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艾滋防治有多重伦理标准(论文文献综述)
廖雯雯[1](2020)在《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以F市L机构启明星驿站为例》文中指出研究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一直以来,毒品滥用都严重危害着我国的社会治安,不仅仅给吸毒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危害,也极可能会诱发盗抢骗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随着《中华人民国共和国禁毒法》的提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成为新的戒毒模式,社会工作者也在其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本文以L机构启明星驿站的社区康复服务为例,运用文献法、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启明星驿站在社区康复服务过程中的困境及成因。在此基础上,尝试创新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经过研究,本文认为明确主体责任是创新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前提,完善服务体系是创新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关键,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是创新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保障。
马旭[2](2019)在《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控烟运动自1979年进入政府议程,至今刚好40年。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由于种种利益牵绊,控烟进程一直处于缓慢而渐进的状态中。以往研究中,通过对控烟政策的考察,发现中国控烟运动存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博弈,是一场多方不情愿的运动;立足于健康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控烟宣导的效果提升,对本土文化的牵制作用和个体心理基模的能动性有所忽略。本研究认为,促成控烟运动走向深远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群体在健康认知和控烟行动上取得一致;即达成控烟的多元共识,从根本上弥合分歧,让控烟运动实现社会共治。所以,本文以达成控烟共识为出发点,引入社会表征理论,从社会表征的两个重要来源:媒体影响和社会互动入手,分别与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的核心要素相勾连,建立了由媒介表征呈现“表层共识”,即共识的结果;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主体互动反映“深层共识”,即共识的过程两个维度的分析链条,结合框架分析探讨达成控烟共识的过程、结果与机制。研究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基于LDA主题建模的框架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Plutchik情绪轮的细粒度情绪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寻2003到2018十六年间反映在媒体表征中的“表层共识”;以及数字媒介实践中多元主体通过搜索、展演、参与等互动达成“深层共识”的过程。研究发现:(1)媒介表征中的控烟议题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对不同主体的话语表征趋向固化,“表层共识”容易分化。烟草控制与烟草经营两种悖离的议题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此消彼长,并在外力“拔河”下趋于平衡,长期共存。从全局来看,控烟报道在烟草大省和非烟草大省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差异在中央级媒体的表达上得到了微妙的调和,但仍显示出控烟议题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价值地位。通过行动者并置词的分析发现行动团体间存在话语的割裂与固化,这种路径依赖的现状正是因为控烟议题缺乏进入公共议程价值而造成的。(2)数字媒介实践的考察中,当控烟议题与网络公共事件勾连,进入公共视野,并在互动中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情绪,便可成为聚合控烟“深层共识”的强势路径;但在其他数字媒介实践中控烟议题则容易失焦与圈层化。通过控烟志愿者微信群的观察和典型人群的访谈也印证了上述结论。(3)我国控烟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存在着阻抑共识聚合、分化不同群体烟草表征认知的现象。不同群体间关于烟草的表征和控烟的共识存在着争议性和模糊性,网络空间关于控烟议题的互动与现实生活也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不断的意见扩散和协商,争取控烟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研究创新方面,本研究首先致力于转变健康传播的常规研究视角,提出了媒介表征、数字媒介实践与共识达成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借助框架理论进行了操作化补充;随后,将此理论模型在控烟运动研究中进行了演绎和总结,推演出控烟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最后,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框架理论对海量数据文本进行分析,跳出了静态的结构分析,实现了对框架过程和情绪流变的呈现。
禄开辉[3](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提出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杨睿宇[4](2019)在《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利是现代社会实现个人利益和发展的基本保证,知识产权与人权则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权利。自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以来,通过其对人类智力成果的保护,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大众对科学研发的积极性,提升了人们创造的主动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权是生而为之人享有的权利,人权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只有实现了人权才能确保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才能为创造美好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条件的进步,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人权的实现,为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提供更好的条件。因此,人权的实现为知识产权的发展奠定基础。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关系,在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关系中最具代表性。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围绕的是卫生科技及其智力成果的有效利用,而健康权则是实现人类生存的基础性权利。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直接关系医药产业领域的财产成果权,使医药研发企业凭借对其专利的独占获得高额的收益。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发企业对医药研发的持续人财物投入,促进医药健康行业的整体发展,最终为实现人类健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权利属性、利益追求、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部分领域形成的冲突问题也逐渐显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的保障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医药知识产权能够给人们健康权的实现带来更多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伴随着医药知识权利拥有人利益随之扩张,导致对其他权利的侵害。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医药知识产权的技术与制度优势,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实现医药技术提升与医药服务输出的同时,扩大了对健康权的负面影响,并对人类健康权的普遍实现构成了阻碍。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的平衡,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了实现两者的和谐发展,明确各自主体的责任界限,在一定范围和基础上对相关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刚柔并济的调适,建立较为合适的平衡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两者的适度平衡是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本文从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关系的视角探讨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健康权保障的辩证关系、相互作用、负面影响及其表现;从法理上论证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条件和基础;借助国际法律规范、借鉴域外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实践经验,探索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平衡的法治路径及实践对策,为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供学理和法理支持。本文除“引论”和“结论”外,主体部分共六章。“引论”部分,从现实需求(问题提出)、理论需求(研究现状及综述)两方面,论述了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并对为何选取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介绍,交待了本文主要研究的重难点和研究路径。第一章厘清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辩证关系。首先,分别就知识产权与人权、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保障的关系做出辨析。