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1]2003年在《中国专制王朝衰亡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以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方法作为方法论，运用组织中的合谋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分析专制王朝官僚组织中的合谋行为及其演化过程，寻找王朝更迭原因的经济学解释。本文将产权理论和“坐寇”理论引入对国家本身的分析之中，假定在古代以暴力界定国家产权。君主作为暴力潜能垄断者而获得国家所有权，从而获得对农民征税的权力。农民由于缺乏暴力潜能，在生存没有受到威胁时，接受任何水平的税收。君主作为委托人，雇佣一群代理人即官僚代为征税。由于地域广大和管理交易成本的缘故，这个官僚制度采用科层制度。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君主和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官僚的行为就有道德风险。在监督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这种道德风险表现在官僚之间会进行合谋：对上隐瞒信息，对农民则在正税外加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合谋经过演进和重复，最后演变为官僚组织中的潜规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真正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君主权威的下降和官僚间合谋的强化，君主的监督技术在不断恶化，官僚组织对农民的剥削程度因而具有内生性增长的趋势。同时，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作为代理人的将领在管理中有偷懒和腐败的积极性，致使军队战斗力下降。君主作为所有者，虽然从理论上寻求长期利益最大化，但由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君主也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此外，君主为维护其产权，在缺乏第叁方仲裁机制的情况下，有积极性屠杀功臣和任用亲信集团。在官僚组织的腐化到达一定程度时，可能会有一些官员出于偶然的道德原因而进行变法。但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变法不可能改变官僚组织中信息不对称的结构。由于变法违反合谋潜规则，官僚集团缺乏变法的持续性动力，最终导致变法失败。变法失败后，官僚集团对农民的剥削就会沿着涸泽而渔的道路继续深化，最后由随机暴力冲击触发反抗王朝统治的暴力链式反应，造成王朝更迭。本文结合其他国家的情况，说明所有农业社会中的专制帝国在军事扩张停止后都会有周期性王朝更迭的局面出现，从而支持本文的结论。这样，在本文的分析中就以合谋为核心，给出王朝更迭的经济学解释：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原因在于官僚组织内部合谋程度的周期性变化，王朝更迭的实质在于更迭官僚组织，以合谋程度较低的新官僚组织代替旧官僚组织。
杨德才, 靳振忠, 蒋辛未[2]2016年在《制度效率、制度僵化与王朝周期性兴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问题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王朝兴衰问题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然至今尚未有定论。文章从制度效率角度出发,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王朝兴衰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和模型的分析,文章认为封闭的制度供给环境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问题,使得制度供给者与制度需求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封建王朝制度变迁难以发生,进而导致王朝制度逐渐僵化。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随着外部环境逐渐变化,僵化的制度就与外部环境相脱离,使得封建王朝制度效率不断损耗,导致封建王朝由盛而衰,进而使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出封建王朝的周期性兴衰现象。
王帅[3]2017年在《晋商兴衰的政治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位居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雄财善贾、富甲天下、享誉海内,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政治权力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长久以来受到重农抑商、崇士贬商等制度和文化的压制,商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因此依附型政商关系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主流。商人阶层在这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之下只有付出财富和政治服从,才能收获政策支持、社会地位、垄断资源等经商致富所必需的要素。晋商同样是依附型政商关系塑造之下的产物,他们与明清王朝的关系极为紧密,长期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物资供应等服务,还在客观上承担了稳定边疆、治理基层等特殊任务,充当了君主政治巩固、维持统治的工具。晋商与古代中国的其他各式各类商人相比有着突出的政治性与封建性特征,扮演着一种"官商"的特殊历史形象。本文以中国古代社会的依附型政商关系作为楔入点,通过梳理历代专制王朝长期奉行的各类抑商制度与政治文化,对依附型政商关系进行历史溯源。之后分别阐述晋商在明清时期从兴盛到衰落的具体发展状况并深入分析晋商的政商关系,探讨他们是如何通过依附皇权、利用国家政策、投靠官府、官商结合等政治手段实现商业的繁荣。再回归政商关系作为本文的落脚点,结合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帮的历史定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的权贵化与商人阶层入仕背后的政治动因。最后基于晋商兴衰的历史教训为中国今后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提出了理论建议。本文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导论。首先介绍了晋商与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相关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次梳理学术界有关晋商、政商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并评述其贡献与不足。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述依附型政商关系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社会的依附型政商关系具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路径,它是历代专制王朝一贯推行的抑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君主政治的高压以及官方主导的贱商意识形态的歪曲之下,商人阶层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托庇于皇权之下谋求发展,依附型政商关系因此而形成,而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也构成了晋商兴衰的政治基础。第叁部分是本文的二、叁、四章,通过对晋商兴衰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了晋商寻求政商结合的具体方式及其与明清君主政治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考察晋商在明代的发展状况。晋商依靠明代初期食盐禁榷制度改革的巨大政策利好以及地利优势大量从事垄断性的官盐贸易,由此迅速崛起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同时晋商利用明政府对于商人科举入仕相关禁令的废除,一边争取为官为仕,一边与当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僚权贵相互攀援,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雄踞一方的政商巨族,并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明朝与蒙元政权的茶马互市。