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利用明年的雨,今年春天给我的花浇水--论商业文化_商业文化论文

大胆利用明年的雨,今年春天给我的花浇水--论商业文化_商业文化论文

敢借明年雨浇我今春花——商业文化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春论文,明年论文,商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用这样的正题,是想表明以下意思:

一、商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商业文化,是新的综合性管理科学,当然是好东西,可是这东西搬到你那个店里都灵么?都能搬么?未必。这全看你现在的综合基础状况。东西南北中,万千个商家,经营状况千差万别,引入商业文化的情况自然也是不平衡的。做个头脑清醒的现代商人,要实实在在,从目前现状出发,哪件事现在就能干,哪些事放到明天干,要有个盘算,不要追时髦,硬“刮风”——计划经济时期,这个亏我们吃得太多了!

二、商业文化建设的困难性。这种文化属于亚文化,也就是说它往往受制于社会主流文化。换句话说,文化这东西归根到底要靠全社会全体公民来“化”,仅靠商业一家是难于其事的。琢磨一下,为什么有的商店设立服务员“委屈奖”?他(她)之所以受委屈,归根还是那位“上帝”少“文化”,甚至压根儿没“文化”。这个小例子表明,建设商业文化,在一个很主要的意义上讲是全社会的事,这是它困难性的一面。

三、商业文化的某些超前性。难事,不是不能办的事。60年代的中国,有这样的企业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眼下的商业文化建设,应该说是有条件,但条件又不足,这不仅是环视国内,也是对比域外的结论。相比某些先进国家近200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言,我们今天搞商业文化不能说不带某些超前性。

破题之后,请允许我散论如下。

缓称学 重操作

商业文化,在国内做为一个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尚处于拓荒伊始的“初级阶段”。从胡平同志1988年第一次提出研究商业文化,至今才不过6年时间,因此,我的态度是:要研究体系构架,但不醉心于此;要琢磨名词概念,但不拘泥于此。这种态度源于我对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研究的一种反省——个别理论者迎“风”而上,东拼西凑、抄来套去,缺少严谨性和操作性;某些实践者对诸多“新名词”莫衷一是,抓住一个“观点”去改铸材料,于是乎千人一面,缺少个性。这两种苗头,是对企业实践的忽视和蔑视,是民族情绪浮躁的反映。美国企业文化学者沙因有体会:文化的研究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为什么要缓称学呢?“学”,是一门科学的结构体系,是庞大的概念网络,是诸多思想精品的积淀,是宏观理论的战略建设,因此它是一项需要积以时日的大工程。这件事,不做当然不行,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我的意思是说,少数人务虚,多数人务实,急用先研究,边研究边转化与操作,在操作中再提出理论研究课题,升华经验,形成概念。这样做较为实在——弥补研究者的理论准备不足(也许不是洋名词新概念的不足,而是使之中国化的功力不足),这样做较为实用——商人们忙得恨无分身之术,你让他们仔细研读那些大块文章,大部头著作,坐得下来吗?一时用得上吗?反之,他们的目前实践急需的是操作之“术”,而不是概念之“学”。

重操作之术,你可以讲急功近利,但,做为商业文化建设的不少方面,它是软件,隐含成份,又不能盲从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它需要积淀、养成,这是个慢功夫。一急,就可能出现花拳绣腿、东施效颦,到头来贻误自家。

“逼”出来的智斗

这是商业文化热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敢断言,商场的老总们在心里边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具体说,商业文化之所以很快被接受,被炒热,实在是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逼”出来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商战。

文化热,在我国经久不衰已经十几年了,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国人解放思想的又一次高潮,它较之第一次来得更深入、更普及。细琢磨起来,有些提法似乎有点滥、泛,但这毕竟是社会进步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企业与文化挂起勾来,叫做企业文化,这是美国企业管理研究者的概括,80年代中期引起我国一些人重视、评介,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予以明确肯定。其实,商业也是企业之一类,商业文化也就相应地隶属于企业文化,或者说它是研究流通领域企业的文化。有人对它的兴起做了中肯的宏观概括:“提出建设和研究商业文化,这绝不是人们主观随意的产物,而是客观实践的要求。”“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也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商业工作水平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我以为,把这第一种“需要”说得微观些、直白些,首当其冲的是商业竞争的需要。

现代商战,是一场全方位、多因素、多学科的商品流通之战。领导才干、员工素质、资金实力、采购途径、储运手段、营业场地、地理位置、内部管理……如果说这些都算硬件条件,那么诸如营销策略、消费心理学、社会学、公共关系学、商品美学、民俗学……则是软件条件。商人们殚精竭虑地调动、运用如此杂多的条件去迎战,为什么?促销,加速商品的流通。这恐怕是商业家的基本职守。企业家要开发产品,商业家要促销商品,顾客需要质优价廉的消费品。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零售商业。流通,就意味着买得进来,卖得出去。卖,就是促销。一位省的商业部门负责人在谈到商业文化现象时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企业如何提高竞争能力并寻求新的发展,是近年来各类商业企业都在不断探索的问题。它(商业文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组织多种多样的营销活动。”

现代商人们,忙哟,累哟,苦哟,集中到一点——促销。于是,在商战中,你出一着我来一式地鏖战起来,渐渐地分高低、见雅俗。商业文化之花,正是在这一浪高一浪的商潮中孕育、绽蕾、纷呈,而日显其魅力。粗线条地勾勒我国商战的过程,大体可以分这样几个阶段:

