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记录下的社会变迁——20世纪初叶至1937年的上海唱片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叶论文,上海论文,声音论文,世纪论文,唱片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唱片的诞生以及传入上海
1877年11月6日，时年30岁的托马斯·爱迪生研制了世界上最初的留声机，这台装置录下并播放了他亲自演唱的“玛丽有只小羔羊”。（注：《クロニツク世界全史》，讲谈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页。）留声机也称为唱机，是使唱片发放声音的装置，由旋转机构和唱头两部分组成。旋转部分由弹簧发条驱动，使水平圆盘和置于其上的唱片作匀速转动，并由调速器控制圆盘的转速。唱头一端安有金属膜片，膜片中心和唱针相连。唱针随唱片的转动而发生振动，并由杠杆作用将振动放大，推动膜片作相应的振动，由此可听到加强了的与灌片时相同的声音。为使膜片的振动能够有效地发声，必须在膜片后接一只喇叭。（注：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8页。）1887年，旅居美国的德国人伯利纳(Emil Berliner)研制成功了圆形唱片（也称蝶形唱片）。1891年，他再度研制成功了以虫胶为原料的唱片，发明了唱片的生产工艺。1895年，爱迪生建立“National Phonograph Company”，开始有规模地生产和销售留声机。在此前后，包括伯利纳在内的一些欧美人士也开始兴办企业，生产、销售唱片和留声机。（注：“大事记（一）世界录音技术发展史”，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网站(www.ecrsc.com)。）唱片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开始发展起来了。
唱片与留声机问世以前，比较忠实地记录下声音并将其再现只是人类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现在，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声音能够被复制、传播，给人们的听觉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由于听觉的内容与质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唱片和留声机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器物，关键之处在于它们可以通过左右人们的听觉使生活发生改变。而人们对感官享乐的追求，就成为其进入社会生活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唱片在欧美方兴未艾，即传入上海。若干资料显示，最早在20世纪初叶，上海的洋行已开始销售唱机和唱片，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唱片和留声机的城市之一。（注：“大事记（一）旧中国唱片工业”，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网站(www.ecrsc.com).）
二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唱片业发展的历程
1.20世纪初至1916年：外国唱片一统上海市场的年代
20世纪初年出现在上海的唱片和留声机，均为清一色的外国产品，主要由洋行负责销售。一些洋行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推销相关产品，英商谋得利洋行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家。“谋得利”英文名为“MORTRIE”，由英国商人于1850年设立，是一家长年生产、经销风琴、钢琴等乐器的琴行。唱片传入上海之初，该行即将之纳入经营范围。
1905年2月18日《时报》第246号第4页第一张上就登载有“英大马路英商谋得利有限公司”的广告，大标题为“普天下第一等”，小标题是“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该洋行称：“刻由英美名厂托本公司独家经理头等唱戏机器，比以前他项之货大不相同，每只自念四元至二百余元，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洋操时调、男女哭笑，一应俱全。”并特别指出“仕商赐顾，请认明大小机器底面有本公司牌号以及坐狗牌为记。讲买之时，祈认明机器上黑底白字铜牌子，西字号码方是真货。京调用仙孩牌，洋、广调用坐狗牌为记。”（注：《时报》，1905年2月18日。）
除了洋行，一些别的机构也会参与此道，包括报馆。同年3月2日《时报》第259号第四页第一张上刊登着时报馆“寄售留声机器”的广告，内称“今有美国哥伦波制造之头等留声机器，全副唱筒三打，均唱外国戏调，装置一匣，售价七十五元。如合意者请来本馆领看可也。”（注：《时报》，1905年3月2日。）