之后晋商又充分利用茶马互市的政策便利,从以官盐、粮食为主的长途贩运转向多元化的对外商贸活动,完成了经营事业的整体转型。明代中叶之后社会新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抑商文化的松动,商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儒商文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晋商的进一步发展。第叁章主要考察晋商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到了清代之后由于国家疆域的进一步开拓,清政府数次大规模对外蒙地区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极为庞大的物资保障,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被晋商敏锐地把握。由此晋商在明代对蒙古"一口贸易"的基础上进而发展至大规模的口外贸易,之后又利用《恰克图条约》开辟了对俄国的茶叶市场。晋商的外贸活动同样得到了国家的特别授权,他们长期以政府特许商人甚至是"皇商"的身份垄断对蒙、俄的市场。清代后期,已经通过外贸事业积累下雄厚资金的晋商又开创了票号业并与清朝的财政体系形成了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凭借大宗公款的经营极大地扩充了商业资本。与此同时,清代晋商仍然时刻保持与皇家和政府的密切往来,通过捐官、科举、寻租等各种方式介入政治,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寻求政治权力的额外支持和庇护。第四章主要探讨清末社会剧变过程中晋商的衰落。晋商衰败的因素实际正蕴藏在他们长期依附皇权、官商一体、特权经营的商业模式中。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导致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专制统治者不断加紧对晋商的勒索和倾轧,然而此时晋商已经彻底陷入了权力经济的泥潭不能自拔,无力转型近代工商业,最终在清王朝的压迫和中国农业社会整体性的崩溃之下彻底败落。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第五章和余论,结合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人的历史定位,剖析中国古代社会政商结合的深层次原因,以及通过总结晋商过度依附政治而最终败亡的历史教训,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在皇权无上专制、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公权力普遍异化、官僚机构高度膨胀的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经济一向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商业的权贵化由此成为必然,具体则表现为官僚与大商人结合一体并压迫中小商人,权贵阶层攫取巨额国民财富并独享市场利益。同时由于专制王朝采用科举、捐纳等方式将商人同化在统治体系之中,导致商人阶层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更加无法摆脱对政治的依赖,他们最终会回归仕途,完成由民间商人向权贵商人身份的转变,而不是以独立自主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最后对于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来说,本文认为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完善法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建立现代企业文化等内容,破除依附型政商关系的历史魔咒,实现"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时代诉求。
杨德才[4]2019年在《心智成本、有限理性与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统治者偏好与有限理性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心智成本的高低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偏好与理性有着重要的影响。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所作所为对王朝的兴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可以将封建君主分为两种类型:有限历史理性的君主和异化的君主。通过构建并分析包含有心智成本的"成本—收益"模型来看,有限历史理性的君主在收益较大化原则下行动,不顾及心智成本高低,愿意付出更多的工作以延续王朝的统治,为王朝基业殚精竭虑;异化的君主则在成本较小化原则下行动,尽可能地节约心智成本,偏好于个人的享乐、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往往导致王朝的动荡与衰落。影响封建君主心智成本的因素,既包括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由于路径依赖、制度的自我执行等影响,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延长,心智成本将不断深化最高统治者的有限理性与集权偏好,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封建王朝一步步走向动荡与衰亡。
黄杰[5]2012年在《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文中研究说明从古至今,大国治理问题不仅是学界、政界甚至一般民众倍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这种崛起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内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和完善。那么,一个大国具有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并长期维系良好的治理绩效呢?本文认为,从大国自身特征和治理内在需求的角度出发,大国的有效治理应该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即大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由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所耦合而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耦合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耦合性有强弱之分,它主要体现在以国家(或中央政府与精英)和社会(或地方政府与民众)为主体的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相互认同、嵌入和渗透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上述命题和假设要想得到证明,就必须建立在对大国治理结构的构成和特征深入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古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一—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研究案例,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尝试去证明上述命题和假设,这种证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解释和分析“双轮驱动”对于大国有效治理的关键性意义何在。就中华帝国而言,它是古代世界中极少数实现了长期有效治理的大国,而罗马帝国在治理绩效上就要差很多。为什么两国在治理绩效上会存在重大差异呢?