从起源、属性、功能的角度解析和阐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知识产权直接与人的基本权利构成关联,厘清知识产权与人权的概念及范畴才能明晰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明确了健康权保障是人权的基本要求,健康权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最后,阐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关系为探究两者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也是对如何平衡它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进行研究。第二章对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相互促进关系做了理论分析和现实探讨,并就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能实现健康权的多重良好效应,健康权保障能实现对医药知识产权的良性发展做了阐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科学技术革新,加大了医药技术创新的力度,不仅发挥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应,还促进了公民健康权保障实现。健康权的实现有效推进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运行进入新阶段,为推进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健康权保障的实现推进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化、战略化、系统化,提升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竞争力。两者的相互促进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章讨论医药知识产权对健康权的负面影响及缘由。医药知识产权促进了健康权的实现,为提升人类整体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健康权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两者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分别作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关系极具代表性。通过分析医药知识产权对不同群体及特殊病患等群体的负面影响,以及医药知识产权垄断、医药专利权对健康权保障造成的不良影响,围绕权利属性、义务、目的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保障形成负面影响的原因,为之后讨论的平衡路径探索理清了思路。第四章结合现行国际做法,选取介绍了具有代表性且在某些领域已取得成效的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平衡提供了丰富的域外经验。分析了目前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较为常见的国家行为,重点分析法律规制、强制许可、平行进口等方式方法;选取了印度仿制药、巴西专利药生产、古巴制药业等案例,同时梳理了不同体制国家的做法,为探究如何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寻求国际经验,增强了理论认同及实践转化。第五章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与分析,通过法哲学、人权保障等角度就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要求对医药知识产权权利做出适度限制;从生命的本质与效益的追求,探究健康权优先实现的必要性;深究利益与平衡的协调,实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平衡,就文章探寻的主题做出了理论回应。第六章对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法治路径及实践对策给出建议。阐述了国家义务对公民健康权保障的实现有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国家义务在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中应发挥的作用。介绍了国际知识产权法规、法律全球化能起到的作用,建议对救命药的暴利现象采取法律规制,构建起适宜的价格及成本调整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两者之间的负面影响,为平衡权利冲突给予示范。“结论”部分进一步回应主旨,强调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互相促进及正面作用,揭示了两者冲突及负面影响的客观存在,明确指出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不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目标,也是健康权基本保障的要求,还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表现,更是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要。
赖育珍[5](2019)在《个案管理视角下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不断发展禁毒工作社会化,积极探索禁毒工作治理新模式,深入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通过引入、培养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整合服务,帮助吸戒毒人员提升戒毒动机,巩固戒断成效,帮助他们成功回归社会。社区戒毒康复是我国目前较为倡导的一种戒毒模式,戒毒人员康复的场所在社区,在社区中戒毒康复同时也是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区,接受再社会化教育的一个过程。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包括生活技能的再社会化、职业技能的再社会化、行为规范的再社会化与生活目标的再社会化。个案管理是一种综合服务模式,适用于同时面临多个问题,并且不能有效地寻求帮助的案主。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正是有多重需求却不能自助的案主,他们面临着生活适应难、就业能力低、情感支持弱、社会融入难等再社会化困境。为此,笔者提出运用个案管理模式介入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过程,通过个案管理的持续性关注、部门联动、内外资源整合和增强权能等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全面、优质、连续的服务,帮助他们培养生活适应能力、纠正偏差行为、塑造自我认同、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与成功再就业,从而恢复社会功能,修复社会关系。此外,笔者尝试在实务工作中细化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个案管理流程,完善个案管理的实务指导原则,发展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成效评估体系,并提出个案管理在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以此探究个案管理的本土化模式,推动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
陈阳茜[6](2018)在《《保护未来:对无家可归及受战争影响地区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关怀与支持》翻译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英汉翻译实践报告选取了由温迪·霍尔姆斯(Wendy Holmes)编写,并由美国库马瑞出版社(Kumarian Press)于2003年出版的《保护未来:对无家可归及受战争影响地区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关怀与支持》一书作为翻译材料。此书共四部分,其实用性、可读性与可操作性突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国内艾滋病的防治,基层医护人员的培训起到参考作用。基于原材料第一部分的翻译实践(第一部分主要讲解了艾滋病及其防治的基础知识,对医护人员有较强的普适性),该翻译报告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翻译材料,翻译过程和报告目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从内文本角度与外文本角度简述了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的文体分析理论。第三章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归纳出了本翻译材料的文体特色:从词汇层面来看,原文多用派生词,一词多义词和缩略词;从语法层面来看,原文多被动句和复杂句;从修辞层面来看,对照及平行使用较多;从篇章层面来看,图表、问答形式多,并且行文的内在逻辑清晰。第四章案例分析,在文体分析理论的指导下,从译文的词汇,语法,修辞,篇章四个层面,运用具体例子探讨了翻译时选取的翻译方法,并阐释翻译方法的选取对译文质量的影响。第五章总结翻译心得,笔者发现在进行医学类文本翻译时,利用利奇的文体分析理论剖析翻译材料,储备相应的背景知识,灵活运用增译,省译,分译,合译这类翻译方法,对保证译文的质量有很大帮助。
王志辉[7](2017)在《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针对快速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变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云南、广西、西藏这三大陆地边疆省区,由于受自然、地理、宗教、文化、历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非常滞后、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且社会发育不足,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一定程度流失,社会心理失衡加剧,社会行为失范增多,社会矛盾聚集,毒品问题、艾滋问题、跨境婚姻问题、跨境赌博等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这对西南边疆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巨大挑战,严重制约着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和边疆的巩固,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国家的安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带来巨大挑战。且随着社会结构分化加速,西南边疆利益需求更加多元,过去粗放式、经验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立足西南边疆的特殊性,深入分析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精细化的具体举措,意义十分重大。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思路,来回答“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这个研究主题。