所谓“坐狗”即“狗听喇叭”，是1901年10月成立于美国的“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中文简称“胜利公司”）所使用的著名的“Nipper”商标；而“仙孩”则是英国留声机公司所使用的商标，英文为“Angel”。这两家公司当时都属伯利纳所有。所谓“美国哥伦波”则是指1888年以来闻名于世的“Columbia Recorders”（即哥伦比亚唱片公司）。20世纪初叶，“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Columbia Recorders”在美国的留声机及唱片生产方面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时报》上的广告表明，1905年前后，上述两家企业的业务已经延伸到了上海，彼此进行竞争。
当时上海唱片市场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据中国音像协会称，“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国产唱片’是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VICTOR)灌录的我国京剧大师孙菊仙的《举鼎观画》、《捉放曹》等。”（注：“纪念中国唱片10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中国音像协会网站(www.chinava.org)。）国内生产唱片的其始年份是1917年，因此最早的所谓“国产唱片”或是由外国公司委托代理洋行先在中国灌音，然后在国外加工成唱片；或是灌音、制作过程全部在国外完成。英商谋得利有限公司在广告中所述的“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一应俱全”等等，全部是在外国制作的唱片。这是中国早期唱片的一大特色，也反映了外国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所做的本土化努力。
外国企业在上海的竞争是激烈的，数年内，英商谋得利有限公司就不得不采取了减价促销的手段，并着意宣传本公司代理商品的独到之处。1911年7月1日的《申报》刊登了该公司的广告，以“比别家之货加响十倍”和“特别大减价”作为两大卖点，内称“近有陆续新到最新式大、小唱戏机器，以及内廷超等供奉演唱京调、梆子、南北坤角、时调、淮调、大鼓、小曲、广调、汉调、外国洋操、跳舞、哭笑、言语，可称世界上无双之佳品。”（注：《申报》，1911年7月1日。）而在这则广告的左侧，并列刊登着老晋隆洋行发布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产品的广告，标题是“新到可伦布厂改良留声机器、戏片”，宣称“敝行新到马蹄牌留声机器、戏片，较前格外精美制造，各省超等名角、内廷供奉所唱京都梆子、昆腔、滩簧、小曲、时调、大鼓、洋乐、嬉笑、歌舞等，皆声音洪亮，并制之坚固，久用无伤。贵客爱顾曲者请驾临小行，试听不取分文。”（注：《申报》，1911年7月1日。）
正如上述广告显示的那样，20世纪初年的上海留声机及唱片市场是各欧美公司的一统天下，它们通过代理洋行进行着激烈竞争。为了开拓市场，增加销售量，各洋行使出了浑身解数：推介新型的留声机、扩充唱片的内容、实行价格优惠、免费试听等。
各洋行在宣传留声机的品质时，尤为注重声音洪亮、制作精美、以及经久耐用等方面。这反映了当时消费者对留声机在品质方面的重点要求，尤其是在视留声机为“唱戏机器”的年代，消费者对声音是否响亮特别在意，拥有“比戏台上唱更响”的留声机，无疑会令上海的主顾们十分称心惬意。
至于唱片的内容，可谓中外杂陈。当时本土内容的唱片包括戏曲、曲艺以及各地小调。主要的还是京剧、粤剧等大剧种，所谓“一应俱全”是完全不可能的。上海各洋行销售的所有唱片都是在国外制作的，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17年。
2.1917年至1930年：上海本地唱片企业的兴起
(1)百代公司的登场
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是由法国商人乐浜生（又作“拉班萨”）于1908年设立的，最初位于南阳桥（今西藏南路）。
乐浜生于19世纪未来沪，在南阳桥附近靠设摊拉洋片、用留声机播放唱片为生，达数年之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于1908年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聘请法租界公董局常务董事张长福为买办。公司在南洋桥租房，经营范围包括销售留声机和唱片，以及电影机械、影片等（注：《申报》，1916年9月3日。）。所有商品均为外国制造。由于公司购置了一套录音设备，因此时常请京剧名角前来灌音，运回法国制成唱片后返销中国。（注：《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第7篇“家用电器商业”，第2章“电讯业”，第1节“沿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这一时期的百代公司曾有这样的自我夸耀：留声机器，双面戏片。