本文认为,中华帝国的长期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权-官僚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家族、宗族和村落等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实现了强有效的耦合,即是一种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而罗马帝国的治理不力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皇帝和军队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由行省和自治城市等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之间的弱耦合性,即是一种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这就是说,大国的治理结构的耦合性强弱程度会对它的治理绩效产生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大国在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之,一个大国要实现并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将其治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为大国治理与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和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如何在国家控制与社会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无疑是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本文最后对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方面应该对中华帝国等大国的治理经验与历史遗产进行选择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的成长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一种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之间强耦合的新型治理结构。建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建立在“双轮驱动”这种有力而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
林国荣[6]2011年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迄今还没有论着或者论文阐述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经由这种合理性而投射出的意义,本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本文以发生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学传统中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尝试探讨《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为应对这一转折时代所付出的个人努力,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文并非没有推断性质,毋宁说这只是代表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论文,本文无意在全面、详尽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学笔记》笔记本身,诸如它的内容、选材以及编排,而只是满足于将《历史学笔记》放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这一时代精神和时代背景中去,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项要素进行比较性质的分析和阐述,众所周知,《历史学笔记》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当中；众多重要的论题因此要么不得不完全省去,要么只能是一带而过,如果本文能够提醒人们持续地注意这部作品,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以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历史学笔记》,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历史学笔记》,也就算达到目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及经济学预言在实践中、以及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所经历的严重失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区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质上坚持社会民主党的魏玛观点,认为即使抛开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部分,也并不会影响到就其“科学”部分进行技术性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的确认；另一些人则坚持宗教式的、充满着信仰色彩的观点,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并坚决要求人们就像面对宗教典籍那样,学着去“体悟”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诉求的绝对优先性。于是,作为发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的重大结果之一,马克思的理论被决定性地划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性的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熊彼特在总结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命运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认定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义上的诉求,他评论说：“他[马克思——本文作者加]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顶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令人厌恶的陈腐当中。社会和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惟一的一线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此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从来都是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意味着在他身上并不存在熊彼特所谓的那种单纯的“价值”或者宗教诉求,无论这种诉求是教义性质的和独断的,还是出于个体内心体验的；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类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报同情。他将历史事实融入他的经济理论,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样伟大；不过施穆勒和李斯特通过诉求国家主义或者民族自由主义,尝试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下来,从而使自己处于较之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这种诉求有可能在日后演变为极端而庸俗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他们也不会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未来。如果不能在广阔的历史前景中规划当前,当前的生活必然会因为这种短视而走向灾难。没有直觉是办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经验也许能够丰富这样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论和经验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观察世事方面的那种虽然悲观但仍然积极的态度。这样的洞察力再典型不过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经典文本中。