论文共分五章,前三章从基本理论阐述、西南边疆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等特殊生态环境及其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主要挑战等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分析了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精细化和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精细化的具体路径,回答了“怎么样推进”,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只有在立足西南边疆特殊生态环境、深入掌握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巨大挑战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精细化的具体而切实可行的路径,才能构建起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实现西南边疆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路新利[8](2017)在《河北省HIV-1分子流行病学和耐药基因变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河北省位于中国华北地区,环绕京津,自古是京畿要地,是进入首都北京的门户,南部与河南省相邻。自1989年从国外务工回国人员当中确认首例艾滋病例以来,河北省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廊坊献血人群和邢台受血人群中爆发艾滋病疫情后,新诊断HIV/AIDS病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截止到2015年底全省累计报告HIV/AIDS患者7303例。27年来,HIV-1在河北省的流行传播人群已经发生改变,2005年以后,性接触已经替代血液传播,成为河北省艾滋病疫情发展的最主要途径。本研究首先对河北省HIV-1的总体流行形式进行了分析,并以2013年全年新诊断报告且未治疗的HIV-1阳性病例为研究对象,实施了目前国内针对一个省份的最广泛的HIV-1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了新诊断病例中HIV-1耐药毒株及其流行。并且研究了16-25岁青少年人群和男男性接触传播人群(MSM)中HIV-1流行及传递性耐药(TDR)突变,有利于预测和观察河北省HIV-1的整体流行变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河北省新诊断HIV-1阳性病例逐年上升,经性行为传播持续成为HIV扩散的主要途径,特别是男男同性接触感染快速上升,成为我省HIV疫情上升的主要途径。2.基于HIV-1 gag全长基因-pol部分基因序列,2013年共发现有9种HIV-1基因型正在河北省内流行。前四个主要基因型是CRF01AE(53.4%)、CRF07BC(23.4%)、subtype B(15.9%)和新的独特型重组体(URFs,4.9%)。一年内,以前河北省内未曾证实存在的三种基因型(subtype A1、CRF5501B和CRF65cpx)首次在MSM人群中被发现。发现所有9种基因型均已在性接触传播人群中传播。30个URFs毒株通过6种基因重组模式形成,包括CRF01AE/BC(40.0%)、CRF01AE/B(23.3%)、B/C(16.7%)、CRF01AE/C(13.3%)、CRF01AE/B/A2(3.3%)和CRF01AE/BC/A2(3.3%),并且证实在30个URFs中流行着2个潜在的流行性毒株(pCRF)。分子进化分析显示河北省的流行毒株通过多种渠道从我国西南和南部省份、邻省等经多次传入河北,特别是与北京、辽宁等邻省以MSM为主的性传播人群之间存在4个较大的CRF01AE(2个)、subtype B(1个)和CRF07BC(1个)流行簇,具有紧密的传播关系。河北省内流行的所有9种HIV-1基因型已经通过性接触特别是MSM从其原有的高危人群传入普通人群。3.在河北省5个MSM监测点中共发现50例新发感染HIV-1阳性病例。通过对其HIV-1 gag(46条)、pol(48条)和env(45条)基因序列的综合分析发现四种基因型,即CRF01AE(56.0%)、CRF07BC(30.0%)、subtype B(12.0%)和URFs(6.0%)。URFs的3种重组模式被确认,即CRF01AE/BC、CRF01AE/B和CRF01AE/C。Subtype B和CRF01AE毒株与邻省传播关系紧密。监测点新发感染MSM人群中HIV-1主要流行趋势与河北省整体流行趋势基本一致,因此通过MSM监测点可以观察河北省整体的HIV-1流行趋势。4.通过分析HIV-1 pol基因序列,2013年新诊断未治疗病例中总的耐药突变发生率为16.2%(109/672)。蛋白酶抑制剂(PIs)耐药突变率为6.3%(42/672),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突变率为2.4%(16/672),非核苷类逆转酶抑制剂(NNRTIs)突变率为8.6%(58/672)。其中,两个不同基因编码区的双重突变率为0.7%(5/672)、三个基因编码区的多重突变率0.1%(1/672)和单基因编码区的多位点突变0.4%(3/672)。这种复杂的突变模式导致当前史坦福数据库所列药物中除了3TC、ABC、DDI、FTC和TDF五种NRTIs外,其他14种药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药性,特别是导致所有的PIs和NNRTIs药物药效不同程度地降低。16-25岁青少年和MSM监测点新发感染病例中传递性耐药(TDR)发生率分别为6.6%和2.1%。分子进化分析发现HIV-1耐药毒株分布在不同的流行簇中,尤其是与邻省以MSM为主的大流行簇为HIV-1耐药毒株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冷冰冰[9](2017)在《科普杂志翻译规范研究 ——基于SciAm三个译本的调查》文中提出在我国,科普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李大光(2008)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西学东渐所引发的科学翻译;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最初20年,中国留美学者以创办《科学》和建立“中国科学社”,试图完整介绍科学的概念、价值和文化为主要目的的翻译高潮;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翻译呈现出不稳定、但是持续发展的趋势。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科普翻译长期以来发挥着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然而从国内科普翻译的研究现状来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科普翻译的研究成果匮乏、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在翻译策略上,更重要的是科普翻译研究者的研究起点都是围绕传统科普翻译的目标,即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传递科学信息;然而事实是科普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将要经历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等各个阶段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我国自2006年前后逐渐走出传统科普阶段,向第二、三阶段发展。无论是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还是科学传播阶段,都强调与公众进行交流互动,而并非是传统的单向交流。如何在科普翻译中吸引公众兴趣、开启对话是需要研究的与时俱进的课题。第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普工作者就将科普的文体类型分为“讲述体、文艺体、新闻体、辞书体和图说体”五种,但长期以来我国科普翻译呈现“文艺体”一枝独秀的研究局面。此外,科普译文可以有多种载体,如书籍、电影、电视纪录片、杂志或是网页,近十年西方翻译研究者开启了“翻译与(载体)物质形态(materiality and translation)”的研究流派,这种研究流派认为“没有超越物质形态的信息,所有意义的生成都受限于该意义所依托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渠道(Mitchell,C.,2010)”。本研究对科普杂志的选材是试图探索新的科普翻译载体,希望能够引起广大研究者对于科普书籍之外其他传播媒介的兴趣。例如,虽然活力四射的综合科普杂志能在科普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二十世纪初许多科普名刊的中译本却命运多舛:如创刊于1872年、销量全球第一的美国生活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其中文版《科技新时代.Popular Science》创刊于1996年1月,一度是中国读者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指南、走近最新生活科技的桥梁,却于2014年10月终止,后来改版成为现在的《科技生活·Popular Science》;创刊于2000年的《大众机械师》是美国主要的机械科普杂志Popular Mechanics的中文版,在中国发行量低迷无法突破,于三年后停刊;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与生活》杂志获得美国迪斯尼公司《DISCOVER》杂志授权,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版《Discover·科技与生活》读者反响平平,与其在美国原版120万册的发行量来说,有天壤之别;还有意大利科普名刊Newton中文版昙花一现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科普翻译研究者从更大的社会语境下探讨背后的原因。第三,目前科普翻译研究角度多限于翻译策略研究,从而使研究格局单一,缺乏层次性。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选取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三个中译本进行调查,这三个中译本分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创刊的《科学》、2002年在台湾创刊的《科学人》(繁体)以及2006年创刊的《环球科学》,调查的译文主要取自1979-2007近三十年间的SciAm期刊的新闻特写。Scientific American是美国经典科普杂志,具有170多年的创刊历史,其中的新闻特写在整个杂志中占有重要地位;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导语是新闻最重要的部分,标题和导语是抓住读者兴趣的最重要的语篇构成。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描写科普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的本质,所有语料以SciAm标题和导语的译文作为分析样本。研究借助的理论框架是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整个研究划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采用历时的视角对比《科学》(1979-2000)、《科学》(2002-2005)和《环球科学》(2006-2007)三个时期SciAm译文规律性的译者行为,语料来自创刊初期和重要转折时期的译文,以便较为准确把握译者的翻译策略。基于大量案例统计分析,本文发现:1979-2000年《科学》译文主要采取“直译+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对科技情报准确性及高级科普群体的需求;2002-2005年《科学》杂志被赋予了“将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的新任务,使用翻译变体的策略在标题和导语翻译中渐露端倪,但由于相关翻译策略研究的不成熟,传统的“直译+意译”仍然是主流翻译策略;2006-2007年《环球科学》杂志在中国科学传播发展日益成熟的时期确立了“建立科普话语体系”的办刊原则,译者大量采用了各种翻译变体,其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直译和意译的使用频率。