重广告效应阶段。

利用传媒作商业广告,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大启蒙。一时间,忙煞了广告人(代理者、制作者、策划者),他们别出心裁地调动各种手段去出卖创意;一时间,急煞了商人们,他们为抢黄金时间为占据显要版面,大搞公共活动不惜重金。我说这是一种“启蒙”,不仅表现在商人们开始懂得广告与潜在市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大张旗鼓地向大众宣传商业、商品知识,不仅表现在向大众显示了知识(创意)的有价性,更表现在它向国人推销着一种进步的、崭新的生活方式。

重店貌店容改造阶段。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硬件投入,而显现和隐含着的文化却是整个购物氛围。为什么一时间店家争相兴土木呢?而今的“上帝”越来越考究起来,不少人腰包鼓起来,胆子大起来,敢闯高级商厦,或买或不买,或追求实用或迷恋炫耀,总归是人们渐渐地瞧不起那些旧门脸儿、小门脸儿啦。于是乎,急坏了商人,愁坏了商人,你改我势必要改,你叫“城”我称“厦”,你花100万我投500万,真叫有钱要改没钱借钱也得改,于是乎玻璃幕墙,铝合金窗,建筑小品、艺术雕塑、名家书法……“文化,正昂首走进商厦”。且不论改造后的商品价格和服务,单说这一改,就装点着城市的现代化、浓郁着商埠味儿,熏陶着消费者。再想想十年动乱中的“红海洋”,可惜了那些油漆哟,涂来抹去盖不住其阴险。

重价格竞争阶段。

古往今来的商业,价格竞争既是永恒的,又是最为有力的手段。价格本身的表现是枯燥简单的十个阿拉伯数字,可作为手段,则渗透了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尽管有粗细雅俗之分,可表现起来却是生动活泼的:“大甩卖”“自杀价”“八五折”“同盟价”“最低价”“巨奖销售”“买一送一”“十点利”……商人们自相“厮杀”起来——出于建功立业的社会责任感,出于自觉迎接市场经济考验的胆量。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时、事上也出于一点点无奈。价格竞争当然有益处:抑制暴利行为,促使生产厂家压缩成本、刺激消费、搞活流通。但是,到头来不少商人们暗暗叫苦,别打了!再战下去等于“自杀”——无商不为利。压价行为是有限度的。

重服务质量阶段。

平心而论,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一直重视商业服务工作。否则,怎么会涌现一批以“张秉贵”为代表的受人敬仰的商业英模呢?不过,应该承认,服务质量问题一直是商业战线的老大难问题。其中的症结是官商习气,没竞争活力,仅靠表扬而少激励机制。这种官商遗风,一直传承至今,几落几起的讨论便是明证:顾客是“上帝”还是“宰相”(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意谓顾客对服务质量低劣的宽容)?我想,精明的商人应该意识到,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比价格竞争更具优势——潜在的大市场。服务质量,不仅是消费心理学研究的大题目,也是公共关系学研究的大题目。商业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钱物互换,可它与其他经济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是把服务——人际关系,做为商品的“附加值”一同购买的。俗话说:花钱买讨气我不干!正是这番意思的通俗表达。

对于以上几个“阶段”的讨论,我想再收拢来补充几句。所谓“重”仅仅是相对而言,其实商战内容极其丰富;所谓“阶段”,仅仅是为行文便当,其实这些手段,它们本身就是或者就含文化,就是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假如有人问我,这些阶段中所体现的商业文化有什么倾向,我会不假思索地答曰:缺少个性、模仿多,这是致命伤。这里讨论的,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商业文化热的缘起和必然。

商业文化,重在智慧,不在赌财。

“宇宙牌”香烟与高智商的“傻瓜”

“宇宙牌”香烟,是大笑星马季在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上推出的“产品”。他的剧场效果,不少人至今历历在目:全场仰合,笑声山响。静思一番,笑谁呢?推销员?广告人?不算错,可是没追到根上。我想,九九归一是笑(讽刺)一些卖弄小聪明的厂商、老总们——从理论上讲那令人汗毛直竖的广告词,是要他们或他们的全权代表敲定的呀!笑什么?吹牛,没边没沿地吹牛。艺术,是源于生活又凝炼生活的一种形象创造。观众之所以热烈地认可马季的创造,恰恰说明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想把市场、商场变成“牛”场,什么“部优”、“国优”,什么“中国之最”,什么“国际大奖”……吹牛对市场对消费者危害且不去说,这种“吹”法,显明地暴露了某些厂家、商家的头头们,尚未进入具有商业特色的文化之门,商德、信誉、形象,统统被“吹”跑了,剩下来的是光秃秃的唯利是图的文化粗人一个。

高智商的“傻瓜”,是我亲历其中的一段故事:几年前,几位在全国有些名气的教授和学界新秀,在某特区一商业街上受骗。某日会议闲暇,几位一大早呼朋唤友,兴冲冲直奔而去。面对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商品,头发热,心着急,透过几番近视镜、老花镜的审视,一个个满意而归。到了宾馆一交流,哎呀!多数喟叹上当:价格,不会杀羞于杀;质量,不认品牌,不辨质地……这些人不可谓没文化,可却是商品粗人一个!

以上两种人,粗略地说是卖家与买家,二者共同特点之一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蒙昧,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尚不适应。换句话说就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不仅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也不可能培育出现代社会中成熟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由对产品的放心(国营商店言无二价、无人掺假)到粗心,从而在客观上怂恿了某些厂家、店家的坏良心。呵,面对市场、商场,人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它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观念形态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商业文化,对于上述两种人,扩而广之对于全社会成员都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学,它会使大众成熟起来,文明起来,这正是中国商业文化深厚之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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