《雾月十八》的着名开篇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84页)对人类命运的这种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此种认知无疑是非常深沉的,这种认知自1848年以来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通信和报刊文章当中,这些通信和报刊文章显示出他对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抱有冷漠的旁观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爱德华·吉本关于世界历史的格言式评论：历史不过是记录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不幸。《共产党宣言》充满热情,并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运动,但人们往往由于其中的宗教式召唤和热情而忽略了马克思在作出这项呼吁时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讽式的启蒙姿态。这种反讽姿态不仅针对资产阶级,也同样针对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马克思始终避免了任何的乐观主义错觉；恰恰是因为他始终能够避免这种乐观,所以才热切地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他是这样评价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页)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实情之间的反差和对照没有比马克思刻画得更具喜剧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人类的命运也不过如此,革命也许不过是最淡化的非实质形式而已。对于巴黎公社的“社会共和国”行动,他甚至没有表现出1830年代、甚至1848年代的那种纯粹热情。如果说他的历史哲学将资本主义视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类困难的悲剧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义行动在他的分析中则不过是一种“悲喜剧”,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剧意味。在他看来,巴黎公社的终极行动不过是宣称了“社会共和国”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行动中的人所作的语词上的表达,在这些语词背后,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作为支撑；也许没有人愿意在马克思事后所刻画的这幅漫画中认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国全部的现代化发育使种种矛盾更趋强化和尖锐化,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同时又如此顺其自然,最终使绝大多数人在无望中发疯。在恐惧和憎恨的支配下,发疯的大多数人就把口号和纲领的紧身衣套在少数赋有决策权和立法权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诉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动,历史便由此获得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歧义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认知。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评论中所透露出那种严重的曲解,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的今天,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仍然据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以规律和必然性压制了人类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动性。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念,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类似自然必然性的东西,比如说,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接受或者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并非人类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挡的自然进程,如同太阳终将冷却和死亡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倾向于不将当代事件同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评判,而只是将这些当代事件视为既定的、无可更改的僵化事实,一种物化了的事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情的关键似乎也就变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释这些事实,而不是如何改变事实。换言之,这也许就是马克思通常所谓的“异化”现象的题中之义。此种非历史的思维和认识模式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论和失败主义,其中重大表现就是人们不觉得可以富有情感和变革意愿地去谈论具体的社会制度,也许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对象则不过是生活的所谓常态,对于这种常态,似乎并不存在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可能性；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尝试去谈论并评价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因为人们实在觉得这种做法已然无足轻重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后期的人们通常都会借助二元论的认知结构,逃逸到种种呈现为“价值”形态或者“文化”形态的直觉和体验当中。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强有力辩护者卢卡奇所评论的那样：“在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成一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显眼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完全无力把当前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理解为世界历史,这一点,自从这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革命以来,必定在一切头脑清楚的人们中留下糟糕的回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页)正是这一点最终解释了19世纪后期的转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为什么在人们当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乱和震荡,“非理性的裂缝”最终吞噬掉了整个欧洲。正如马克思精确刻画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938页)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那些本质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后,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看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但就现实而言却并非整齐划一,在政治、历史这样的人为技艺领域则尤其如此。从对1848年法国民主宪法的一段代表性评论中,我们并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的复杂、错位以及基于偶然性的变革有着非同寻常的直觉和深刻的见解：“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7,第48页)同样,马克思对于英格兰宪章运动的评述则进一步显示出,他对由于传统、当前的社会和宗教环境所造成的议会改革的“政治幻象”,对于斗争中被压迫阶级的情感有着何等强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于能够最终缴获宪章运动的本质性目标。