诸色音调，一律齐备。唱句真确，毫无虚伪。金刚钻针，不须更换。机匣华丽，物美价廉。诸君试听，当知非谬。函索样本，即寄弗延。（注：《申报》，1916年9月3日。）数年后，乐浜生积聚了更雄厚的资金，随即筹划扩大事业规模。1914年（或为1915年），乐浜生购下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在此建设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的新厂房。1917年新厂房落成，开始生产粗纹唱片，（注：《徐汇区志》编纂委员会《徐汇区志·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以“雄鸡”为商标。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唱片生产企业。
投产后，百代相继在四川路（今四川中路）99号、福州路58号设立门市部销售本公司的产品，又与人合资在南京路613号（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旧址）成立了宝芳百代公司。
百代的“雄鸡”很快唱响了上海，乃至全中国。1919年7月，百代开始发行新出版的多种唱片，包括刘鸿声的《苏武牧羊》，龚云甫的《徐母训子》，杨小楼的《落马湖》、《小香水》、《辕门斩子》，苏廷奎的《路遥知马力》等。（注：《申报》，1919年7月2日。）“百倍东山丝竹、代传南北歌词”正是百代公司雄心壮志的写照。（注：《申报》，1919年7月2日。）
(2)上海唱片业三巨头的形成
1917年，又有一家唱片生产企业在上海虹口大连路上诞生了，这就是得到孙中山大力扶持并亲自为之命名的大中华唱片厂。这是一家中、日合资经营的企业，以“双鹦鹉”作为产品商标。
大中华唱片厂的生产和经营状况自开局以来维持着较好的状态。1927年，日资撤出大中华唱片厂，该企业完全由中国资本经营。
“雄鸡”与“双鹦鹉”的相继诞生，标志着中国唱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30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在沪设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又称上海RCA胜利唱片公司），1932年，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在乎凉路1890号建厂，生产“胜利”牌唱片，商标图案是著名的“Nipper”，副牌商标则是宝塔牌。
20年代中叶，由于受到钢针细纹唱片的巨大冲击，传统的钻石针粗纹唱片的销售情况在数年内一落千丈，致使东方百代公司一时难以为继。1930年，英国留声机公司（即今之EMI）从法商手中收购了百代公司，公司转手后仍然保留了“百代”的名号以及“雄鸡”商标，业绩在数年内大有起色。
截至1930年，百代、大中华、上海胜利3家唱片业巨头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上海作为全国唱片业中心的基础。
(3)国产留声机的生产
由于受到市场需求以及高利润的刺激，上海本地的留声机制造业也日趋兴旺。1930年前后，上海的唱机行已经达到10余家，比较著名的品牌有宝芳牌、大声牌、洋洋牌。当时比较高档的国产唱机一般采用沈祥记的镀金铜配件、钟才记的木壳，外衬高级丝绒，机芯从瑞士进口，售价在80元左右，与进口唱机的价格大致相同；而比较普通的国产唱机则使用日本机芯，外装饰也比较实惠，售价通常在40元左右。
3.繁荣的30年代
步入30年代后，上海唱片业进入了繁荣时期，这在3个方面得到了体现。
(1)“三巨头”与上海唱片业的全国中心地位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前，上海先后存在过几十家唱片公司。它们不仅在规模上相差甚远，维持经营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其中真正具有实力的是3家，即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大中华唱片厂、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发行的唱片，大多由这3家公司录音和制作，尤以百代公司所占的份额为重。上海由此成为中国唱片的制作与发行中心。据《上海广播电视志》记载，百代、大中华、上海胜利3家公司在上海解放前共出版了各种牌号的粗纹唱片8000余种，制作数量达数百万张。（注：《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第八编“研究、出版、团体”，第2章“出版”，第1节“音像制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1964年中国唱片厂整理库存的旧唱片模板，包括外国曲目在内共约34300面，除其中9600面因缺乏原始登记资料而暂未编入目录外，编入的计有“百代唱片”（包括副牌“丽歌唱片”）6357面、“胜利唱片”1678面、“和声唱片”1518面、“高亭唱片”1439面、“蓓开唱片”748面、“长城唱片”12面，共计11752面。（注：《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上海百年文化史》，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8页。）
