家，如《孔成的生活》中的孔成、《水土不服》中的诗人康生、《还乡》中的诗人海娃等。诗歌艺术是他们与世俗对抗的最后堡垒。孔成在杜村离群索居，沉湎于《无法建筑的国》的意境中。海娃寄居于一所乡村中学，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一心只想写最好的诗歌。但是他们的艺术与生活是彻底分离的。艺术是高洁的、属灵的，生活却是卑俗的、沉坠的。这种分裂对他们来说尤其致命。他们无法以艺术把生活诗意化，那么艺术进入越高的境界，分裂就越明显。当艺术使他们与生活分裂时，他们也与真理分裂了。没有生活，没有爱，哪会有真理呢?艺术创造出来的困境出现了：康生因无法忍受生活而自杀，孔成、海娃因艺术失去生活之根无以为继而失踪。
那么试图把艺术引入生活使生活艺术化会怎样呢?北村在《最后的艺术家》中展示了后现代艺术的困境。崎下村是个后现代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在这里，画家柴进与一只猪为友，画画就让猪尾巴蘸上颜料在面布上乱涂。诗人谢安写诗就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按照一定的顺序找到相应的字，组成一首莫名其妙的诗。音乐家杜林以拉琴背敲琴弓为音乐。他们所谓的艺术名义上是表达世界的荒谬反抗世界的堕落让艺术与生活相联系，实际上他们只不过以他们的作为强化了世界的无意义状况。有论者指出：“上帝的超验世界消失以后，便剩下有限生命的绝对性，此在被推到首位。既惟有生命欠然本身值得肯定，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然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光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和无耻理直气壮徜徉于世。——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审美的水平上——丑就是美，即便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5页。)后现代艺术家进入的恰恰就是这种困境。当杜林等人把大便等当作艺术品拿出来展览时，审美现代性的神话就已经按照自身的逻辑走到了尽头。乌托邦型艺术的致命欠缺是与生活分裂乃至与生活为敌，后现代艺术则以艺术的名义制造着混乱与无意义。这反映了审美现代性在失去神圣的规约时的尴尬处境。
北村小说对审美现代性的质疑最根本的还是指出审美现代性无法给人的生存确立价值根基。审美现代性试图从感性上确立世界的根基，但是感性的多元性使得这种根基必然是不可通约的；而在一个不可通约的价值根基上，价值世界又如何可能?《最后的艺术家》中那些艺术家之间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世界，他们的价值标准是感觉上的新奇、怪异、多变等；因此当杜林回家承担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时，他必然要受到艺术家的嘲笑。伦理道德被审美感性视为无价值而遭到抛弃。审美现代性试图把当下感性确立为价值根基时，就只可能使世界和个体的意义永远漂泊无着。北村指出：“事实上美是从来不对真和善负责，更不对艺术家本人的生命负责任，反而它像一根绞索或一条水蛇，使艺术家沦落在体验中，这种体验以自我为起点和终点，以黑暗为灯，以颓废为特征，吸空了人血液之后，留下了千篇一律的结局：发疯或自杀。”(注：北村：《活着与写作》，见《大家》，1995年第1期。)当然，北村在这里针对的是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美。面对这样的质疑，尼采是否还能从容地说：“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的理由?”(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5页。)
三、确立超越精神
北村小说如此彻底地质疑实用理性文化与审美现代性，几乎已经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边缘了。这时必须有崭新的维度出现人才有可能，那就是超越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都固执于人性的足乎已而无待乎外，在一重世界中营构着人的生存之域。但是“真实的超越须以超自然、超历史的神性形态为前提，以自然或历史之外的神性国度为依据，以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为他域才有可能。”(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109页。)而实用理性与审美现代性文化恰恰拒斥神性形态的介入，它们要么试图在现世的社会伦理中，要么试图在感性审美中建构人自足的世界。超越精神却是建筑在对现世与人性的有限性的尖锐认识之上的以神圣存在为旨归的精神。现世与本然人性的欠缺乃是超越精神的逻辑起点。人的价值根基绝不能设定于欠缺的现世与本然人性之上，否则价值虚无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神圣存在建构的世界完全超越于现世；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反抗着既存的事实性，向神圣存在展示的可能性生成。这种超越精神绝不断然舍弃现世与本然人性，它只不过把人救度到神圣世界，使他有可能承负现世恶与生命之苦，但依然保持坚定的价值关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要么被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世界拒斥，要么被大而化之的自然与超脱于世的空无拒斥；至于现代转型中的中国文化，超越精神则被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双双拒斥。
中国古典文学与超越精神的关系向来极为薄弱。五四以来，鲁迅、曹禺、穆旦等少数作家恢复了对宇宙和人性神秘的直感，从而使中国文学重新展示出超越之维。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在精神领域内勇于探索，但确立超越精神仍极为艰难。有的重新被传统的道德狂热所羁绊而失去人类感，如张承志；有的被传统超脱情怀所拘囚，如余华；只有在史铁生、残雪等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展示出人的可能世界与可能生活，从而禀有一种弥足珍贵的超越精神。