马克思曾对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力的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275页)正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极其复杂的多面性、及其饱含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眼光,将我们引向他最后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历史学笔记》。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叁卷时发现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4,第3页)《历史学笔记》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面貌。从罗马帝国衰亡到宗教战争,历时十六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仅仅按照编年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展现在书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过：“像其他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707页)也就是说,许多重大事件通常并不属于就本质性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范围,而这个范围里的工作实际也就是《资本论》的工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事件就影响人类命运而言并不重要,《资本论》第一卷充满了这样的事件。恩格斯正确地拒绝了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叁卷进行“理论”梳理这一任务,对《历史学笔记》也只是尽了一个编者的基本职责,以“未加工”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一幅仅供魔鬼战斗和赛跑的世界历史画面。很显然,这样的画面并非伏尔泰式的,而是马克思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并理解这样的画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需要我们更为贴切地去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为此,我们首先就必须抛弃掉充斥在古代、中世纪以及今天的传记作品中的“圣徒传记”的一切痕迹,唯此,方能避免在人云亦云的不断重复中将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无意识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们应当意识到,生活在现世并非一件反历史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标准,当然更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信念正是马克思看似无穷的思想动力的源泉所在。追寻此一反讽和现实主义的冷漠态度的来源,想必事关重大。正是这一尝试使得人们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将之视为一部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学作品。确实,很难将这部以历史事件汇编面貌呈现出来的纯粹编年史视为独立作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将这部不具备任何理论形态和逻辑萌芽的作品仅仅视为单纯的“笔记”,不过是为一部未来的理论作品所进行的资料搜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习惯将马克思的某部作品单独挑出来进行研究,因为人们通常会担心这种割裂的行为会损害一部作品在整体中将会获得的更多意义,许多魅力将会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本文反对前一种观点,并将论证,《历史学笔记》作为纯粹的编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撑任何酝酿中的“目的论”的理论或者任何的“规律性”诉求,确切地说,“历史学”笔记并非某种“历史哲学”笔记。对于后一种观点,本文将论证,放弃总体性的思考框架,并尽可能地沉湎于对《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反复阅读,这当然会招致总体性魅力的丧失,但也能够因此获得部分的真理,这部分的真理将同样激动人心。《历史学笔记》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开始,以叁十年战争所导致的崩溃作为结束。其中并没有传达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崩溃、动荡、病变以及没有尽头的偶然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暴力性碰撞,构成了全部编年史叙述的惟一特征和惟一性格。只是在某些极具限制性的条件下,也确实会形成一些进行斗争、信仰、统治或者反抗的人类共同体,但这样的共同体组织及其行动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完全不具备“社会变迁”或者“历史规律”的意义,确切地说,他们并不身负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目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赋予“世界历史人物”的那种“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于《历史学笔记》的叙事当中,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些共同体纯粹以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意志、激情或者欲望为基础,在诞生和行动之后,便要么缓慢要么迅疾地走向腐败和解体,崩溃之后没有复兴,只是以碎片和败坏的形式散落各处,也没有循环,这包括法兰克人和东哥特人在高卢和意大利建立的伟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梦想中的基督教欧洲帝国,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体系、以及宗教改革和叁十年战争时期的各个力量和教派,即使是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也不例外。换言之,历史辨证法以及有关总体性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唯物主义叙述在历史学笔记中完全消失了；人类的一切努力都从苦难、欲望和恐惧中诞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又都以苦难、恐惧和欲望结束,所有的行动都基于意志-行动的内在循环,完全没有以“规律性”为基础,进而传达某种历史性目的和意义的可能性；这一切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永远没有为满足设定界限；历史仿佛是没有边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类在其中无声无息地诞生,又无声无息地死亡。偶尔会有亮光闪现,比如意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后期的城市共和国所进行的抗争,再比如英格兰平民在威克利夫运动时期的抗争,也会有伟大个人的出现,比如狄奥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闪光同历史的黑幕相比,就成了暗淡的微光,死亡将迅速终结所有的人类权力和行动,将其碎裂,并重新释放到历史流变的自然根基当中。在《历史学笔记》中,只有痛苦、厌倦和宗教式的出世和禁欲主义才有可能构成此种欲望和意志循环的外部界线,就像查理五世终于顶不住一再重复的厌倦,突然选择退出游戏,从而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宗教和权力纠葛那样。然而,事态只不过是游荡在两堵绝壁之间的波涛,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简单的平息。在编年史的结构和单纯因果关系的叙述模式中,一切曾经存在于世的事物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但一切的存在权利都终结在没有止境的欲望游戏当中,失败导致痛苦,成功则带来新的欲望。人们尽可能地用种种声明和法权形式为自己的动机作出解释,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但在历史的动荡和流变当中,这一切似乎都只不过是为了表明了人类意志的盲目和人类理智的失败。那么,《历史学笔记》的意义何在?