(2)唱片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a.努力开发迎合社会心理的特色产品
随着唱片公司数量的增加，各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均采取了诸多措施。如1929年8月10日的《申报》刊登有高亭华行新出唱片的广告，内容为京剧以及一些在上海比较受欢迎的地方戏曲，其中包括梅兰芳、程艳秋、尚小云等名角灌录的曲目。此外还附登启事2则，启事一称“迎合社会心理，是营业要诀，社会之心理，厌故喜新，习为当然；本公司有鉴于此，故不惜工本，时时摄收名剧；务必以新片供献，不令听者生厌倦之心；是则顾客意外之耳福，而亦本公司揣摩之苦衷也。”（注：《申报》，1929年8月10日。）启事二则曰“同一摄制唱片，而有良有恶；其故何在？曰，研究之深与未深也，本公司收音时，对于音度之高低曲折，必经再三试验，万无一失而后已，故新出唱片实与他家有天壤之判；盖其发音咬字，比登台演唱，尤为认真；所望顾曲名流，取各家最著名之新片，审择而比较之，定知本公司斯言之不谬。”（注：《申报》，1929年8月10日。）高亭华行的两则启事，强调了所产唱片的新颖内容和优秀品质。
推出特色产品和服务，也是各公司进行商业竞争的重要内容。如1932年10月开张的中国灌音公司曾推出为个人录制唱片的业务。开业前数天，1932年10月13日，《申报》就刊登了“中国灌音公司将开幕”的新闻报道，副标题是“介绍科学界新发明之自灌音片”，对自灌音片的优点大加赞扬：“市上所购唱片，大都由唱片公司挽请名伶所灌，常人欲自灌其音者，甚费周折。科学日进，乃有自灌音片之贡献。中国灌音公司不惜巨资，自外洋运来最新灌音机器，可使人人有告成个人音片之机会，代价二元至八元。此种新奇事业，于十月十五日将在南京路大陆商场二楼正式开幕，连日预期先试者，有四明南词大家陈昌浩君等。歌声甫息，音片在握，较之唱片公司所制者有过之无不及云。”（注：《申报》，1932年10月13日。）到了开张当天的10月15日，中国灌音公司在《申报》上十分显眼地刊登了广告，图文并茂，对自己率先在沪上推出的“个人音片”做了如下说明：“无论何人，只要能说话、能奏乐、能歌唱，到本公司来灌音，费二元钱就可得着君自己声音所灌入的音片，故曰个人音片”。宣称“从此以后，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人听君一样了！”（注：《申报》，1932年10月15日。）
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不甘落后。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用当时“最新之电机收音”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注：《申报》，1934年6月1日。）将顾客群体扩展到了崇拜这些明星们的电影观众。
b.竭力完善销售服务
努力推出新产品的同时，各公司也在销售方面下了许多工夫。如百代公司借推出“明星锦集”之际，搞起了有奖销售。采取顾客购买唱片时领取问卷，回答后由公司进行抽奖，决出头奖、二奖、三奖的方式，竞赛主题为“谁是你所崇拜的电影明星？”，头奖可获赠现金100元，二奖是百代323号手提唱机一具，三奖则是百代唱片六张。百代公司在报纸上详细公布了相关事项。（注：《申报》，1934年6月1日。）
提供价格优惠也是各公司的重要法宝。如中国灌音公司强调只花二元钱即可将自己的声音灌入音片，还在开张的当天上午限时限量提供八折优惠；位于四马路547号的得胜留声唱片公司附设“廉价部”，以每张五角至一元的低价销售蓓开、高亭、开明、胜利公司的唱片，内容也“每日更换。”（注：《申报》，1932年10月15日。）
价格优惠之外，拥有通畅、便捷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也是十分重要的。30年代，百代公司在上海拥有比较完备的销售网络，除了一般经销百代唱片的商家外，它还会采取更直接和灵活的销售方法。据大光明电影院的老职工回忆，30、40年代，百代公司常在电影院内设摊，散场时观众就会买到录有该影片插曲的唱片。（注：《一百年的歌声》，中央电视台出品，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其他唱片公司也是如此，如高亭华行的唱片在全市各大商店均有出售，外埠邮购则向其分销处——位于南京路望平街口的心声唱机公司接洽。得胜留声唱片公司的产品则是“本外埠各大公司及唱机钟表行均有经售。”（注：《申报》，1932年10月15日。）
c.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