在确立超越精神的艰难之行中，北村小说首先展示了人性深处无发挥去的罪性。这种罪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的自居为义。超尘、玛卓、刘仁、周渔、孔成、康生等人都是一些具有精神洁癖的人，他们总是认为与生俱来的东西才是最本真最纯洁的，这种对本然人性的确信就是典型的自居为义，其直接结果就是妄自尊大。他们轻易地把外界一切判为世俗而没有价值的，似乎只有他们才持守着真理。他们的人生在护持与抗拒中自我封闭、向内坍缩。最后的结果就是复归婴儿式的赤子心理；人生被视为丧失的过程，他们不愿长大，最终只能是人性的彻底沦落。罪性之二就是对现世有限的存在者的偶像崇拜。刘浪、马大之于金钱，周渔、陈清之于爱情，孔成、海娃之于诗歌等都是偶像崇拜的例子。他们在罪性的纠缠中无法展开人生，把人生建构于不断向上的超越之中。
这种深渊处境被北村称为“人的尽头”：“意义一旦有了危机，一个人将面临不知所措的局面。所有人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真正的恐惧就产生了，他有了一个旷野的地位，并且试图呼告，但即使走到人类的尽头，也只还有人类的气味，这巨大的尴尬击溃了人最后的自信。”(注：北村：《施洗的河》，第255页。)刘浪在绝境中像约伯一样自诅其生辰。孙权在监狱中与死亡劈面相迎，也陷入了这样的绝境。更为凄厉的是康生，他第一次跳楼自杀未遂，第二次竟然先在地上放上碎酒瓶，再呼啸而下，直扑死亡。在人的尽头这种深渊处境中，任何属人的安慰都无济于事。无底的深渊呼唤着无限的存在。假如没有神圣存在出现，人就只能铤而走险；假如神圣存在出现，人能倾空自己，接纳它，人才会有救。克尔凯郭尔曾说：“信仰活动的造成靠的是荒诞。”北村小说有一部分主人公终于在荒诞极境中奔向对神圣存在的信仰。北村认为这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舍勒曾指出：“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其尽一切可能仿如上帝爱事物般地爱事物，并且在爱的行动中体悟神与人的行动正好交汇在价值世界的同一点上。”北村小说最后确立的就是这种最高境界，即超越性的爱的境界。刘浪在获得信仰后首先竭力去救助他原来的仇敌马大，孙权皈依基督后恒切地为他的情敌马志祷告，张生在感领了神圣的光照后拨通了给小柳的电话。在此，爱彻底摆脱了人的本然性情的冲击而巍然屹立在超越性的神圣根基之上了。在这新的根基上，他们的世俗生活才有可能蜕掉腐朽的素质，重新复活，欣欣向荣。北村的《东张的心情》还展示了超越性的爱在历史之恶中存活的奇迹。
超越精神的确立是北村小说的最终意图，它的表达就是真正的信仰。“信仰就是毫无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的否定时仍然持重挚爱与希望。它使人禀得一种超越性的心智力和感情素质，使人超逾存在的限定与伤害，进入神圣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又使人积极地、挚情地参与生活的更新，因为信仰也是对那种面临苦难、贫乏、痛苦、自弃而无动于衷的自由感的否定。”(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3页。)至此，人能承负起现世之恶与生命之苦，并毅然地在新的根基上建立他的生活，爱情、艺术也自然可以根深叶茂、春华秋实了。这里没有任何厌世主义的踪影。厌世主义者往往是在自己无能获得价值时转而诋毁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者，他们的症结乃是自我中心主义以及看不到价值的超越性根基。北村的小说主体虽说是展示世俗的堕落场面，但是它们并不是对世俗本身的否定，而只不过指出，假如没有神圣根基，任何现世的价值，如爱情、艺术等均无法确立。厌世主义是在虚无中堕落，而北村小说乃是在苦难中追寻。
四、北村的意义与局限
如果把北村小说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背景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存在是极为独特的，与整体背景具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态势。那么《施洗的河》这些作品相对于中国既存的文学来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北村在《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一文中，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处于无神的传统，终极关怀常常下降为道德关怀，“对民族存亡危机的思考代替人类关怀成为最高的精神事务，生命体验成了道德感和民族情感的体验。”(注：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见《钟山》，1995年第6期。)的确，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发展了实用理性文化，渐渐丧失了对人类与宇宙、自然、世界分裂与对立以及人性的矛盾的尖锐感受。中国文人常常把自己感到的所有社会矛盾都归入帝王的政治治理，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归罪于个别人的道德品质，他们大都丧失了一个永恒的人类目标。这种文化精神落实到中国文学中就是少有具有超越性的人类感的作品。而北村小说却直接深入到人的存在深渊与边缘处探索人的生存可能性。别尔嘉耶夫认为：“真正的悲剧是，人在其中向上帝呼救，从深处向上帝求告，而不是这样的悲剧，人在其中向社会呼救。”(注：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命运》，第210页。)北村小说展示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悲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北村小说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终极关怀之维。