从第一部分三个时期翻译规范的对比分析,本文可以得出科普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科普翻译承担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使命,其传意规范要根据赋予的历史使命来确定。研究发现,翻译变体在实现大众科普的社会目的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研究的第二部分采用共时对比的视角,对比了《环球科学》(2006-2007)和《科学人》(2002-2005)两期刊译者社会性最为凸显时期翻译变体的使用规范。对比的基础是译者采用的是翻译变体、并且是规律性的译者行为。这一部分采用“编译”代替第一部分翻译策略的“变译/非正法翻译/翻译变体”,来凸显本研究之新闻体科普文的文本属性。对比从“编译者扮演的交流角色”、“通俗易懂文风的实现”、“感叹号和插图承载的编译目的”等角度着手研究。这些对比基于的传意目的是“教化与娱乐兼具、重视人文关怀和开启公众交流”等现代科普的特征,而不仅仅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兼具文采”的传统科普特征。通过对两杂志的对比发现:《环球科学》和《科学人》译者在译文中扮演了社会评论家、科普教师、科技倡导者、科技产品推销员、文学家和寓趣者等角色,其中文学家和寓趣者两种角色是《科学人》杂志经常扮演的,而《环球科学》杂志则较少使用。“通俗易懂”的文风实现方面,研究从“专业词汇、逻辑的处理”和“大众语言”的使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两杂志编译者主要使用删除不译、用熟悉的内容来类比(或建立关联)、直接阐释等方法;而实现译文的“语言大众化”,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与读者对话”、“采用积极修辞”和“使用口头语或俚语”;对比发现,在“采用积极修辞”方面,《科学人》的修辞使用更为丰富,除了比喻、拟人等用于传意清晰化外,还使用了映衬、辞趣等使语言生动活泼的修辞方法,在使用“口头语”方面,《环球科学》较少使用口头语,而《科学人》杂志在标题和导语的翻译上则频繁使用口头语,甚至还使用俚语。感叹号作为非语言交流模式承载了“兴奋与惊讶、强调与召唤、呼告科技产品”的传意功能;而《环球科学》和《科学人》在插图与标题和导语传意关系上的差别在于:后者对标题和导语的设计更重视对插图的阐释。翻译策略是实现翻译规范的重要手段,作为模因具有传承性和模仿性,研究的第三部分试图梳理SciAm三个中文版中的精彩编译案例,建立新闻体科普编译模因池。本研究试图建立四个编译模因子池:目的模因池、手段模因池、位置模因池和积极修辞模因池;其中,目的模因池分为寓趣、求近、通俗化、开启对话、引导评价、政治守门等;手段模因池分为译写模因、改译模因、改写模因、减译和删译模因等;位置模因池分为常在段首的“解释预设点”、分散分布的“解释传意焦点”和常在段末的“总结主题意义”;积极修辞模因池则涵盖实现生动活泼文风可采用的摹声、拟人、映衬、譬喻、辞趣、仿拟、呼告、对偶、概数、设问和感叹等11种修辞手段。“模因”是同一文化的成员间散布的点子、行为、风格或惯用法,这一部分研究意在最大程度地汇集包括台湾在内的华语译者的科普编译策略,来致力于我国科普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因此,本研究三个主体部分分别着眼于新闻体科普翻译活动的社会本质、新闻体科普的编译规范、新闻体科普编译方法库的构建。笔者坦言,以上三方面的研究都是非穷尽的,因为科普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描述可以更细致,编译者对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驾驭研究绝无止境,编译方法库也可以不断添加、没有穷尽。希望后续对新闻体科普翻译的研究能够不断丰富这些研究愿景,从而为建立中国科普话语体系建立坚实的后盾。
金志军[10](2017)在《以“键盘输入法”为语料采集手段的身份指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既是一项基于社会发展对于语言的研究,也是一项基于语言变化对于社会的考察。既是一项基于新技术的实验过程,也是一项基于海量数据的解释分析。从传统的“同志”、“小姐”到流行的“驴友”、“月光族”、“单身狗”等等表示身份的词语,我们发现它们的爆发式发展,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语言生活最显着的特点之一。这不但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给语言学界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问题一,任何研究都必须基于对于概念的有效界定,既有研究对于这类语言形式或称为“称谓语”,或称为“称呼语”,则,哪一种更准确,是否还可用其他方式表示?社会语言学不仅属于语言学,也关联着社会学,则我们的研究如何与社会学中的“身份识别”、“身份认同”、“身份紧张”等等问题衔接?问题二,语言研究离不开语料,既有研究的语料通常都是离散的(即使是一些带有系统性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某个小样本,如《红楼梦》专书才得以实现),则,面向海量数据的研究是否可能?语言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既有研究却通常基于相对静止的语言材料(如某个语料库),则,即时性追踪每时每刻的语言系统性变化是否可能?既有研究的语料通常都是基于文献阅读(即使是语料库也主要基于文本阅读)采集获得,则,我们是否可能通过设计某种实验手段而获取?既有研究通常都是通过在语句中“摘取”词语的方式获得语料,则,既不依赖语句、语篇,又不依赖词典而“直接”提取词语作为语料是否可能?问题三,语言变化既是语言内部运功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某种表征,既有研究通常关注的只是这类词语对于汉语词汇学、语用学的意义,则借助语言统计与分析,建立辨识某种“即时性社会状态”的表征模型乃至建立某种基于语言统计的“社会问题量表”是否可能?本文的焦点就在于回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我们重新考察了既有研究习用的“称谓”与“称呼”概念,提出用“身份指称”涵盖“称谓”与“称呼”所表示的语言现象。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主要功能可分解为指称、陈述、描写。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在社会交往中首要问题可描写为“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所谓“身份指称”是指在语言中以语汇形式对于人的各自身份类型的指称。这表达了人们在文化语境中对于个人的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的阐释和建构,既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形式,也是社会变迁的一大表征。接着,我们在语言学研究中第一次设计了“基于键盘输入法的身份指称语料采集”的实验手段。中国网民达7.1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数据)。“搜狗通用键盘输入法”是中国网民使用率很高的输入法,这一输入法会根据全国网民的使用而自动更新其词库的词语优先联想。这样,我们便可借助键盘输入来测量当下全国“搜狗通用键盘输入法”用户普遍使用的指称形式是哪些。由此,作为我们的语料搜集来源,论文以2015年1月2日搜狗键盘输入法词库为基础,通过追踪测量,建立了以这一动态词库为基础的“身份指称全数据语料库”。论文第一次采集到了前所未有的超大数量的身份指称形式共计13292个。其中,包括二字格身份指称6528个,三字格身份指称6764个。如此巨量的身份指称充分显示了当代社会身份识别与认同的空前多样性和复杂性。论文也第一次发现了数量高达500多个的身份指称“词语模”。为了在大数据量身份指称研究中分离出权重较高的影响因子,我们通过人工梳理,分析出所有身份指称中的“核心语素”,并由此发现了数量空前的身份指称“词语模”。如此数量的词语模的发现,不仅提升了语言学对于身份指称词语模数量的认识,并且,这种具有能产性的并如此高量的词语模的存在,也预示了身份指称总量在未来继续大规模膨胀的可能性。在对时间维度上的身份指称数据的前后对比分析中,论文不但观察到身份指称的动态性变化调整(身份指称年度隐显变化率约为200%)是社会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常态,而且观察到了身份指称所勾勒的与其时间维度相应的社会职业、社会心理和社会焦点等社会现象。为了更明确地认识在身份指称中所映射的当代社会问题,论文进一步集中考察了身份指称与中国社会权利与财富问题、身份指称与中国的性与性别问题、身份指称与中国的族群问题。论文发现,“社会分层”类相关身份指称映射出中国民众对社会的财富、权力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声望维度上的不平等的社会焦虑;“性与性别”类相关身份指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性别维度”上具有男性化特征,其中,男性性别指称多映射中国社会贫富矛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等社会重大议题,女性性别指称更多表现出女性炫富、炒作和任性等特点;“族群”类相关身份指称映射出中国“族群”的内外部分层,其中,民族歧视和“逆向歧视”是由事件性的社会力量推动而成的结果,而部分“族群”类身份指称体现了某些权力拥有者和社会普罗大众之间的分层、某些利益拥有者和普通网民之间的分层、某些非法获利族群与普通利益输送族群的社会分层。自然,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处在变动过之中,而基于对全国网民输入习惯的“词库”变化的研究,也许可以为社会学“社会身份与社会冲突的焦虑度”的量表的构建提供一个基于语言学模型的思路。
二、艾滋防治有多重伦理标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艾滋防治有多重伦理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以F市L机构启明星驿站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禁毒社会工作 |
1.3.2 社区康复 |
1.3.3 吸毒成瘾 |
1.3.4 复吸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法 |
1.4.2 参与式观察法 |
第2章 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服务的现状及形式 |
2.1 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服务对象分类及服务现状 |
2.1.1 戒毒人员社区康复服务对象 |
2.1.2 戒毒人员社区康复服务现状 |
2.2 戒毒人员社区康复服务提供形式 |
2.2.1 政府购买禁毒岗位社工服务 |
2.2.2 政府购买机构禁毒服务 |
第3章 L机构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分析 |
3.1 L机构启明星驿站概况 |
3.1.1 启明星驿站概述 |
3.1.2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概况 |
3.1.3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现状 |
3.2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流程 |
3.2.1 所内干预 |
3.2.2 出所服务 |
3.2.3 签订协议 |
3.2.4 建立档案 |
3.2.5 提供服务 |
3.2.6 解除协议 |
3.3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内容 |
3.3.1 提供就业辅导 |
3.3.2 改善家庭关系 |
3.3.3 协助社会适应 |
3.3.4 预防再次复吸 |
3.4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四全驱动”服务理念 |