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由于与电台广播、有声电影等新娱乐方式的交叉作用，她（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知名度，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明星。周璇、白光、白虹、龚秋霞、李香兰、姚莉、王人美、李丽华、李丽莲、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成为各唱片公司争夺的对象，为了争取明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注：《一百年的歌声》，中央电视台出品，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
除了歌星，唱片公司也大力争夺京剧以及其他戏曲名角。他们灌录的唱片有着稳定的顾客群。
(3)唱片内容的多元化
京剧、地方戏曲和曲艺唱片始终是上海各唱片公司的重要产品，这与上海作为海派京剧的发端和繁盛之地，以及一些地方戏曲、曲艺的重要演出市场是相吻合的。
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于2002年出版了一套《京剧大典》CD，包括老生篇8集、旦角篇11集、花脸篇2集、丑角、老旦、小生、武生、红生各一集，共计26集，内容基本为1949年之前由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京剧老唱片。这些唱片由百代、胜利、蓓开、高亭、长城、开明、大中华、国乐、丽歌、太平、百海、宝塔、北海等公司录制，由谭鑫培、罗筱宝、夏山楼主、贯大元、孙菊仙、王瑶卿、梅兰芳、程艳秋、尚小云、周信芳、荀慧生、龚云甫、金少山、马连良、盖叫天、萧长华等演唱。
各公司还录制了大量地方戏曲及曲艺唱片。如高亭公司录制过甬滩演员金翠玉、应运发的《徐老增算命》，金翠香、沈春林的《卖青炭》；苏滩演员庄月娥的《扦脚做亲》，王美玉的《活捉张三》；陆怀仁、周信华的扬州小曲《对口叹气》；李金顺、花莲舫、花秦楼的“碰碰”曲目《桃花庵》、《移花接木》、《老妈辞活》、《书囊记》，以及秦风云的梆子《青风亭》、《暗室》、《青天》、《拾万金》。（注：《申报》，1929年8月10日。）高亭公司于1934年灌制了第一张越剧唱片，是男班艺人楼天红、小月红的《双金花》、《大堂认妻》，1936年还灌制了第一张女子越剧唱片，内容包括王杏花的《玉蜻蜓·游庵哭图》以及袁雪芬、钱妙花的《方玉娘哭塔》。得胜留声唱片公司曾发行由“光裕社弹词大家”蒋宾初弹唱的“三笑因缘”系列唱片。（注：《申报》，1932年10月15日。）陕西的秦腔也被请进了百代公司的录音室。1935年，百代公司为秦腔名角李正敏录制了8张唱片，都是他最拿手的曲目，有《黛玉葬花》、《探窑》、《二度梅》、《南天门》、《断桥》等。
30年代，新生的流行歌曲开始成为唱片的主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其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类似《毛毛雨》的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
由于受到唱片公司以及新兴的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一些当红的女明星既是歌星，又是影星，还兼社交界的大牌，是当时社会的时尚先锋。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为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注：《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上海百年文化史》，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2页。）其中的一些经典曲目，如周璇原唱的《何日君再来》、《四季歌》，李香兰原唱的《夜来香》等，具有久远的社会影响。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
上海各唱片公司还灌制过一些民族音乐唱片，其中既有相当数量的广东音乐，也包括聂耳、任光等创作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彩云追月》等。
进入30年代后，有的唱片公司录制了一些群众歌曲和抗日爱国歌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趋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唱片业已经进入了繁荣阶段。上海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着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上海唱片企业的实力、上海城市的商业属性、日趋成熟的海派文化与城市生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广播电台、国产有声电影的发展与唱片业
1.广播电台与唱片业