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全面剖析《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内容及叙事风格,对于这样一部纯正的编年体史学作品而言,做这样的剖析实际上既无意义,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任何的结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文的主旨是尝试将《历史学笔记》置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通过比较和对照的方法,予以辨析；进行这种辨析的轴心则是此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当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尝试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作出定位。本文第一章,尝试从总体上回顾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政治和历史思想状况；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各种问题在欧洲纷纷浮现,尽管不像启蒙和革命年代那样呈现得那么尖锐和明确,但这些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扎根之深则至少不会在启蒙和革命年代之下,对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们都提出了知识和判断力方面的要求甚至还超越了启蒙和革命年代,同时,这些问题也要求议会、政党以及各个立法机构的成员们去直接面对,而不是以模棱两可的言辞和行动予以扭曲、拖延或者回避。这些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但都最为集中地表达在历史领域当中,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着对今天的理解方式,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人们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瞩目的事件就是普选权在欧洲各个大国的迅速推进,民主对于19世纪的欧洲可谓意义重大,正如同自由对于18世纪欧洲的意义那样,民主问题在1830年代之后,也就是说,在法国的七月王朝、英格兰《改革法案》以及普鲁士改革法令之后,迅速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势力关注的核心,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大问题的浮现同时也意味将会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动家和第一流的思想家。马克思当然跻身这个行列当中。《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惟一一部纯正意义上的历史学作品,也是马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历史学笔记》作为一部贯穿了十六个世纪的“世界史”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可谓特立独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部作品所采用的编年体体例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也因为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叙事风格,不带偏见,没有超历史的诉求,在此,我们必须考虑到,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几乎全部精力都锚定在某种“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本质论的或者进步论的诉求,而《历史学笔记》则全然避免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章在大致概述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总体思想状况的基础上,将尝试以民主问题为核心,进一步揭示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表现出的一般性特征,由此而凸显出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独特而鲜明的地位。本文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论述,第一节尝试深入考察19世纪中晚期欧洲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迁。经济生活中涉及范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个人主义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变迁则与之相应,那就是古典议会制度的逐渐衰弱(比如在英格兰)或者败落(比如法国)或者夭折(比如德国)。第二节则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欧洲统治阶层以及社会中上层当中的精神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本文将这些方面统称为“心理条件”,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欧洲统治阶级并不如启蒙和革命年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那样,有着强烈的纯粹精神上的诉求,至少,这一时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一方面大幅度淡化了传统的天主教独断论的教义体系诉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以来的那种强烈而又纯粹的绝对信仰,感觉论的色调日益趋于浓重并开始占据主要战场。这一切都同个人主义的衰落紧密相关。经济-政治生活和心理条件这两方面从总体上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基础性背景,《历史学笔记》本身也正是借助这个背景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很自然的。本章第叁节则接续前两节的论述,着重探讨作为马克思思想核心的辩证法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没落,这种没落的最深刻也是最显着标志就是欧洲统治阶层以及资产阶级方面统治信心的动摇或者丧失,其具体的表达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会凭借自身力量造就并推进历史性运动的可能性。统治阶级的“内在虚弱”同“辩证法的没落”,实际上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作为其结果,就是作为辩证法的替代物的各种直接性的、非运动性的“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崛起。和《资本论》一样,《历史学笔记》也正是在同此类“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抗争的基础上诞生的。我们在第二章详细阐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催生了种种非理性的“世界观”,所有这些“世界观”的共同特征便是从根本上认同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事实的物化,并据此否认社会自身的运动力量以及重大变革性的可能性。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的。本文第叁章承接第二章,从正面论述资产阶级历史观如何在此种二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又是如何在对抗此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基础上而得以成形的。