3.4.1 社区康复全员覆盖 |
3.4.2 服务期间全程跟踪 |
3.4.3 服务方式全面规范 |
3.4.4 服务手段全力转化 |
3.5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的服务方法 |
3.5.1 实施戒毒人员小组工作激发康复动机 |
3.5.2 开展戒毒人员个案管理防复吸 |
3.6 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的服务成效 |
3.6.1 实现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服务“无缝对接” |
3.6.2 戒毒人员复吸率显着下降 |
3.6.3 政府及社会大众对禁毒社工认可度逐步提高 |
第4章 L机构启明星驿站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困境及成因 |
4.1 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困境 |
4.1.1 社工服务定位易偏差 |
4.1.2 服务资源链接困难 |
4.1.3 戒毒社工专业认可有待提升 |
4.1.4 社工流失使得服务延续性弱 |
4.1.5 异地服务接续易缺失 |
4.2 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困境的成因 |
4.2.1 管控观念转变尚存一定困难 |
4.2.2 戒毒人员容易被标签化 |
4.2.3 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
4.2.4 部门分工职责仍需细化 |
4.2.5 服务经费过度依赖政府 |
第5章 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创新路径 |
5.1 明确主体责任是创新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前提 |
5.1.1 政府宏观管控服务 |
5.1.2 社工专业帮扶服务 |
5.1.3 社区居民参与服务 |
5.1.4 利益相关者协助服务 |
5.2 完善服务体系是创新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关键 |
5.2.1 明确禁毒社工服务主体职责 |
5.2.2 人本理念融入服务考核评估 |
5.2.3 引入AI技术创新服务方式 |
5.2.4 开拓异地戒毒人员接续服务 |
5.3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是创新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保障 |
5.3.1 完善入职培训机制 |
5.3.2 提升督导业务能力机制 |
5.3.3 创建高校联合机制 |
5.3.4 引进管培生试建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发表文章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2)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 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关键概念界定 |
1.3 从表征到共识的媒介研究路径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研究意义 |
2 文献综述 |
2.1 中国控烟运动的历程 |
2.2 国外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2.3 国内跨学科视角下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2.4 文献评述与研究问题提出 |
3 媒介表征:基于历时、全局、主体性的考察 |
3.1 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处理 |
3.2 时间脉络 |
3.3 社会变迁与关键事件 |
3.4 地域差异 |
3.5 媒介表征下的行动者框架 |
3.6 本章小结 |
4 数字媒介实践:基于实践画像的考察 |
4.1 数字媒介实践的类型 |
4.2 搜索: 媒体聚焦与用户关注的偏离与重合 |
4.3 展演: 热门话题的表达实践 |
4.4 “劝烟”网络公众事件的聚类 |
4.5 参与: 网络公众事件中的表征流动与情绪竞合 |
4.6 补充与验证 |
4.7 本章小结 |
5 结语 |
5.1 控烟议题的共识机制 |
5.2 反思: 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五类主体高频并置词 |
附录二: 2009-2018影响力排名前50热门微博 |
附录三: 2016-2018新浪微博“劝阻吸烟”媒介事件汇总 |
附录四: 深度访谈引导问题 |
附录五: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3)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本选题的研究价值 |
(一)学术价值 |
(二)现实意义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一)对民族传统文化与农村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探索 |
(二)关于凉山彝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 |
(三)关于凉山毕摩文化的研究 |
1.对毕摩文化的整体介绍和研究 |
2.毕摩经籍文献整理与研究 |
3.毕摩仪式研究 |
4.毕摩及其技艺研究 |
5.毕摩文化与彝区社会关系的研究 |
四、所用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二)文化功能论 |
(三)文化相对论 |
(四)文化自觉理论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田野调查法 |
(二)创新点 |
六、田野工作情况 |
第一章 新时代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概述 |
第一节 凉山彝区概况及相关理论阐释 |
一、凉山彝区概况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第二节 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二、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
三、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
第三节 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目标任务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历程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
第四节 传统文化——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
一、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传统力量来源 |
第二章 凉山彝区毕摩文化辨析 |
第一节 “毕摩”及“毕摩文化”的界定 |
一、毕摩 |
二、对毕摩文化的界定 |
第二节 毕摩文化的结构分析 |
一、毕摩文化体系的三元结构 |
二、毕摩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 |
三、毕摩文化在行为层面的内容 |
四、毕摩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内容 |
第三节 毕摩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社会基础 |
一、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历史流变 |
二、当前凉山彝区社会毕摩文化的现状 |
第三章 毕摩文化根植并长期延续于凉山彝区农村的原因 |
第一节 毕摩文化生长于彝族特殊的文化生态 |
一、文化生态的概念 |
二、毕摩文化生长的文化生态 |
第二节 较为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传承制度使毕摩文化得以传承 |
一、毕摩文化处于较为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
二、毕摩群体严格的传承制度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尚存有满足彝区某些社会需求的功能 |
一、彝区社会仍有毕摩文化的需要 |
二、毕摩文化在彝区社会仍有诸多功能 |
第四章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利”分析 |
第一节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
一、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状 |
二、毕摩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 |
三、通过毕摩文化仪式确立并且传播的内容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功能 |
四、毕摩文化中有助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资源 |
第二节 毕摩文化对彝区乡村治理具有的积极影响 |
一、毕摩文化中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观念 |
二、毕摩文化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 |
三、毕摩群体的优良品德和“德古”身份也是彝区农村社会和谐的因素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文化现代化中的积极影响 |
一、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 |
二、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贡献 |
第四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 |
一、凉山彝区农村生态现状 |
二、毕摩文化中的生态保护观念和智慧 |
三、毕摩文化中有益于彝区农村生态的仪式 |
第五章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冲突 |
第一节 毕摩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容 |
一、毕摩文化仪式中献祭蕴涵的文化观念 |
二、毕摩文化仪式“高消费”与彝区人情消费的紧密联系 |
三、彝区人情消费高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中“诅咒”与当前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冲突 |
一、彝区农村仍然存在诅咒观念和仪式 |
二、诅咒观念和行为与当前和谐社会观念的冲突 |
第三节 毕摩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
一、对毕摩文化的依赖造成彝区民众在现代化中的被动处境 |
二、现代文化对毕摩文化的冲击 |
三、毕摩文化“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 |
第四节 现代化建设的“卫生”要求与毕摩文化的“洁净”观念的冲突 |
一、毕摩文化中的“污染”与“洁净”观念 |
二、彝区农村“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与彝区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
第六章 对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合理调适的几点思考 |