就当前文学而言，北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南帆曾认为：“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们的时代更为显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最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牵动这一批问题，使之得到一个环绕的核心，或者有机会浮出地表。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谈论一个时代。”(注：南帆：《先锋的皈依——论北村的小说》，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北村小说直接触及当前时代的致命欠缺处，即意义的匮乏与根基的崩毁。无论是以实用理性为基点的世俗现代性所倡导的进步的历史观，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是审美现代性所钟情的艺术化人生，还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倒退复古，从根本上看都是缺乏价值根基的海市蜃楼。面对这种情况，北村勇于直面存在、直面现实，把这种现实的根本困境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揭露出来，这有莫大的意义。
北村曾说：“作为一个作家，对人自身最坚决、深刻、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能来自于信仰。对我而言，人文精神就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我感动的源泉，写作是依靠感动而不是依靠感觉的，感动里有真知，感觉却是没有原则的，在感觉里，语言可以成为游戏，颓废情绪可以歌颂，自渎可以接受。”(注：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北村毅然否弃感觉主义、虚无主义立场，持守一种追寻神圣的超验立场。这也是北村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怀疑自然并不是缺乏神圣关怀的表现，但怀疑主义却绝不可能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状态。在真正的信仰面前，永无休止的怀疑必然是人的病态的表现。
当然，北村在精神探求方面的意义也无法遮掩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局限。北村小说总体上给人一种尖锐、急促、奇崛、粗犷的黑白分明之感，而少了点阔大、丰富、雍容、细腻的色彩繁复之美。他的小说人物基本上只有三类，在世俗中堕落的人；在世俗的边缘痛苦不堪急待拯救的人；确立了信仰的人。三类人中，第二类是小说描写的重点；而其他两类人仅有粗略的描写，有时仅为道具。北村小说的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无疑忽略了人性的丰富性，更违背了真正的小说精神。卡夫卡曾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特有的追求幸福的需要。”(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这也应是小说的一条形而上法则。北村小说若能更细腻更真实地探查人性的深渊，深入到人的世俗生活最隐秘的角落去，细腻地体察每个人的生存处境，再以一种盈盈爱意把真实情况呈现出来，并依然保持着信仰者的批判眼光，那么它们或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此外，北村小说的情节给人一种极明显的单调重复之感。人物的命运似乎总在沉沦与救赎之间展开。更为致命的是小说主人公，如超尘、玛卓、康生等人，自始至终没有内在精神发展的态势。这倒与中国叙事文学很相像。中国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大多是缺乏内在精神发展的定型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等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实用理性依然制约着作家与人物?北村小说若能更深入地勾画出人物的精神发展史，而不是静态地展示固有状态，它们就能突破单调重复的窘境。
北村小说常常终止于人物获得信仰时，如《施洗的河》、《孙权的故事》等。获得信仰前，是混乱、匮乏、无意义；获得信仰后，是秩序、丰盈、神圣性。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人一有信仰，天地就顿然改观，“一切都是和谐的。”(北村语)这是否典型的中国人对信仰的功利主义的理解?基督教信仰并不意味着能彻底地改变世界的沉沦状态，而只是意味着人能依靠着神去直面现世之恶与生命之苦，并毅然地给出爱。这里有的倒可能不是马大所向往的安慰与安息，反而是一种健动有为的痛苦，当然这是一种旨在消除痛苦、建立爱的有意义的痛苦。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不都是在揭示这个道理吗?北村小说若能超越于对信仰的这种功利主义式的理解，更大胆地去探索人获得信仰之后的境况，去展示爱是如何确立的，它们必将给予中国文学更多的馈赠。
最后，北村必须处理好小说家与基督徒这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小说家与基督徒并不天然具有冲突的可能，西方的文学大师们就是例证。但是对于一个使命感太强的中国基督徒来说，小说家这一身份或许会被利用，当作传道的工具。北村在信仰基督后写下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注：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这句话已经揭示出小说家与基督徒双重身份的冲突了。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应是存在的一种探险，它起于未知，经于人性的深渊，终点应是开放的。而在北村这里，小说成了基督徒对堕落世界的打量了，因此小说很可能成为载道的工具。真正的信仰，对个人而言，也许是幸事；但若处理不当，对文学而言，则有可能是不幸。文学不能因为宗教而消亡，文学应该因为有宗教信仰而更为光华煜煜。
注释：
(16)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7)舍勒：《爱的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6页。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拯救与逍遥论文; 人性论文; 施洗的河论文; 现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