第叁章第一节从作为整体的西方观念史的角度来相应阐述马克思有关“哲学的消亡”的论题,以此为后面章节中有关19世纪中晚期欧洲历史学的论述充分地铺垫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论述将围绕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第叁章第二节将主要阐述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这部分论述主要围绕这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的两个主要奠基者尼布尔和兰克进行,此二人所确立的具体治史方式——包括叙事方式、材料选取等等——尽管在19世纪后期遭遇瓦解,但这一传统中所固有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却完整地得到传承,——实际上兰克本人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敌对者,并在19世纪后期表现为更为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渗透并主宰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史学领域,其影响力遍布欧洲各个角落；同时,这种影响力和统治力非常强大,足以超越史学领域,进入并掌控着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这一非理性潮流为基础和前提的,如果说《资本论》在一般性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共产党宣言》在现实的政治纲领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在史学这个19世纪欧洲思想最为传统的堡垒内部,发挥着同样的对抗作用。由此便注定了《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关键性地位,那就是同整个这一传统的对抗。本章第叁节将正面论述《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定位问题,论述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一方面是以恰当的篇幅剖析《历史学笔记》当中所蕴涵着的深刻的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诉求,这种诉求无论是在历史选材上还是在叙事体例和叙事风格上都充满着理性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性要素；在这个方面,《历史学笔记》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乃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本章也会在第叁节的第一部分花费适度的笔墨用于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理论与行动的关系,借此阐明,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和行动之间并非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认定的那种对立关系,相反,理论和行动乃是二而一的关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对“哲学的消亡”这一论题的进一步扩展,确切地说,是在史学领域的扩展；因此,很自然地,马克思有关法兰西内战和党派斗争的一系列着名论断在这一部分将成为关注的重心。《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定位问题也正是借此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第叁章第叁节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比较性质的阐述。在这个部分,本文尝试选择19世纪中后期欧洲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史学作品和史学家,当然也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代表性的欧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学家,依据对照性分析的原则,同《历史学笔记》进行参照和对比,从正面揭示出双方的对峙,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对峙；本文认为,这种对峙是本质性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前者是本质上的理性主义,后者则是本质上的非理性主义。《历史学笔记》正是从此一对峙当中获得了自身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定位。如果从这一定位出发,将很有可能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没有的,至少是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本文第四章是结论部分,也是伸展性论述的部分。第四章尝试在前面各章节论述的基础上,概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中后期所遭遇的扭曲性解读,这里所谓的扭曲性解读,意思是指将马克思思想体系人为地分裂为“科学”和“价值”两个彼此不相连接的部分,仿佛确实存在这样的两元格局一样,这种解读习惯实际上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穿越了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形成一种扎根于人们心灵当中的思维习惯。第四章以结论的方式认为,此种割裂式解读方法的根源,就在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二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于一元论的马克思思想体系身上,无论如何都势必要造成本质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对于马克思思想本身来说,也注定了会是致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笔记》也获得了自身在马克思本人的庞大作品库中的定位,因为《历史学笔记》正是一副针对非理性主义二元论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历史学笔记》视为《资本论》的序言,当然也可以视为《资本论》的余论。
李敏[7]2012年在《古代埃及文明衰亡原因析论》文中研究说明古埃及,辉煌文明叁千年,打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法老时代。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埃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体系,但也正是因为这众多的独特性,在为占埃及带来繁荣与强盛的同时,也埋下了衰亡与陨落的隐患。作为“尼罗河的赠礼”,占埃及人的生死存亡都与这东北非一角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在相对隔绝的空间内,古埃及人享受着尼罗河带给他们的稳定而又丰富的生命营养,用最独特的奴隶制度维护着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此悠然的生存环境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的,但也正是这过于舒适的生活让他们渐渐失去了危机感和该有的生产能力,最终导致了根源性的落后。在庞大的统一国度里,法老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的神权专制体系,中央有宰相维西尔辅政,地方有各州势力扶持,这种相对稳固的政治模式曾给古埃及带来了长期的稳定与繁荣,但随着“相权”和“州权”势力的不断膨胀,王权被严重削弱。更为致命的是神权的崛起,给王权以沉重的一击。神权体系中的祭司集团长期垄断国家文化,致使文明的发展难以延续。最终,以强大的王权为标志的繁荣的古埃及文明,也随着王权在起起伏伏中衰落,直至消亡。古埃及的宗教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庞大的多神教体系中,“玛阿特”和“来世观”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古埃及人的一生都被“神”这一主题所贯穿,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质。随着王权发展的需要和战争的频繁,宗教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内涵,但都是为了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在宗教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古埃及人的民族性格从最初的自信豁达、乐善好施,逐渐演变为了忍耐顺从、谦卑沉默。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创新精神被逐渐磨灭,这种精神的缺失,是古埃及文明衰亡原因中最基本的一条。随着古埃及文明自身发展局限性的日益显露,国家已渐渐由盛转衰,而外族入侵的洪流正源源不断地涌来,最终将古埃及的独立与文明一同击碎。古埃及文明至此完全衰落,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渐渐消失。