第一节 文化自觉下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与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一、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 |
二、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者的“文化关注” |
三、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英雄”引领文化自觉 |
四、毕摩文化自身的“文化自觉”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共赢 |
一、借力毕摩文化促进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 |
二、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 |
三、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 |
四、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整洁”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田野图片 |
致谢 |
(4)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重点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关系辨析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与人权之关系解析 |
一、知识产权属性与人权范畴 |
二、知识产权与人权的联系和冲突 |
第二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关系解构 |
一、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缘由探析 |
二、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辩证关系 |
第二章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相互促进 |
第一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多重效应 |
一、加大医药技术创新的力度 |
二、促进公民健康发展的方式 |
三、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动力 |
第二节 健康权保障的良性促进 |
一、推进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化布局 |
二、增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程度 |
三、保持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竞争力优势 |
第三章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保障的负面影响 |
第一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保障负面影响的类型 |
一、对不同群体健康权保障的负面影响 |
二、对特殊病患健康权保障的负面影响 |
三、医药知识产权垄断的损害 |
四、医药专利权过度保护的危害 |
第二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造成健康权保障负面影响的追本溯源 |
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阶之争 |
二、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之争 |
三、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影响之争 |
第四章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域外经验 |
第一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国家行为 |
一、法规制定——两者平衡的基础 |
二、强制许可——权利滥用的限制 |
三、平行进口——价格平抑的方式 |
四、跨国合作——整合资源的举措 |
第二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域外案例 |
一、印度仿制药 |
二、巴西的医药专利审查与药品定价 |
三、古巴的制药与研发 |
四、不同体制国家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经验 |
第五章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法理思考 |
第一节 基于公平正义的权利平衡 |
一、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冲突中的公平正义 |
二、医药知识产权权利适度限制 |
第二节 生命与效益的优先抉择 |
一、生命与效益的理念 |
二、健康权保障的优先实现 |
第三节 基于利益与发展协调的权利调和 |
一、利益与发展的理念 |
二、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调和 |
第六章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法治路径 |
第一节 法律框架体系的完善 |
一、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入宪 |
二、优化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规 |
三、完善健康权保障立法 |
第二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
一、国家义务的构成 |
二、国家义务的履行 |
第三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国际法问题 |
一、法律全球化及作用 |
二、国际医药知识产权法律的作用 |
三、对救命药暴利的法律规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个案管理视角下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1.个案管理研究综述 |
2.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研究综述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1.个案管理 |
2.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
3.再社会化 |
(四)理论基础 |
1.社会化理论 |
2.增强权能理论 |
(五)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 |
1.研究对象 |
2.研究思路 |
3.研究方法 |
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现状 |
(一)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困境 |
1.居无定所 |
2.自我照顾能力下降 |
3.经济拮据 |
4.就业选择范围小 |
5.情感支持薄弱 |
6.社区参与度降低 |
(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成功再社会化的阻碍因素 |
1.个人心理发展异常 |
2.家庭关系的疏离 |
3.社区关系的冷漠 |
4.社会环境造成污名化 |
(三)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及需求 |
1.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
2.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需求 |
三、个案管理介入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适用性 |
(一)个案管理模式 |
1.个案管理的起源与发展历史 |
2.个案管理的原则 |
3.个案管理的模式分类 |
(二)个案管理介入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必要性分析 |
1.政府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行政管控力度有限 |
2.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需求复杂多元 |
(三)个案管理介入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可行性分析 |
1.个案管理弥补政府管控手段的不足 |
2.行政管理部门开始注重“管控+服务”手段的结合 |
3.个案管理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有正向影响 |
(四)细化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个案管理基本流程 |
四、个案管理介入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实践过程 |
(一)建立关系 |
1.建立个案接案机制 |
2.多渠道获取个案基本信息 |
3.无条件积极关注 |
(二)预估——需求与资源分析 |
1.需求评估 |
2.外部资源评估 |
(三)目标与计划制定 |
1.目标制定 |
2.计划制定 |
(四)服务实施 |
1.协助案主增强个人权能 |
2.联动相关部门整合资源 |
3.组建个案管理小组 |
4.结合社会工作三大方法提供持续性服务 |
5.在社区禁毒宣传中发展禁毒志愿者 |
(五)服务成效 |
1.服务产出 |
2.服务效果 |
(六)服务总结与反思 |
1.服务总结 |
2.服务反思 |
五、个案管理模式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一)个案管理模式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
1.禁毒社会工作者难以发挥个案管理者核心管理作用 |
2.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求助动机弱 |
3.社会环境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态度分化且对立 |
(二)个案管理模式在实践运用中的对策建议 |
1.禁毒社会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个人的职业认同感和专业素质 |
2.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始终贯穿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个案管理工作中 |
3.在社会大环境中倡导关怀救助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6)《保护未来:对无家可归及受战争影响地区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关怀与支持》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
1.2 Translation Process |
1.3 Purpose of the Report |
Chapter 2 Geoffrey Leech’s Stylistic Analysis Theory |
2.1 External Text Analysis |
2.2 Internal Text Analysis |
Chapter 3 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3.1 Lexical Categories |
3.2 Grammatical Categories |
3.3 Figures of Speech |
3.4 Context and Cohesion |
Chapter 4 Case Analysis Based on the Source Text |