上海历史上首次电台节目播音于1923年1月23日晚8时举行，地点位于广东路大来大楼顶搭建的播音室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注：上海档案史料丛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时任亚洲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the Orient)之子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经理的美国人奥斯邦(E.G.Osbom)与《大陆报》合作促成了这件事。这场以几张唱片选段收尾的广播音乐会使通过无线电收听的上海听众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此，无线电台广播事业在上海日益繁盛。截至1934年2月5日，上海共有41家广播电台，（注：“全国各电台表（以周率为序）本埠”，《中国无线电》1934年2月5日第2卷第3期。）数量居全国之最。这些电台中有外商投资设立的，也有民营的，还有国民党当局，以及宗教团体等设置的。
除个别如华美西人广播电台、其美电台等之外，播放唱片在绝大多数广播电台的节目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内容包括京剧、申曲、弹词、滑稽、宁波滩簧、流行歌曲、西乐等。甚至有节目表全部由播放唱片构成的，如华泰广播电台和中国播音公司。（注：“上海各广播电台播音节目时间表”，《中国无线电》1934年2月5日第2卷第3期。）华泰广播电台每天的播音时间达15小时，内容为“平剧唱片、歌舞唱片、宁波唱片、各种唱片。”（注：“上海各广播电台播音节目时间表”，《中国无线电》1934年2月5日第2卷第3期。）截至抗战前夕的1937年7月5日，上海各类广播电台的数量减少至29家，但是唱片在播音节目中的重要地位依然未变。节目中除了播放一些西乐唱片外，绝大多数仍为各类戏曲、曲艺和流行歌曲唱片，一定数量的民乐以及时代歌曲唱片。（注：《中国无线电》1937年7月5日第5卷第13期。）
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唱片了。广播事业对上海唱片业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扩大了唱片的用途与影响，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二、促进了流行歌曲、戏曲、曲艺的发展和普及，为丰富唱片内容做出了贡献。
2.国产有声电影与唱片业
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也促进了唱片业的繁荣。1931年3月15日，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注：方明光：《海上旧梦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歌女红牡丹》采用“蜡盘发声法”，按照默片的方式拍完场景，然后由百代公司将演员的对白录到蜡盘上。
中国电影进入有声片时代以后，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其中不乏成为明星者。如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王人美和黎莉莉，从影前都在黎锦晖创立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黎明晖是黎锦晖之女，《毛毛雨》的原唱者，但她也是一位影星。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在1935年拍摄她的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时，已经在上海歌星评选中位居第二，她演唱的《龙华的桃花》、《五月的风》、《叮咛》等歌曲，早已被灌制成唱片，在电台中反复播放。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的。她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如周璇在《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龚秋霞在《古塔奇案》中演唱的《秋水伊人》、王人美演唱的《渔光曲》、白光演唱的（恋之火》等，深受观众和听众的喜爱。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唱片业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广播电台与有声电影，是二、三十年代发展并繁荣起来的新娱乐工具，它们与唱片业的结合，带给了唱片业更加广阔的市场，更加开阔的发展空间。三者之间互相关联，良性互动。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样的结果，决不是偶然形成的。