纪丽兵[8]2014年在《汉初军功地主阶层研究》文中认为西汉王朝建立后,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中获得爵位的军功士人,因汉五年诏令的颁布而被授予了相应数量的田宅,进而由社会的底层转变为社会的统治阶层,即：汉初军功地主阶层。这一阶层不仅保持者强大的军事势力而且在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统治地位。毫无政治资本的刘邦为了维护政治稳定,限制军功地主阶层的政治势力,在改造异姓诸侯王的基础上分封同姓诸侯王,形成了汉初独具特色的郡国并行政体,这样西汉初期专制皇权、军功地主阶层、同姓诸侯王叁种政治力量相互制衡,造就了汉初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笔者在相关史料考查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汉初不同时期官僚系统中出身军功地主阶层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一政治动态平衡发展过程中西汉初期军功地主阶层的衰落呈现阶段化的特点。其特点表现为吕后时期军功地主控制宫省宿卫权力丧失；文帝时期军功地主代行郡、国地方控制权力丧失；景帝时期军功地主影响中枢机构的能力完全丧失。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和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其政治上的表现是新兴政治力量依附于专制皇权和地方宗室诸王,这也就是汉初政治动态平衡的内在肌理。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对军功地主阶层的衰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认为专制皇权的加强是西汉初期军功地主阶层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军功地主阶层的自然消亡和本身的局限性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范立新[9]2003年在《从税收专制主义到税收宪政主义》文中认为税收法治的研究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题。研究的现实背景在于政府权力缺乏约束条件下财政领域存在的日益严重的滥收滥支现象，正破坏着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法治的核心在于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与一般的税收法治研究采用法学分析方法不同的是，本文以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税收法治，并将研究主题界定为权力(课税权力)的结构与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以及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围绕研究主题，论文共分四篇九章展开分析。第一编为理论思考。本编只含一章。第一章为全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自然状态、专制社会和法治社会叁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型，借用谈判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不同权力结构下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问题。第二编为历史考察。本篇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历史考察，主要揭示税收法治变迁的制度性因素。全编共叁章。第二章分析从诺曼底征服到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在英国，市场与资本的发展体现为英王不得不用政治权力来换取征税权的过程，并最终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建立了一个权力受约束条件下的课税机制，有效地保护了产权和鼓励社会创新，因而英国成功摆脱了17世纪困扰西欧其它国家的马尔萨斯危机，实现了工业革命。第叁章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税收法制史作为研究重点。研究指出，专制社会权力的单一性会导致税收法制的不稳定，并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石，导致社会的崩溃。出于同一原因，市场与资本无法通过谈判来保护自己，在历史变迁中中国无法形成类似于英国的契约性税收机制从而约束课税权力。第四章将美国的历史作为税收宪政主义的研究对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本章对美国宪法的涉税条款进行了全面评析，分析了美国宪法的侵蚀问题及其原因。研究指出了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的有限性，提出施加宪政约束是保障税权不被滥用的又一道防线。第叁编为理论总结。本章也只包含一章。第五章依据相关的经济理论，全面总结了税收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从理论角度来讨论法治社会课税权力分配与公共产品配置效率的关系。第四编为现实考察。历史与理论的考察服务于现实的分析。全编共四章。第六章从当代中国税收发展史入手，分析了中国税收法治领域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并从理论上辨析了市场经济与税收法治的关系，提出税收宪政应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第七章关注税收立法。本章从现状分析和国际比较入手，指出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税收立法权横向划分与纵向划分的基本原则，并探讨了税收立法约束的宪法性规定。第八章为税收执法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章将如何激励与约束税务机关的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提出了改进税收执法的关键在于——强化有效监督，以外促内；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约束代理人行为；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实现考核指标的多元化；突出重在治内的思想，改革现行征管模式，提高执法水平与效率。第九章为税收司法研究。本章以涉税刑事诉讼、涉税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制度为叁类主要分析对象，指出当前税收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税收司法审判不足和税收司法审查范围太窄并由此带来的税收司法的虚置，并提出从立法、执法、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强化税收司法作用的政策建议。
孙兴杰[10]2011年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指出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叁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叁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叁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迭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叁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叁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叁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叁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迭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叁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叁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叁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叁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叁个帝国边缘的迭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叁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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