4.1 Strategies Toward Lexical Categories |
4.1.1 Derivatives from Greek or Latin: Selecting the Best Words |
4.1.2 Polysemous Terms: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
4.1.3 Abbreviations: Making a Glossary |
4.2 Strategies Toward Grammatical Categories |
4.2.1 Passive Sentences: Choosing Different Voices |
4.2.2 Complex Sentences: Restructuring Sentences |
4.3 Strategies Toward Figures of Speech |
4.3.1 Antithesis: Adding Adversatives |
4.3.2 Parallelism: Using Four-character Phrases |
4.4 Strategies Toward Context and Cohesion |
4.4.1 Context: Reappearing Different Formats |
4.4.2 Cohesion: Adding Logical Words |
Chapter 5 Conclusion |
Acknowledgements |
References |
Appendix 1 The Target Text |
Appendix 2 The Source Text |
Appendix 3 Glossary |
Research Results Obtained During the Study for Master Degree |
(7)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一章 西南边疆及其社会治理精细化 |
一、社会治理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三、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及其必要性 |
第二章 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环境 |
一、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恶劣 |
二、自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
三、基础设施落后 |
四、经济发展滞后 |
五、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 |
六、社会发育程度低 |
七、教育和科技水平普遍偏低 |
八、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复杂 |
九、社会治理体系不完善 |
十、地缘政治环境复杂 |
第三章 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挑战 |
一、社会公平正义流失严重 |
二、社会心理失衡普遍 |
三、社会行为失范较多 |
四、社会矛盾多发频发 |
五、社会问题持续累积 |
六、社会关系复杂尖锐 |
第四章 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精细化 |
一、社会治理体制的合理化 |
二、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三、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备化 |
四、社会治理方式的科学化 |
第五章 西南边疆社会治理能力精细化 |
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及其精细化 |
二、平衡社会心理的能力及其精细化 |
三、规范社会行为的能力及其精细化 |
四、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及其精细化 |
五、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及其精细化 |
六、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及其精细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河北省HIV-1分子流行病学和耐药基因变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HIV病原学 |
1.2 HIV的传播 |
1.2.1 HIV的传染源与途径 |
1.2.2 HIV的全球传染形式 |
1.3 HIV的感染与增殖 |
1.3.1 HIV的感染增殖及调控 |
1.3.2 HIV的突变重组 |
1.4 HIV的表观遗传特征 |
1.5 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与技术路线 |
第2章 河北省 1989-2015年HIV-1流行特征分析 |
2.1 资料来源 |
2.2 河北省HIV-1流行特征分析 |
2.2.1 HIV-1流行时间分布 |
2.2.2 HIV-1人口学分布 |
2.3 讨论 |
第3章 河北省HIV-1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样本来源 |
3.1.2 实验材料 |
3.1.3 实验方法与过程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人口与流行病学资料 |
3.2.2 HIV-1 基因型分析 |
3.2.3 HIV-1 基因型的人口社会学分布 |
3.2.4 HIV-1 基因型的地理学分布 |
3.2.5 HIV-1 URFs分析 |
3.2.6 HIV-1 分子进化 |
3.3 讨论 |
3.4 小结 |
第4章 河北省MSM监测点中发现的新发感染MSM HIV-1 遗传基因多样性 |
4.1 材料和方法 |
4.1.1 样本来源 |
4.1.2 实验材料 |
4.1.3 数据处理软件与分析工具 |
4.1.4 实验方法及过程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新发感染MSM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
4.2.2 HIV-1 基因型及分布 |
4.2.3 HIV-1URFs重组分析 |
4.2.4 HIV-1 分子进化分析 |
4.3 讨论 |
4.4 小结 |
第5章 HIV-1 耐药基因突变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样本来源 |
5.1.2 实验材料 |
5.1.3 数据处理软件与分析工具 |
5.1.4 实验方法及过程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流行病学信息 |
5.2.2 HIV-1 基因型分析 |
5.2.3 HIV-1 耐药基因突变 |
5.2.4 HIV-1 耐药基因突变分布 |
5.2.5 HIV-1 耐药相关影响因素 |
5.2.6 16-25 岁人群中传递性耐药监测 |
5.2.7 MSM监测点新发感染MSM中传递性耐药监测 |
5.3 讨论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河北省HIV-1 流行形式 |
6.2 河北省HIV-1 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
6.3 新发感染MSM中HIV-1 遗传基因流行特征 |
6.4 河北省HIV-1 耐药基因突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1文中使用到的一些单词缩略语的全称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科普杂志翻译规范研究 ——基于SciAm三个译本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意义 |
1.5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科普概念研究”综述 |
2.1.1 科普模式的演进 |
2.1.2 以“公众理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科普 |
2.1.3 现代科普的内涵特征 |
2.1.4 现代科普的重要手段:新闻体科普文 |
2.2“科普翻译研究现状”综述 |
2.2.1 立足于“传统科普” |
2.2.2 研究成果匮乏 |
2.2.3 研究内容简述 |
2.2.4 国内科普翻译研究的缺陷 |
2.3“翻译规范理论”综述 |
2.3.1 翻译模因与翻译规范 |
2.3.2 翻译规范理论解析 |
2.3.3 翻译策略与翻译规范 |
2.4 小结 |
第三章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及中译本 |
3.1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简介 |
3.2 SciAm的三个中译本 |
3.2.1《科学》发行背景及命运 |
3.2.2《环球科学》发行背景及现状 |
3.2.3《科学人》发行背景及现状 |
3.2.4 小结 |
3.3 SciAm文本分析 |
3.3.1 科普杂志与新闻特写 |
3.3.2 标题和导语 |
3.3.3 SciAm标题与导语的分析 |
3.3.4 小结 |
第四章《科学》—《环球科学》翻译规范的历时分析 |
4.1《科学》(1979-2000)译文的分析 |
4.1.1 关系规范:译文与原文极似 |
4.1.2 传意规范特点 1:消极传意 |
4.1.3 传意规范特点 2:社会文化语境不连贯 |
4.1.4 期望规范:科技情报与高端科普 |
4.2《科学》(2002-2005)译文的分析 |
4.2.1 关系规范:极似与近似交融 |
4.2.2 传意规范:意译和变译优化传意 |
4.2.3 新旧翻译规范的竞争共存 |
4.2.4 期望规范:向“大众科普”转变 |
4.3《环球科学》(2006-2007)译文的分析 |
4.3.1 关系规范:“不似”成为主流 |
4.3.2 传意规范特点 1:社会文化语境连贯 |
4.3.3 传意规范特点 2:积极传意 |
4.3.4 期望规范:科学传播与科普话语体系 |
4.4 科普翻译规范历时对比阐述 |
4.4.1《科学》(1979)—《环球科学》(2007) |
4.4.2《环球科学》(2007)—《环球科学》(2009) |
第五章《环球科学》与《科学人》翻译规范的共时对比 |
5.1“编译”:新闻文本中的“变译” |
5.2 编译者扮演的角色 |
5.2.1 社会评论家 |
5.2.2 科普教师 |
5.2.3 科技倡导者 |
5.2.4 科技产品推销员 |
5.2.5 文学家 |
5.2.6 寓趣者 |
5.2.7 小结 |
5.3 编译者对通俗文风的创造 |
5.3.1 对专业词汇、逻辑的处理 |
5.3.2 大众语言的使用 |
5.3.3 小结 |
5.4 编译者对感叹号的使用 |
5.4.1 兴奋与惊讶 |
5.4.2 强调和召唤 |
5.4.3 呼告—特殊的召唤 |
5.4.4 分析与小结 |
5.5 编译者对插图的利用 |
5.6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新闻体科普编译模因池的构建 |
6.1“模因”的内涵 |
6.2 编译目的模因 |
6.2.1 寓趣 |
6.2.2 求近 |
6.2.3 通俗化 |
6.2.4 开启对话 |
6.2.5 引导评价 |
6.2.6 政治守门 |
6.3 编译手段模因 |
6.3.1 译写 |
6.3.2 改译 |
6.3.3 改写 |
6.3.4 减译和删译 |
6.4 编译位置模因 |
6.4.1 段首:预设点 |
6.4.2 分散:传意焦点 |
6.4.3 段末:主题意义 |
6.5 积极修辞模因 |
6.5.1 摹声 |
6.5.2 拟人 |
6.5.3 映衬 |
6.5.4 譬喻 |
6.5.5 辞趣 |
6.5.6 仿拟 |
6.5.7 呼告 |
6.5.8 对偶 |
6.5.9 概数 |
6.5.10 设问 |
6.5.11 感叹 |
第七章 结论 |
7.1 内容总结 |
7.2 局限与不足 |
7.3 前景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0)以“键盘输入法”为语料采集手段的身份指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绪论 |
1.1 核心术语的界定和研究目标的提出 |
1.2 文献综述 |
1.2.1 称谓语分类的研究 |
1.2.2 称谓语泛化的研究 |
1.2.3 称谓语简化的研究 |
1.2.4 称谓语“缺环”的研究 |