四 唱片与中产阶级——唱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对于普通人而言，唱片和播放它的载体唱机、收音机同为娱乐工具。周瘦鹃就曾写道：“留声机本是娱乐的东西，那一支金刚钻针着在唱片上，忒愣愣地转，转出一片声调来。《捉放曹》咧，《辕门斩子》咧，《马浪荡》咧，使人听了都能开怀。就是唱一曲《烧骨计》一类的苦调，也不致使人落泪。”（注：周瘦鹃：《留声机片》，《周瘦鹃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但是，20、30年代的上海，远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享受唱片所带来的欢乐。不菲的价格，使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市民无从享有它们。享受唱片的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毕竟，像鲁迅那样，在1935年为了儿子能够毫不犹豫地拿出22元去买一架留声机的人是不多的。（注：《鲁迅选集》第12卷“日记二十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92页。）同样在1935年，洪深认为，只有每个月赚500块钱的人的生活中，才应该包括一台收音机。（注：洪深：《大饭店》，1935年11月《良友画报》第111期。）
那个时代的上海中产阶级喜欢于炎炎夏日携唱片、唱机消夏避暑，这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时髦生活方式。如1933年，林语堂在上海著《说避暑之益》一文，将“带一架留声机……可以听到年头到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注：林语堂：《说避暑之益》，《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作为避暑的益处之一；1929年8月5日《申报》上也刊登有“手提胜利唱机、消夏娱乐最宜”的广告，声称：“夏日如年，暑热无聊，试携手提胜利原音唱机一具，约三、五友人同至野外或海滨。迎风开唱，其宏大之声调、激越之清音，至为悦耳娱听，有不觉欢欣起舞者矣。”（注：《申报》，1929年8月5日。）
中产阶级人士经常光顾的某些营业场所更是少不了唱片和留声机，如酒吧、咖啡馆等。林徽因笔下1933年的上海，就包括亮着一盏灯的咖啡间，来自满洲的俄罗斯侍女，一台坏了的留声机和“Sending Me Away with a Smile”的唱片。（注：林徽因：《Sending Me Away with a Smile》，《林徽因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6年版。）
中产阶级男女也会将唱片作为一种声音的纪念物。中国灌音公司曾这样说明其特色产品——个人音片的用途：音片可致之远地，传之后世。所以可用照片之处，也可用音片；可用文字之处，也可用音片。凡各种声音，君以为有保留价值及可作为纪念者，均可前来录音。（注：《申报》，1932年10月15日。）周瘦鹃在《留声机片》中描写了一位最终为情而死的上海青年“情劫生”，一直躲避在“恨岛”，临终前恳求朋友们设法替他录制一张“留声机片”，作为给昔日恋人的遗言。在“恨岛”百代分公司的协助下，“情劫生”终于完成了人生的最后愿望。3个月之后，远在上海的昔日恋人收到了这张留声机片，此后她每天都用家里的留声机收听“情劫生”的临别赠言，以至于留声机片上沾满泪痕。最终，她也离别了人世。（注：周瘦鹃：《留声机片》，《周瘦鹃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唱片不会一直为中产阶级的优雅情调服务。在商业都会上海，它自然难免成为招商工具。20、30年代的上海，许多位于马路沿街的商店在店内安置留声机或收音机，然后通过大喇叭播放，其内容多为唱片录制的“三弦叮咚的‘弹词’，癞皮声音的《哭妙根笃爷》，老枪喉咙的《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诸如此类。”（注：叶圣陶：《“文明利器”》，《申报 自由谈》，1932年12月23日。）借以招徕顾客。大概也惟有在此时，下层市民才有机会享受到唱片的快乐。
自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以来，唱片经历了30年的发展，在30年代进入了繁荣阶段，上海因之成为全国唱片业的中心。这是由上海唱片业自身的实力，上海城市的工商业基础，海派文化以及市民生活的成熟，其它新兴娱乐工具的繁荣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唱片与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结合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得到施展空间。但是，如果这一系列因素遭到破坏，社会生活趋于动荡，那么上海唱片业就会走向衰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1946年，上海的唱机、唱片企业只剩下7家，连百代公司都无法正常经营了。（注：《上海各界各业名录》，上海青年出版社1947年编印，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