1.2.5 称谓语的文化释源研究 |
1.2.6 称谓语的语用功能研究 |
1.2.7 通用称谓语的研究 |
1.2.8 零称谓的研究 |
1.2.9 网络称谓语的研究 |
1.2.10 称谓语的个案研究 |
1.2.11 文艺作品中的称谓语研究 |
1.2.12 历史文献中的称谓语研究 |
1.2.13 少数民族、地区方言和村落中的称谓语研究 |
1.2.14 称谓语和修辞关系的研究 |
1.2.15 称谓语的理论研究 |
1.3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1.3.1 全数据的语料搜集是否存在可能的问题 |
1.3.2 研究方法如何展开的问题 |
1.3.3 研究的根本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 |
1.4 研究的基本设想 |
1.4.1 研究语料的获得 |
1.4.2 研究方法的展开 |
1.4.3 研究价值的实现 |
1.4.4 论文的基本结构 |
本章小结 |
上篇 |
第二章 身份指称的采集和数据库的建立 |
2.1 身份指称数据的来源 |
2.2 身份指称数据的采集 |
2.2.1 身份指称数据采集中的输入法选择 |
2.2.2 身份指称数据采集中的拼写法选择 |
2.2.3 身份指称数据采集中的音节数处理 |
2.2.4 身份指称数据采集中的抗干扰处理 |
2.3 身份指称数据的总量 |
2.4 身份指称数据的序列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的分析及词语模的建立 |
3.1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的提炼 |
3.2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的分析和讨论 |
3.2.1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词性维度的分类 |
3.2.2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词义维度的分析和讨论 |
3.2.2.1 核心语素为名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1.1 核心语素为生命义名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1.2 核心语素为非生命义名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2 核心语素为动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2.1 核心语素为负面义动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2.2 核心语素为非负面义动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3 核心语素为形容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3.1 核心语素为负面义形容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3.2 核心语素为非负面义形容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2.2.4 核心语素为其它词性成分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3.3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成词能力的观察 |
3.4 身份指称核心语素引导下的身份指称“词语模”的建立 |
3.4.1 强模标与弱模标:词语模和身份指称核心语素的呼应 |
3.4.2 语素模与构式模:身份指称词类系统对于词语模的类别补充 |
3.4.3 身份指称词语模的能产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身份指称高频词的分析和研究 |
4.1 高频使用的二字格身份指称 |
4.1.1 高频使用的二字格身份指称的提取 |
4.1.2 高频使用的二字格身份指称的归类分析和讨论 |
4.1.2.1 家庭身份类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4.1.2.2 朋友身份类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4.1.2.3 职业、职位、地位身份类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4.1.2.4 性与性别身份类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4.1.2.5 社会通称类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4.1.2.6 其他类别的身份指称的分析和讨论 |
4.2 高频使用的三字格身份指称 |
4.2.1 末字声母为“B”“P”“M”的指称数据的提取 |
4.2.2 末字声母为“B”“P”“M”的指称数据中的词汇学意义 |
4.2.3 末字声母为“B”“P”“M”的指称数据中的语用学意义 |
4.2.3.1 社会新群体的勾勒 |
4.2.3.2 社会新问题的映射 |
4.2.3.3 社会新平等的表达 |
4.2.3.4 社会新心理的呈现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身份指称高频词的动态对比研究 |
5.1 身份指称高频词动态对比数据的选取 |
5.2 二字格身份指称的动态对比研究 |
5.2.1 二字格身份指称所选数据的呈现 |
5.2.2 二字格身份指称所选数据的整理与对比分析 |
5.2.3 二字格身份指称所选数据在不同对比条件下的讨论 |
5.3 三字格身份指称的动态对比研究 |
5.3.1 三字格身份指称所选数据的呈现 |
5.3.2 三字格身份指称所选数据的整理与对比分析 |
5.3.3 三字格身份指称所选数据在不同对比条件下的讨论 |
本章小结 |
下篇 |
第六章 身份指称和中国社会的权力和财富问题 |
6.1 富二代、房奴、石油系和中国的社会分层 |
6.1.1 社会分层的理论探讨 |
6.1.2 身份指称“X二代”与中国的社会分层 |
6.1.3 身份指称“房X”与中国的社会分层 |
6.1.4 身份指称“X奴”与中国的社会分层 |
6.1.5 身份指称“XX系”与中国的社会分层 |
6.2 贪官、侠盗和社会“越轨”中之社会不平等的表现 |
6.2.1 社会规范的理论阐述 |
6.2.2 以负面义动词性语素为核心的身份指称和社会“越轨” |
6.2.3 负面义动词性核心语素类身份指称映射下的社会“越轨”与社会不平等 |
6.2.4 以负面义形容词性语素为核心的身份指称和社会“越轨” |
6.2.5 负面义形容词性核心语素类身份指称映射下的社会“越轨”与社会不平等 |
6.2.6 社会“越轨”与社会不平等总述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身份指称和中国的性与性别问题 |
7.1 身份指称与中国社会的性别问题 |
7.1.1 扁担男、摘花女和中国的性别与社会事件 |
7.1.1.1 “XX男”类身份指称在性别维度上的社会映射和讨论 |
7.1.1.2 “XX女”类身份指称在性别维度上的社会映射和讨论 |
7.1.1.3 “XX男”、“XX女”类身份指称折射的中国男女性社会表征 |
7.1.2 盛女、煮男和中国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评价 |
7.1.2.1 “X女”类身份指称折射的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社会评价 |
7.1.2.2 “X男”类身份指称折射的中国社会对于男性的社会评价 |
7.1.2.3 “X女”、“X男”类身份指称折射的男女性社会评价比照 |
7.1.3 女汉子、男小三和中国的性别歧视 |
7.1.3.1 “女XX”类身份指称折射的女性社会地位 |
7.1.3.2 “男XX”类身份指称折射的男性社会地位 |
7.1.3.3 “女XX”、“男XX”类身份指称折射的中国男女性社会地位的讨论 |
7.1.4 炫校姐、街净哥和中国的性别分层 |
7.1.4.1 “X姐”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的女性性别表征 |
7.1.4.2 “X哥”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的男性性别表征 |
7.1.4.3 “X姐”、“X哥”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男女性性别分层 |
7.1.4.4 “X姐”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的女性性别表征 |
7.1.4.5 “XX哥”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的男性性别表征 |
7.1.4.6 “XX姐”、“XX哥”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男女性性别分层 |
7.1.4.7 “姐”类和“哥”类身份指称与中国社会男女性别分层的总体探讨 |
7.1.4.8 “男、女”和“哥、姐”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社会性别分层的总体讨论 |
7.2 身份指称与中国社会的“性”问题 |
7.2.1 中性、颜性恋和中国的社会“性”风潮 |
7.2.2 同妻、同官和中国特殊的同性文化 |
7.2.3 小姐、先生与中国的性产业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身份指称和中国的族群问题 |
8.1 切糕党、蚁族和中国的族类分层 |
8.1.1 “XX党”类身份指称映射的社会分层及讨论 |
8.1.2 “X族”类身份指称映射的社会分层及讨论 |
8.2 大妈、大爷与中国的中老年族群的分层 |
8.2.1 “X大妈”类身份指称映射的中国中老年族群的社会分层及讨论 |
8.2.2 身份指称“大爷”暗示的中国中老年男性群体的社会存在表征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身份指称数据库 |
附录二 “词语模”概念下的身份指称数据统计表 |
附录三 “词语模”概念下的身份指称的类化数据列表 |
后记 |
四、艾滋防治有多重伦理标准(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以F市L机构启明星驿站为例[D]. 廖雯雯.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6)
- [2]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D]. 马旭.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3]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4]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平衡研究[D]. 杨睿宇.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2)
- [5]个案管理视角下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再社会化的实践研究[D]. 赖育珍.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6]《保护未来:对无家可归及受战争影响地区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关怀与支持》翻译报告[D]. 陈阳茜. 电子科技大学, 2018(10)
- [7]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D]. 王志辉. 云南大学, 2017(12)
- [8]河北省HIV-1分子流行病学和耐药基因变异研究[D]. 路新利. 河北大学, 2017(08)
- [9]科普杂志翻译规范研究 ——基于SciAm三个译本的调查[D]. 冷冰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10]以“键盘输入法”为语料采集手段的身份指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D]. 金志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